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一九七二年春天吧，我“解放”已经很久了，但处境还很困难，心情也十分抑郁。于是决心向领导打一报告，要求回故乡“体验生活，准备写作”。幸蒙允准。一担行囊，回到久别的故乡，寄食在一个堂侄家里。乡亲们庆幸我经过这么大的“运动”，安然生还。亲戚间也携篮提壶来问。最初一些日子，心里得到不少安慰。
这次回老家，实际上是像鲁迅说的，有一种动物，受了伤，并不嗥叫，挣扎着回到林子里，倒下来，慢慢自己去舔那伤口，求得痊愈和平复。
老家并没有什么亲人，只有叔父，也八十多岁了。又因为青年时就远离乡土，村子里四十岁以下的人，对我都视若陌生。
这个小村庄，以林木著称，四周大道两旁，都是钻天杨，已长成材。此外是大片大片柳杆子地，以经营农具和编织副业。靠近村边，还有一些果木园。
侄子喂着两只山羊，需要青草。烧柴也缺。我每天背上一个柳条大筐，在道旁砍些青草，或是拣些柴棒。有时到滹沱河的大堤上去望望，有时到附近村庄的亲戚家走走。
又听到了那些小鸟叫；又听到了那些秋虫叫；又在柳林里拣到了鸡腿蘑菇；又看到了那些黄色紫色的野花。
一天中午。我从野外回来，侄子告诉我，镇上传来天津电话，要我赶紧回去，电话听不清，说是为了什么剧本的事。
侄子很紧张，他不知大伯又出了什么事。我一听是剧本的事，心里就安定下来，对他说：
“安心吃饭吧，不会有什么变故。剧本，我又没发表过剧本，不会再受批判的。”
“打个电话去问问吗？”侄子问。
“不必了。”我说。
隔了一天，我正送亲戚出来，街上开来一辆吉普车，迎面停住了。车上跳下一个人，是我的组长。他说，来接我回天津，参加创作一个京剧剧本。各地都有“样板戏”了，天津领导也很着急。京剧团原有一个写抗日时期白洋淀的剧本，上不去。因我写过白洋淀，有人推荐了我。
组长在谈话的时候，流露着一种神色，好像是为我庆幸：领导终于想起你来了。老实讲，我没有注意去听这些。剧本上不去找我，我能叫它上去？我能叫它成了样板戏？
但这是命令，按目前形势，它带有半强制的性质。第二天我们就回天津了。
回到机关，当天政工组就通知我，下午市里有首长要来，你不要出门。这一通知，不到半天，向我传达三次。我只好在办公室呆呆坐着。首长没有来。
第二天，工作人员普遍检查身体。内、外科，脑系科，耳鼻喉科，楼上楼下，很费时间。我正在检查内科的时候，组里来人说：市文教组负责同志来了，在办公室等你。我去检查外科，又来说一次，我说还没检查牙。他说快点吧，不能叫负责同志久等。我说，快慢在医生那里，我不能不排队呀。
医生对我的牙齿很夸奖了一番，虽然有一颗已经叫虫子吃断了。医生向旁边几个等着检查的人说： “你看，这么大的年岁，牙齿还这样整齐，卫生工作一定做得好。运动期间，受冲击也不太大吧？”
“唔。”我不知道牙齿整齐不整齐，和受冲击大小，有何关联，难道都要打落两颗门牙，才称得上脱胎换骨吗？我正惦着楼上有负责同志，另外，嘴在张着，也说不清楚。
回到办公室，组长已经很着急了。我一看，来人有四五位。其中有一个熟人老王，向一位正在翻阅报纸的年轻人那里努努嘴。暗示那就是负责同志。
他们来，也是告诉我参加剧本创作的事。我说，知道了。
过了两天，市里的女文教书记，真的要找我谈话了，只是改了地点，叫我到市委机关去。这当然是隆重大典，我们的主任不放心，亲自陪我去。
在一间不大不小的会议室里，我坐了下来。先进来一位穿军装的，不久女书记进来了。我和她在延安做过邻居，过去很熟，现在地位如此悬殊，我既不便放肆，也不便巴结。她好像也有点矛盾，架子拿得太大，固然不好意思，如果一点架子也不拿，则对于旁观者，起码有失威信。
总之，谈话很简单，希望我帮忙搞搞这个剧本。我说，我没有写过剧本。
“那些样板戏，都看了吗？”她问。P1-5
本集所收，主要为近一二年所作散文。其中也有几篇旧作，篇后系有写作年月，读者一看便可明了。旧作经过战争、动乱，失者不可复得，保存下来的，也实在不容易。每当搜集到手时，常有题记。例如《琴和箫》一篇，即原附有如下文字：
这一篇原名《爹娘留下琴和箫》，发表在一九四二年《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鼓》上。在我现存的创作里，它是写作较早的一篇。但是，在后来我编的集子里，都没有这一篇，一九五七年，我病了以后，由康濯同志给我编辑的《白洋淀纪事》里，也没有收进去。
这一篇文章，我并没有忘记它，好像是有意把它放弃了。原因是：从它发表以后，有些同志说它过于“伤感”。有很长一个时期，我是很不愿意作品给人以“伤感”的印象的，因此，就没有保存它。后来，在延安写作的《芦花荡》和《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里，好像都采用了这篇作品里提到的一些场景，当然是改变得“健康”了，这三篇文章，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参照来看。
现在淮舟同志又把它抄了来，我重读了一遍，觉得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伤感问题，同时觉得它里面所流露的情调很是单纯，它所包含的激情，也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盛。这当然是事过境迁和久病以后的近于保守的感觉。它存在的弱点是：这种激情，虽然基于作者当时迫切的抗日要求，但还没有多方面和广大群众的伟大的复杂的抗日生活融会贯通。在战争年代，同志们觉得它有些伤感，也是有道理的。
因此，我竟想到了创作上的一些问题。真正的激情，就是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所流露的激情，恐怕是构成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因素。在历史著作里，在政治经济学著作里，成就大小的分别，道理也是一样。应该发扬这一点，并向现实生活突进。但理论问题是很复杂的，非目前脑力所能及。现在，只是把这篇作品的来历，简述如上。
一九六二年八月七日晚大雨过后记
此篇，前抄件已失，淮舟念念不忘，今岁，先后到天津人民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检阅所存《晋察冀日报》残卷，均未得见。终于《人民日报》资料室得之，高兴抄来。淮舟于此文，可谓情厚而功高矣，今重印于此，使青春之旅，次于晚途，朝露之花，见于秋圃。文事逸趣，亦读者之喜闻乐见乎！
一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晨又记
再如《烈士陵园》一文，写出较早，发表在《人民日报》，还有一篇，写出较晚，交给《天津日报》，刚刚排出清样，就赶上了“文化革命”。于是悬挂楼间，任人批判；批判之余，烟消火灭，它就无影无踪了。文章的命运，历史证明，大体与人生相似。金匮之藏，不必永存；流落村野，不必永失。金汤之固不可恃，破篱残垣不可轻。所以虽为姊妹篇，一篇可以赫然列目于本集，一篇则连内容、题目我也忘记，就是想替它恢复名誉也无从为之了。 其他几篇旧作，也都是路旁的遗粒，沉沙之折戟。虽系残余，可备磨洗。因为，用旧日文字，寻绎征途，不只可以印证既往，并且希望有助于将来。
至于这些新作，也都是短小浅陋的。近年来，文章越写越短，以前写到十页稿纸，就自然结束；近来则渐渐不足十页，即辞完意断。这是才力枯竭的象征，并非锤炼精粹的结果。然于写作一途，还是不愿停步，几乎是终日砣砣，不遑他顾，夜以继日，绕以梦魂。成就如此单薄，乃自然所限，非战之过也。
“秀露”一词，亦别无含义。在农村生活时，日出之后，步至田野，小麦初生，直立如针，顶上露水如珍珠，一望无垠，耀人眼目，生气蒸蒸，叹为奇丽。今取以名集，只是希望略汰迟暮之感，增加一些新生朝气。
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记
《秀露集(精)》由孙犁著。孙犁一生热爱读书，其藏书品质之精、量之大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耕堂读书记》是孙犁晚年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毕生读书感悟的结晶，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
此次百花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精装本孙犁系列作品，正值孙犁逝世十周年到来前夕，是天津出版界献给一代文学大师的真挚思念。
《秀露集(精)》包括小说、回忆性散文、杂文、文艺理论、书简等。其文风、意蕴，朴实依旧；感发世事，拳拳之心，感人至深，饱含着历经沧桑和繁华后的那份淡泊与澄明，能给读者以理性的启迪。
百花文艺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将推出系列精装本孙犁作品集，其中包括孙犁晚年系列结集“耕堂文录十种”、《耕堂读书记》和经典小说《铁木前传》。洋洋十二部系列作品的出版，将为喜爱孙犁的广大读者献上了一套精美的典藏范本。
“耕堂文录十种”收录了孙犁晚年结集出版的十本小集，其中的“乡里旧闻”“耕堂序跋”“耕堂读书记”“芸斋小说”“芸斋书简”“芸斋琐谈”“书衣文录”等类别文章最为孙犁爱好者们津津乐道，也体现了孙犁独特的写作视角。这些精美而老到的文字，无不透露出作者冷静深邃的人生思考和超然脱俗的写作境界，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衬托出其不朽的思想锋芒和迷人的艺术魅力。值得一提的是，“耕堂文录十种”在整体编排上独具匠心，封面采用作者亲笔题写的书名并配以本人手章，扉页附有孙犁最喜爱的藏书票。
本书为其中的《秀露集(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