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夜未央，月何在(19lO—1917)？
第一节 他乡月，相思得？
韦莲司的母亲很生气，她没想到胡适居然和她女儿在她纽约的公寓里单独相处了一个下午。“胡先生！这件事如果让这儿的人知道了，他们是会说话的。”胡适赶紧解释，说他们并没有真正地独处了一整个下午，因为他后来打了电话，请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张彭春过来一起喝了茶。这件风波发生在1915年1月底。当时，胡适接受波士顿“布朗宁知音会”(Browing Society)的邀请，到波士顿去演讲“儒家与罗伯特·布朗宁”。波士顿“布朗宁知音会”原先是想邀请当时在哈佛大学念哲学的吴康。吴康因为自己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于是推荐了胡适。吴康之所以会推荐胡适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这半年之前，胡适才在康乃尔大学布朗宁征文奖(Corson Browing Prize)得奖，他的论文题目是：《布朗宁的乐观主义赞》(A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以一个外国学生得到这个殊荣，胡适还上了纽约州几个城市的报纸。
总之，胡适在1月18日从绮色佳坐火车往波士顿。19日下午，胡适做完演讲以后，20、21日参观了波士顿美术馆。21日，他搭夜车到了纽约。第二天早上，他和韦莲司去参观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过后，他们回到韦莲司在海文街(Haven Avenue)92号的公寓午餐。胡适还在那儿见了韦莲司家的朋友杨格(Young)夫妇。但是，23号星期六下午，胡适再度去看韦莲司的时候，在张彭春过来喝茶以前，确实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独处。胡适在第二天坐火车回到了绮色佳。由于他那时已经是韦莲司家的常客，他除了当晚就打电话给韦莲司的母亲，还在两天以后到她家去，详细地向她报告此行的经验。他没想到韦莲司的母亲在知道他去了她女儿的公寓两次以后，就立刻追问当时究竟有没有其他人在场。这一问一答，就引出了一场风波。
胡适不是不知道当时美国社会男女交际的规矩。男女自由“约会”(dating)的风气虽然已经逐渐形成，许多中产阶级的家庭仍然认为青年男女的交往，必须要循序渐进。最稳妥的作法，是让男女在女方家的客厅会面，如果外出，最好要有个“监伴娘”(chaperon)当夹心饼干。胡适在日记里不只一次提到“监伴娘”，比如说，1914年11月15目的日记里，他解释了美国青少年所风行的“郊游野餐”(picnic)。他说美国青年男女郊游野餐，为了避嫌，会请一个“中年已婚嫁之妇人同行。”当时，他还称赞这是“西俗之美者也。”半年以后，在发生他跟韦莲司独处一室这个风波以后，他的态度丕变。在1915年5月21日的日记里，他批评说：“美之家庭亦未必真能自由，其于男女之交际，尤多无谓之繁文。其号称大家者，尤拘拘于小节。推原其始，盖起于防弊，而在今日已失其效用。”胡适把chaperon这个字翻成“挟保娘”，很明显的，有意揶揄这个作法的冬烘。
胡适还以为他的解释安抚了韦莲司的母亲。事实上，她马上写信给韦莲司，拿这件事来数落韦莲司，气她一直不把“好教养”(propriety)当一回事。她还说胡适告诉她，说他之所以会打电话叫张彭春来，是因为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了他不应该与韦莲司独处一室。韦莲司收到信以后，立即在1月31日写了一封信给胡适。她说如果胡适当天确实是那么想，她必须道歉。但以他们彼此对自由的了解与坚持，她认为胡适应该是不会拘泥于什么“教养”的俗套的。至于她自己，韦莲司说她本人所用的是人上人(the highest type of human being)的标准。由于这些“人上人”所追求的是真善美，他们唯一会去遵循的“教养”，是在思想范畴上的教养。这在同性之间如此，在异性之间也是如此。她认为异性相吸有它美丽、值得人留恋的地方。而且，即使它变了奏，我们还是可以用意志的力量，把那个友谊转化到更高超的层次。韦莲司慷慨激昂地说：如果我们只因为男女交友可能会出问题，就用那所谓的“教养”或“男女之防的顾虑”(sense of propriety)来阻止，而不让他们从思想的交会来激发出灿烂的火花，那就是因噎废食。
换句话说，从韦莲司的角度来看，一对男女交往密切，并不表示他们就一定是在谈恋爱，他们也许是在追求那心灵的交会。而这种心灵交会的火花，才是两性交往最高的目的，也才是她心目中所认可的“教养”。韦莲司请胡适务必要了解她为什么可以为了她母亲的一句话，就作了这么长篇的大论。她说这种闲言闲语的可怕，就在它有腐蚀、糟蹋男女友谊的力量。更值得注意的，韦莲司很明白地告诉胡适，叫他没有必要作她们母女之问的调人。关于这点我在下文还会谈到。韦莲司最重要的意思是：胡适苦口婆心的解释，反而只是让韦莲司的母亲找到借口，说连胡适都同意她的看法，认为女子应该懂得要遵守那所谓的“教养”。因此，她母亲根本是借机把胡适的话拿来当武器，来发泄她一贯认为韦莲司太不在乎“男女大防”这类的“教养”的怨气。
相较之下，胡适确实要比韦莲司顾忌得多。他在回给韦莲司的信里，说当他意识到他们是独处一室的时候，他确实觉得不安。他认为韦莲司可以不屑于世俗的规范，他自己则不可以陷她于可能落人口实的不义。“苦行僧可以自己笑傲地面对痛苦，他的朋友则没有把痛苦加诸其身的权利。”
P9-11
在当今中文世界里，胡适研究是一个由男性宰制的研究领域。这里所说的男性宰制的意思有两层。第一层意思是指当今中文世界里研究胡适的学者泰半是男性。举个例子来说，2011年4月在南京举办了一个纪念胡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会议。在这个会议里发表论文的共有34位学者，清一色都是男性。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也当然不会是主办单位有意造成的。然而，研究胡适的学者泰半是男性的事实，在这里是展露无遗了。如果研究胡适的学者泰半是男性，则胡适研究是一个男性宰制的领域的第二层意思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说，中文世界里的胡适研究充斥着男性宰制的意识。这并不是说作为男性就不能有超越男性意识的可能，而毋宁是说除非男性有意识、批判地检视他们的性别意识，否则他们就无法冲破男性中心的藩篱。我在《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和隐私观》一文里，征引了茱蒂司·卫尔特(Judith Wilt)一句警言。她提醒我们：一个人会批判社会上性别的不平等、男性的偏见与不负责任，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我这本《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是在2006年12月出版的。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上看到对本书的书评。这或许是因为中文的学术世界里还没建立起书评的制度，或许是因为中文的学术世界对其不认定为学术的书籍不作书评。殊不知分析胡适的情感跟研究他的思想一样，都必须要有方法、要有理论，不管作者自觉与否。因此，都是学术品评的对象。如果我们不以学术体制内的书评为限，则这五年之间，倒是陆续出现了几篇长短、详略不等的书评。其中，尤小立的《历史真相与历史叙事中的“美”》是最值得拿出来讨论的一篇。这不但是因为这篇书评很有慧眼地点中了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缺失，而且因为它可以让我用来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胡适研究是一个由男性宰制的研究领域。第二个问题是：中文世界里的历史研究仍然秉承着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馀绪而不自知。虽然我用的是尤小立这篇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最好的书评，但我所批评的与其说是尤小立，不如说是这篇书评所反映出来的中文世界里的胡适研究。
尤小立这篇书评最有见地的地方，在于指出我那“公”、“私”两相渗透的观念未能用来贯穿全书。他说：
作者注意到胡适“在所谓‘私’域里的行为，包括他对婚姻与爱情的处理方式，与他在‘公’领域的作为，是息息相关，有其共同的模式可循的”。他认为：胡适“在‘公’领域——国际关系和政治参与等——所揭橥的行为准则，与他在‘私’领域对自己所做的要求是一致的，那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页81-82)。但是，这个发现不知为何没有被作者当成指导原则贯穿全书的始终，从实际的内容看，似乎只有江冬秀独享着同情的理解，一旦超出江冬秀或胡江婚姻的范围，就不再适用。
尤小立这个批评我完全接受。这点疏漏，就证明了作者在写书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可能就会产生首尾不相连、以及论点无疾而终、或虎头蛇尾的问题。我感谢尤小立电邮寄赠该书评，让我能在本书的增订版中针对这个缺失从事修订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尤小立的书评也同时流露了胡适研究领域里的男性宰制的意识。他说：“从《胡适的情感世界》的描述中，不难看出，胡适这个所谓‘太阳’周围的‘三个月亮’以及若干‘星星’性格上的共性，这一共性就是外向和主动。韦莲司是教授的女儿，身兼现代主义画家，她的性格虽然不太外露，甚至常与胡适讨论严肃的问题，而被胡适称为‘知识上的伴侣’，可一旦感情的闸门打开，也是一发而不可收。在胡适的美国恋人中，哈德门、瘦琴、罗慰慈，无一不是主动热情，甚至大胆而近乎偏执。”
韦莲司是否外向和主动，是否“一旦感情的闸门打开，也是一发而不可收。”我自己的看法完全跟尤小立相反。胡适是三生有幸，得着了韦莲司这样一位有智慧的恋人。在所有胡适的女友里，韦莲司可能是在自制、在谨守隐私——甚至帮胡适谨守隐私——方面，最能够跟胡适匹配的。她也是所有胡适的异性朋友里最富有创意，对爱的思考、体会、和付出最为深刻，写下隽永、深刻、让人可以吟咏、咀嚼的珠玑最多的一位。但这不是此处讨论的重点。重点在于尤小立把这些胡适的“月亮”、“星星”归纳出了一个共性：外向和主动。言外之意，胡适其实是蛮无辜、无奈的，都是这些“月亮”和“星星”主动去招惹他的。她们既然“大胆而近乎偏执”地自己送上了门，我们怎能苛求胡适要向柳下惠看齐呢！
尤小立接着说：“抛却婚姻的道德不谈，胡适与这些中外女性的婚外情并不存什么私心杂念。几位女士虽都是主动出击，但并没有贪图胡适的名和利。反过来看，胡适似乎也没有太亏欠她们。她们大多不是社会名流，更谈不上漂亮。罗慰慈因为杜威的关系算最为知名，徐芳略有诗名，但绝称不上一流，至于其他几位都是普通人。假使如作者所说胡适擅长‘猎艳，，以其名望和地位，应该不会仅仅满足于此吧。”这所谓胡适对这几位女性没有什么“私心杂念”、她们也并不贪图胡适的“名和利”也者，似乎意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属于一种双方各取所需、银货两讫、恕无售后服务与承诺的“交易”。如果这是尤小立的意思，其实是颇现代、前进，颇符合现在的一夜情精神的。然而，尤小立的重点其实不在此。他接着说的话才是关键。他说：“胡适似乎也没有太亏欠她们。”原因是因为“她们大多不是社会名流，更谈不上漂亮。”换句话说，胡适如果真的擅长猎艳，他就不会看上这些“称不上一流”、“都是普通人”的女子吧！
当男性意识天经地义地宰制着我们的思想的时候，任何有意凸显出性别意识的尝试都会受到质疑，说它失之于偏颇、偏激，不但有把性别的问题无限上纲的危险，而且有一杆子把女性的问题都算到男性身上的倾向。尤小立批评说：“但可能是作者太过有意地避开男性的视角，反而忽略了胡适本人的性格对其恋情的影响。”事实上，在男性意识宰制我们的思考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可以“有意地避开男性的视角”。那就好像是说，我们有意避开我们赖以思想的语言、或者我们赖以行动的手脚一样，是不可能的。男性的视角是无所不在，所向披靡的。作为男性，我有自知之明，知道我自己绝对不可能“避开男性的视角”。
如果一个社会里有所谓女性的视角存在，这个女性的视角是附丽在这个无所不在、所向披靡的男性视角之下。事实上，男性与女性是相对的概念，没有一个能独立于男性之外的女性的视角，也没有一个能独立于女性之外的男性的视角。一个社会里的男女观念是互相制约、互相生成的。尤小立所谓的胡适本人的性格对其恋情的影响，不就是他所处时代的性别观念—一那互相制约、互相生成的男女观念—一的产物吗？
胡适研究领域里充斥着男性宰制的意识，这已经是到了下意识，如反射作用的地步。试问：有多少人觉得跟他同时代的人相比，胡适已经作得很好了，因此任何对他的批评都是苛求。诚然，研究历史必须要把研究对象放在他所处的时代脉络里。没有人会去要求胡适要有今天的性别意识。那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犯的是历史研究法上所说的“时代错误”的谬误。换句话说，一个活在穿长袍马褂时代的人，我们不能硬要他穿上一套西装。然而，这并不表示研究历史的我们，就必须摆脱我们今天理应有的性别意识，而用当时的性别观去研究当时的历史。这原因很简单，我们研究历史一定是用今天的眼光、今天的价值、今天的学术语言去研究，想不要这样作都不可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今天研究小脚为美的时代的审美观念，即使我们知道我们不会不假思索地去犯那“时代错误”的谬误，我们也一定会有自知之明，知道我们自己的审美观念是迥异于那个时代的审美观念。我们自己的审美观念，不可避免地一定会渗入、型塑我们对小脚文化时代的审美观念的诠释。
……
由于胡适爱惜自己的羽毛，时刻记挂着历史会对他如何评价，因此从不轻易在书信、日记中留下任何情感上的鸿爪。江勇振所著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增订版)》是第一部全面梳理胡适情感世界的著作，依靠围绕胡适这颗“太阳”的星星与月亮所留下来的文字，从她们的爱、恋、嗔、痴中揣摩并反观胡适的情感历程。
这本《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增订版)》的传主是胡适，但那些敢于付出、勇于示爱的星星和月亮，才真正是赋予这个故事以血肉、情韵与色彩的主角。她们的爱恨、她们的相思、她们的挣扎，甚至她们对爱欲的礼赞，是胡适情感世界里最扣人心弦的精华。因此，本书也是所有想了解胡适生活和思想的人的一部必读书。
恋爱中的胡适，星星月亮的爱、恋、嗔、痴！
《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增订版)》——第一本全面梳理胡适情感世界的著作，胡适研究的一部奇书。
从江冬秀到韦莲司，再到曹诚英，作者江勇振搜集诸多历史资料和照片（绝大多数为英文原件），第一次全面处理胡适的情感生活，让读者有机会完整全面地了解伟大学者的情感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