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卞之琳诞辰100周年之际，外研社编务中心编辑部与人文社科分社联合推出本书。本书系出生于美国的荷兰学者汉乐逸先生研究卞之琳诗歌生涯与作品的著作，也是全世界最早出版的该领域专著，被誉为“发现卞之琳”途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该书以文本为经，历史为纬，采用传记式研究方法，系统、全面地审视了我国“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卞之琳的生平及其作品，详细评析了卞之琳的诗歌创作、诗歌理论、文学翻译、翻译理论。当代诗坛元老屠岸先生评价说：“汉乐逸的这部论著篇幅不长，但质量很高。其特点是史论结合，繁简得宜，语言精粹，逻辑严密；有如评传，但无某些评传的烦琐考证之弊。曾有一些以文学家为传主的纪实作品，偏重史实，忽略文本；或者反过来，囿于文本，疏离背景。汉乐逸此书二者均不偏废，为读者提供了全面了解卞之琳文学成就的通道。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即摒除了术语的堆砌和理论的玄奥，做到了深入浅出，因而引人入胜。”

第一章 早年

第二章 三十年代

第三章 战前诗歌

第四章 四十年代

第五章 五十年代

第六章 六十年代及以后

参考书目

引用诗歌全文

译后记

1955年，卞之琳结了婚。(他的妻子青林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以短篇小说而知名。他们在1957年生了一个女儿。)

在同一年，他到波兰参加了纪念波兰大诗人密茨凯维支(1798—1855)百年忌辰的大会。密茨凯维支在中国久负盛名，鲁迅曾译过他的一些作品，并给予了高度赞誉；他的代表作《塔杜施先生》的中文版也于1950年出版；1954年，作家出版社又推出了《密茨凯维支诗选》。在波兰停留的一个月间，卞之琳结识了诗人帕布罗·聂鲁达。

正是在1955年，共产党开展了让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运动。按照梅勒·格尔德曼的说法，这是“社会主义中国规模空前、高强度、全国范围的意识形态重塑运动”。运动的焦点是党对著名作家胡风的批判。胡风是主张评判文学时摒弃纯政治标准的代表人物之一。

1956年，卞之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5月，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公开呼吁对知识分子实行更宽容开放的政策。这个政策后来被概括为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虽然意识形态氛围的转变已经酝酿了数月之久，中国作家对新宣布的文化自由政策却反应迟钝。反胡风运动的记忆仍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中。直到第二年，作家和专业人士们才真正敢对党提出批评。

就卞之琳个人来说，1956年最重要的事件是《哈姆雷特》译本的出版。这本书堪称他职业生涯中的里程碑，将他从事的多种活动暂时汇聚到一起。最重要的一点是，从翻译艺术的角度看，此书的成就无疑是杰出的。虽然几十年来，莎士比亚早已通过翻译为中国人所熟知，但现有的多数译本都是散文体，包括传奇人物朱生豪(1912—1944)的众多译本。此人虽然缺乏专业训练，并且疾病缠身，却将毕生精力倾注到了莎作的翻译中。

卞之琳的《哈姆雷特》译稿实际完成于1954年末，当时朱生豪的译本已经以普及读物的形式出版了。卞之琳在译作完工之前，有意识地没有参考朱的译本。因此，当两个版本的措词偶有雷同的时候，他觉得没有改动的必要。

卞之琳的译本是以当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的诗体，以其高水准赢得了盛誉，从1956年到1958年就重印了两次。证明其生命力的一个事实是，出版二十年后，它仍被广泛用作大学的教科书。

这个译本所凝聚的艰辛研究工作至少可追溯到与燕卜荪共事的日子，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它重要的预示意义：从此以后，卞之琳将主要扮演学术研究者的角色。这是他译的第一部莎士比亚悲剧，以后他还会译更多，但这方面的工作得等到70年代晚期政治恢复平静的时期才会取得全面突破。

在实践诗学领域，卞之琳的《哈姆雷特》形象地展示了某些技术可能性，这一点很快就将激起严重争议。在介绍自己翻译方法的简短前言中，他勾勒出了译本包含的主要原则。不出所料，这些原则与他此前和此后关于诗歌创作的讨论是一致的。无论是自己的原创作品，还是自己的译诗，卞之琳认为都应当用一个统一的、普遍适用的理论——诗行的节奏基础来分析。

译本反映了莎士比亚原作在风格上的各种切换。(碰到无韵诗，译作也避免用韵，以此类推。)原作如果一行有五个音步，译作一行就用五个顿。顿并不是按重音来定义的，每顿中不拘轻重音位置，但总有一个“主要重音”(两个同重音连在一起也就相当于一个重音)。长度可变的顿是唯一固定的单位，每行不拘字数多少，实际结果总在十个到十五个之间。绝大多数顿都由两到三个字组成，四字顿最后一字必然是虚字，不然就分成两个二字顿。一字顿遇上下文是二字顿，往往就归附其中一个二字顿，不再独立成为一顿。外国人名与地名写成中文，四字以下到四字的读成一顿，四字以上添一顿。

以上规则适用于无韵诗部分，有韵诗部分格律更为严格，几乎只采用二字顿和三字顿。  总体来说，译文的一行便对应着原作的一行，以便反映原作的跨行效果和诗行长度的变化。原作中偶尔出现的短行和断行也保留在译文中。

在序的末尾，卞之琳以谦逊的口气说，自己尚不确定无韵体(与“自由体”相对照)在汉语中能否成为一种有效的诗体，“如果读者不感到是诗体，不妨就当散文读，就用散文标准来衡量。”

在《哈姆雷特》的译本序中，卞之琳集中讨论了诗行的构成，这很有意义，因为它让我们意识到以顿为基础的诗歌创作方式并未耗尽其潜力。这一理论的雏形闻一多早在三十年前就已提出，卞之琳和何其芳作为其衣钵的继承者，很快就将被粗暴地推到聚光灯之下接受批判。但在此之前，中国诗坛还会有一些令人讶异的新动态。

1957年1月，一份新的诗歌杂志《诗刊》诞生了，臧克家任主编。创刊号中最有轰动效应的内容当推毛泽东的18首诗。这些作品都是古体诗，用了大量历史和神话典故。

白面世之日起，毛泽东的这些诗就注定要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随诗寄给臧克家的信中，他说：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这些诗在1957年发表，对新诗是一个重大打击。毛泽东时年六十三岁，他发表这些作品，选择古典形式作抒情载体，不会是无心之举。他偏好古体的原因不能简单归于他的年龄：郭沫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理和文联主席，虽然比毛泽东年长，却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新诗运动领袖。

P85-87

卞之琳研究的里程碑著作——序汉乐逸《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

1979年1月14日至17日连续四天，《诗刊》社在北京召开大型座谈会，探讨中国新诗的过去和未来。胡乔木作报告，强调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指出新诗坛产生了公认的大诗人，他当场举出四位：冰心、郭沫若、冯至、卞之琳。当时，除郭沫若已故去外，其他三位都在座。胡乔木的报告强调新诗的成就，是有原因的。此前，毛泽东于1965年6月致陈毅的信公开发表，其中说到“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此说一出，在新诗界引起了极大的思想震动。胡乔木的报告听者无不心知肚明：胡乔木是要为新诗“恢复名誉”。就在这次会场休息期间，我作为晚辈与卞之琳先生交谈，提及胡乔木报告中举出四位“大诗人”中有他。当时卞先生没有表态。

然而，后来——我已记不清哪一天，卞之琳在他家中对我说(当时也有其他人在场)：“我称不上是major poet，只能是minor poet。”英文major poet是“大诗人”(或“主要诗人”)，minor poet是“次要诗人”。卞之琳认为自己只能是次要诗人，这是他的谦虚，还是他的客观态度？

诗史家和诗论家也可以见仁见智。就整个唐代诗歌来说，恐怕只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可称作大诗人，杜牧；李商隐只能称次要诗人。但就晚唐这个时段来说，小李杜也是大诗人。或者，另一种看法可能是，即就整个唐代诗歌来说，小李杜也可以是大诗人。

或许定排行榜，争座次，没有什么意义。然而，确定一位诗人在诗史上的地位，既是对他在诗歌活动上的成就作出深入调研的结果，也是对他在诗歌活动上承前启后的作用作进一步探讨的契机。

卞之琳对自己是客观的，也是严肃的。《诗刊》在20世纪90年代曾设立一个专栏“中国新诗经典”，约请卞之琳“加盟”。卞拒绝了，他认为不能把自己的诗作任意拔高为“经典”。(是他认为这个专栏中已被列为“经典”的他人作品够不上经典，故而不屑与之为伍，还是认为自己的作品够不上经典，待考。)在诗歌翻译工作上，卞之琳称杨德豫的英诗汉译已达到“译诗艺术的成年”，对有些英诗汉译，卞说“我不如杨德豫”。但，如果认为卞之琳是个“谦谦君子”，那就错了。70年代末，卞之琳自己选定的诗集《雕虫纪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不久，作家方殷在《文艺报》发表文章批评说，有人谦称自己的诗是“雕虫小技”，但“雕虫”总要“雕”出个“虫”来呀，你这个“虫”在哪里呢？卞之琳知道了，说：“他看不见，那是他的眼睛瞎了！”这句话非常厉害，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我颇吃惊。卞之琳的严肃和自尊，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有一句谚语：“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无傲骨！”我觉得卞之琳正是一位无傲气而有傲骨的非凡歌者。

或者，major poet也可以指一个时代的“主流诗人”。确实，卞之琳不是“主流诗人”。但是，他并没有脱离时代，毋宁说，他是超越了时代。他的超前意识烛照着后世。中国新诗史如果没有卞之琳这类不趋时、不媚俗、坚持自己的美学追求的诗人们，将会显得苍白。

一次，卞之琳先生与我谈及莎士比亚。那时他还在撰写《莎士比亚悲剧论痕》。他说，有一种说法，叫“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真没错。我说，中国人也说“说不尽的曹雪芹”，与此相同。后来我常常想，“说不尽”的何止这两位，还有很多很多。卞之琳其实也是“说不尽”的。卞之琳在世及逝世后的长时期中，我总感觉到，对卞之琳的研究很不够，他的著译是一座宝藏，这宝藏的光芒还深掩在时间的尘埃里。因此，当我今年读到出生于美国的荷兰学者汉乐逸(Lloyd HaR)先生的著作《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时，我深感喜悦。卞之琳是可以不断被“发现”的。而汉乐逸先生在“发现卞之琳”的旅途上，迈出了有力的一大步。

汉乐逸的这部论著篇幅不长，但质量很高。其特点是史论结合，繁简得宜，语言精粹，逻辑严密；有如评传，但无某些评传的烦琐考证之弊。此书详细评析了卞之琳的诗歌创作、诗歌理论、文学翻译、翻译理论，以文本为经，历史为纬。曾有一些以文学家为传主的纪实作品，偏重史实，忽略文本；或者反过来，囿于文本，疏离背景。汉乐逸此书二者均不偏废，为读者提供了全面了解卞之琳文学成就的通道。

这本书中第三章和第五章是全书的两个亮点。前者对卞之琳的战前诗作进行了整体研究，分析了卞诗形式的基本特征，突出论证了卞诗节奏单位“顿”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卞诗意象的象征内涵；指出了卞诗意象的三个来源：西方象征派诗歌、中国古诗传统、中国佛道哲学。后者详细回顾了50年代由新民歌运动引起的关于新诗形式(联系内容)的一场持久的论战。此章使读者仿佛置身那场论战的现场，了解其来龙去脉，明悉在这场论战中卞之琳的观点由简约到完整的发展过程；而本书作者的倾向性在客观述评中自然流露。这两章与全书前后呼应，明确卞之琳早期作品和晚期作品表达了同样的主题和思想，但方式不同，表述有迂回，思路有发展。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即摒除了术语的堆砌和理路的玄奥，做到了深入浅出，因而引人入胜。

这本书原著由英文写成，译者李永毅先生译笔流畅、准确、清新，使本书的可读性大为增强。

对于卞之琳的“发现”，当然还没有“观止”。但这部论著，在“发现卞之琳”的途程上，应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

屠岸

二0一0年五月于北京萱荫阁

接到此书的翻译任务是个意外，但如今看来或许是一种机缘。

二十年前，我在重庆的一个小县城里读诗，写诗，卞之琳的名字就已镂刻在心里。但我对他的理解，一如笼罩家乡的烟雨，是朦胧的。

后来离家到北京念大学，读到更多的诗，但对卞之琳的偏爱依旧。我在博士阶段学的是文学理论，但我从来不愿用任何理论来分析卞之琳，所以他的诗在我心里仍然是朦胧的。

当外研社蓝小娈编辑联系到我时，我一面有些胆怯，一面却很想翻这本书。古诗、新诗、外国诗，我都是有兴趣的，但我平素却没有机会把它们串起来，何况这次它们都汇聚在卞之琳身上。

浏览了汉乐逸先生的原作，我就毫不迟疑了。汉先生让卞之琳的作品变得明晰起来，但奇怪的是，明晰并未破坏作品的朦胧。这无疑是文学研究的上乘境界。之所以如此，我想是因为汉先生是以“心”做学问，而不是用“器”。

翻译的过程中，我正在办理调动手续。诸多繁琐的杂事中，汉英之间的文字之旅给了我不少乐趣。

二十年后，我又回到西南，在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转了一个圈，但诗心未变，对卞之琳的偏爱未变。

译者

201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