我开始知道范曾先生的大名，还是在上大学以前。
大概是在1981年秋天，一位朋友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范曾先生的演讲，非常激动地复述给我。我虽然未能听到，但也以此作为谈资向人们宣传范曾先生。从这位朋友的谈论中，我感到范曾先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如他在演讲中提到为了练好行书，坚持一天临写一遍《兰亭序》；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说错了一个字而大为悔恨，特意将容易念错的字抄出贴在墙上背诵；以及“经过奋斗而失败的也同样是英雄”的观点，令我非常钦佩。
幼年时学画，父亲为我买过一本《人物画参考资料》，当时只是临摹，并不注意作者，后来才发现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就是范曾。随后，又在劝业场二楼的旧书店买到了范曾先生的《鲁迅小说插图选》。这本书，显示了范曾先生白描的功力。很长一段时间，范曾先生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1984年的秋天，我见到了范曾先生。
那是1984年10月17日的上午，在南开大学建校65周年的庆典上，范曾先生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调到南开大学创办东方艺术系。他原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在大学三年级时，经郑天挺先生介绍转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后又转入中国画系。所以，南开大学也可以算是范曾先生的母校。在校庆典礼上，范曾先生向母校敬献了两幅铜版画，一为惊涛拍岸，一为万壑松风。这两幅画曾长时间悬挂在图书馆一楼的大厅。
校庆那天，范曾先生讲话不多，但风度翩翩，气宇轩昂，完全不像48岁的中年人。
范曾先生回到南开大学之后，很快就成了重要人物，南开大学的许多大型活动，都有范曾先生参加。
他虽然名义上回到了南开大学，但大多还是在北京或外地活动，在南开园很少能看到他的身影。我只在一个黄昏，看到他和夫人在大中路上散步。
1985年，《啄木鸟》杂志在第一期上发表了徐刚的《范曾传》，我买来一口气读完，激动不已。这篇用诗一般的语言写成的文字，我一连读了好几遍，并且还向许多同学推荐这篇文章。通过读这篇文章，我对范曾先生的人品画品更加钦佩。
1985年秋天，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纪念曹禺先生诞辰75周年、从事艺术活动60周年的活动中，我同范曾先生有了近距离的接触。那天晚上，在由来新夏教授主持，于是之、刘厚生、范曾、夏淳、孔祥玉等文艺界名流参加的告别晚会上，我代表南开大学全体同学当场给曹禺先生献字。当我开始书写时，曹禺先生首先站了起来，其他先生也随后站了起来。我为曹禺先生写的字是“琴心剑胆”。因为紧张，手有些发颤，勉强过了关。曹禺先生接过字幅，握着我的手，连说“谢谢，谢谢”。散会的时候，我和范曾先生打了一个照面。他和我握握手，说：“不错，不错。”说完就急匆匆地离开了会场。
1985年12月9日，南开大学举办“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活动，我在学生会书写标语。大约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范曾先生在众人的簇拥下走了进来，他那天大概是患重感冒，穿着很厚重的大衣，戴着口罩，满脸倦容。他来到桌前，拿起我的长锋羊毫，试了试，说：“这笔太软了。”又拿起我那只提斗笔，蘸满墨汁，在一整张宣纸上写了“国家富强，匹夫有责”八个大字。这个场面，校方还录了像，当晚在天津电视台播出。在许多人眼里，范曾先生不仅是画家，而且还是新闻人物，格外引人关注。
1986年11月，为了扩大东方艺术系的影响，范曾先生主持了“东方艺术系列讲座”，请海内外名家来南大讲演。请来的人有徐刚、叶嘉莹、李德伦、刘再复、盛中国、王学仲、陈爱莲、王景愚等。范曾先生作了第一场讲演，题为“祖国·艺术·人生”。那天下午，南大小礼堂里爆满，连地上都坐满了人。恰巧那天下午我们上计算机课，许多同学都为了听范曾先生的讲演没去上课，我也包括在内。据上课的同学说，那天出勤者不足20人（应到160人），老师很生气，开始点名。在期末考试时，去听讲演的所有同学都受到了惩罚，那就是老师只给了个及格分。
范曾先生极富演讲才能，他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博得了阵阵掌声。虽是冬天，但小礼堂里气氛十分热烈，加上人多，室内暖融融的，范曾先生也脱掉了外套，只穿一件衬衣进行演讲。令人懊恼的是，中间停了四次电，使他不得不反复中断演讲到后台休息。待到演讲完毕，范曾先生已是大汗淋漓了。最后，他当众挥毫，画了一幅《神童牧牛图》，赠给了南开大学学生会。
我喜爱书画，当时是南开大学书法社的负责人，本来能够有较多的机会接近范曾先生，但我生性不愿串门，终于没有主动登门向范曾先生求教。大约是在1986年新年前夕，他为学生会画了一幅画，我和林剑同学奉命去范曾先生家取画，走上四楼，便看到了他夫人写的启事，大意是来人须提前用电话联系，下午三点钟之前请勿打扰，等等。我们犹豫了一下，就下楼回去了。因此，也失去了向他当面请教的机会。
1987年之后，范曾先生主要为东方艺术大楼的事奔波，忙于办画展，卖画，后来又开始为“假画”打官司。直到我毕业，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范曾先生。
1995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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