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鸟文学年选”将锁定纯文学的佳作精品，以其独具的民间视野，爬梳整理着文学的年度精品。它恪守纯文学阵地，坚持编选的民间视角，逐年梳理，逐年集萃，自成风格。

选本在传统阅读的基础上，打开了文学的多元生存空间，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它更多的是参与其中，而不是以客观审视或居高临下的姿态亲近现实，它关注生活，靠近民众的阅读心理。因此，这套选本不奇异、不乖张、不空蒙、不小资，平实、亲切、生活、现场，就是它的特点。

王乾荣主编的《2007中国最佳杂文（精）》收录了阿敏的《穿上“行头”就完事大吉了？》、安立志的《将太阳作为月亮的一部分“批发”》、白驹的《“新社会的裹脚布”》、毕淑敏的《最简单美容法》等作品。

太阳鸟文学年选，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发表于2007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王乾荣主编的《2007中国最佳杂文（精）》偏重真性情的坦露和书写，并寻求文学体验中的人文关怀。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阿 敏 穿上“行头”就完事大吉了？

安立志 将太阳作为月亮的一部分“批发”

白 驹 “新社会的裹脚布”

毕淑敏 最简单美容法

陈 仓 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

陈 章 “无情对”或可传情

陈长林 阿炳在世丢饭碗吗？

陈鲁民 人话

陈四益 “陈文丁画”谢幕辞

椿 桦 央视比郭德纲更会演相声

狄 马 无权势者的睡眠

范敬宜 “敬宜愚兄，你好！”

冯日乾 问君能有几多愁

冯远理 让“胡话”远离生活

符 号 厕所“万花筒”

高 低 人一堕落，连鞭毛虫都不如

高尔泰 将进酒

高红十 一路走神儿

瓜 田 韩国人，你胃什么傻气？

郭庆晨 恨不得脸上刻个“阔”字

郭松民 皇帝的尾巴和学皇帝的人的尾巴

郭兴文 “我没有‘经济学家’无耻”

郭怡安 摩登洋泾浜

郭振亚 “狐狸精”是“情色符号”吗？

韩浩月 余秋雨的“婉约”作风

韩小蕙 享受生活吧，用幽默

何三畏 昙花二现“说清楚”

和菜头 人人都爱刘德华

洪巧俊 城市人终于想起了农民

黄 波 宁为“愤青”，不做“犬儒”

黄 霞 “耶稣是革命家，我也是”

黄一龙 中华民族到了最什么的时候

季羡林 我的不安分，我的美人观

蹇庐氏 “华夏第一祖龙”现身：与政府“无关”

江曾培 将大活人注销为“死魂灵”

姜伯静 刘翔在北京输了怎么办

姜明安 论“铁腕”官员之“铁”

蒋 萌 听说过“首席道歉官”吗？

蒋元明 “二锅头先生”的搞笑和鲁迅妈妈的幽默

蒋子龙 谁愿生一副“癌性格”？

焦 加 预知死生

金陵客 孔子不知“儒服”

金一南 应从小知道在烈士墓前流泪

景 迅 “你试着改一个字看看！”

考 生 拿根大棒狠狠打在头上

孔 曦 “艾”死事小，失节事大？

雷 颐 “名词”乃日本名词

黎 明 老外为啥这么较真？

李 辉 博士叫诗仙“吃软饭”

李北方 抹去背景的半吊子幽默

李国文 没出息，没起子，很无聊，很委琐

李景阳 由“正说”想到“正吃”

李兴濂 采访毛泽东

李燕军 自病自诊

李忠志 地球上得不到的，从星空找

理 钊 “人学”是怎样丢失的

廖保平 附在狮子身上就以为是狮子

林 希 先请文学批评冼个脸

刘 齐 痛恨

刘吉同 公祭为什么这样滥

刘绍楹 世界大公司一旦进入中国

刘县书 猴子也有平等观，人呢？

刘兴雨 他拿出代表证晃了晃

刘运辉 没有方言伴奏，就

柳 萌 心无旁骛不显老

卢周来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

鲁 军 “茶水”是如何“发炎”的

陆士华 如果家里进了贼

闾丘露薇 忍看股票成废纸

马亚丽 作为领导的如来佛

梅桑榆 双重标准的人

缪 哲 不是一个“傻”字能了之的

潘采夫 像卖脑白金一样卖《论语》

潘德东 长城的“粉丝”

潘多拉 假如官员对“丑照片”不满意

彭 俐 比王冠更高的真理

彭 林 北京奥运，我们行哪国礼仪

彭大方 四字见大师

秦 海 对袁隆平说“风凉话”的人惭愧了吧

清风识字 何家栋和陈良宇：谁是共产党

曲维龙 良人不如恶犬

阮 直 “英雄”一多美女就多

商子雍 玫瑰铿锵过吗？

邵燕祥 “掩耳盗铃”解

沈 栖 外国官场多有窝囊事

盛邦和 健康情趣从哪里来？

盛大林 当小偷行善的时候

十年砍柴 现代中国尚有多少“远村”

石 飞 警察变“家丁”

舒 芜 贫下中农应该根本看不上地主婆

宋志坚 “曲线”说话

宋子牛 过去很痛快，如今爽歪歪

苏显龙 谢谢厦门大学这个“泳池”

孙立平 娃的裤子炸线了

孙振军 做“文明人”还是做“王八蛋”

唐德亮 “权牛”的胃口

滕朝阳 把反腐玩成游戏

童大焕 在冰冷的社会面前

汪金友 像鸭子一样趴在地上

汪涌豪 我们如此虚荣

王 琳 怎么对付“臭规定”

王春瑜 谈古论今剽窃考

王国华 做元凶最舒服

王景山 我和电脑的恩怨

王乾荣 北大跟我做生意

王石川 文学再一次被调戏

王重旭 很多贪官都在自己举报自己

韦洪乾 公检法的“瓜分”

魏得胜 去农村，干什么？

魏剑美 用最好的纸出废书

魏书生 中国家长身上藏着十把刀

魏英杰 都云“选手”痴，谁解其中味？

邬四毛 还是风花雪月的好

吴冠中 路

吴营洲 曹雪芹的“迷”与“悟”

吴志实 到山外找姐姐去

伍立杨 文化脱水的病灶

肖复兴 包子皮还在，馅变了

熊培云 一根拉链可以敞开多少年？

徐 冰 吴市场的美妙“市场”

徐 强 为自己的主义招致信徒

徐怀谦 炎黄很生气，诸葛亮很着急

徐迅雷 五步笑一百步

许身健 演戏才需穿行头

薛 涌 不管干什么，写作是成功的基石

鄢烈山 评论政治人物应“意在笔先”

严 瑶 “秀”给谁看？

严宝康 棒杀张艺谋

阎 纲 总有那么一天

杨 伟 不打不成才

杨沛霆 管人·管己·做人

杨学武 主义不一样，广场也不一样

叶匡政 刘心武证明了“红学”是一门伪学

叶延滨 关于情人的另类解说

叶志军 一百一十年，北大被人津津乐道什么？

佚 名 中国历史在外国试卷上搞笑

佚 名 在美国，你最怕什么？

佚 名 “麻脸女人做的豆腐”这道菜

张 闳 是“狗屎”是“垃圾”无碍，钱最紧要

张建伟 先冤于古赃官，再屈于今教授

张结海 乱穿马路很安全

张天蔚 向王朔致敬

张卫平 军服上突然出现花花绿绿的标志

张心阳 俄罗斯人怀了一下旧

张雨生 人心的回归

张召忠 开博有什么用

赵健雄 而已而已

赵启正 微笑——无需翻译的语言

郑连根 不要让美女坐到怀里

直言了 让眼睛充满光明

钟 伟 经济学者的言语边界

周 实 说话

周士君 排污式“忏悔”

朱健国 来自老百姓易，回到老百姓难

朱铁志 如果我死……

穿上“行头”就完事大吉了？

◎阿敏

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形象的关注，从来没有到过今天这样高的热度。“仓廪实而知礼节”。在“仓廪”不实的时候，国人对于国家该是何种形象的思考好像全被“争气”二字所代替，造出了一颗卫星或拿了一块金牌，所有舆论的重点和中心，都集中这两个字上。“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大约就是那时追求的“形象”境界。这当然不能说有什么不对，但到底还是一种拿自己某一点的优势与富人攀比的穷人心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从蓄势到强劲飙升，只用了短短二十几年，所取得的成就，却震惊了整个世界。在“仓廪”相对过去“实”了许多的情况下，重塑国家形象，便成了国人的精神诉求。在一片热议之中，不乏好的见识，但有一种主张很值得商榷：像包装产品一样来打造国家的品牌形象。

提出把国家作为产品来包装，无非追求一种“速成”效果。为什么想“速成”呢？都因为我们得到的东西来得太快。一方面，中国的GDP增长一直位居世界第一方阵，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各个角落，外汇储备已达上万亿，不仅是体育大国，还有许多“大国”的称号也当之无愧；有些人跑到发达国家转了一圈，觉得北京、上海的高楼大厦跟那儿比相差不多，洋人们使用的手机甚至还不如咱们的精巧，不免沾沾自喜；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口碑、中国的形象，在世界舞台上的改观却没有与经济成就相匹配，离心中自我设定的预期高度有不小的距离。所以，想通过包装的办法，希冀用标牌化、符号化的手段，在短时间内改变别人的印象。他们已等不及甚至不能容忍一点一点地、循序渐进地改善中国原有形象的速度了，其迫切的情状颇似乍富者急着忙着张罗置办一身体面的行头。 

可是，改变一个国家的形象，是不是靠穿上了一件好“行头”，就完事大吉了呢？

“包装”，对于一件商品也许非常有用，能够令它身价倍增，这自有其中的原理；尽管如此，它也必须以商品本身的质优量足为前提，否则漂亮的“包装”就会成虚假的代名词。国家的形象，说到底，也完全在于本身的“质量”，这一点上倒与商品的质量要求相同。可是质量是靠“包装”得来的么？

如果用客观的、全面的眼光，特别是站在世界格局的角度来审视我们国家的“质量”，我们在自豪于中国经济成就的同时，还有许多问题应当正视的，而且正是这些问题在对我们国家的“质量”造成了负面影响，如环境恶化、就业困难、医疗昂贵、道德下滑、产品质量不过关、食品安全令人担忧、许多官员不够廉洁，等等。在未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只能说，我们国家的“质量”还不够高，无论穿上怎样鲜亮的“行头”，要改变别人的看法都只是一相情愿。国家形象的好与差，表现在外，根子在内。乱吐痰、不按秩序排队成为中国人一个“著名”的毛病，就是道德教育、公共管理不到位的恶果。

此外，有些事情也不是通过“包装”就能够了结的。英国外交政策中心的一项研究认为，“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同外部世界对它的看法相差很远”。这是着眼点不同导致的，一个问题，一方看轻，一方看重，就会出现这种分歧。要别人随同自己，放弃“看重”的立场改为“看轻”，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这里有很深的利益关系，不可能通过“包装”自己，就能化解矛盾。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不可避免地要打乱国际原有的利益秩序。日本经济的异军突起，其产品充斥全球，欧美国家的利益无疑受到了损害。于是美国人语含讥讽把日本人形容为只会做工的蚂蚁。日本是美国的“铁杆”，涉及国家利益，也照样开骂。中国的经济发展，让发达国家感到了压力，我们想给它们一个好形象，靠“包装”恐怕根本无济于事。国家问的利益，彼此只有最大程度上的互惠互利，而不存在没有摩擦的互惠互利。我们需要分清的是，哪些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哪些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我们的产品因为价格低廉让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享受到了实惠，是不是的确也应该在产品的质量上做一些提高呢？在这一点上，人家抓我们的小辫子，我们是无话可说的。眼下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实实在在把本应该做好的事情做好，少让人抓一些把柄。

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还要多一点“人类意识”。例如把资源消耗降到最低程度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今，“地球村”的概念已深入人心，它不仅是一个环境生存概念，还是文化概念、政治概念。塔利班炸毁巴米扬大佛，按说这事与其他国家的物质利益无关，也不会影响法国或德国任何一家超市的菜价，可世界舆论不都给予一致的谴责吗？我们在为经济发展的本身需求注入动力的时候，也应多留意一下，我们的文化遗存保护得怎样，我们的山河是否美丽。

现在我们有了一点资本可以向世界表明我们的价值，可以适度地搞一些文化交流，多亮一亮相，为世界和平与美好花一些钱，这都是应该的。但像商品广告那样，集中火力在国际上“包装”自己，以求达到“明星出炉”般的吸引眼球的效果，说轻点是不自信，说重点是不自重，有失一个大国的体统。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的文化自有一种雍容的气度，不论今后中国的发展如何出色，即使在某一天进人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也不应去搞什么“包装”，“雍容气度”应该永远是中国形象的背景色，一切与“背景色”不协调的浮华和喧闹都应远离。

原载《环球时报》2006年12月15日

P1-3

用杂文透视中国病

王乾荣

有家传媒，给一百年后的人出了个题：一百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这题虽然是供一百年后的人领略的，却要当今一些“重量级”名人来回答。我认为也可以发动“中量级”或“轻量级”的人与“重量级”一起答这个题——人因其“分量”不同，看世事的眼光便各异；即使同一“量级”，目光所及，也各有所限嘛。

把这各色人等的答案，汇总一处，藏于密室，传诸后世，或许一百年后的人将看到一个一百年前的、正史之外的“中国”的大概“样子”。

“重量级”们是如何教后人认识现今“中国的样子”的，我基本不知，只在一本杂志读到其中一位周姓学者的“有趣”描绘，摘引如下：

“有趣的是，你们会想象不出，这是一个多么无趣的时代。我朝四周看，看见人人都在忙碌，脸上挂着疲惫、贪婪或无奈，眼中没有兴趣的光芒。

我看见老人们一脸天真，聚集在公园里做儿童操和跳集体舞，孩子们却满脸沧桑，从早到黑被关在校内外的教室里做无穷的功课。

我看见学者们繁忙地出席各种名目的论坛和会议，在会上互选为大师，使这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有了空前热闹的学术气氛。

我看见出版商和媒体亲密联盟，适时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畅销书，成功地把阅读由个人的爱好变为大众的狂欢。

我看见开发商和官员紧密合作，果断地将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和老街区夷为平地，随后建造起千篇一律的大广场和高楼群……”

这位有趣而烦恼的学者强调，他“看见许多有趣的事物正在毁灭，许多无趣的现象正在蔓延”。不过他没有更多地具体地列出濒临“毁灭”或正在“蔓延”的“现象”，大概是举其事者要求的篇幅有限，或者他老先生有所顾忌吧。照此思路，对于这样的现象，我想很多人都可以大把信手拈来。比如——

有人肯定看见，咱们的GDP噌噌跳高，可青山绿水不再，资源屡遭-劫掠。

有人肯定看见，风光的“中国制造”行销全球，国家外汇储备位居世界前列，其中的“生命补贴”详情，却只有那些工作条件很差、工薪待遇很低的劳动者知悉。

有人肯定看见，贪官污吏层出不穷，数以亿计国家财产尽入权贵者私囊，山沟里的娃娃却念不起书，有的手握录取书含恨自缢。

有人肯定看见，穷乡僻壤壮汉娶不上媳妇，蜗居于简易工棚的民工一年到头只能和妻子团聚一回，新贵阶层却不仅攀比谁买的别墅更高档、轿车更豪华，而且标榜谁包的“二奶”更漂亮，谁生的孩子有多少了。  有人肯定看见，同一事故中遇难者虽有同样的不幸，赔偿却是“贵人”贵价，“贱人”贱价。

有人肯定看见，在科教文卫领域，如周先生说，“大师”满天飞，大学尽“一流”，市长、县长们一个个都戴上了博士帽，却没有一个人摘得半个诺贝尔奖。

有人肯定看见，城市的道路越来越宽阔，各种交通工具越来越漂亮，宝马奔驰耀武扬威，学生上学、工人做工却无法准时到达学校工厂……

如此对比鲜明、反差极大的现象，均可谓“中国病”，几乎可以无穷地罗列下去，再说，便不由使人颤栗，诚惶诚恐了。

那么，也肯定有人看见艳阳皓月，莺歌燕舞，笑逐颜开，巨人崛起，乃至由此引发的“中国威胁”聒噪——该“论”虽然发自境外，却也是“中国的样子”的投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眼光，但是谁也没本事“另眼相看”出一个全面的详尽的现今“中国的样子”以供后人饱览——谁也不要有这样的企图。杂文家以尖锐的，有时甚至是独特的眼光察看世事，他们笔下的现象，往往是灰暗的。所以我觉得上述这位周学者颇像一个杂文家——这也是“中国的样子”之一瞥，好像人人都成了自持批评武器、满肚子不合时宜、总喜欢说三道四的杂文家。不招人待见的杂文家多了好啊，说明现今中国处于一个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并且不以言获罪的时代嘛。当然真正刚肠烈火、直面现实且富有理趣的杂文家，还是少之又少。

杂文家不是看不见光明面，只是从鲁迅以来的杂文传统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使他们无法从扎眼的污秽中寻出闲适来，就注定了他们大多要做“挑剔者”，诚如陈四益先生在《“陈文丁画”谢幕辞》一文中说：“唱赞歌的人已经太多，社会缺少的倒是关注并揭示社会缺陷的人。”注意啊，“关注”是第一步，要害即在于“揭示”——这可不是任何一个想做杂文家的人能够做到的。

所谓揭示，就是拿思想的“伦琴射线”去透视，显出世间这具“肌体”上的诸多“病灶”。原先有喻杂文家之笔为“手术刀”的，我以为不确。显示病灶已经了不起了——这是需要穿透力的，也是确诊和疗救的前提。确诊既属不易，非杂文家之所能，如何疗救，杂文家所开方子更是有限，换言之，“敲边鼓”者什么时候也救不了世。

什么叫“穿透力”？就是突破障碍达于一定深度的能力。比如很有些风光无比、行销全球的“中国制造”，你能透视出它们是环境恶化、工人完全处于亡命状态下的产品吗？而这种穿透力，没有深入社会实际的做派，没有对劳动者的深沉眷顾，没有为民众发言的情感倾向，没有一点正义感和抗争精神，是无法获得的。鲁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以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敌，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杂文家应该是这样的“证人”。

如今一些把持话语权的新贵、既得利益者，替暴发的“大腕”、“大款”和为富不仁者当走狗帮闲兼代言，为施与他们肮脏实惠的腐败官僚帮忙兼呐喊，却动辄把“抢占道德高位”的势利帽子，扣到说真话的人身上，而杂文家首当其冲。杂文家虽然声音不够洪亮，虽然遭逢如此污蔑奚落，能不勇敢地、坚韧地、一点一滴地开拓弱者言说的空间吗！杂文家就是要透视当今中国的社会病，至少不让自诩“主流”而歪曲、亵渎主流的那帮家伙一手遮天，继续毫无节制地瞒和骗吧！令这类自我感觉极好且霸气十足之人有所忌惮，乃至气急败坏，便是弱者的胜利，也是杂文家的胜利——可怜的小胜，总比眼看着以邪干正而丝毫无可奈何，被坑了还忍气吞声让人家当傻瓜强。

英国诗人柯柏说：“痛苦的诗中有欢乐，这一点只有诗人知道。”我说，杂文也是“诗”，痛苦的杂文中也有欢乐，这一点只有写杂文的有过体验。尤其现在，写一篇文章，将正义感甚至自己的抑郁情绪，宣泄出去，很快便能见诸报刊或网络，引来千万受众阅读，甚至有人回应，及时产生反响，如此这般“与袭来的苦痛捣乱”（鲁迅语），作者无疑可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小小补偿和适度快感。我觉得杂文家有点像正义在胸，特别爱“捣乱”，并且已经不屈不挠地跟铁道部、税务局等显赫衙门打过七场基本上输掉的官司的觉悟公民——郝劲松。郝劲松还曾为区区五毛钱不合法如厕费，把北京地铁告上公堂。他说：“在强大的力量面前，人们往往除了屈服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赢，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迅速地改变”？也许是一厢情愿。但是，我不相信那些一贯横行无忌、以言代法、说一不二的庞大被告，骤然间遇上这样一个小小刺头儿，仍能够神闲气定，没事人一样，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不觉得“痛”！对他们来说，这至少是一种“麻烦”——哪怕他们极度地不情愿面对。郝劲松用法律武器透视中国社会病，杂文家就用笔，或日x光吧。

这样的透视，不是叫杂文家赤膊上阵，大呼小叫，却需要杂文家的思辨之光。虽然社会转型，生活色彩纷呈，瞬息万变，总有些底色不变；虽然人心不古，思潮泛滥，四处奔涌，脉络就那么几条。透过浮尘的眼，方能窥探到底色；纯情至性的目光，才能找到真善美。好的杂文家所经心的，大略是观察和揭示，并从中体现“思想之美”，而不是大言武断，不是教训谁——他没有必要自告奋勇去做别人的义务导师，更没有资格教训人。况且显影社会，本身即寄寓了教训。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只有不配教训人的人，才喜欢教训人呢。杂文家于是在发现社会的同时，发现自己。对于社会不公、贪赃枉法，杂文家也不精于，或者没有精力像郝劲松那样去打官司。我喜欢本文开头说到的那家传媒的创意，这也给了杂文家一个提示——通过笔锋的透视，忠实地给当今社会的某一侧面、某一旮旯定一个格，反过来也给自己立此存照。这个未经粉饰的“格”，或许能与“重量级”们的描绘一起，为未来人们认识他们的先人及其处境，聊有所补。或者如鲁迅所说，这法子“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此取法乎上也，则更有意义。

我还要引周姓学者的一句话，他说他“不得不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无趣的时代”。何止“无趣”啊！他又对后人说：“不过，我相信，对于一百年后的你们来说，凡此种种已变得不可想象。在你们的时代，孩子们会有快乐的童年，大人们会有健全的常识，兴趣而非功利成为生活的动力。当我在此时对你们说话时，唯这样的展望使我感到了些微的乐趣。”可如果我们逃避现实，连一鳞半爪地给后人老老实实画一幅现状图也不能，让幸者和不幸者共同沉溺于目下的狂欢之中，而幸者愈幸，不幸者愈加不幸，周先生对于未来社会的畅想，还会实现吗？希望是穷人的粮食，把这“些微的乐趣”吃下去，转换成咱们的动力吧。

不过既然处于这样一个无趣兼有趣的非凡时代，有些小布尔乔亚式的杂文家爱发一些“不成不淡闲话或爱恨缠绵怨语”（陈四益语），无妨，也自然，或许这本身即是“中国的样子”的一点儿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