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鸟文学年选”将锁定纯文学的佳作精品,以其独具的民间视野,爬梳整理着文学的年度精品。它恪守纯文学阵地,坚持编选的民间视角,逐年梳理,逐年集萃,自成风格。
选本在传统阅读的基础上,打开了文学的多元生存空间,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它更多的是参与其中,而不是以客观审视或居高临下的姿态亲近现实,它关注生活,靠近民众的阅读心理。因此,这套选本不奇异、不乖张、不空蒙、不小资,平实、亲切、生活、现场,就是它的特点。
进入林建法主编的《2007中国最佳短篇小说(精)》这个选本的作品都堪称2007年的短篇佳构,都是“不媚俗、不轻浮、不虚妄”的扎实之作。
太阳鸟文学年选,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发表于2007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林建法主编的《2007中国最佳短篇小说(精)》偏重呈现贴近现实生活的世情、世态。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蜜蜂圆舞曲
范小青
一只离群的蜜蜂飞到老乔家的饭桌上,停下来,也不吭声。老乔看了它一眼,说:“你不说话,就以为我不知道?”客人惊奇地看着老乔。乔世凤说:“他就是这样,他和蜜蜂说话,我们听不懂,他们听得懂。”乔世凤为她的男人骄傲,从她的口气里能听出来。客人连连点头,“果真是这样的,果真是这样的,我们在外面就听说老乔的蜜不一般。蜜蜂听老乔的话,酿的蜜肯定是不一般的。”老乔站起来往外走,蜜蜂跟着他。乔世凤说:“要起风了,老乔收箱去。”
过了一会儿果然起风了,乔世凤问客人:“你是带走还是预订?要多少斤?”客人没有听见,渐渐起来的风声让他有点心神不宁,起风了,湖面上的浪会大起来,船就不好走了吧。乔世凤看出来了他的心思,跟他说:“三五级风不停船的。”客人朝她看了看,寻思着,三五级风?她怎么知道是三五级风呢?他的心思又让乔世凤看出来,乔世凤说:“只来了一只蜂。”客人“咦”了一声,要是来两只蜜蜂,是多少级风呢?要是来一群蜜蜂,就是很大的暴风雨了吧。客人心里奇奇怪怪的,但却把心思放下了一点。但接着他又上了另一个心思,到底要多少蜜呢?他犹豫着。乔世凤也不催他。老乔的蜜不是催出来的。既然人家能从很远的地方坐着船寻到这个小岛上来买蜜,肯定他是知道老乔的蜜好。
如果乔世凤背着老乔说了什么自吹自擂的话,老乔总会知道的,他会生气。从前老乔年轻时刚刚接手父亲的蜂群,他出岛到街上去买书,可街上的书店里没有养蜂的书,营业员给他找到一本外国人写的《蜜蜂的生活>,老乔也想看看外国人是怎样养蜂的,就买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外国人不是写的怎样养蜂,他只是在借蜜蜂说些其他的话。这些话跟老乔养蜂关系不大。老乔揣着那本书,到了一家小酒馆,他要喝掉他的最后一顿酒。养蜂人是不能喝酒的,酒味会刺激蜜蜂,使它们不采花粉不酿蜜。从此以后老乔就要和酒绝缘了。
小酒馆在一条小巷子里,生意很冷清,老乔跟酒馆老板说,你把酒馆开在这里,谁会来呢?老板说,你不是来了么?小伙子,你年纪太轻,你不知道什么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老乔的一生受到小酒馆老板的影响,他至今记得那老板的牛样,说话的时候,脑袋和脸皮都纹丝不动,甚至连嘴皮子都没动。
老乔收了箱回来,客人已经走了,他要了十斤蜜。乔世凤说:“他还会来的。”她不说客人有没有夸老乔的蜜,但她说客人还要再来,就等于在说老乔的蜜好。老乔朝乔世凤瞄了一眼,女人就是好哄,每次人家说什么她就信什么,还眼巴巴急吼吼地等人家再来呢。有一次还非说一个头一次上岛的人以前来过,那个人乐得跟她套近乎,就把价钱压了下去。 这个客人带着十斤蜜跟着风一起走了,他跟乔世凤说他还要再来,可老乔知道他不会再来了。不过这没有什么,他不来,自会有别人来。老乔的客人,从来就没有断过。
这时候客人正惊恐万状地随着波浪起伏,他惊心动魄地叫喊着:“不好了,不好了,要——”下面的话他没敢说出来,他也知道一点船家的规矩,船家连吃鱼都不敢吃另外的半条,别说那个恐怖的“翻”字,连“反”、“泛”这样的字眼他们也都不说的。客人惊慌失措地从船头爬到船尾,船家坐在船尾那里把着舵,他笑眯眯地看着这个爬来爬去的客人。客人有点窘,支吾着说:“这风,风!”船家也不抬头看天,也不低头看水,他仍然不说话,他的神态好像在说,风,哪里有风?船家的镇定并没有让客人也镇定下来,他仍然惊魂不定,他想,这是你的想法,你是吃这碗饭的,你天天风里来雨里去,五级风对你没什么了不起,可我是旱鸭子,我经不起五级风的,我也经不起四级风和三级风,我有恐水症,我再也不会来了。哪怕老乔的蜜好到天上去,我也不来了。
船终于靠岸了,客人差一点丢掉了他买的蜜。老乔的蜜。他是慕名而来的,他新办了一家食品厂,需要很多的蜜。他本来是想来订货的,要订很多货,可是现在他知道他和老乔的缘分就是这十斤蜜了。
除非有桥。
船家奇怪地看着他,桥?怎么会有桥,只听说在河上建桥,哪有在这么宽的湖上建桥的。
那也不一定。
船家回头碰到老乔的时候,跟老乔说:“奇怪了,那个人说要在湖上建桥,这桥要多少钱?这么小的岛。岛上有什么,值得吗?”
建了桥你的船就没有用了,所以你反对建桥,老乔想,你的目光真是短浅,你还守着赵州问赵州,岛上有什么,岛上有老乔的蜂蜜,这还不够吗?船家被老乔的眼神提醒了,他知道自己说错了,赶紧补回来说:“是有东西的,有老乔的蜜。”老乔却说:“我的蜜,是不用桥的。”船家说:“那是,我这么多年,来来回回摇了多少买蜜的人,有桥没桥是一样的。”乔世凤听船家这么说,也忍不住说:“有一次我到街上去,街上的人也说笠帽岛的蜜,他们不知道我就是笠帽岛的,更不知道我就是——”老乔瞟了她一眼,她就不说了。
有桥没桥是一样的。
可是说着说着,桥竟然就真的建起来了。有人欢喜有人忧,船家失业了,老乔发达了。
一只蜜蜂飞到了老乔家的饭桌上,停下来,也不吭声,老乔看都没看它,说:“你不说话,就以为我——”老乔忽然觉得嗓子硬硬的,后面的半句话竟哽在里边吐不出来了,老乔有一点异样的感觉,他回头看了它一眼,顿时变了脸色,你是谁?蜜蜂仍然不说话。老乔尖利地说:“你以为你不说话,我就会错认你?你不是我家的人,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你不属于这里,你不能待在这里。”蜜蜂朝老乔笑了笑,老乔说:“你笑也没用。”
P1-3
短篇小说,并没有缄默
张学昕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曾作为现当代重要“主流文体”之一的短篇小说走向“边缘”,日渐衰落,仿佛一个“时代的孤儿”,遭到冷落,这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无论是对于普通读者,还是职业评论家,短篇小说的阅读接受和研究,一如诗歌在我们时代的命运,凄楚冷清,境遇尴尬。人们都将对文学关注的目光移至长篇小说上,在年产近两千部的长篇小说中耐心地翻检、寻觅着其中不超过十部的“排行榜”和可能成为“经典”的篇章。我知道,这种文体,二十多年来始终如此备受青睐,似乎这是当代文学能够继续生长的希望所在。两者如此明显的差异,常常令我们迷惑,引发我们的感慨和思索。那么,实际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在这两相比较中,我们开始认真地考虑两种文类之间的微妙关系,探测它们与我们时代生活现实和精神状况的内在联系。于是,我们会发出诸多的疑问:曾经屡屡辉煌的短篇小说究竟怎么了?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是什么?短篇小说的存在,难道真的需要依靠什么信念支撑和理论求证吗?在一个被认为属于长篇小说的时代,短篇小说就一定要滑出人们的视野,淡出“中心”、流落边缘吗?这一切,源于短篇小说自身水准的沦落,还是这种文类的存在已经到了其必然衰落的大限?它在历经辉煌之后缘何走进了自己的困境?短篇小说与长篇的“病象”有多大区别?进一步说,在今天,短篇小说的写作还有多大的可能性?短篇小说何为?如何才能恢复短篇小说写作在当代文学中的尊严?出于对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特别的喜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就开始注视短篇小说的生长状态,并为此深感烦忧。
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建法兄发给我的这三十多篇短篇小说。像往年一样,这些小说,是他从上百种文学杂志中的数百篇短篇小说中精心遴选出的作品。我相信建法兄苛刻而锐利的“法”则和“法”眼,任何作品都难以逃脱他审慎的批评姿态。我清楚,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守着“纯文学”的立场,他对文学本身的崇敬之意、赤子之心和经验累积,常常使得他的判断超越我们大家的共识。面对如此复杂的文学局面,他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2007年短篇小说的基本面貌,更是目前文学最清晰的存在形态。也正是因为他这种“个性化”的评判视野在,才使我们的阅读和欣赏避免僵化的思想,保持新鲜的活力,使我们对喧嚣的文学现场葆有必要的信赖或警惕。
特别是这一次,在仔细通读了这些幸运地进入“法”眼的、代表了2007年度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文本之后,我对我们时代的短篇小说更加坚定了信心。我也对那些用心投入短篇小说写作的作家们充满敬畏之心。更由此看到了这些优秀作家坚定的内心和当代短篇小说的希望。我有充分的理由说:短篇小说活着,短篇小说,并没有缄默! 实际上,当下人们最为忧虑的是,短篇小说是否还有人阅读,因为这关系到短篇小说如何得以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最主要还是短篇小说写作的问题。显然是今天的短篇小说生产机制出现了问题。其实,这已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问题和现象。经常有人引用美国作家厄普代克二十年前的话来描述短篇小说的命运,说那是“一个短篇小说家像是打牌时将要成为输家的缄默的年代”。美国、俄罗斯、法国等也普遍呈现短篇小说凋敝的状况。短篇小说的写作、出版、阅读已不经意间陷入一种令人惊异的尴尬境地。写作、阅读之间也出现了莫名的龃龉。缄默,成为短篇小说甚至整个文学写作的实际样态。文学外部环境的深度制约、干扰着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生产活力。我们近些年方才意识到这些问题。在我们长达十几年的社会物质、文化、精神、娱乐的巨大的转型过程中,人们在专注物质水准和自我生存状态调整的同时,整体上忽略了对自身新的文化标高的需求。人们文化兴趣、阅读兴致的分化、分割,造成文学阅读群体的减少。这也从一个侧面造成小说市场尤其短篇小说需求的大幅度下滑,这就大大减弱了作家写作短篇小说的热情和动力。因此,我们说,短篇小说已成为文学乃至我们时代最寂寞的事业之一。的确,短篇小说的写作在我们时代是要祛除功利之心的。作家张炜曾说过,一个短篇小说不繁荣的时代,必是浮躁的、走神的时代。一个时代价值观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取向和审美判断。尽管人们的兴奋点已经分散,小说在这个社会的整体分量也已经大不如前,但艺术家、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永远也不会终结。现在的问题在于,一方面,一些作家对这种文体的自信正在渐渐丧失,他们将自己的写作才华付诸影视和图像的事业,或者走向媚俗,加入“畅销作家”的行列;另一方面,他们像期待长篇小说市场预期那样,对短篇小说的期许过多,企望它能带来名望、影响和诸多的实际“效益”。而文学一旦被它自身以外的东西所负累,写作就不再是纯粹个人的美学活动。可以肯定地讲,那些留在短篇小说创作队伍里的作家,一定是我们时代最值得尊敬的人。那么,对于作家来讲,当前最需要调整的机制,还是能唤醒艺术良知的精神机制,不仅要有超脱、虔诚、沉淀的内心,还要有足够的叙事耐心,唯有这样的写作姿态,才可能把短篇小说事业带向成熟的境界,挽救短篇小说文体的存在命运。
我想,倘若不甘于将短篇小说送进“艺术博物馆”,有出息、有责任感的作家就要不受社会时尚、风气和经济的诱惑与制约,面对浮躁和种种焦虑,坚持致力于当代短篇小说经典的创造,摆脱这种文体“将死”的现实危机,真正恢复短篇小说在当代的写作尊严。
……
不夸张地说,苏童和刘庆邦是当代两位迷恋和擅写短篇的大家。我虽不认为这是他们小说中的上乘之作,但他们作品的受欢迎和被需要,表明他们短篇小说写作的一个高度,也体现时代审美取向的不俗一面。如果说苏童的《茨菰》继续保持着他一贯的叙述风格,融灵性、凝练、隐喻、韵味于一体,内敛而隽永,叙述起伏跌宕又绝不肆意斜出;刘庆邦的《黄花绣》则耐心、细腻,从容不迫,于平实、平淡、平静中闪耀着不屈的光泽,于无声处孕育着人物内心的美好向往和波澜壮阔。 《茨菰》里的彩袖和《黄花绣》中的格明,有着不同的生存境遇,彩袖为了兄长的幸福,被迫嫁给一个羊角风病人,彻底告别了,自己的幸福;格明的“黄花绣”既是古老乡村对死亡敬畏的一个纯洁仪式,也绣出了一个少女自我的觉醒和憧憬。看来,苏童和刘庆邦的生活、艺术贮备,厚实而坚固。如果迷信写作宿命的话,伟大的短篇小说极有可能在这样的持续写作中产生。
我们还必须提到毕飞宇的《家事》和黄咏梅的《开发区》。前者,有意以一种滑稽、调侃方式制造伪幽默和青春的苦涩;后者,在对一个夸张女性的夸张的、戏剧性的描述中,表现我们社会生活中情感空间的凌乱和浮躁,叙述充满野性和活力。两篇小说讲述不同年龄段人的情感故事,凸现人物面对情感难题和困境时的痞与颓。读罢小说,我们所疑虑的是,作者向我们展示的主人公们旺盛的精力,究竟是生活的财富和动力,还是培育有价值人生的障碍?
总的说,能够进入这个选本的作品都堪称今年的短篇佳构,都是“不媚俗、不轻浮、不虚妄”的扎实之作。我对它的可靠性深信不疑。这其中虽稳健型较多,俊逸、峭拔文本罕见,但绝不沉闷。这一年,在短篇小说写作的整体形态上,虽面貌略显驳杂,但并不缺乏叙述理想和爆发力,以及感人的生命力量。由此我想说,短篇小说“言说”的困难,一定来自写作心态的不单纯、不纯粹。那么,重建短篇小说的写作尊严、重拾艺术信仰势在必行。所以,我们要坚信短篇小说这种艺术的生命力和存在价值,重新回到生活,回到当代,回到想象力、创造力可以生长、繁茂昌盛的地方。
短篇小说,我们虽然不期待、奢望火山式的喷发和更大的惊心动魄,但渴求它在不断的探索中对自身和现实的超脱与超越。至少,它需要一次真正的艺术解放。
2007年11月15日于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