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媛出生于小城嘉兴，家里开着个小作坊，颇有几分家底，她是最小的孩子，在父母的宠溺之下长大，既不会女红，又不习诗文，没什么特别的才能，脾气却大得很，嫁到林府这样的大户人家，要遵从许多她从未接触过的礼仪规范，任性惯了的她，自然感觉跟进了牢笼似的。
实际上何雪媛终其一生也从未真正地融入过林家的生活。她的婆婆游氏是一个典型的名门闺秀，擅女红，工书法，喜读诗书，跟何雪媛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要说游氏对这个儿媳如何严苛。那倒也说不上，只是相处不来，便冷着些罢了。关键是何雪媛的丈夫林长民对她也是这种态度，且不说他长年在外，难得回家一次，就算回来，两人也说不到几句贴心话。
在何雪媛的世界里，丈夫那种“以天下大事为己任”的做派是她所不能理解的。她只是个小女人，只认识身边这个小世界，所求不过是三餐一宿夫唱妇随。可是他的丈夫唱的是阳春白雪，她这个小家碧玉，想随也不知道怎样去随。他是飞在九霄云外的雄鹰，叫她这只小小的家雀儿，如何比翼齐飞？
林长民大概也从未想过要跟何雪媛在天比翼，他的原配夫人是福建同籍门当户对的叶氏，何雪媛是叶氏死后家里做主添的继室，不过是因为正房没留下子嗣，为了延续香火的权宜之计而已，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何雪媛高攀的这门亲事，带给她的，不是金玉满堂的繁华，只有满目的萧索和无尽的孤苦。
何雪媛害怕踏入那个家门，怕面对知书达理的婆婆和姑子，甚至害怕家里的用人，怕她们无可挑剔的礼貌背后掩藏着的疏离。她是游走在那个家庭之外的边沿人，甚至连边沿人都算不上，她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在冬日傍晚微弱的太阳光下映照出来的似有若无的影子。
一个浅淡的影子是很难引起注意的，除非那个影子猛然尖叫起来。何雪媛的性格越来越暴躁，揪住一点小小的问题，就能发一通惊天动地的脾气。时间一长，所有人见了她都绕道而行，她连发脾气的小由头都找不到了，寂静的空房里，只能听到她自己母狮般粗重的喘息。如果不是林徽因的降生，这种状态将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她被自己的暴虐打垮。怀里这个粉嘟嘟的小婴儿，暂且拉了她一把，让她在漫长的悲凉里寻得了一丝暖意，让她重新被听见被看见，让她扁平的淡影“嘭”地一下鼓胀起来，重新具有了立体的轮廓。
林徽因是林长民的长女，颇得祖父林孝恂的疼爱，一得知孙女儿出生的消息，他就喜悦地吟诵起《诗经·大雅》中的诗句：“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大意是说，文王和周姜的旷世才能，离不开他们的好母亲或者好妻子。放在现代来说，就是好女人是男人的好学校的意思。所以林徽因本名为林徽音，这所男人的好学校，便因此诗得名。
林微音改名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事情。当时有一位写诗的男作者叫林微音，报纸杂志在刊发他们的作品时，常常把名字搞混，《诗刊》为此还专门发过更正声明。林徽音为避免麻烦，就索性把名字给改了。她还调侃说：“我倒不怕别人把我的作品当成了他的作品，我只怕别人把他的作品当成了我的。”（《林徽因传》，张清平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
对于何雪媛来说，女儿是一根救命稻草。对于林徽因来说，母亲却不是温柔的后盾。甫一出生，林徽因就在母亲异样的处境中成长，敏感的她，过早地领略了人情世故。林微因有一张三岁的照片，小小的人儿孤身立在院子里，背后是一把古朴的木椅，她一脸认真的神气，坚定的目光注视着这个陌生的世界，似乎随时都准备着发表重要言论。
发出自己的声音，体现自身的价值，这大概是林徽因反观母亲的遭遇悟出的为人之道。她从小就是个努力上进的孩子，五岁开始跟着大姑母林泽民发蒙读书，六岁便能为祖父代笔给父亲写家信，十二岁开始承担起了料理家庭事务的重担……除了天资聪颖之外，不能不说，多多少少有些想靠着自己的聪明能干博取长辈的赞赏。在母亲的身上，林徽因从小就懂得，一个人想得到尊重，必须要做一个对他人有用的人。
乖巧懂事的孩子总是招人喜爱，大人们只看到他们伶俐的脸蛋，却忘了看一看那脸蛋下面的心。所有早熟的孩子，都有一颗心事重重的心。林微因的心，必然也是多思多虑的。她在一篇散文中写到过六岁时出水痘的经历。在她的家乡，出水痘叫做出“水珠”，民间相传，每个人有生之年都要出一回“水珠”，多发于童年期，出完之后则终身免疫，如果童年时期没有出来，成年之后也还是要经历这么一回，到那时就很可能会危及生命。
其实即便是童年时期出“水珠”，也是非常难受的事。首先是发热、长疱疹引发的生理不适，再就是要严格隔离，不能外出，更不能接触其他小伙伴，连风都不能吹，所以只能如同坐牢般老老实实关在房间里。
按说生性好动的小孩子，被这样的疾病软禁，应该是非常煎熬的。林徽因却觉得快乐。她说：“当时我很喜欢那美丽的名字，忘却它是一种病，因而也尝到一种神秘的骄傲。只要人过我窗口问问出‘水珠’么？我就感到一种荣耀。”（《一片阳光》，林徽因著）。
这份快乐，缘于林徽因天性中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哪怕只是把“水珠”这样一个词语安放在她身上，也足以令她满心欢喜。这份快乐，也可以看出林徽因小小的内心世界，多么渴望被关心被重视。哪个孩子愿意忍受病痛和孤单来招引外界的注视呢？除非是那些本来就孤独了很久的孩子。除非是那些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严格按照大人世界的规则来要求自己，难得借着生病的理由，让自己幼稚一回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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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生来回答
近年来，林徽因已被说得太多。这个让诗人徐志摩怀想了一生，让建筑学家梁思成宠爱了一生，让哲学家金岳霖牵挂了一生的女人，光是感情上的成就，就令生活在当今这个真情匮乏时代的无数女性羡慕不已，更何况她在文学和建筑学方面亦有不少建树，同时还得到了胡适、沈从文、费慰梅等人的深厚友谊。
这样光彩熠熠的人生似乎是了无缺憾的，然而在写给胡适的信里，她却说“我在这三年中真是得了不少的阅历，但就也够苦了。经过了好些的变动，以环境和心理我是如你所说的老成了好些，换句话说便是会悟了”。写给沈从文的信，她更是直言“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死去”。
为什么一个如此成功的女性会有如此痛苦的内心体验？是小女人的矫情吗？2011年著名好莱坞女星伊丽莎白·泰勒去世时，也有不少人用“矫情”、“人心不足”来评价这个“世界头号大美人”，因为她说“上帝给了我美貌、声名、成功和财富，但却没有给我幸福”。
什么是幸福？芸芸众生中的平常女子大概很难体会“美貌、声名、成功、财富”兼具的人生能够不幸到哪里去。当我们谈论这些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名女人时，大多数时候，谈论的是她们头顶的光环，却很少去细究，为了得到这些光环，她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在这部作品里，我最想写的就是林徽因所付出的代价。在她短暂的五十一年生命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令她内心如此痛楚的事情？生逢新旧思想激烈冲突的乱世，一个女人要尽可能大地实现自我价值，必然需要面对许多艰险，林徽因也概莫能外。在她“人生华美的袍子”里，照样暗藏着无数细小的“虱子”。
当然，我并不是为了让有缘翻开这本书的读者们，陪着我一起隔着百年光阴清点林徽因身上的“虱子”。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痒痛，我只是想，当我们困在命运的迷雾中，搔不到自身的痒处时，或许可以从前人的经验中吸取一些隔代的养分。林徽因。以及以林徽因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各色人等，基本是当时最具独立精神也最有条件追求精神独立的群体，这样的特质对应着当下的某部分现实。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林徽因的个人经历不仅仅是一段时过境迁的陈年旧事。
在以上这段短短的文字中，包含着我太多未敢明言，也一言难尽的想法。关于这些想法，借用林徽因讲给梁思成的一句情话，“我准备用林徽因的一生来回答。”用她的处境、思想和行动构架一个立体空间，让读者自己到这个空间里去各取所需。里面有一个女人的浪漫史，有一个病人与命运死磕的精神，有一段国破家亡的历史，有关于自由、民主的探讨，甚至有一本女神养成手册，或是几个惺惺作态的绿茶婊……从中拿走什么，全凭各人心意。 写林徽因的作品不少，其中不乏来自她家人、密友的第一手资料，但林徽因的民间形象却被歪曲得格外严重，甚至连她最基本的脾性都很模糊。她像个百变女郎，在某位作者笔下是温婉纯洁的白莲花，在另一位作者笔下又是自私狂躁的毒罂粟，两种格格不入的形象在她身上共生，几乎像个人格分裂症患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因为林徽因本身性格的复杂性，再就是没有一部作品真正立体地把她性格中的多面性统一起来展现。
在我看来，林徽因的个性是非常鲜明的，就像一把弯刀，有着婉转的曲线却很锋利，这两种看似相悖的性格同时并存，贯穿一生，并不是以间歇性的方式呈现。一个经过中式家族文化熏陶又受过西式教育的“It gid”，才是完整的林徽因。
除了脾性之外，林徽因被歪曲的地方还有多处，以下选我比较注重的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是出身。林徽因显赫的家世常让后人忽略了她庶出的事实，但林徽因本人不会忽略，甚至可以说，这个身份以及她不争气的母亲，是她扛了大半辈子的精神枷锁。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反而多多少少有些如履薄冰的意味。
新中国成立以后，庶出之说渐渐被人们所遗忘，特别是对于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这两个字几乎变成了化石。这名词背后掩藏的酸楚，只有亲历过的人才能体会。林徽因出国留学之前，在家庭中的地位，跟《红楼梦》中的贾探春有些相似。对封建宗法制度不太了解的人，可以参阅《红楼梦》，其中详细地描述了正出与庶出的云泥之别。
二是成就。很多人认为林徽因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借了徐志摩的东风，在建筑学上，更是靠着梁思成混口饭吃。毋庸讳言，仅就文学方面来说，林徽因比不上很多同时代专事写作的女作家，但说她是靠徐志摩成名，也多少有些牵强。我也曾一度误以为林徽因的诗歌创作，始于她与徐志摩的热恋，事实是她真正开始写作时已重病缠身，徐志摩也早已有了一个陆小曼，并且不久之后便死于空难，林徽因想靠他成名也没处可靠。
在建筑学方面，她为东北大学设计了“白山黑水”校徽，参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协助丈夫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初稿和用英文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图录》等，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
林徽因写《中国建筑史》和英文稿《图像中国建筑史》时，贫病交加整日躺在李庄镇的床上，连生活自理都成问题。参与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已做了肾切除手术，医生叮嘱要静养，她却一连几年马不停蹄地做了大量工作。如果说这样顽强的敬业精神，是跟着丈夫混口饭吃，那这口饭，混得委实太过艰难，耗尽了她的热情和热血。
除此之外，林徽因还为改造传统景泰蓝做出过贡献，在耶鲁大学专学过舞台美术设计……美国学者费正清说“她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费慰梅则干脆赞誉“她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印痕”。也许正是因为兴趣太广博，涉猎的行业太多，林徽因没能成为任何一个门类最顶尖的代表性人物，但她无疑是民国时期著名才女中，才艺最全面的一个。
三是爱情。林徽因跟徐志摩和金岳霖究竞是什么关系？所谓的“八宝箱之谜”里到底有没有关于林徽因与徐志摩故事的谜底？在此，我引用她自己的话来作答：“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徵因。”
我想，从这句话里，我们不难读出林徽因的理智。尽管她“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敲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和我谈话，或是与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只是天天落雨又落雨”。
当徐志摩这个会给她讲故事，会来爱她的人出现时，她还是把情感关进了理智的笼子里，没让它像失控的野马摔碎在悬崖边。一个这样决绝的女人，一切应在规则的掌控之中。关于那个时代的情感规则，我在正文中将进一步探讨。
四是林徽因和张学良的关系。风流少帅张学良是不是追求过已婚少妇林徽因？林徽因是为了躲避他的追求才离开东北的吗？以当时开明的社会风气，一位绅士不会强迫自己爱慕的淑女接受一份并不情愿的爱情。就连戴笠这个大流氓，为了霸占名伶胡蝶，都是费尽了心机用尽了巧劲儿，何况是张学良对林徽因？
斯人已逝，我不能穿越回到民国，亲口问问林徽因当时的情况，就算真能穿越回去，有些问题，也未必能够得到诚实的回答。就算是朝夕相处的人，彼此之间也难免有些不可说的秘密，何况是一个历史人物。我对林徽因的这些判断，难免会有偏颇之处。作为一个写作者，这是无法突破的自身局限，好在现在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沟通越来越便捷，希望大家通过网络给我留言，一起来给本书纠偏、补漏，把我这部十几万字的小作品，写成一部真正的大书。
最后，感谢黄孝阳先生促成这部书稿的诞生，感谢黄斌先生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建筑学的窗口，也感谢我自己在书桌前静坐的两百多个夜晚。
徐志摩的浪漫，梁思成的宠爱，金岳霖的守望，文学和建筑学上的成就……林徽因的一生看似完美。
然而在她“人生华丽的袍子”里，同样暗藏着无数细小的“虱子”。出生于备受冷落的“后院”，成长于风情万种的欧洲，流离在兵荒马乱的异乡，五十一年太短，她却活出了别人几辈子的长度。繁华如朝露，清凄如长夜，她用自己的一生告诉后来者，先天再优越的女神，灿烂之下也是勤勉打底。
欧阳娟编著的这本《婉转的锋利（林徽因传）》为我们讲述的就是她的传奇人生。
欧阳娟编著的这本《婉转的锋利（林徽因传）》写了一个世人心中有才又有貌并收获完美爱情与婚姻的女子。带我们细味一代才女林徽因的文字缠绵，品读文字深处的落寞传奇。爱情、亲情、友情的种种交集，邂逅、相遇、错过的种种选择，构织了一段如锦般繁华瑰丽却终归于平淡的人生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