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解释中国古代建筑的奇书,书中收集了大量图片,文图对照解释,互为补充。
目前,对中国建筑史、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形态。中国建筑和中国建筑史作为一门学术或学术史的研究一直处于一种无理论的状况,建筑或者建筑史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心得体会”和一些材料的简单罗列,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尤其如此。因此,本书试图寻求某种理论形态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探索一种把中国古代建筑和建筑史作为一种学术或学术史来研究的方法,以期建立和寻找一种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理论话语、理论框架和解释框架。
本书通过借用西方学术中比较成熟的理论形态对中国古代宫廷建筑进行了研究和解读,寻找了一种中国古代建筑的理论研究方式。本书借用了西方学术史中的现象学、语言学、符号学、解释学等理论形态,重新解读了部分中国古代城市、皇城和宫廷建筑,力求探讨和建立一种更为理论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方法。
引言/1
第1章 中国古代建筑话语体系/1
第2章 形式的结构与游戏规则/7
第3章 中国古代建筑的图像符号特征/16
第4章 中国古代建筑的语用学:意识与语言的权力/26
第5章 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修辞/35
第6章 中国古代建筑的稳定性结构/40
第7章 空间场所中身体存在的“踪迹”/47
第8章 建筑体验过程描述/52
第9章 中国古代建筑的“空间结构”/66
第10章 古代建筑与古代符号类比/72
第11章 拓扑心理学与建筑场所精神/77
第12章 中国古代建筑制度与符号学立方体/84
第13章 中国古代建筑的“场所精神”与地缘、方位释义/90
第14章 作为“场所”的古建筑/95
第15章 中国古代建筑构件(词汇)的意义/102
第16章 中国古代建筑的符号图式/109
第17章 建筑的代码/129
第18章 中国古代建筑的语言分析/145
结束语 人体作为空间分析的基本单位定义建筑编码活动/153
参考文献/155
附图/160
第7章 空间场所中身体存在的“踪迹”
作为西方建筑在东方的传播,日本建筑师丹下健三的“东京规划”,表现出了西方现代建筑的理性与逻辑,即城市被建筑师们按照功能进行分区。“方网络”与“方盒子”象征了“机器”与“容器”的观念,形成了所旧无个性、无地域性与民族性的“国际式”建筑。后现代建筑师正是对此不满,他们进行了后现代的“视觉”革新。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的原因,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在日本取得了很人成功,日本建筑由此而走向了世界。
我们看到,简化实用的“极少主义”是现代主义建筑的基本特征,它表现在建筑形式上主要是直线、无装饰。现代主义祖师爷之一,德国人阿道夫·路斯说装饰是罪恶,意在批判资产阶级奢侈豪华的生活。现代主义要求实用的、无极强装饰性功能的“容器”般的建筑。所以有人称西方现代意义是启蒙主义以来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因为其建筑最崇高的目的是为大众而设计的、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建筑。建筑对他们不是地位、等级、财富的象征,而是有用的容器,是一种试图通过视觉形象去改造社会生活,表达了试图创造一种理性的、平等的、自由的“乌托邦”社会的思想。极简形式除去了“资产阶级的”装饰性符号。日本人从形式上学到了“简化”方法。对日本现代主义建筑影响最大的西方现代主义大师是著名的神话般的人物勒·柯布西耶,他的素钢筋混凝土“雕塑”和光影效果被日本人心领神会,加以模仿并发挥得淋漓尽致。不管是从他的日本直传弟子前川国男,还是后来的黑川纪章、丹下健三,再到今大的安藤忠雄或矶崎新,都对勒·柯布西耶的光影雕塑般的素混凝土构造进行了精心仿研。在安藤忠雄的日本兵库县立儿童馆这个作品上我们可看到勒·柯布西耶的土伦修道院、马赛公寓、莎伏伊别墅,昌迪加建筑等作品的灵魂。
简洁的几何形式,阻断了人的“意识的”联想通道和“记忆”的内容,但潜意识不自觉地选择着形式。单纯的色块已把“话语”减少到极限,但形式仍然遮不住人体的游动。即使安迪·沃霍试图把自己变成“机器”,身体却有意无意地暴露了他在画布上留下的痕迹。在“动线”中身体在证明着世界的存在,存在与“物”之间就有了一种关系——这就是建筑与绘画的空间。通过经验“触摸”世界,眼睛不只是一个晶体或视网膜,而是灵魂、情感、记忆。于是空间变成了“路径”,身体在介入,“世界有秩序地向我显现”。
身体向世界展开了无限的偶然性,因为在梦中,“我”是永生的而在现实中“我”则是有限的,“我”既是梦中欢乐的精灵,又是现实中焦虑的主体。身体是什么?萨特说身体是“我的偶然性的必然性所获得的偶然形式”,“身体表现了我对于世界的介入的个体化”。
正由于灵魂与记忆的加入,遍布我身体各部分的神经末梢才有意义,世界的“图像”才有意义。“图像”不过是“我们”记忆与灵魂的“路标”而己,世界被“我们”自己“拥有”。
那么,我们身体是如何“拥有”世界呢?也就是说,我们面对世界有怎样的意识?建筑史的“图像”回答了我们。在创造我们的家园时,我们就记录了我们幻想的感觉:身体对世界——刺激物的感受。时间是空间的,因为“过程”是空间的;而空间又表现为时间,因为身体在时间中移动。这个时间过程证明了空间的存在。
如萨特所说,人的身体一直梦想超越自身而占领空间(时间)或成为永恒客体,建筑正是人的这种梦想的产物。在人创造的这种“客体”上,我们总是看到人身体的影子,它不是纯粹的“客体”,它是一种“混合物”,它又反过来刺激我们,于是世界成了我身体,它从外界进入我们,又从我们这儿被“拟化”出去,于是空间成了主观的世界——感觉成为主客统一体,它是“被经历的”世界、记忆的世界。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当下的”人永远在“超越”。
一如既往,我超越我表现出来的东西而奔赴“我应该是”的可能性,例如奔赴正确回答实验者的可能性和使实验成功的可能性。也许,这种对比能够提供某些客观结论:例如,当我把我的手浸入热水后再浸入温水时,我能察觉到温水似乎显得较冷。但是人们“感觉的相对性法则”的这种夸大其词的看法与感觉没有任何关系。这里真正涉及的是对象对我表现出来的一种品质:把发烫的手伸进温水时,温水是冷的。不过,水的这种客观现象与同样客观的情况(温度计告诉我们的情况)相对比,向我揭示了一个矛盾。这个矛盾从我这方面指出了对客观性事实的自由选择。我把我还没有选择的客观性称为主观性。至于“感觉的相对性”这类理由,我称为格式塔的某些客观的综合的结构向我揭示了它们。缪勒·里耶错觉、感觉的相对性等,都是给予涉及这些完形结构的一些客观法则的名称。这些法则没有把一些显象告诉我们,但是这些法则涉及一些综合结构。我在这里只是涉足于“我”在世界中的涌现使得诸对象之问发生关系的范围。它们作为完形表现出来的就是如此。科学的客观性在于分别考察诸种结构——完全孤立的结构,把这些结构从总体之中孤立出来。从那时起,这些结构连同别的特性一起显现出来。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也没有脱离存在着的世界。人们同样会指出人们称为“感觉的阈限”或感官特性的东西归结为对这样的对象的纯粹规定。
我们曾经说过“幻想”是通过身体的经历而形成的“记忆”,记忆通过身体而变成了幻想的图像,从而形成所谓“显象”与“完形”。在萨特看来,在永恒的超越中,世界成了“我们的”,脚印变成了我们活动空间的印迹。关于身体对世界的感觉,萨特讨论的结论是感觉成为了身体主观的东西。在萨特的讨论中,他遇到了三种感觉的思想①人们应该从某种实在论来建立感觉。人们把我们对他人、对他人的感官和对施感工具的知觉看成是有效的。②但是在感觉的层次上,这整个实在论都消失了:感觉这纯粹被承受的变化,只向我们提供了有关我们本身的情报,它是“被经历的”。③然而,我正是把感觉当做我认识外部世界的基础。这基础不可能是一种与诸事物的实在联系的基础,它不能使我们去设想一种精神的意向性结构。我们不应该把与存在的直接联系称之为客观性,而应该把某些更多地表示久性和规则性,或紧密地与我们表象总体结合的感觉黏连称之为客观性。
萨特在这里讨论了身体对空间的感觉,我们认为这正是一种存在——场所感受,一种建筑——世界体验的描述。
人通过自我构成了艺术图像,建筑师通过几何语言,在时空序列中幻想。有的人直接在大地艺术中或行为艺术中设计出时空中的行为,或者用最容易使人联想到人体的衣服把人们引向身体的处境——实物与装置,行为与过程,无不证明着身体的存在状态。“身体”为了某种梦想和欲望而建构了某种制度系统——意识形态,于是“身体”变成了权力的暴君,变成了一种实体化了的城市轴线,制度变成了建筑实体。身体不再是个体的,而是一种“话语权力”,一种政治的“乌托邦”。现代主义一方面渴望着建筑为身体所用,一方面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使他们的建筑观不断地启发着新的道德和社会意识。当今天的建筑师们在阅读中一方面欣赏着现代主义的“话语”,一方面又感受到了冷漠的逻辑带来的无聊,于是他们又转向了记忆、乡土、历史,他们的态度变得暧昧不清。
宫廷建筑充分体现了建筑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同构关系。原始社会中巫术仪式、原始图腾字样与朦胧的社群意识是社会的,建筑是巫术仪式的物质形态化。但那时候已出现了中心、边缘、对称意识、圆形的聚居形态,以及“黄土的”物质——陶器。陶器是用黄泥作边界并在“壁”上绘上抽象图腾纹饰,由此可推知当时的居落建筑(黄泥和草棘作的)壁上也有图案,同样是圆形并有中轴。“空间”被限定并用于“居”的活动。这种“壁”上的彩绘发展成原来的官式建筑彩绘纹样。戏剧脸谱和服饰上的彩绘,其抽象于法都与它非常近似。中国人的空间意识明确分有内与外。内选以中轴为核心的“家”与“父”的形象,扩大为城与皇城中的皇帝形象;外是自然装饰。“家”与“国”同构,形成地理学意义上的“聚落”。
城市雕塑与建筑空间:空间转换成“图腾”的时间,时问仪式反证空间的存在。身体的“介入”,使城市空间变成了“符号”的空间。城市雕塑既是图腾时代的遗梦,又是城市空间的符号。
“城市同雕塑”不同于“架上雕塑”,是因为城市雕塑不是小尺度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室内作品。它是大尺度的,与建筑外部空间呼应,共同构成了一个城市空间或场所的“意义”。城雕尤其注重其建筑环境的谐调或对比,构成一种与建筑外,空问融为一体的城市空间。它“切”开了现代建筑巨大尺度的压抑感和动线的单调感及无个性的沉闷感,它让人可触摸、穿透、感受、休憩,使建筑空间更亲近于人体,从而使人牢牢地记住这个“场所”。
城市雕塑是一种古老的文化记忆,它使建筑空间有了纪念性和确切的主题。从古埃及、古希腊罗马以来,城市雕塑从象征性语言渐变为写实的语言。古代的城市雕塑主要以纪念君主丰功伟绩为主题,写实的青铜像是古代君主的英雄雕像,构成了与建筑合一的大历史时代感。其场所经常与君王名字一起留传下来,那是一个写实铸铜与大理石、花岗岩塑像构成的英雄神话的空间。而随着现代主义的兴起,城市雕塑也与其他艺术形式作品一样从写实转向了抽象。抽象城市雕塑与现代城市建筑更默契。享利·莫尔的“自然曲线”、“孔洞”与其背景上的建筑直线形成了“刚柔相济”的谐调。卡德尔的“火鸟”式抽象曲线钢架增加了大厦空间的意义,穿行于其中的人在其光影、投影与轮廓线的变化中证明了自己身体的移动与意向的能力,使人们忘却了大厦的巨大直线造成的心理紧张与压力,它稀释了建筑密度的郁闷,用丰富的、偶然的、多义的线条打破了现代建筑垂直与横向线条的单调。这就是城雕的意义,它使城市空问成为场所、舞台,使城市空问戏剧化、符号化、标志化。城雕不是雕塑家个人的产物,它应该是建筑师、规划师与雕塑家的合作。它不仅仅是“雕塑”,它需要进行环境设计和视觉分析。它有公共性,它与建筑环境统一。
在高楼的丛林中,城市公共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拥挤,现代建筑的直线和人造面砖使城市空间越来越冷漠,越来越缺少一种“人”的内容。于是,一种城市的外空间设计,作为城市的设计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作为城市中心的象征,以及后来的众多主体构成或符号式的构成,设计在城市空间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标志性地位。
“公共艺术”,即对大众及向公众开放的共享“空间”的形式。“公共艺术”将小广场或城市空间统一在一种与建筑形成“对话”的设计中。不管名称如何,这种外空间设计要求建筑师、规划师与艺术家进行有机的合作,共同创造出一种真正有格调的在风格、语言上统一的艺术。它既不同于纯粹建筑,又不同于纯粹架上艺术或室内艺术,它“设计”出城市空间中一种“魂”一样的空间“符号”,让城市人有了一个相对丰富的有趣的场所。那些曲线与相交折叠的线,使都市的巨大高层与单调的直线多少有了点变化与诗意。点缀的自然石块让人造世界有了一些诗意的城市小广场,几乎成了都市水泥森林中的公园,成了现代都市人疲惫、焦灼的心灵透气的窗口,它用清水、曲线、植物、卵石、拼花组合镶嵌成现代都市人的休闲之地。
在城市巨大的尺度中,人被压迫得渺小卑微了,大厦前的抽象雕塑使人忘却了大厦形成的压迫感。就空间意义上说,它使我们得以证实自己的存在。
为了缓和“身体”与大空间尺度的矛盾,使身体在“舞台”和“动线”中经常感到一种“可阅读的”或“证实”自我的意义,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话语消弱了,代之而起的是纯粹为存在的人的形式。
P47-51
目前,对中国建筑史、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形态。
中国建筑和中国建筑史作为一门学术或学术史的研究一直处于一种无理论的状况,建筑或者建筑史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心得体会”和一些材料的简单罗列,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尤其如此。因此,本书试图寻求某种理论形态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探索一种把中国古代建筑和建筑史作为一种学术或学术史来研究的方法,以期建立和寻找一种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理论话语、理论框架和解释框架。
本书通过借用西方学术中比较成熟的理论形态对中国古代宫廷建筑进行研究和解读,寻找一种中国古代建筑的理论研究方式。本书借用了西方学术史中的现象学、语言学、符号学、解释学等理论形态,重新解读了部分中国古代城市、皇城和宫廷建筑,力求探讨和建立一种更为理论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建筑思想和活动从来就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活动和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神秘而且复杂的意义系统和解读系统,这个多重解释重叠的意义系统是由政治体系和制度、仪式、宗教、迷信、占卜、天象学、星象学以及一些古老神秘的学问记录所构成,这些包括天、地、人的多层叠加构成了一个庞杂的语言符号系统。从形态学、类型学的角度研究,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建筑模式化、体制化的多重原型表象,譬如围棋与城市、书法与建筑木构形式、天象与城市的对应、城市平面空间与伦理道德对应、政治体系与宫廷建筑平面时空对应、汉字造型和构词法与木构系统对应、奇特的中国建筑系统和造型的语言表达对应、图腾崇拜与建筑造型系统对应等等。这些题目均互相联系又互相解释,从而形成了中国建筑的语言系统。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解释中国古代建筑的奇书,书中收集了大量图片,文图对照解释,互为补充。
作为意识形态和重要政治仪式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复杂意义之门才刚刚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