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现代读书人都是在图书馆的哺育下成长成才的。我不是图书馆学专业出身，对于图书馆学，我是一个门外汉。但是，作为一个现代的读书人，流连于各种图书馆中，是我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让我也常常开始思考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最核心最根本的功能等问题。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图书馆理应成为最有文化的地方。曾有人提出图书馆应是“文化湿地”，这个提法当然很新颖，很必要，但是未免过于消极了。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不应该满足于做一个文化湿地、文化绿洲。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这片湿地、绿洲迟早会消亡，而成为高楼林立的一部分或者是戈壁荒漠的一部分。那么图书馆要成为什么呢？要成为文化传播的阵地，要成为一个文化高原，要去滋养化育图书馆之外的荒漠，从而去丰富和完善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体系。
那么，如何衡量图书馆的文化层次的高低，这里就有一个标准(当然标准很多，这里指的是标准之一了)，那就是，看经典文学书籍的藏书量、流通借阅的频率、借阅的人群主体等。这里的文学是大文学的范畴，非狭义的纯文学的范畴；换句话说，这里所说的文学是art，而不是literature。如果经典文学书籍的馆藏量大、流通频率高、借阅人群覆盖面广，则说明这个图书馆的文化内涵深厚，文化功能发挥得充分。反之亦然。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其实就涉及了文学的功用和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的功能问题了。
对于文学功能的认识，历来有一个误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就中国而言，至少从孔子开始，就特别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即对社会的实际作用。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在某种意识上，我们的圣人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将文学与国家、民族、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直接对应起来，片面强调了文学的直接功利性。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文学的社会功能就被强调得更为明显和直接了：“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这种文学功利观，成为中国几千年社会的主流，支配着人们对文学的衡定标准，一以贯之。以至于，柳永因为他的创作无关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科举之路上就被判了“死刑”。殊不知，柳永的诗词，正是一个人情感的真实流露，正体现了文学的心灵功能呢。文学的功利观的强调，直接导致了历代统治者对文学的密切关注(赘语)甚至直接控制。也就上演了一个个无休止的“文字狱”，文人们轻则断送仕途，重则丢了脑袋。所以，几千年来，只有文人失意之后才会在文学中流露出心灵的一角，这种珍贵的“真”人、真性情，则往往又被压抑与掩盖。到了晚清，由于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文学的工具性和实际功能再次强化，被赋予了救国救亡的使命。如梁启超就强调文学与新民的作用。任公所谓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法不够精确，行文中也过于武断，没有认真的分析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到底与人心之间有怎样复杂微妙的关系。这种粗疏的提法容易产生流弊，事实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弊端，为文学的工具化功利化张目。
五四时期，现代化的极端焦虑也对文学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期待和强迫。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异军突起，文学的工具化被突出地强调，有文学家就明确宣称文学要成为普罗大众斗争的工具，文学就是阶级的传声筒。君不见，“匕首”“投枪”一度成为对某些文学作品最高的评价，最高的赞誉。抗战军兴，文学自然被要求成为抗战的武器。这种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功利传统延续滋长，发展到极端，就出现了“文革”期间的文学荒漠化。“样板戏”“一枝独秀”了，文学则完蛋了！
对文学的看法，中国如此，那么西方又如何呢？在西方，摹仿说与反映论一直在文艺观念中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从古希腊的“摹仿说”，就强调文学艺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摹仿，强调现实对文学发挥的主体性作用。后来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文学的能动“反映论”，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能动性反映。直到二十世纪的中国，被极端化和庸俗化的反映论甚嚣尘上，一度被奉为圭臬。这种直接将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对等起来的做法，占据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部分时间。
二者的根源是相同的。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社会观、功利观还是西方的摹仿说主流观念，都强调文学是现实的直接反映，强调文学对于社会的直接功用，这种观念必然导致将文学作为认识和改造现实的工具，使得文学承担起本来无法承担的重任，进而也导致对文学创作的控制，文学失去了自由。社会和人就彻底失去了文学。让文学归位，就成为必要。P1-4
检拾自己从学之余有关读书的断章零札若干，汇成一集，名之日《书窗内外》。
之所以取这个名儿，实在是主编及出版社的要求，书名首字均要有一“书”字。但是想来想去，有关“书”的书名，古今中外，简直太多了，差不多都用尽了。想个什么好呢？这时候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最后终于想到“书窗内外”，算是符合要求，勉强交差了事。这是起名的过程。
可是书名儿起过，又该轮到写后记了。依常例，确实该有一后记，交代此集的来由。但是，为自己的杂集写后记，感觉只有一个字，难。
按照丛书的体例，后记要写自己的所谓“读书心路”，加之集名为“书窗内外”，仿佛自己真的就是像模像样的读书人一般。这个书名有点“装”，容易让人多想，或想象出寒窗苦读的勤奋，或联想到负暄品茗的悠闲。可是，在我，远远不够那么勤奋，也没有那份悠闲雅致。自己学力又浅，经历甚少，谈自己读书生活。心里没底儿。当然，话说回来了，唯一与书名有点关系的是，自己整日的生活毕竟是和书打交道，所以，此集所收文章还真的都不离书。因为所收文章都是与书有关，那么后记还写读书那点事吗？写出来真怕也是味同嚼蜡、面目可憎了。
几次提笔，却实在不知道写啥好。若硬着头皮写，也挤不出什么来啊。这时候正赶上马年春节，于是暂且搁下写后记的任务，给自己放几天假，就有了徽州之行。黄山当然到处熙熙攘攘，风景没有看风景的人多，只好又往皖南的群山深处走，到宏村、卢村等几个村落看看。
泡在书房中间久了，发现自己的身上有了霉味，偶尔到…间、溪上，也散散身上的酸气儿。虽是冬天，山不茂却苍茫，水未涨却清冽，这时忽然意识到“书窗内外”之“外”，意味深长。书窗之内的经史子集、笔墨纸砚，绝不比书窗之外的山石田土、虫鱼鸟兽更高贵更重要，或许书窗之外更生动，更鲜活，更真切，更自然。要不，古人言格物致知，并没有说格书致知。
山前有村，村中有塘。坐在水边，我就想起来朱子那首极出名的诗：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因为这诗题日“活水亭观书有感”，故而后世的解读往往以为，源头活水是“书”。可是到了山水之间，我似乎隐约感到，这若不是朱夫子故意开了一个玩笑，起“观书有感”为诗题，逗一逗后人开心，就是后人的一种误读。我觉得朱熹这里的“源头活水”，本意绝不在“书”，或绝不仅仅在“书”，而在那“天”“云”。然而，又想，只是那纯自然的“天”“云”么？似乎也不是。朱子没有只讲“天”和“云”，而是讲徘徊在一鉴“方塘”中的“天光”与“云影”。“方塘”怎么形成的，为人所开凿，然而“方塘”是实实在在的池塘吗？似乎是，又不是。看来，这源头活水，不是纯天然的天、云，不是纯人工的池塘，而是那人心与万物的交融、互映。
因在皖南山中走了不少处，方才体会到一个道理。当你真正处在一个渺无人烟的大山里，那山那水是空洞可怖的，当你处在沸反盈天的闹市中，你又会觉得茫然失落的。最亲近可人的，还是青翠苍茫的群山中，点染着一两处黛瓦青砖，你可说群山是背景，你也可说炊烟是点缀。满目苍翠，却非只有大山；不见人迹，却闻足音。这种图画，才称得上是和谐。所谓“白云生处有人家”，道理一也。
没有人，只有山，那是“野”；只有人，没有山，那是“俗”；山与人相谐，才是“文”。有了文，才有书，这是自然的逻辑，正常的逻辑。可是后来很多人，特别是一些读书人，常常把逻辑弄反，总以为书是前提。本末若倒置，那读书也只能变成缘木求鱼的蠢行了。
这样一想，徽州之行，还真有些意义。至少发现自己起的这个书名，还有那么点切合。窗之外有天地，窗之内有书籍，而之所以有书籍、有天地，关键在于有人、有我。于是，我望着依山傍水的宏村，构思起了本集所谓的后记：
这本来只是个杂集，每篇文章都是独立的问题，互相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联系。但是为了体例缘故，不能不有所归理。总的来说，本集谈书论艺，涉及鲁迅、周作人、王统照、苏雪林、黄裳等现当代作家文人的心路历程，论述唐圭璋、卢冀野、田仲济等前辈学者的学术人生，也关注时下活跃在学院内外的中青年学者作家。谈书论艺，其核心又在乎人，故而本集最终指向在于：借读书阅文而读人阅世。分而言之，大致可为三辑，一日“阅读之思”，二日“书人之间”，三日“学海一苇”。一辑或谈对文学阅读的若干感想，或关于书话作家的阅读杂记；二辑多由书及人、借书阅史；三辑多属学术批评，所谓“一苇”，并非自谦亦不敢自大，而是为了修辞，并无深意也。由此可见，内容虽然很杂乱，但大致还是自己读书生活、从学之路留下的点滴痕迹。
从目前的职业来说，我大概也算学院中人了。自2003年开始，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学术规范、研究方法，端坐书桌之前，学写像模像样的学术论文。可是逐渐发现，严整的论文写多了，生命反而少了几多润泽，有些话反而不会好好说了。堂而皇之的学术论文规范，也是一种所谓的体制，这种体制有时候是对灵性的一种规约。学问何为，研究何为？很快成了自己的困扰。于是在所谓学术论文写作之余，又开始有意识地写些随性的文字。学术随笔成了自己颇向往的一种体式。当然，大概因为是有意识地做，所以结果常常既无法脱尽积习已久的学究气，又难掩刻意为之、强作随性的痕迹，还远未达到随笔之“随”的自然从容。偶见梁漱溟先生语，能解决真问题的，才是真学问。此言得之。于是恍然大悟，写出的东西，属于学术之文也罢，还是随性之笔也罢，不去管它，只要是出自自己点滴所思，只要是诚意而为，文中只要有我，哪怕是浅薄的我、支离零星的我，可也。所谓学术论文、所谓学术随笔，盖体式也，体式者，形式而已。渐渐地就不那么在乎自己写的东西是不是论文，是不是随笔了，而结果就有了本集里多数不伦不类的文字。好在自己并非作家，不必非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好在这本小集子，对自己的学术职业也没有什么直接的现实意义，根本无法计算“工分”，唯一的意义或许是为自己读书、研究的一点趣味、一点兴致，留下鸿爪一痕，静静地在书窗之内，青灯之下，聊以自赏而已。
以上所谈，大概也可以算是自己的读书心路吧。
集子编定，忐忑中请丁帆先生赐序，谁知丁老师竞爽快地答应了。丁老师既著通达严正的学院宏文，又为犀利深刻的思想评论，兼涉极富生命体温的随笔散札，他能为这本不像样子的小集作序，在我甚为感激。序言寄来，我又按照其中的意见，删去了几篇与本集风格更不协调的文章，这是需要在此补充说明的。 小书能够出版，要感谢主编徐雁先生。徐老师以书为媒，广结善缘，卓然立于学海与书林之间。这些年里，徐老师指教多多，让我感念不尽。蒙徐雁先生和出版社不弃，将这本集子纳入丛书，使得我有机会实现了在学术论著之外出版随性文字的小小愿望，这比自己原来预期的要早很多。
甲午正月初三夜草于黟县宏村外虞溪楼旅馆
初十夜改于南京槐香斋
普光自做硕士论文时，就开始了中国现代书话的研究。当时我就觉得他的选题是中国现代文学所忽略了的一个论域，切入点虽然小，然论述的空间还是十分阔大的。因为硕士论文做得十分扎实，大家都认为此人实乃可塑之材，于是便收入杨洪承先生门下攻博。其博士论文是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更加拓展了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亦开始注意到这个领域中的许许多多的理论问题了。可以看出，普光经过多年的学术训练，逐渐不满足于现有的评论层面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的范型，已经开始寻觅新的研究方法与路径了。
普光做博士后之前找我长谈了两次，我以为他的阅读量很大，史料搜集翔实，功底已经很扎实了，便建议他在大量的资料中突围出来．站在一个制高点上来重新爬梳史料，将作家作品分类，从中找出各自相应的文学性格，从而将他们放在文学思潮和文学史的大框架中来考察甄别，以期在俯视文体写作中提升思辨的能力，成为从书话文体研究切入文学史研究的第一学者。这几年，普光正是沿着这条路径向前走下去的。
此集开篇之作《文学、启蒙与图书馆阅读推广》就可力证普光的研究层次开始提升，他对五四文学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独特理解，不仅充分显示了他扎实的史料功底，同时也可以看出他长期的深刻思考结晶：“说起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开展，自然至少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发起之初，其确立的思想文化启蒙的方向是可贵而且正确的，那就是立人，通过思想文化的启智普及渐进的方式，提高人的素养和文明程度。这种渐进的普及、启智的开展方式，其实就是运用文化的力量、引导的途径、化育的方式来使得国民公众具有科学、理性的观念和自觉。这里面的所谓的‘人’，是新的‘人’，非旧的‘人’，更多地是指的人心、人的精神心灵的状态。它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理念的开明和心智的健全。以《新青年》同仁为主力和核心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自觉采用这种涵养、化育的方式来推进新文化运动，推进启蒙的开展。他们相约‘二十年不谈政治’，他们采用这种看来过于迂阔的，但却是最根本的路径试图解决人的问题，这也是社会的根本问题，解决人的内在的灵魂心智的问题。应该说，这一方向是正确的，如果坚持下来，我们可以想象，今天的中国人早已非目前这种混乱状况了，或许很多历史的误会和现实的不堪都有可能避免。然而，‘五四运动’的爆发，打断了刚刚开始不久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进程。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偶然中转向的，自发的群体性学生事件‘五四运动’的开始意味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流产。在以往的几乎所有的历史教材及其他的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中都无一例外的将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往往将‘五四运动’的影响的评价远远高过新文化运动。特别令人哑然失笑的是，远早于‘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却因后来发生的‘五四运动’而得名——‘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很荒唐的。其实这是一种有意的建构和想象，造成了近一百年的历史误会。”
反思“五四”文学，必先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已经是近年来许多人已经做出的学术选择，但是深入地从历史的细节中找出它的规律与真相来，除了要大量的史料阅读功底以外，还得由从史料中拔地而起的思想冲击力的支持！而此前普光对现代文学功能的批判性总结，也足以见出他的思考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层面。尽管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甚至有相左之处，但是，我欣喜地看到了普光的思考与研究达到了比一般青年都要深刻的学术境地，这不仅得益于他深厚的阅读积累，更重要的是他对史实的认知有了自己独到的经验、分析与见解。
使我更加感佩的是，普光的勤奋是一般年轻学者所少有的。正因为他“甘坐板凳十年冷”，才有了许多扎实的学术成果，他相继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大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受到了学界广泛地关注，《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的转载就充分说明了学界对其成果的肯定。然而，面对这些成果，普光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在不断反省自己的浅薄中寻找新的研究路径，这也是我所欣赏他的踏实工作、勤勉上进的学术性格的一面，长此以往，必成大器也。
此集的出版，标志着普光对自己学术心路的部分阶段总结，归为三类。检阅所有篇什，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就是将几篇舍不得丢弃的另类文章也勉强夹杂在其中。这也是我年轻时出集子曾经有过的，这些遗憾只有历经沧桑，回眸再看时，心中才觉出那一点瑕疵而不舒服。
总之，能够在学术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走过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而少有其他的干扰者，尤其在年轻学者中，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我希望赵普光能朝着自己的这一目标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就会在萤雪之路中获得学术的愉悦。
拉杂所言，聊作序也。
甲年年正月初八写于仙林大学城瘦蠹斋
《书窗内外》系作者赵普光的随笔集，分“阅读之思”“书人之间”“学海一苇”三辑。《书窗内外》作者仔细研读近代与现代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并关注时下文坛的中青年作品，谈书论艺，读人阅世，表现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显示了融学问、见识、情趣于一体的情怀。
《黄裳书话：熔铸古今成新体》；《谈姜德明的现代文学书话》；《作为书话家的何为》；《“情圣”词宗唐圭璋》；《田仲济：历史不会忘记》；《世间几人真书痴》；《文学、启蒙与图书馆阅读推广》……《书窗内外》系作者赵普光的随笔集，分“阅读之思”“书人之间”“学海一苇”三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