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历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国务卿等职。袁世凯死后，成为北洋皖系军阀首领。他大量援引军阀、政客及各种人才，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幕府,长期把持北洋政府。

在段祺瑞的幕府中，军阀、官僚、政客、干仆、豪奴、汉奸、买办无所不有，蔚为大观，集近代中国各种人物之大成。他们在中国近代政坛翻云覆雨长达二十多年，留下许多惊心动魄、发人深省的故事。

段祺瑞，一赳赳武夫，在民国政坛上居然屡仆屡起，自称“三造共和”！揭开幕府神秘而又沉重帷幕，我们看到一个“无为而治”的幕主和一群呼风唤雨的幕僚，或谋划于密室，或奔走于南北，策划着一台台惊心动魄的历史戏剧，演说着一个荒唐滑稽的故事……

序

一 段祺瑞生平事略

（一）“牛”是怎样变成“虎”的

（二）“三造共和”的真相

（三）“三造共和”者玩火自焚

（四）“三造共和”者东山再起

（五）“虎”落平川以后

二 段棋瑞幕府概述

（一）段祺瑞幕府的形成、发展和衰落

（二）段祺瑞幕府的性质和特色

（三）段祺瑞的为人之道及用人之术

（四）段祺瑞幕僚的主要活动及作用

三 “小扇子军师”徐树铮

（一）投笔从戎，段棋瑞一见如故

（二）机关算尽，辅佐段棋瑞“三造共和”

（三）乐极生悲，“功臣”成了通缉犯

（四）自取灭亡，廊坊车站断魂处

（五）千秋功罪，后人自有评说

四 “四大金刚”靳、段，傅、曲

（一）“四大金刚”入幕记

（二）“四大金刚”与“三造共和”

（三）“四大金刚”与“武力统一”

（四）“四大金刚”出幕记

五 两个“财神”曾与李

（一）“三造共和”时的大小“财神”

（二）直皖战争前后的大小“财神”

（三）段祺瑞东山再起后的大小“财神”

（四）段祺瑞成为寓公后的大小“财神”

六 国舅吴光新与“国舅派”

（一）吴光新进出段棋瑞幕府始末

（二）“国舅派”的形成及主要活动

（三）“国舅”与“国舅派”的评价

七 太子段宏业与“太子派”

（一）段宏业事略

（二）“太子派”的兴衰

（三）小议“太子”和“太子派”

八 卖国贼曹、陆、章

（一）臭气相投，卖国起家

（二）投靠皖系，放手卖国

（三）身败名裂，日暮途穷

九 段家政党“安福系”

（一）段老板发话：搞一个组织控制国会

（二）鸡鸣狗盗者，居然也能操纵中央政权

（三）树倒猢狲散，“安福系”从此一蹶不振

十 段家鹰犬“督军团”

（一）联袂进京，搅起政海干层浪

（二）拥段反冯，“对南用兵”逞威风

（三）直皖内讧，“武力统一”成泡影

（四）皖系战败，督军团殊途同归

主要参考书目

但是，段棋瑞却不愿做傀儡，尽管这时身边已无一兵一卒。在他看来，张作霖是胡子出身，冯玉祥曾是他的部下，吴佩孚曾是他的学生，自己完全可以继续呼风唤雨，做一个有职有权的执政。因此，他依然我行我素，并不把张、冯、吴等人放在眼里。

段祺瑞上台伊始，便公布了一个“巩固共和，导扬民智，内谋更新，外崇国信”的十六字施政方针。所谓“外崇国信”，就是对外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极力维护帝国主义各国，特别是日本在华权益；所谓“内谋更新”，就是对内标榜刷新政治，举贤任能，重建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所谓“导扬民智”，就是用封建思想麻痹人民群众的反抗意识，不要搅了统治者卖国残民的美梦；所谓“巩固共和”，就是维护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袁世凯式的“共和”千秋万代传下去。接着，段祺瑞便开始大力推行他的这一施政方针。

先看“内谋更新”。

1925年3月7日，段祺瑞在对他的学生吕公望的一次谈话中，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自己“内谋更新”的设想。他说：“你们青年人对国家的事应该负起责任来做。你看看国家是糟塌到如此地步了，我们应该好好再来搞一次。我想要重新组织一班，我想重新集一批贤能者，来群策群力去做的。”

话虽说的好听，但却言不副实。让我们先看段祺瑞政府的成员是否可称“贤能者”。执政府由9名成员组成，他们是：外交总长唐绍仪、内务总长龚心湛、财政总长李思浩、陆军总长吴光新、海军总长林建章、司法总长章士钊、教育总长王九龄、农商总长杨庶堪和交通总长叶恭绰。在上述9人中，吴、李、龚、章均为皖系政客和安福骨干，其余均为南北政客。显然，这是一个以皖系人物为亥心的政府。这些人，特别是皖系中人是否能够称为“贤能者”，皖系失败的事实已做了明确回答。

让我们再看段祺瑞任命的其它重要官吏是否可称“贤能者”。这里有一份名单可供参考：徐树铮仟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梁鸿志任执政府秘书长；王揖唐任安徽省长兼军务督办；曾毓隽为执政府总参议；姚震任法制院院长；朱深为京师警察总监；梁士诒为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王士珍任军事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曲同丰任航空署长……这个名单上列举的衮衮诸公，王士珍帮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帝制在前，其余人助段卖国残民于后，王揖唐、梁鸿志、朱深等人抗战后曾公开充当汉奸，这些人能称为“贤能者”吗?

而对于孙中山、冯玉祥等真正的“贤能者”，段祺瑞则极尽排斥打击之能事。他断然拒绝孙、冯的反帝爱国主张，并千方百计将孙排斥于政府之外，将冯挤出平津地区。1925年3月24日，他甚至借口天安门城楼上有刺客，拒不参加在中央公园为孙举行的追悼会。两相比较，段“内谋更新”的实质便昭然若揭了。

次看“导扬民智”。

1925年9月18日，段祺瑞写了篇题为《内感篇》的文章，刊登在《政府公报》上，大谈其“导扬民智”的理论。

该文开宗明义地提出这样一个中心论点：“道德仁义，为立身之本，机巧变诈，实戕性之贼。”接着，段棋瑞便对这个中心论点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发。首先，他认为人的贫富死生“皆由天定”，善恶恩怨则是“因果相循”，“轮回辘转”，故“朝闻道夕死可矣”!接着，他又大谈治国之道和孝悌之教，认为虽然“孝悌始于家庭”但并“无畛域之分”，“大凡治国之道，纲纪为先”，只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就可以做到“民免而无耻”。最后，他对一切“离经叛道”的新生事物进行了猛烈攻击，嘲笑学习西方科技将“转贻故颦之讥”，诬蔑马列主义、共产党和学潮是“假爱国之名以祸国，爱群之名以害群”。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导扬民智”的主张：“凡我同胞，深望檩怀刑之戒，策公共之乐，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克己功深，福利白远，干国成家，酬世作人，道尽于斯。”  这篇千古奇文，堪称集儒家纲常礼教、佛家因果轮回和军阀卖国残民理论之大成。它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段氏仇恨革命、敌视工农、维护封建思想和讨好帝国主义的内心世界，揭穿了他那封建卫道士和刽子手的真面目。如果以此理论来“导扬民智”，那才真是“假爱国家之名以祸国，爱群之名以害群”呢!

段祺瑞在担任临时执政的近两年内，多次摧残工农运动，不许人民爱国。这一卖国残民的行径，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再看“巩固共和”。

段棋瑞在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前夕，就曾多次大声疾呼“巩固共和”。10月29日，他致电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等人指出：“非有彻底改革之决心，焉得民国本来之面目。”11月4日，他更通电全国，呼吁“各界诸公痛抒谠见，共挽时艰。俾集群言，彻底改造国家”。看样子，段这次似乎真的要“彻底改革”，“俾集群言”，借以恢复“民国本来之面目”了。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当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时，段祺瑞却极力表示反对。11月10日，孙决定北上商讨国事。行前，他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反帝反封建主张，要求召集国民会议， “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 1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三次《对于时局之主张》，重申召开国民会议主张，并明确提出：国民会议的纲领应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保证人民集会、结社、出版、会议、罢工之无限的自由权”。从这时起到1925年3月止，在短短的四个月内，国民革命的观念深入人心，国民会议的呼声响彻云天、但是，这些“谠见”却被段蛮横地否决了。他以一言代群言，决定召开“善后会议”。21日，段在天津发出的就职通电中声称，此会将在他就职一月内召开。果然，12月24日，他便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并派许世英全权筹备去了。

那么，段祺瑞为什么执意要召开“善后会议”呢?1925年1月11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在通电中揭露：段的目的在于“欲扩张己派之势力”。22日，中共四大发表的宣言则进一步指出：“善后会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而借着帝国主义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因此，段的这一主张受到了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坚决抵制。

在此情况下，段祺瑞使出浑身解数进行诡辩，竭力将“善后会议”与“巩固共和”硬扯在一起，企图为它披上一件合法外衣。1924年12月24日，段在《善后会议条例》中指出，该会的宗旨是：“解决时局纠纷，筹议建设方案。”1925年2月19日，段在《善后会议演说词》中又指出：“环顾宇内，乱于兵，困于财。数言相商，了此巨案，想亦诸君子所乐闻也。”在段看来，善后会议既能解决国内战争问题，又能解决经济建设问题，从而达到彻底改造国家、“巩固共和”的目的，因此，何乐而不为呢?

1925年2月1日，段祺瑞不顾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召开了由他一手包办的“善后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尽是军阀买办、土豪劣绅和各类反动人物，唯独没有人民团体代表。会议开了近两个月，几经讨价还价，终于勉强通过了以下三个条例：即《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和《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这些条例的主要内容，就是设法消除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借以建立以段为首的北京政府，至于反帝反封建、制止内战、发展经济和还政于民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一个也未解决。由此可见，段所谓的“巩固共和”，实质上就是扩张皖系势力，联合各派军阀，建立一个以他为首的军阀政府。这种“共和”，仍然只能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式的假共和。

但是，段祺瑞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却遭到了主要幕僚的坚决反对和抵制。徐树铮对黎元洪入主总统府和梁启超、汤化龙人阁，就采取了极力反对和抵制的态度。对于梁、汤人阁一事，那些武将们更是群起反对。他们振振有词地说：“我辈冲锋陷阵始奏肤功，结果乃为几个文人造机会，恐也有愤愤不平者。”文臣们也不愿大权旁落，极力排斥异己。在选举国会议员时，王揖唐等人利用权力和金钱势力，使研究系等竞选对手一败涂地，这样一来，安福系虽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但皖系政权却失去了惟一的民主色彩。

1918年8月后，徐树铮、王揖唐和曾毓隽等利用安福国会操纵中央政权，呼风唤雨，不可一世。他们始而迫使实力派总统冯国璋举手投降，自动去职。继而选举没有实力的徐世昌担任总统，充当傀儡。随后，他们又进而操纵南北和谈，通过西北筹边使官制案并煽动主战派压迫主和派对南用兵，致使北洋政府直成皖系天下，而段祺瑞则俨然成为“太上总统”。

与此同时，在徐树铮、吴光新和靳云鹏等人的积极策划参预下，段祺瑞便肆无忌惮地推行其“武力统一”政策，企图一举实现南北统一。开始，段用督军团压迫冯国璋放弃“和平混一”政策，被迫同意通缉孙中山并对南用兵。接着，段又胁迫曹锟、吴佩孚进攻两广、云贵，消灭西南各省军阀和国民党势力。最后，当曹、吴与西南和奉系军阀结成反皖军事联盟时，段又迫使总统徐世昌下令罢免曹、吴本兼各职，并准备先以武力解决直系，然后再对南用兵，一统中国。

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段祺瑞及其幕僚的倒行逆施，不仅激化了他们与各派军阀的矛盾，而且也激化了他们与全国人民及各党各派的矛盾，结果弄巧成拙，白取灭亡。

1920年7月初，在奉系军阀和西南军阀的支持下，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起兵反皖。14日，段祺瑞接受徐树铮、段芝贵等人意见，下令讨伐曹、吴。于是，直皖战争爆发，双方交战不到10天，皖军便一败涂地，东西两路总指挥徐、段先后逃匿北京，西路军前敌总指挥曲同丰率部投降，东路军群龙无首各自溃逃。

当皖军屡战屡败时，曹汝霖、傅良佐等人曾摇尾乞怜徐世昌下令停战，然已为时过晚。至此，皖军全军覆没，段祺瑞通电下野，段氏幕府土崩瓦解。

3．连横合纵，拥戴段祺瑞东山再起

直皖战争后，段棋瑞及其幕府的情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段始被囚禁北京，后匿居天津。他老气横秋，深居简出，精神魄力远逊当年，已失去昔日虎威。而段氏幕府主要幕僚则多被通缉，藏匿不出，也失去了昔日威风。

然而，段棋瑞及其主要幕僚却不甘心失败。他们卧薪尝胆，时刻企图东山再起。

段祺瑞虎落平川后，中国政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北方奉直争霸，奉系战败退回关外。直系一分为二，津保两派明争暗斗。南方各省发生内讧，孙中山积极准备北伐。这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当其时，直系挟战胜之威一意孤行，吴佩孚急于“武力统一”，曹锟忙于贿选总统，这就激化了它与全国民众和各派各系的矛盾，给段氏东山再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岳麓书社编辑出版一套“近代名人幕府丛书”，它集学术性、知识性、通俗性于一体，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向他们表示祝贺。

幕府，是中国历史上存在已久的政治现象，根据学术界研究，大约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古时候，将帅出征，使用帐幕，人们常把将帅的府署称为幕府，其辅佐人员又被称为幕僚、幕友、幕宾等。历代公卿将相和重要的军政人物，在其为官期间，随时都要面对王朝统治者的指令，或必须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提出决策，这就不能不在身边罗致一批人才，以为智囊，出主意，拿办法，或帮办军事，或佐理政务。

从幕僚的出现，到幕僚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幕府的形成，幕僚的来源、称谓、任职、职掌等，在历朝都有不同的特点，其作用的发挥也有一定的差异。幕主网罗人才的方式，幕府的构成及运作等，都具有明显的封建性、宗派性及保守性，不少幕僚与幕主间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或业缘关系。幕主利用这种关系，牢牢地控制着幕僚，并使他们努力为自己服务。

晚清时期，幕府制度经过历代王朝的不断经验积累，已经更加成熟完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幕主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等，都是坐镇一方、呼风唤雨的军政大员。晚清时期，由于政治腐败，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大大膨胀，汉族官僚的幕府规模更加宏大。他们有权大量招贤纳士，其幕府人员大都职掌广泛，涉及国家内政和外交。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虽然建立了庞大的军队湘军和淮军，但是他们仍听从王朝调遣，死心塌地为朝廷服务。他们是地方性、宗派性的军事、政治集团，但是并未形成割据一方的军阀。然而，他们军队的出现为以后袁世凯军阀集团的出现，造成众多的因素，其中如拥有私军，就为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严重危害。

本丛书收录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幕府。这些幕府有着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如汪精卫在早年曾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曾为中国民主革命作出过贡献，但是他后来沦为汉奸。汪精卫幕府与孙中山幕府在性质和作用上就不能同日而语。幕府制度发展到民国时期，逐步向现代社会过渡，它的性质、作用、地位、职务、职掌、运作方式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历史上，幕府制度是时代的产物，它有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缺陷。我们研究幕府制度，也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摒弃人事制度上的狭隘观念和各种封建陈规陋习，为我们今天更好地完善社会主义的人事体制和人才观提供借鉴。

张宪文

2001年6月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