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酿十五年，加藤广以七十五岁的高龄，一举推出酝酿十五年的人生第一部小说《信长之棺》，由于叙事角度特殊，解说大胆新颖，甫出版便大受瞩目，上市当月便狂销十七万册。

最彪悍战国历史小说：其对织田信长的评价深受时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之认可，故屡在公开场合得到小泉推崇，继而影响了日本国会的重组。

彻底解答日本历史第一未解之谜：织田信长的遗体，到底去了哪里？

酝酿十五年，加藤广以七十五岁的高龄，一举推出酝酿十五年的人生第一部小说《信长之棺》，由于叙事角度特殊，解说大胆新颖，甫出版便大受瞩目，上市当月便狂销十七万册。

信长死于本能寺之变，但最后众人找不到信长的尸体，于是信长忠心耿耿的手下太田牛一希望可以替信长写传记，并找回遗骸。当他开始深入追查幕后的真相时，却意外发现本能寺之变并非出于单纯的部将叛变，而是政治角力下的结果；对织田信长遗骸失踪的历史悬案，作者加藤广提出了一个颇新颖的看法，结合历史考据及作者的想象，铺织成一本具有本格色彩的历史推理小说。

《信长之棺》这部小说解开的最大谜团就是信长的遗体下落，以及有关其标记的“吉祥草”的传说……

第一章 逃脱安土城

第二章 闹市隐者

第三章 舍万求一

第四章 舟入学问所

第五章 隐士之乡

第六章 无眠的吉祥草

后记

一直持续到黎明的风雨总算停息，进了梅雨季节后，这是个久违的晴天。

太阳升了起来。城内回廊上，从铁格子窗照射进来的光线渐渐变强。从太阳的位置看，或许都九点有余了。

(信长公去京都有两天了，说好的使者这两天就该来了吧？)

今天早晨一进城，太田信定(后来的太田牛一)就做好准备，等待着秘密使命。他虽然一大把年纪了，却是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当他跑回城内七曲道旁的宅院后，就做好了动身准备。上京的旅费、需要替换的衣服……靠写作谋生的信定把毛笔、砚盒和备忘用的纸张全换成了新的。而且，他特意加带了三套窄袖便服、坎肩、裤裙。接下来要做的，就只有把受命保存的那个木箱从书房里拿出来，捆扎到马背上了。

(话说回来，那个受命保存的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呢。)

信定反复想着。那是信长公出发前夜，五月二十八日的事。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保管。这次的事情，一旦决定，就会派快马通知。你就立刻带上那东西去京都。具体情况，你问贞胜就好。所有事都不要对别人说。”

信长公将他单独召到天守阁六重目(一楼)的一间客厅里面，屏退所有侍童之后，下达了如此命令。信长公这次的指示和往常一样简洁明了，没有任何赘述，嗓音却不似平素高亢，是难得的轻轻言语。而且，他更让信定靠近身边，凑着耳朵把这次上京的目的告诉了信定。那个目的真是非常惊人。

(就是有了那样的深思熟虑，信长公才会动手兴建这安土城吧？)

纵是现下回想，信定都忍不住胸口一热。

当时，信长公无视惊愕的信定，伸手指了指房间一隅堆着的“那个东西”，又难得提醒了一句“没问题吧”，便匆匆回了内间。

厅里只留下五个用扁柏制成的长方形箱子。乍一看，只怕会让人误解成木匠的工具箱。那些箱子被铁钉牢牢封死，似乎甚是沉重。

信长公没有提到里面的东西。信定曾因擅射而名闻天下，纵然年逾五十，对腕力仍颇自信。饶是如此，他一次都只能拿动两个箱子。既然信长公说了“不要对别人说”，就无法借助他人之力。若将东西放到马背上运送出城，难免会惹得别人注意。

思前想后，当天夜里，信定将那些箱子一个个抱回了家。每个箱子都将近五贯目重——不，怕是六贯目吧。要显得像是抱着书箱那般轻松，当真需要一定技巧。

现下，他那个石砌书房的书架间隙里，那些箱子就挨着扫除用具放着，上面包着旧棉袄。离信长公上京只有几天了。那些箱子要妥善保管，不可立刻运送出城。信定觉得家中书房挺安全的——他家里的下人是绝对禁止进书房的。

信定从天守阁三重目(四楼)的书库回到公务室后，将借来的旧书放到了书桌上。

安土城的天守阁几无装饰，主要是用来住的。自信长公以降，从亲信到家臣都有居住的空间。信定的公务室在信长公所在的三楼北侧，是个十二叠的房间。之所以选择朝北的房间，是担心日照会让文件、书籍褪色。

突然，信定开始侧耳倾听。不知从哪里出现了马蹄的动静，而且越来越近！  信定登时紧张，虽然他觉得从京都来的使者不该这样早就到，但小心起见，去看看总是没错。

他来到楼梯上方，悄悄往下一看。

果然不是信长公的使者。从马背上插的旗杆和骑手褂子上的图案来看，那是安土城邻近的观音寺城派来的使者。

观音寺城的佐佐木一族前不久失去了城主义秀，刚刚办完葬礼。家内的首脑们因要保护幼小的少主，决定依靠织田家，故而不时派出使者前来商谈事情。

今天的使者不知为何显得非常匆忙，除此便再无特别的地方了。

信定回到公务室。

太田信定目前不再靠武士的身份立命了。他不再抛头露面，而是从事实际工作，接收全国各地的武将的战况报告；同时回复信长公下达的各项指令。所以，就算信长公离开城内，他都无法偷得片刻逍遥。

随着织田家向东面、西面和北面开战，武将们的报告开始混用各个地区的各种日历。别说指令和报告之间，就是各个报告之间，都出现了大量日期上的矛盾，地名上的错误更是随处可见。信长公曾下达严厉的要求，让信定将文件送给他过目之前，一定要好好确认。

上京之后，信长公会去羽柴秀吉那里，视察攻打毛利家的军队。需要信定整理的文件堆积如山，纵然如此——

很奇怪，适才观音寺城派来的使者和此后城内的动静让信定无法释怀。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P3-6

“本能寺之变”后，织田信长的遗骸突然从这世上消失，明智光秀的女婿明智左马助留在烧毁的寺庙中到处搜索，却是一无所获。

由此有了些臆测之说，譬如“信长幸免”、“信长被炸得粉身碎骨”之类。直至今天，这些说法都被认为是无稽之谈。

然而，这“本能寺之变”不能用“不可思议”一笔带过，其中涉及的人物亦然。这就是我创作这部作品的动机。

二十余年前，我在京都上京区的阿弥陀寺萌生了创作构思，此事记忆犹新。我曾几次造访那里，有一次，本来放置在大殿阿弥陀如来佛像旁边的信长坐像碰巧被借到西班牙的马德里，参加以武士、豪商为原型的“黄金制品文化展”，所以我便转到了阿弥陀寺大殿后面的走廊，结果看到了那里供奉着的开山鼻祖清玉上人之木像。

我见到木像，不知为何，忍不住静静坐了下来。

在初秋凉爽的傍晚时分，我端坐了近一小时。

突然，我的脑海中犹如晴空霹雳，闪过一个念头——

“您能否写写贫僧和弟子清如有关信长公遗骸的事呢？”

清玉上人似乎在耳边低语——这样说似乎有点蒙人，但那一瞬间，我的脑海中的确出现了一种近乎启示的念头。

我时至今日都无法明白，信长坐像被借到国外去的那个时候，我为何竟会萌生那种念头？

站在清玉上人的角度考虑，他费尽周折厚葬信长之后，又遭到秀吉的镇压，无法讲述实情，想来当是充满懊恼。

我开始一点点搜集有关教堂位置、隧道挖掘技术史等基础史料，从1997年开始创作，文稿厚达五千页。

三年前，我决定将视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采用历史推理的形式完成创作。浮现在我脑海中的便是太田牛一，谁让他撰写了唯一的信长传记《信长公记》呢。

1572年，牛一出生在尾张国(爱知县西部地区)的安食，先当僧侣，后则是信长手下的弓箭手。他比信长大七岁，比秀吉大十岁，本能寺之变时五十六岁。从年龄上看，他应该能站在一个成熟者的角度，冷静观察事件本身和相关人物。本能寺之变时，他在安土，变故后不久，不知为何，他便逃往加贺的松任“蛰伏”了。这让我有了调查的兴趣。

后来，他重返政坛，追随丰臣秀吉，以自身的记录为蓝本，借助侍奉两位主公的经历，留下《信长公记》、《太阁大人军记》等作，据说直到1610年(庆长十五年)后才离世，具体年龄和死亡地点不详。这同样满足了我创作小说的想象空间。

太田牛一是信长的传记作者，擅长文字，记忆力超群。他是信长的膜拜者，对消失的信长遗骸肯定比一般人关心。

话说回来，本能寺之变前后，相关历史人物的行动真是充满谜团。我们按照时间脉络来梳理一下。

首先，把织田信长、羽柴秀吉、明智光秀三人看成“主干新干线”，将他们的行动列一个时刻表。

接着，把德川家康、近卫前久、明智左马助当成“普通新干线”，将他们的行动跟上述时刻表相连。

再把信长之子信孝、柴田胜家、诗人里村绍巴、阿弥陀寺的清玉上人等构成的“地方支线”跟上述的“普通新干线”相连。

就这样，看着这一系列时刻表，我觉得变故前后有以下六人行动异常——  明智光秀、羽柴秀吉、德川家康、近卫前久、里村绍巴、清玉上人。

高举反旗者明智光秀自不用说。接下来，德川家康当时正游历关西地区，同样可以排除。结果，就剩下秀吉、绍巴、前久、清玉上人这四个人了。

秀吉为何能第一时间跟毛利家达成和解，沿着山阳道实现“中国大返还”呢？这不能用说书人嘴里的褒奖之词“神速”来理解，而要换个角度推敲。

事变之后，秀吉很快就逼迫京都的织田家菩提寺“阿弥陀寺”交出信长公遗骸，被拒绝后，他隐藏“遗骸消失”的实情，强迫织田家的同僚给故主信长举办葬礼，其时戒备周密，卫兵和士卒的人数突破三万。

他似乎知道什么，企图遮盖什么。这不禁让人疑窦丛生。

本能寺之变后，近卫前久为何销声匿迹，不愿和光秀见面？这当然不会是无缘由的。而且，他曾被一跃当上胜利者的秀吉追讨，这又是为何？何况，他竟然逃到了三河的德川家康那里，这同样让人匪夷所思。这是个充满谜团的男人。

事变之后，绍巴为何能精准地在二条府邸附近备好轿子，搭救徒步逃出的诚仁亲王和若宫和仁亲王？对这个市井诗人来讲，上述行动是不是有点出格？

根据阿弥陀寺的记录，变故前夜，清玉上人去本能寺拜访了信长。得知变故之后，他立刻赶往本能寺，获得明智军的许可，将信长及其手下的遗骸运进寺内，用心超度。但是，就算清玉上人是织田家菩提寺的住持，明智军总不会轻易将遗骸交给他吧？而且，根据该寺记录——“信长的面容清整，未被烧毁。”确实不像事实。清玉上人自幼就在织田家生活，和信长共度了童年时光，又是名寺高僧，想来不会随口胡扯。这个矛盾，该如何解开才好呢？

逐一推理这些疑点，回顾“本能寺之变”的时候，“消失的信长遗骸”之谜的背景浮现在我脑中。

推理受阻、精神委靡之际，支撑我继续创作的，是英国历史学家爱华德·H.卡的名言：“所谓历史，就是历史学家和事实之间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今昔之间的一种无尽对话。”

受到这句话启示，我总是在书房里冲着清玉上人木像的照片发问。我对信长近乎疯狂的杀戮行为尤其充满疑问——

“清玉上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每晚都持续着这样的对话。

直到最后都很难评判的是织田信长本人。就这个问题来说，我的立场和小说后半部分出现的清如相近。

膜拜信长的太田牛一以“金平糖”和“历法”两事，死心塌地推崇信长。尤其是历法。日本当时有各种历法，欧洲却只有一个。本能寺之变的1582年，欧洲人废除了尤里乌斯历法，开始采用格里高利历法，这似乎不是偶然。当时，日本的历法和人们的季节感相差甚远，朝廷的历法专家对现状束手无策，又对信长提出的历法改革深恶痛绝，说那是对天皇权威的蔑视。

而且，欧洲和中国当时对日食观测有所争论，不仅仅停留在某天，而是精确到分。据说欧洲最终获胜，和中国预测的误差值在一小时。信长大概从教士那里听闻了这些消息，而日本当时的情况又如何呢？在这部作品中，太田牛一是这样谆谆教诲清如的——  “日本的朝廷从过去就认为日食是不祥之兆，关闭宫门，不上早朝，一味休息。对任何事都抱有强烈好奇心的信长公对朝廷的这种不作为深感震惊，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

信长怎样看待天皇制呢？能回答这个疑问的，就是最近弄明了的“安土城构造”和小说开篇时他交给牛一的五个木箱。

就让这本书来解开这个谜吧。

当然，这部小说解开的最大谜团就是信长的遗体下落，以及有关其标记的“吉祥草”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