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勇气与政治这本书谈论的是最令人钦佩的人类美德——勇气。海明威将勇气定义为“重压之下的从容”。书中讲述了八位美国参议员的故事，他们各自所承受的重压及其展现出来的从容。他们面临着事业的风险，路线不受欢迎，人格受污蔑，有时他们的名誉和原则可以终于反败为胜——可惜这种情形实在不多。
勇气在过去曾经在公共生活中盛行，但是如今的美国已经将它忘却，不再强调或者敬佩民选领导人身上的这一特质。我们也许记得约翰·昆西·亚当斯通过亨利·克莱的政治计谋登上总统宝座，但早已忘记年轻时的约翰·昆西·亚当斯为了站在国家这一边，而放弃了前途似锦的参议员生涯。我们也许记得丹尼尔·韦伯斯特在政治生涯中对国家银行的庇护，但却忘记了在其退出政坛之前为了国家利益而做出的牺牲。我们不记得，或许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若干年以前，有位大报专栏作家告诉他的数百万读者，“人们一点也不在乎参议员或众议员说了些什么。不在乎的原因，是他们知道你在议会中听到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废话、蠢话和煽动的话，根本不可听信……”
再早，还有某位内阁成员曾经在日记中写道：
虽然我不愿意认为参议院已经整体堕落，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参议员并无诚信可言。他们中的大多数心智赢弱，完全不适合担任参议员。有些是粗俗的煽动者……有些是通过卖官鬻爵当上参议员的富人……还有些参议员则是眼光狭隘、领悟力有限的党同伐异分子。
而在这之前，一位参议员亲口告诫同僚：“因为我们毫无理由的拖延，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已经丧失殆尽。”
整个参议院都明白，今天的许多美国人普遍持这种看法。我们经常听说，参议员必定是政客，而政客必定只关心投票，他们不具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或刚勇气魄。母亲们也许仍然向往着她们最喜爱的儿子长大以后成为总统，但是根据几年前著名的盖洛普调查，她们并不希望爱子为了这一目标而从政。
如潮的非议与贬低是否意味着参议员在堕落？当然不是。以上面所举的三位政治家为例，一位身处20世纪，一位是19世纪，另一位是18世纪的（当时的参议院正在讨论定都何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参议员不再拥有勇气这一美德？
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细心观察后，沃尔特·李普曼在他的新书中对政客和选民做出了如下的严厉评语：
几乎无例外，成功的民主党政客都是缺乏安全感的懦弱之辈。他们通常靠息事宁人、绥靖、贿赂、煽动、哄骗从事政治，或者就是在选民中操纵各种苛求的和威胁性的元素。他们的终极考量并不在于提案的好坏，而在于提案受不受欢迎——不在于它是否能带来长远好处，而在于活跃的选民是否会立即喜欢它。
厕身于“成功的民主党政客”近十年的笔者不敢确定无疑地说，这些人都是“缺乏安全感的懦弱之辈”。我坚信，公共事业的复杂性以及对公众注意力的争夺，已经将充满政治勇气的无数大大小小事迹消弭于无形，但实际上这些英勇事迹在参议院中每天都会发生。我坚信，相比于参议员的今不如昔，其实公众在对政治艺术、对妥协与平衡的必要性、对作为立法机构的参议院等的理解上可谓更加今不如昔。最后我坚信，我们批评那些唯大众之好恶是从者，但同时也在批评那些不为流俗所动者——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理解参议员对他的选民的责任，或者没有充分认识直面政治良心的那份困难，用韦伯斯特的话说，犹如“乘着一叶小舟独自离岸”，进入那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如果美国人民更加充分理解那些大得令人窒息的压力——正是这些压力将政治勇气化解，使参议员放弃他的良心——也许就不会对那些选择了一条比较容易走的路的从政者那么求全责备，并给坚定走在勇气之途上的从政者多一些喝彩。
我要提到的第一种压力，是几乎不怎么被公众发觉的压力。美国人希望被他人喜欢，参议员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在本性上是社会动物，而且也必须是社会动物。我们享受同志情谊，以及来自朋友和同事的赞许。我们喜欢得到赞扬，不喜欢被诋毁，喜欢受欢迎，不愿受人冷落。由于出于良心而不走寻常路经常会形影孤单，所以我们迫切希望与参议员和党内同仁们处好关系，遵守规则，而尽量不标新立异，以避免让其他成员尴尬甚至激怒他们。而且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参议院内的影响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自己和选民的目标，其实有赖于其他参议员对我们的尊重程度。当我进入国会时，曾被告知：“相处融洽之道，在于结伴而行。”P1－4
诸君现在捧在手中的，是约翰·肯尼迪的普利策图书获奖作品，肯尼迪也用生命实践了本书中所激赏的人类美德——勇气。约翰·肯尼迪是普利策奖1917年创办以来得此殊荣的唯一一位美国总统，尽管本书并非写于他政务繁忙而短暂的三年总统任上。酝酿此书主题时，肯尼迪进入联邦参议院不久，之前仅在地方上担任过六年州议员（马萨诸塞州），资历甚浅，但志向远大。在1956年1月1日，《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原书名为Profilesincourage）一书横空出世，第二年便得到了普利策传记奖，也使肯尼迪从初出茅庐的新晋参议员一跃而为全国瞩目的政坛新星，四年后肯尼迪一举击败尼克松，成功当选为第三十五届美国总统，这本家喻户晓的书实在功不可没。
说起来《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应该算是约翰·肯尼迪的第二部畅销书。30年代末，约翰·肯尼迪就读于哈佛大学时，由于父亲约瑟夫·肯尼迪正担任驻英大使，他便利用这个机会两度游历欧洲，并查阅大量材料写成毕业论文《英国为什么沉睡》，此书出版后，在英美都得到好评，销量巨大。
1954－1955年，约翰·肯尼迪因脊椎手术，卸下参议院的工作，疗养了大半年，于是在新婚妻子杰奎琳的照顾下专心完成《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因此可以说这本书和他当初挑灯夜战写的《英国为什么沉睡》一样，都是机缘际会的产物，但与此同时《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更是约翰－肯尼迪真性情乃至整个世界观的流露。
对肯尼迪家族略有了解者都知道，约瑟夫·肯尼迪育有九个孩子，四男五女，约翰·肯尼迪比哥哥小约瑟夫·肯尼迪小两岁，排行第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小约瑟夫·肯尼迪都是肩负起整个家族荣耀的不二人选，可惜在二战中驾驶的战斗机爆炸而英年早逝，于是父亲老约瑟夫将从政希望寄托在二儿子约翰·肯尼迪身上。约翰·肯尼迪从小体弱多病，3岁得过猩红热，青少年期间又得了一种无法确诊的疾病，后来才知道是阿狄森氏病，当时医生甚至断言他活不过40岁。他只能终生服用激素药物，以抵御疾病带来的内分泌紊乱、免疫力降低。小时候，他曾遭兄弟姐妹们调侃说，连蚊子都不愿叮他，因为怕他的血有毒。（由于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影响到政治前途，所以一直以来，约翰·肯尼迪都在严格保密着自己的医疗史）。但根据弟弟罗伯特·肯尼迪（1968年竞选总统时被刺杀）的回忆，哥哥约翰·肯尼迪实在是个大勇之人，在他与疾病斗争的一生中，他从未抱怨过一句，也从未因此而放低对自己的要求。二战爆发后，他自告奋勇参军，明知自己的体检报告绝对通不过，是让父亲走关系才如愿以偿当上了海军。1943年约翰·肯尼迪任指挥官的鱼雷舰胛一109艇被一艘日本驱逐舰撞成两截后沉没，他在营救船员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决心使自己成为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人物，并先后获颁二战紫心勋章、亚太战役奖章以及海军勋章等诸多奖章。
1950年左右，可的松的发现给阿狄森氏病带来转机，为约翰·肯尼迪减轻不少健康方面的忧虑。1952年成功当选参议员后，肯尼迪决心好好治疗一下背部旧疾。因为担心阿狄森氏病会引起手术后休克、感染等病变，风险较大，医生劝他慎重考虑，但肯尼迪主意已定，对妻子杰奎琳说：“我宁肯死，也不愿后半辈子拄拐杖。”结果遭遇严重的术后感染，差一点把命丢掉，一度请来神父做临终弥撒。
这样一位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勇气之士，对历史上其他勇者，尤其是波士顿老乡又同为联邦参议员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投以极大的共情与兴趣也就毫不奇怪了。约翰·肯尼迪在本书白序中提到，“第一次读约翰·昆西·亚当斯及其与联邦党的斗争故事，是在我进入参议院的很久以前。从那时起，选民压力下的政治勇气问题以及过去政治家的勇气故事就开始令我感兴趣不已。”肯尼迪头脑中有了这个构想之后，便问助手西奥多·索伦森，是否可以再搜集一些资料，扩充成一篇文章。岂料当遍访美国史学者，在国会图书馆遍寻相关材料之后，肯尼迪喜悦地发现，一本描画美国历史上最有勇气参议员群像的书的雏形已成。而且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在首尾两章中，虽是参议院新人的肯尼迪，却已经站在一流政治思想家的高度，思考了民主、政治勇气以及美国的参议院制度等诸多紧要问题。
书中根据年代先后分别讲述参议院的特质、演变及其所代表的的理想，以及八位参议员在各个历史紧要关头所做出的不为流俗所动的勇气故事，分别是建国初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南北战争爆发前的丹尼尔·韦伯斯特、托马斯·本顿和山姆·休斯顿，内战结束后的埃德蒙德·鲁斯和卢修斯·拉马尔，以及20世纪初的乔治·诺里斯和罗伯特·塔夫脱。他们中有像肯尼迪自己一样是初来乍到的新参议员，如小亚当斯和鲁斯；也有参议院的中流砥柱甚至领袖级人物，如韦伯斯特、本顿、休斯顿和塔夫脱；有的出生于簪缨世家，如小亚当斯和塔夫脱二人都是总统之子，有的从小饱尝贫困之苦，如诺里斯；有的来自东北部最发达地区的马萨诸塞州（小亚当斯和韦伯斯特），有的则来自经济最落后的南方内陆州密苏里和密西西比（本顿和拉马尔）。而且这八个人分属不同党派，没有哪个党独擅其美；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为了坚持自己内心认定为国为民的正确之事，心生一股磅礴的政治勇气，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饱受所属党派和地方选民的压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政治前途。
阐发何为真正的民主，是约翰·肯尼迪在《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中一大着力之处，他希望这本书能犹如木铎金声，启迪每一位20世纪的美国人。而此中深意，对于尚在临渊羡鱼阶段的中国人而言，更值得仔细咀嚼回味。肯尼迪在结尾引用了他的父执丘吉尔的一句话，“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不时被拿出来试试看的所有其他政府形式之外”，并且补充说，“若没有乔治·诺里斯这样的人物可以夸耀，在民治海洋中若没有个人良心作为纪念碑，民主是不配称之为民主的。”其言下之意是，民主只是其他政治形式中较好的一种，要避免大多数人统治沦落为乌合之众，只有相信代议制一途。肯尼迪在这里呼吁人民与代表之间的互相信任：人民要相信自己选出来的那些才干之士不只是所谓民意的传声筒，而是有自己的判断力，并根据自己良知行事的大勇之人。代表们也应相信“人民不会谴责那些因为遵从道义而走上无人应和道路的人们，而是会奖励勇气，尊敬荣誉，并最终自能明辨那些正确之事。”《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中的八位主人公，无论是暂时放下废奴主张，为了联邦不至分裂而支持克莱妥协方案的丹尼尔·韦伯斯特，还是老而弥坚以一己之力反对德克萨斯州脱离联邦的山姆·休斯顿，或者是不顾自己的共和党员身份和宗教信仰为信天主教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尔·史密斯摇旗呐喊的乔治·诺里斯，他们命运迥异，但是是殊途同归，世人终会理解他们的一片真诚，公道最后都会来，只是早晚的问题。——这部《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就是对他们的最好致敬。1957年，《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获得普利策传记文学奖的同时，大受鼓舞的美国参议院也评选出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五位参议员”，分别为约翰·卡尔霍恩、亨利·克莱、丹尼尔·韦伯斯特、拉福莱特和罗伯特·塔夫脱。除了拉福莱特之外，其余四位都在本书中占据相当重的分量，特别是韦伯斯特和塔夫脱都辟有专章描述，卡尔霍恩和亨利·克莱的勇气故事则与韦伯斯特的生平交织在一起，并且贯穿在全书的写作中，是肯尼迪时时援引的对象。
肯尼迪曾把自己形容为“不存幻想的理想主义者”（anidealistwithoutillusions），该形容颇符合他在《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中分析“政治勇气从何而来”这一中心问题时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肯尼迪在政治中摸爬滚打多年，已经不再是天真的梦想家，他对人性洞若观火，所以不认为书中的这些主人公都是浑然忘却自己、奉献于崇高大义的浩然之士，虽然如果这么归纳，书中描写的勇气之举将会更熠熠闪光，也与传统的英雄崇拜更合拍。
肯尼迪回答说，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自爱”，也即本着对自己的爱惜，将公义以个人荣誉感的方式体现出来。他说：“……他们并不是因为‘爱人民胜于爱己’。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爱惜自己；因为保持对自己的尊敬远比受到他人拥戴重要；因为他赢得或保持政治与勇气名声的愿望远远强烈于维持官位的愿望；因为他的良心，他的个人道德标准，他的正义感——无论你称呼它什么都好——远比公众反对的压力强烈；因为他有一个信念：他所选择的道路是最好的，这一信念最终战胜了对遭公众唾弃的恐惧。”政客明哲保身，看似是出于自爱，但在肯尼迪看来，这类人对自己的爱其实很有限，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够自爱，对自己期许不够，才无法有足够的勇气走上一条良心之途。
肯尼迪的这番话是不是听起来颇有极重荣誉的旧时代贵族遗风，和我们现今将个人荣誉感毫无想象力地化约为利禄二字的市侩主义大异其趣呢？美国虽是一个平民国家，尽管约翰·肯尼迪的曾祖父不过是在18世纪中期大饥荒时逃难到美国不名一文的爱尔兰难民，但咬着金钥匙出生的富家子约翰·肯尼迪血液里仍然流淌着欧洲文化中的典型荣誉观。这种荣誉观的关键词即勇气，它贯穿在肯尼迪的一生中——在他拖着病躯加人海军时，在他继承兄长遗志踏入政坛时，在他1961年1月20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美国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全世界的人类同胞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我们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时至今日，美国人仍然用卡米洛特（Camelot，英国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所在地）一词来代称肯尼迪时代（比如著名畅销书作家比尔·奥雷利［BillO’Reiny］2012年底以刺杀肯尼迪为题的新书，就用了‘rheEndofCamelot作为副标题）。这一方面是因为肯尼迪特别喜欢首演于1960年的同名音乐剧，另一方面也因为卡米洛特象征了肯尼迪的年轻、优雅、理想，还有那从骨子里散发出的不服输的勇气。
有人诟病约翰·肯尼迪之所以能在43岁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当选总统，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大众过于迷信肯尼迪所精心营造的政治偶像形象，而且他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身为全美国最有钱有势者之一，以其雄厚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在竞选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有人看不惯他在风月之事上的不加检点。约翰·肯尼迪在《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一书中，并没有采取这种吹毛求疵的“高大全”人物品评法。他对于勇敢者颇有同情与宽容之心，“有一些人也许在整个政治生涯中都保持纯洁、慷慨、仁慈与高贵的精神，堪称美国英雄的典范；但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诺里斯，得理不饶人；亚当斯，傲慢自负；韦伯斯特，见钱眼开；本顿，则可谓横行霸道——组成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政治英雄的，正是这些材料。”尤其在丹尼尔·韦伯斯特一章中，肯尼迪对韦伯斯特有一段这样人木三分的描写：“他确曾为了自己的灵魂与魔鬼多次交战，但战败过数次。他的一位亲密朋友这样写道，韦伯斯特‘是坚强与软弱、凡俗与神圣的结合体”’，不知道肯尼迪行笔至此时，有没有感受到一种跨越时空的惺惺相惜感？
肯尼迪只是一介凡人，只是一副饱受病痛折磨、短短一生如流星划过天际的凡胎俗骨。在肯尼迪身后，对他的争议从来没有平息过。大多数人的眼中，他是身披“卡米洛特神话”并且开启肯尼迪家族政治神话的一位“圣约翰”。作为第一位出生于20世纪的美国总统，他给世人带来“火炬已经传给新一代美国人”的应许，就像吹响了时代的号角，是那样地鼓舞人心。就像有学者指出的，所有在位时去世的总统都会受到极大哀悼，但只有亚伯拉罕·林肯的去世才与肯尼迪一样，引发人们对他所允诺事业的强烈未完成感。单只在政治领域，同为民主党的克林顿和奥巴马都将肯尼迪视为偶像，克林顿曾出示他中学时代得到肯尼迪在白宫亲切接见并握手的影片，以示薪火相传。1955年，病榻上的肯尼迪在助手的帮助下准备《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那一年两个男孩出生在美国西海岸，一个叫比尔·盖茨，一个叫乔布斯，后来分别开创了微软和苹果这两个商业神话。从肯尼迪到比尔·盖茨、乔布斯，世人总是喜欢津津乐道这些人世问的神话。
而致力于祛魅肯尼迪的另一方以BB～：2010年推出的纪录片《约翰·肯尼迪：现代政治的营造》为代表。本片将约翰·肯尼迪视为现代作秀政治的始作俑者，声称如今欧美政坛以市场营销的方式“兜售”政客的现象正是从1960年的美国大选开始的。片尾有一段指桑骂槐激愤之辞堪称修辞上的登峰造极：“如果你用诗歌般的语言去竞选，用美文般的手腕去统治，你可能会在人们的咒骂声中被牢记。”对于《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一书，华盛顿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甚至在华莱士的电视节目里说是由26岁的西奥多·索伦森代笔。最后闹成轩然大波，由美国广播公司台长亲自在镜头前道歉了事。
无论如何，普利策得奖作品《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已经成为约翰·肯尼迪四十六载生命岁月所留下的符号之一，跻身殿堂，成为20世纪美国非虚构文学中的一部经典之作。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大力推荐它。而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勇往直前：重拾美国梦》一书中，讲到自己担任参议员期间，每每遇到投票，脑中经常浮现出肯尼迪在《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第一章中的生动形容：“很少人会像参议员面对一场重要投票那样，直面类似令人敬畏的最终决定。他也许希望有再多一点时间来做决定，也许相信两方有更多一些的情况去了解，也许感觉某一小小修改可以去除所有困难，但是当投票开始，他便无处可躲，他不能蒙混过关，不能拖延——他感觉自己的选民们像爱伦·坡《乌鸦》这首诗中的大乌鸦一样，栖坐在自己的参议员桌上，在他投出押上了政治前程的一票的时候，嘎嘎叫着‘永不复还’。”
与《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有关系的还有一个奖，那便是肯尼迪家族1989年设立的“约翰·肯尼迪勇敢者奖”。该奖目前由肯尼迪总统的女儿卡洛琳·肯尼迪主持，每年5月29日约翰·肯尼迪生日当天颁发，以奖掖那些在为社区、州县或国家公共服务中的勇气之士。
2009年，“大勇奖”颁给77岁的爱德华·肯尼迪（约翰·肯尼迪最小的弟弟），褒赏他近半个世纪的参议员生涯。当时的爱德华·肯尼迪已罹患脑癌，三个月后他的溘然长逝，为肯尼迪家族的传奇画上了休止符。但本书中所阐扬的政治勇气与道德勇气，永远在有心者胸中激荡：
勇气，不需要天赋异禀，没有神奇的公式，也无需特殊的时空环境组合。这是我们迟早会面对的一个机会。……过去的勇气故事可以定义何为勇气，它们可以教我们，可以带来希望与启迪。但它们无法提供勇气本身。每个人必须从自身的灵魂深处，才能找到勇气。
另外，香港今日出版社1961年曾推出过本书的第一个中译本：《当仁不让》，译者为汪扬思，感谢GYc为我在网上购买到这本半个世纪前的译本。这一个全新译本是在参考汪扬思译本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此特别感谢前人的宝贵工作。
《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写于1955年，约翰·F·肯尼迪当时是马萨诸塞州一位年轻有为的参议员。肯尼迪希望这本书能犹如木铎金声，启迪每一位美国人。《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中讲述了美国参议员制度的特质及其所代表的理想，以及八位美国政治家在各个历史紧要关头所做出的不为流俗所动的决定。《当仁不让者》第二年一推出，即刻成为必读的经典之作，并获得1957年的普利策奖。约翰·F。肯尼迪则用他的生命实践了《当仁不让者》中所激赏的那些最高贵的人类美德。1989年，为了让《当仁不让者》的精神长留世间，已故的肯尼迪总统之弟爱德华·肯尼迪设立了当仁不让者奖，于每年肯尼迪总统诞辰日颁发。
勇气，是约翰·F.肯尼迪用生命来实践的最高品格。38岁的年轻参议员肯尼迪在脊椎手术的生死边缘，以历史紧要关头不惧牺牲自己政治生涯的八位参议员的故事，告诉世人，是什么塑造了美国的民主政治。《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对于中国的未来，无疑是最及时的木铎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