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延光编著的《摸着的那块石头叫规律(卢延光读史笔记)》是卢延光的读史笔记。作者以艺术家奔放的豪情，上天入地，往来古今，自由驰骋。不作具体事件的研判，以独特视角，在把握整体的前提下，单拣最典型命题，且不惜持之一点不及其余，论求深透。同时又明显地看到，近三十篇文赫然讲述着同一命题：敬畏“天”，敬畏“规律”。

卢延光编著的《摸着的那块石头叫“规律”》是延光出版的一部文集，捧读书稿，如对其人，又仿佛见他声如洪钟、慷慨激昂、嫉恶如仇的神态。书稿中的激扬文字，显然是他蓄积已久的一次情怀的喷溅，如此真诚、坦荡，酣畅淋漓。《摸着的那块石头叫规律(卢延光读史笔记)》虽然不能说他已然尽情倾吐，也许仍有忌惮，仍有保留，欲语还休，而所言已尽显这性情中人的赤子之心了。

远古篇

 造物主边缘化

 人算不如天算

 东郭和农夫

 姜太公与华盛顿

春秋篇

 我观孔子

两汉篇

 皇帝头顶还有个“天”

——发现董仲舒

大唐篇

 惠明和尚与衣钵

 神秀的不凡

 六祖与现代化

盛宋篇

 空前绝后宋仁宗

 苏东坡最闪光的诗

 蔡京改革与三鹿奶粉

晚清篇

 慈禧小议

 裱糊匠李鸿章

 张之洞打错算盘

 致命的废科举

 皇族内阁名单

 袁世凯的聪明

 杨度的识见层次

 弘一的坟被掘

中西篇

 伏尔泰对历史人物的观察

 马丁·路德的发现

 华盛顿的选择

 大儒黄宗曦

 中国何以难行中道

 变法与复兴

——意大利文艺复兴新观察

 达·芬奇的通神之论

——意大利文艺复兴再观察

摸着的那块石头叫“规律”(代后记)

跋 贾弘业

女娲是上古之“神”，以黄土按自己形状造人。天柱折，地维裂，她用五色石补天。天补好了，因劳累过度，躺倒下来，死去，化作山川大地，哺育她所创造的子民。在漫长的中国文化中，她本是伟大的造物主，地位却不高，至今，纪念她的庙宇罕见。

古文化的失误在于把玉皇大帝捧出，放于造物主之上，用一个“政府”的管理天庭秩序的机构代替了女娲、盘古，把造物主隐去不谈，却大谈“政府”功能。地下也安放阎王“政府”，天上、地狱以“政府”职能唯大唯极，强化了天上和地下的管理，制造畏惧与惩罚到了极端不近人情的地步。淡化了造物主，淡化了规律、秩序，中国文化的转向从汉代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道教被儒生改造也从汉代开始。在古代，中国妇女地位低下，男权掌控一切，特别是宗族唯大；宗族又以老人的德高望重为大，全是男性，妇女受压迫，而皇权更大于宗族。古人所想象的“神”，由“造物主”、“救世主”自然想到帝王，结果是玉皇大帝出场，女娲边缘化。又因为中国老百姓畏惧“官府”、“官家”，把“‘政府”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皇权独大，压倒一切，所有的持有神权的人物都拜在皇帝脚下，“神来拜人”，成为中国特色。神权和皇权历来又相互结合，“皇”即“神”，奉天承运，把造物主移到掌管一切的玉皇大帝身上也就顺理成章了。创造万物的“神”退居移位于管理“人”的神，所收获的就十分诡异和无奈。

历代，女娲的作用被弱化、淡化，久而久之，只变成美丽的民间故事中的一名主角，这位真正的造物主退到极次要的地位。造人的女娲，反倒不及管理人的玉皇，造物主变得可有可无，而与每个百姓贴着现实发生关系的“政府”系统变成重中之重。不敬畏创造人类的“天”，而敬畏管理人类的“皇”，中国几千年反反复复，问题也出在这里。

佛教进入后，造物主仍未摆脱其弱势地位。至尊的释迦神通广大，按今天净空法师的解释，释迦只是接引，相当于西方的耶稣，承上启下，上头还有一个上帝。像净空的觉悟，中国佛教界没有几个，因为他生活在新加坡。僧众们供奉三佛，不知造物主，以为三佛就是造物主。而老百姓见到寺庙、道观低头便拜，误把释迦、玉帝作造物主。造物主也随历史逐渐隐退、消失。  儒教强调天理、良知，孔子的敬而不近鬼神的“小聪明”，使三千年中国历史充满苦难。这种把“天理”(造物主)也近同“鬼神”，“生”亦不知，还谈什么“死”呢?对“天理”、造物主的探索、发现和觉悟，在儒教那里就到此为止了。眼前的事要紧，盯紧每一天，天道人心归于皇权，一百年、几百年后的事天知道，谈及也是发“傻”。

古代的知识精英，一直以儒教为核心教条，董仲舒的失败导致日后儒教更为狭窄。把孔子打扮成“神”，把儒教半宗教化，也是中国文化的出轨，因出轨而一句顶一万句，窒息了儒学的创造性、包容性和生命力。二程、朱熹反佛反道，把儒教利益最大化；陆九渊、王阳明，一边吸收佛学禅宗，一边不忘卫道反佛；只有周敦颐、苏东坡在吸收外来文化上亲近佛、道，近于“鬼神”，他们是儒教在宋代发展中符合造物主意志的思想境界最高者。

P3-4

卢延光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画集《一百帝王图》，其后他又陆续出版了《一百神仙图》和《一百僧佛图》，艺誉鹊起，在画坛卓然成家。

《一百帝王图》是延光嘱我作序的，由此与他有了长达20年的交谊。20年来，常有晤面，发觉他不仅钟情于丹青，还爱读书，爱思考，爱议论；常见他滔滔不绝，臧否人物，贬斥时弊，嫉恶如仇；说至冲动时，往往情不自禁，拍案而起。内心屡为这位如此耿直率真的铮铮汉子赞叹：真性情中人也!

《摸着的那块石头叫“规律”》是延光将要出版的又一部文集，也嘱我为之序。捧读书稿，如对其人，又仿佛见他声如洪钟、慷慨激昂、嫉恶如仇的神态。书稿中的激扬文字，显然是他蓄积已久的一次情怀的喷溅，如此真诚、坦荡，酣畅淋漓。虽然不能说他已然尽情倾吐，也许仍有忌惮，仍有保留，欲语还休，而所言已尽显这性情中人的赤子之心了。

延光熟读史书，故常以史实和历史人物故事融会于文字之中，因而使人读来倍觉生动隽永。其所议所论，虽然未必尽属至理真言或合乎圭臬，但都无不发人深省；若干篇章，更是令人因共鸣而击节。如《皇帝头顶还有个“天”》一文，也许可以说是延光这个集子中有代表性的篇章。作者所说的“天”，是指“规律”。这对于大自然来说，是生态规律；对人类社会和世间万事万物来说，是发展规律。这些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违反了这些规律，谁就要受其惩罚。数十年来，这些规律给我们的惩罚(委婉点说是教训)实在太多了!全民杀麻雀，规律罚我们以遍野毛毛虫；全民大炼钢，规律罚我们以满地废铁渣；全民“放卫星”，规律罚我们以“瓜菜代”、蔗渣糕，弄得“千村薜荔，万户萧疏”……虽说“天堂”很美，但是硬要凭那所谓“天梯”高攀上去，究属狂想，终归不得不拆得一点不剩，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可见至高无上的，还是“天”，还是冥冥中起决定作用的规律。谁要违反“天”意，都不会有好下场。“天”意的对立面是“官”意(亦即长官意志)，因为只有“官”才敢与“天”为杵，老百姓是绝无如此斗胆的；也只有“官”才会自以为具有与“天”比肩之力，升斗小民从来都敬畏苍天，更是绝不会作如是想的。斗胆的“官”们可悯之处，就在于他们不以“天”意为是而自以为是，蔑视“天”意而自鸣得意。他们不知道无论“官”有多大，也无过于“天”大；不知道“天”是跨越不得，更是亵渎不得的。他们的悲剧正是因为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却自觉凌驾一切之上。由于对“天”之无知和轻蔑而祸国殃民，把世间糟蹋得一片狼藉，自己的赫赫威风、煌煌盛誉也因而扫地以尽。延光在这篇文章中搬出了西汉的董仲舒。他推崇董仲舒，把董仲舒尊奉为中国思想界的“盘古”，就是因为董仲舒是尊“天”的，他最早提出了“君权神授”之说，主张君权要合乎“天”意，受“天”的制约。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是颠扑不破的定理。延光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对我们都曾体验过的某个荒唐历史时段的返照，读之犹似踯躅于那个荒唐历史时段遗存下来的废墟，不禁为之唏嘘。延光搁笔之余，深深慨叹：对“天”而言， “兴与亡，灾与幸，都在顺和逆两字”。几十年来尚未尘封的无数史实本身，已把这简单却又确凿不过的道理验证得透彻极了。

河床上的一块块石头是我们涉水过河的导引和凭借，摸着那一块又一块石头逐步前进，我们才得以稳妥地到达彼岸。那些石头串成了我们涉足过河的必由之路，这所谓必由之路也就是规律了。这些年，提倡“摸着石头过河”，按规律办事，那些真能确实照办的地方，不都有了可喜的成效吗!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八个字，中国现在十几亿人大概没有几个相

信了，包括这一百多年我们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读晚清、五四那些先驱甚至是大家的书，看他们的言论，几乎没有一个说这八个字，谈此等事、此等道理的，连文化保守主义者也不谈。在中国，左与右，激进与保守，全体清一色拜伏在《天演论》的脚下，完完全全被西方的一个人一一达尔文所俘虏，演化到后来又被另一个人所俘虏。俘虏也不一定不好，俘虏也有好坏，我们被俘虏的却是一个解体了的体系，很短促。好的那个体系，据说是非暴力革命模式，至今存活在北欧多国，人的幸福指数、生命价值都排在世界的前列。过五百年后的中国人再来谈“五四”，应该说在中国思想史的长河里，“五四”的地位是不会有太大高度的。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话，古老到比台湾阿里山山顶的神木还老得多，神木生在春秋战国，这句话却在尧舜禹那时。汉代大儒董仲舒更从这八个字引申出“天不变，道亦不变”，更强调“皇帝头上更有个天”。于是人和天的价值，中国人从汉代开始确立，八字价值延绵直至晚清。慈禧太后和康有为是天生的死对头，然而两个人在那个时代，各自分别还唠叨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价值，走完了各自的生命历程。他们那个时代对“天”还是有个认识、敬畏感，相信三千年，老天没有变过。再看看今天的世界各国，那些布什、普京、奥巴马，怎么上台宣誓当总统，总要按着《圣经》呢?更且那个从“老大哥”那里出来的普京还多了一个项目，给东正教皇摸摸头顶，这不是“皇帝头上还有个天”吗?天不变，布什、普京、奥巴马那里的“道”至今也没变过。二千年前的董仲舒理论在西方依然流行，也不知董仲舒是先进了还是落后了。

董仲舒的“天”的价值，在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后，我们开始动摇，我们左和右的两派开始被“俘虏”。历经辛亥、五四，历史写着，右的蔡元培，新进的胡适，左的鲁迅，更左的陈独秀，都不敬畏天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反封建、反宗教、反帝、反军阀，这左右都反得热火朝天。我们这一代更跟着起哄，直至“文革”，整个二十世纪，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战天斗地中，“人定胜天”取代了“连皇帝头上也有个天”的这种价值，中国文化延绵三千多年的核心价值，在我们以及后来的各代，就此断裂了。

《天演论》横扫中国文化，摧枯拉朽，中国人承传三千年的人与天的核心生命价值，连根拔起。我很认同2010年《读书》杂志十一期杨晓民的文章，“如果将一百年前的思维脉络看成达尔文主义的延伸，那么如今主流知识分子的激进思维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由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思维转到经济的达尔文主义思维。”其实魂与魄已扫荡殆尽，失其魂落其魄是目前我们的现状。

《天演论》发明来自西方，我却发现他们上至总统、下至百姓根本不把《天演论》当回事，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上下人等，大知识分子到小知识分子，到老百姓，根本不信达尔文，依然信的是“天”，是‘上帝”，信董仲舒。还听说爱因斯坦也不信达尔文，最后甚至达尔文自己也不信自己，终究还是信天，他的墓地最后还选在只有圣徒才进的坟场。

中西文化的诡异，也叫特色，令我们的这一辈只识起哄的人头都大了，精神开始恍惚，到底信谁?

今天看来，李鸿章那一代所哀叹的三千年之大变局，倒不是别人的鸦片、洋教、枪炮的进来，而是《天演论》的杀到，天不变，别人不变，我们自己却觉得完完全全地变了。

当然，变也有好处。天没有了，人得到“解放”，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惧、无法无天的“人”，可以干出三千年前的人不敢做、不想做、不忍做的事，大变局变的是这个，今天的许许多多“非典”那样的怪事、奇事，令人心惊肉跳的事。所谓史无前例说的也是这个。从学者到专家再到老百姓已经没有悲悯心、宽容心、问罪感、谅解、宽恕、慈悲心等等的宗教情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