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立鳌所著的《春秋时代强国的创业争霸》为“重读《列国志》书系”第一本,所据蓝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10月出版的《东周列国志》,所用材料均忠实于原文,书中注明所引回数。全书以公元前770年周室“骊山之乱”后的平王东迁为分析的起点。其时,周王朝的统治力严重衰落,郑庄、齐桓、晋文、楚庄、吴越等七八个政治集团相继崛起。各诸侯国争相发展自己的力量,华夏族的整个天下呈现出剧烈动荡的局面,这是第一个英雄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
本书在民族意识的苏醒之初分析其文化特征,同时把分析的着重点放在民族意识历来看重的因而具有丰富史料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方面。作者始终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带着现代人的观点乃至现代人的思想矛盾和困惑去认识历史,力图考察古代事件中所负载的与当代关联的文化信息,并力求得出新的分析结论,以成当代人们的有益启示。体例的安排上亦按照春秋历史发展的逻辑互相衔接,每一章节微观的剖析之后又有总体的结论和认识上的升华。
冯立鳌所著的《春秋时代强国的创业争霸》以《东周列国志》为依据,先后分析了春秋时代郑庄公,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及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八个创霸集团中主要政治人物的政治谋略、性格特点、思维方式及其对本集团的影响,还涉及对子产、孔丘等非集团人物的分析。详尽地考察了他们的内政、军事、外交及创霸活动的利弊得失,注意了社会文化现象对人物思想活动的影响,并试图揭示春秋之世的政治格局及政治活动的规律。
春秋奸雄郑庄公
郑庄公(公元前757~公元前701年),名寤生,郑国第三代国君,公元前743~前701年在位。他的祖父郑桓公是周宣王之弟,受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周幽王时任司徒,在西周末的骊山之难时为幽王护驾,被犬戎攻杀于战场。他的父亲郑武公在平定犬戎之乱、迎立周平王及护驾周平王东迁时立有大功,被封为周朝卿士,其间兼并郐(今河南密县东南)和东虢(今河南荥阳东北),建立郑国,并设关筑城,郑自此逐渐强大。郑庄公即位后,仍代父为周卿士,但他把主要精力用于主持本国国事上。
自周平王东迁后,周室衰弱,诸侯国逐渐强大,郑庄公以周朝卿士和诸侯国君的双重身份活动于政治舞台上。他凭借自己的智谋和权术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对当时社会政治趋势的演化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一、明察政局,志在争伯
周朝遭犬戎之乱而东迁,已经到了不靠诸侯国的救护就不能自保的地步,丧失了往日的气魄和威望。犬戎之乱又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破除了人们对周朝的迷信,向社会公开展现了礼仪制度的虚弱和强力的重要。在当时,要想号召列国,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依靠周室是绝对不行的,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鉴于这些情况,郑庄公把自己事业的立足点坚决地放置于郑国,不惜与自己的弟弟、母亲以武力相对抗,即使与周天子闹翻也不动摇。他以极大的精力经营自己的国家,终使郑国成为东周初期崭露头角于天下的诸侯国。
郑庄公要发展自己的国家,首先遇到的是地理条件的制约。郑处于四战之地,南有蛮楚、北有强晋、西有东周,郑国无法与之争锋,只能向东发展。而东邻卫、曹、鲁、宋、陈、蔡诸国中,宋国国大爵尊,在东方小国中又有号召力,是郑国发展的严重障碍。鉴于这种情况,郑庄公把向外用武的目标定于宋国,这是在当时情况下的最佳战略。为了实现对于宋国的军事胜利,郑庄公实行了以下的战略方针:第一,稳定地建立和齐、鲁的同盟关系。齐、鲁处在宋国的东北部,建立了和齐、鲁的同盟关系,就形成了对宋的牵制和包围。他几次和齐、鲁二君约会,在攻取宋国的郜、防二邑后将其送给鲁国,都是为了巩固三国的同盟关系。第二,假借王命伐宋,号召列国。郑是一个新起的小国,在诸侯中未孚众望。但郑庄公是周朝卿士,具有特殊的身份。于是庄公宣称宋公久缺朝贡,自己以卿士的身份,承王命率兵讨伐。郑国通过这种方式纠合了更多的国家,又形成了对宋国的舆论压力。事后还对不追随出兵的许、□(今山东宁阳东北)小国以“抗命”的罪名予以教训,几乎灭掉许国。第三,扶植宋国内部的反对势力。宋国前君主的儿子公子冯出奔于郑,宋国曾为此出兵讨之,郑庄公对公子冯采取保护措施,厚相招待。宋国在一次内乱后,国人欲迎立公子冯为君。公子冯临行前,泣拜于郑庄公之前表示,自己返国后,“当世为陪臣,不敢二心”。(第八回)
在郑庄公的执政期内,郑国确实取得了对宋国的胜利,但郑国又从来无力吃掉宋国,这种和平胜利是郑对于宋所能取得的唯一形式的大胜利。这里,不利的政治地理环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郑处在几个大国之间,又几乎无险可守。即使某一天有力吃掉宋国,那相邻的大国也绝不会坐视其崛起,必然要以武装干涉的形式使郑回到自顾不暇的地步。事实上,到了春秋中后期,南北大国为了争霸天下而斗武,就使郑国沦到了争霸的夹缝中而常常喘息不定:北晋南楚各怕对方吃掉自己或伤害自己,需要一个避免正面接触的缓冲地带,因而各需郑国以屏障的角色存在于自己身边;但它们又要打击对方、示威于天下,因而郑就成了经常的用兵之地。郑庄公之后有几世执政,常常是朝晋暮楚,实在是源于地理环境的不得已所为。而这是郑庄公本人所不曾身及的。
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郑庄公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周天子的棘手问题。作为周朝卿士,他应当尽忠于王室,他是诸侯瞩目和敬重的人物。但他把自己事业的立足点放在对本国的经营上,要兼并、扩张,要破坏周朝既定的实力划分,甚而要凭实力号召列国,那必然和周室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既要利用卿士的角色,又不愿恪守卿士的本分,这种矛盾的处境和心态决定了他对周天子在总体上采取的是又打又亲的手段。当王室要限制他的发展和自由时,就打击王室;当这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需要时就亲近王室。打击王室是为了抵制王室对自己的限制,是为了示威于列国;亲近王室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卿士身份或保持自己对若干国家的号召力。他为了防止国内反叛而久不入周供职,但当闻知周平王欲分政于虢公时即日驾车入周,可见他即使在坐镇守国的危急时刻也密切注视着朝中动静。他经营郑国,同时不愿放弃周政。他和周平王交换人质,既可以施恩于周太子作为亲近王室的手段,又可以加害于太子作为打击王室的手段。周桓王辞他回国后,他派兵抢收周地粮食,事后又准备亲去谢罪修好。(见第五回)假托王命伐宋是利用卿士身份而对卿士本分的严重背离。桓王亲讨庄公的假命之罪,庄公怒气相待。而当大将射伤桓王,周兵溃退时,郑军急忙鸣金收军。庄公又派人去王师稽首谢罪,要“天王怜而赦之!”(第九回)
郑国要发展,对周王不打不行,不亲也不行。郑庄公对周王又打又亲的手法,对郑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他对周室的打击以及周室对他亲近态度的表面认可与接受,严重地降低了周室在诸侯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从而降低了他对卿士身份利用的有效性。这是他能够预料但却无法避免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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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谈到,认识一个民族的性格就像要认识一个人的性格一样,“应当追溯他的过去,应当考察他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最后,还应当看一看显示他顽强性的最初奋斗。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支配他一生的偏见、习惯和激情的来源”。的确,认识一个人的性格,要了解他最早的生活经历,从中把握他的“生活样式”;认识一个民族的特征,要挖掘其早期的历史,以发现其中包含着的一些重要“遗传密码”;识辨一种文化,要对这一文化源头作细致的回味,以便从中发现极有价值的“文化因子”。按照这样的道理,当代人要想获得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就离不开对中华早期历史文化的重新审视。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可靠的文字记载自公元前841年开始。七十年后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大裂变,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促进了民族心智的提升和成熟,民族性格由此基本定型。这和古希腊开始的欧洲文明在空间上是并存的,在时间上也大体一致。
近代以来,欧洲文化中心论一直占据着几乎主导的地位,当欧洲文明遭遇到当代社会的许多问题,按照自身模式解决起来深感力不从心的时候,才放眼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一片智慧的海洋。中华文化在当代社会面临着一场蓬勃复苏的机遇。它将是和长期备受推崇的西方文化足相媲美、彼此交融、可以互相激励的人类另一博大精深的文化形式。这一文化形式的成熟与基本定型发生在东周列国时期,即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时期,以周室为根基的宗法血缘关系经过约三百年的延伸延续而渐次淡弱,在宗法关系上建立的政治统治已经虚弱无力;另一方面,生产的进步、人口的繁衍、交往的扩大、信息的增多、各种社会因素的变动,又造成了地方政治集团的崛起以及地方各政治势力发展的不平衡。某些地方势力要求重新划分天下利益和政治权力,而虚弱的宗法政治统治却无力消化、引导和控制这种要求权力划分的能量。于是,以公元前771年犬戎镐京之乱和次年周室迁雒为契机,周朝的政治统治以及传统的社会秩序终于在地方政治势力的冲击中开始松弛并走向崩溃。各种政治因素从旧有的社会序列中挣脱出来,按照自身的内在要求,在相互)中突中又重新寻求政治一统的新组合。从周室东迁到秦朝一统,这是一个历经了五百多年阵痛和磨难,在痛苦、兴奋和惊异中成长的民族发展历程。
各种社会因素的冲突似乎呈现出无序的状况,但其中发生着以下显著的情况:其一,华夏与南蛮、东夷、西戎、北狄的界限一次性被打破,民族范围由黄河中部渐次拓展到长江流域和钱塘江、珠江之地,华夏民族在冲突和融合中伸展成形。其二,传统的天命理念被颠覆,人们以无畏的勇气面对现实、憧憬未来,许多以经邦济世为主旨的学说纷纷面世,对人们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社会发展都起到了导向作用。影响国人深远的思想理论也大多产生于这个时期。其三,人们在社会的大动荡中探索和尝试新的政治形式,其中有失败,也有成功。但延续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体制之雏形形成于这个时期,并靠争战年代所显示出的优胜性而被推向全国。其四,任何时代的人们都会有一些生活中的正常行为,但发生于当时的许多生活与交往行为,却被历史以典故或成语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如“大义灭亲”、“伯乐相马”、“上下其手”、“完璧归赵”、“毛遂自荐”、“鸡鸣狗盗”、“围魏救赵”,等等。发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生活行为被烙印在民族文化的深层,长久地影响民族的心灵和思维模式。这是不奇怪的,因为这是民族心理和人们的思维方式走向成熟并基本定型的时期。
中国的民族史、思想史、政治史和文化史都在春秋战国时代奠基,该时代在时势呼唤下涌现出的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改革家、谋略家,都以自己的努力影响了社会的进程。他们各有短长、辉光相映,构成了一派千秋不灭、群星灿烂的悠远苍穹。评点他们各自在天下变局中的成败得失及其富有个性的文化人格,对于当代人了解中国的民族心理,把握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认清其中的优长和短缺,都极有现实意义和文化警示意义。
《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竹书纪年》等史籍以及《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新序》等子书都对春秋战国的历史事件有所记载和叙述,是认识该时代不可替代的资料。但它们都是从特定侧面,在对一个人物或若干事件的记述中表达历史,有些记述则过于简单。对春秋战国五百五十多年历史试图作全景式描述的是明代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该书把见之于典籍的零散史料串联和拼接起来,成功地编织了一个史料详尽、次序缜密、前后照应的东周历史大观。虽然连缀过程中夹杂有一些文学家的想象,但作为一种“本质上的合理”演绎,作为历史文化的衍生和积淀物,也不失自身特定的文化价值。我个人认为,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冯梦龙的该著作是中国最优秀的历史文化小说。对一般读者而言,想系统了解春秋战国的政治发展史,从《东周列国志》开始是最好的方法;即使是在该领域从事某方面研究的专家,亦可由此获得对春秋战国政治文化发展过程的系统性把握。
“重读《列国志》书系”一共四册,分别为《春秋时代强国的创业争霸》《战国时代大国的博弈争胜》《列国.政局的五百年云谲波诡》《东周时代国人的心性智识》。除《东周时代国人的心性智识》取材更广外,其他各册主要取材于《东周列国志》。该书系是从政治学、哲学、心理学、人才学及文化学等视角对东周列国时代的政治发展过程所作的分析和反思。由于春秋与战国两个阶段上的政治活动特征不同,拙作的取材形式不同、布局结构不同、分析角度不同,因而作为几部相区别的论著。但历史过程在客观时间上的衔接以及本人取材对象和分析方式的一致性,又使几部论著成为特征相近、不可分离的孪生姊妹篇。该书系从1991年到1995年陆续初版,至今约二十年。其间由几家不同的出版社修改再版过两次。承蒙读者鼓励,这次统一整理,交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盼读者朋友能给予批评指正。 本册《春秋时代强国的创业争霸》为书系第一本,所据蓝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10月出版的《东周列国志》,所用材料均忠实于原文,书中注明所引回数。全书以公元前770年周室“骊山之乱”后的平王东迁为分析的起点。其时,周王朝的统治力严重衰落,郑庄、齐桓、晋文、楚庄、吴越等七八个政治集团相继崛起。各诸侯国争相发展自己的力量,华夏族的整个天下呈现出剧烈动荡的局面,这是第一个英雄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
本书在民族意识的苏醒之初分析其文化特征,同时把分析的着重点放在民族意识历来看重的因而具有丰富史料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方面。作者始终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带着现代人的观点乃至现代人的思想矛盾和困惑去认识历史,力图考察古代事件中所负载的与当代关联的文化信息,并力求得出新的分析结论,以成当代人们的有益启示。体例的安排上亦按照春秋历史发展的逻辑互相衔接,每一章节微观的剖析之后又有总体的结论和认识上的升华。
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尽头,对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反思自然不会停顿终结。当代文化成果终将有被超越的一天,那将是民族文化更为长足的发展,对此我们满怀信心并欣喜地期待着。
作者
2014年1月16日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历时已久,到今天终于认识到,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是世界优秀人群保持自己民族自信的重要根据。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是一株久历寒暑、最富年轮的劲松,其千难不衰的经历、抗风耐霜的生机和复兴在望的前景都是民族的外在表征,而蕴含于历史进程中及人物行为中的思想理念、思维方式则是其内在的文化基因,是世界文化宝藏中的珍贵财富。习近平主席最近谈到中华民族文化时提倡“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为中华文化在当代社会的继承和发扬提出了新的思路。
《重读<列国志>》书系包含的四部论著,是在春秋战国550年的时段内(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线索,体认中国社会的一段曲折发展历程及其相伴随的民族文化现象。该书系近百万字,撰述初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后来几经修订,多次再版。现在看来,贯穿其中的中心论题,一是历史人物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二是当事人物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三是人物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过程及其效果。论著对上述三方面内容的归纳叙述和客观展现。以及对思想理念、行为方式的理性评判,正是希望能得到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认识成果以供借鉴,希望张扬某种文化精神。可以说,对历史进程的深层体认和对民族文化的初步积累,应是本书系所期望实现的浅近目标。
2014年初出版的拙作《重读司马迁》书系,三册60多万字,涉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海内至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约134年间的社会政治发展历程,其上线与《重读<列国志>》所涉时段的下线相衔接,是该书系的延伸与深化。作者试图把一定历史资料负载着的体现中华先民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中国传统文化做出进一步连贯的解读,发掘其中更多的认识成果,体认和弘扬其中的文化精神。
本人所在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为撰著提供了很多帮助,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领导和朋友给予了热情鼓励,杨春霞女士做了许多文字处理及校对工作,樊景良先生、张金良先生及其同事以强烈的事业心和崇高的敬业精神推进了论著的出版,中国言实出版社的几位编辑朋友为该书系的问世做出了辛勤工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2014年4月20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