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以一介文臣统领私人武装湘军湘勇，凭统驭之道驾驭千军万马。

历史上的真实的曾国藩，是如何能以私家之兵力挽狂澜，又如何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自削兵权？

一代文臣武将曾国藩，大清三百年中兴名臣，出将入相，内圣外王。

张云、韩洪泉编著的《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的写作秉持了这样几条原则：史学规范，文学笔法，军事视角，文化观照。通过这样的写作，力求使远逝的历史可触可及，使陌生的人物可亲可近，使昔日的战场可观可感，使研究的成果走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学术殿堂”， ”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而使广大读者得到更为丰富而亲切的收获。

曾国藩与湘军，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一段说不清，辨不明的历史。历史可亲，且让我们走近那并不遥远的过去，一起去感知，去触摸、去体悟……

《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由张云、韩洪泉编著。

《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讲述了：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

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

曾国藩，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前言 前尘往事：说不尽的曾国藩与湘军／∞1

第1章 修身与齐家／001

 01 家世与家风／003

 02 “用破一生心”／010

 03 兄弟／01 9

 04 妻妾／028

 05 儿女／035

第2章 从湘勇到湘军／045

 01 墨经出山／047

 02 湘军是这样练成的／055

 03 “唯涤公马首是瞻”／062

第3章 太平军的劲敌／071

 01 屡败屡战／073

 02 “以杀人为业”／081

 03 太平天国的成全／088

 04 秦淮浩劫／098

 05 李秀成之死／106

第4章 湘军·楚军·淮军／119

 01 “鼎之轻重，未可问焉”／121

 02 “二把手”胡林翼／131

 03 “狂师爷”左宗棠／140

 04 “好学生”李鸿章／150

 05 曾、左、李／159

 06 天下湘军／169

第5章 政坛纵横／179

 01 升迁之道／181

 02 权柄之争／191

 03 捭阖之术／200

 04 天津教案中的“替罪羊”／210

 05 洋务运动的主将／219

第6章 立德与立言／229

 01 理学家／231

 02 “平生风义兼师友”／240

 03 “终生不辍”的文章事业／249

 04 《讨粤匪檄》／258

第7章 在历史的长河中／269

 01 幕府鼎盛／271

 02 耕读传家／281

 03 “惟楚有材”／292

结束语 “曾国藩热"的冷思考／301

附录一 曾国藩与湘军大事年表／305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315

后记／319

04 妻妾

人们常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曾国藩无疑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但他背后的女人却并不像他那样具有广泛的知名度。曾国藩一生中有两个女人，一位是欧阳夫人，一位是小妾陈氏。陈氏进门较晚，又因病早逝，陪伴曾国藩的时间只有一年半左右。与曾国藩相伴一生的欧阳夫人，具有传统社会中贤妻良母的典型品质，她恪守勤俭家风，又配合曾国藩教育子女，使他绝无后顾之忧，从而成为他的贤内助。

由于时代环境的局限和曾氏特殊的身份等原因，不论是欧阳夫人这位典型的以默默无闻相夫教子为业的贤妻良母，还是那位遮遮掩掩、英年早逝、引人猜测的陈氏妾，留下的文字记载并不多，在笔头勤奋的曾国藩笔下更是惜墨如金，少得可怜。这更进一步使她们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引起后人妄加揣测、以讹传讹。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其实，在历史的记载中静心梳理，就会发现她们既不遥远，也不神秘。

欧阳夫人（1816—1874年），湖南衡阳县水口乡五马冲村人，她的父亲欧阳凝祉是曾麟书的同学加好友、曾国藩的业师。在《曾国藩家世》《曾国藩家事》等书中，都记叙了一个民间流传的欧阳先生“移花接木”把女儿许配给曾国藩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但作者也指出“虚构甚多”，“显然是不真实的传说”。由于欧阳凝祉与曾麟书交好，又很赏识曾国藩的聪明才学，两家顺理成章地在1830年为长子和长女定了亲。1833年，二十三岁的曾国藩考中秀才，又与欧阳氏完婚，“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真可谓“双喜临门”。

欧阳夫人出身于书香之家、“贞节之门”（《诗文·欧阳府君墓志铭》），淑静端庄，勤劳俭朴，是曾国藩理想的伴侣。过门后，她作为长子长媳，上敬老人，下和弟妹，相夫教子，任劳任怨，受到长辈的喜爱和家人的敬重。在她嫁到曾家不久，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就身患重病长年卧床不起，这数年间，欧阳夫人与婆母江氏一起精心照料老人，还要忙里忙外、养猪种菜、缝衣做饭，其劳碌可想而知。据曾纪泽回忆，在曾玉屏卧床的三年里母亲“未尝得一安枕”，是乡亲们公认的贤妻良母和“本地无双的好孙媳”。

婚后几十年里，欧阳夫人与曾国藩时聚时散，很长时间里独自在家支撑。她先后生育九胎、长成七人，都是亲自接生、断脐，一手抚育成人。她早年在湖南湘乡家中，直到1840年才带曾纪泽进京与曾国藩团聚。在北京的十二年中，先后生下五个女儿——纪静、纪耀、纪琛、纪纯、纪芬，以及第三个儿子纪鸿。1852年曾国藩离京，欧阳夫人带领子女回到老家，在乡下持家教子十余年，直到1863年才随居曾国藩官邸。

 据说，1868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慈禧在养心殿召见他时特意问到欧阳夫人：“汝夫人在家做何事？”曾国藩随口回答：“臣之夫人在家做些七七八八。”慈禧听不懂曾国藩的湘乡土语，反问：“七七八八是什么？”曾国藩意识到说话太土，机智地解释道：“‘七’指柴、米、油、盐、酱、醋、茶； ‘八’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慈禧连连点头称赞：“好个‘臣之夫人’，大事管那么多，小事管那么细。”

欧阳夫人长期主持家务，督课子女，做的正是这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她的持家风格，不外“勤俭”二字。虽然丈夫是封疆大吏、权倾一方，她自己也先后被清廷封为一品夫人、一品侯夫人、一品侯太夫人，但她的俭朴却令常人难以相信。曾纪芬回忆说：父亲在军中时，她们随母亲在老家居住，由于曾国藩“以廉率属，以俭治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手中竞没有零钱可供支配。拮据到这种地步，外人都不会相信，认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至此。“其时，乡间有言： ‘修善堂杀一猪之油，仅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食三日。’”——修善堂是曾国潢家居住，黄金堂是欧阳夫人和孩子们居住。当时曾国潢主持本地团练，又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交往应酬较多，开支较大。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欧阳夫人持家的节俭程度。作为堂堂总督夫人，欧阳夫人终生“无珍玩之饰”，她全部的“奢侈品”，就是曾国藩的部下黄翼升执意拜她为义母时，“献翡翠一双，明珠一粒；某年太夫人（按：指欧阳夫人）生辰，又献纺绸帐一铺”。

说到勤劳，欧阳夫人更是为家人和儿女做出了榜样。无论是在湘乡老家，还是随丈夫南北辗转，她都坚持带领弟媳及女儿、媳妇一起纺纱、绩线、织布、做鞋，曾国藩曾高兴地写信给弟弟说：“家中妇女大小皆纺织，闻已织成六七机，可为欣慰。”（《家书·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咸丰五年九月三十日）在安庆、南京的两江总督官署中，欧阳夫人也坚持不懈，婆媳、母女、姑嫂一同纺织，不觉劳苦，其乐融融。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

在安庆时，欧阳夫人每晚与曾纪泽之妻刘氏一同纺棉，每晚不少于四两，到二更后就休息，有一天不知不觉已“加班”到三更，曾纪泽已经睡了，欧阳夫人就讲了一个笑话：有一家婆婆带着儿媳妇纺棉到深夜，儿子发牢骚说纺车声音太大吵得睡不着，要把纺车打碎，父亲在隔壁房中说道：我也睡不着啊，“吾儿可将尔母纺车一并击之为妙”。第二天曾国藩把这个笑话讲给众幕僚听，“坐中无不喷饭”。（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上卷）·夫人俭朴》）

陈妾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些，她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

P28-30

前尘往事：说不尽的曾国藩与湘军

2011年11月26日，是晚清重臣曾国藩诞辰二百周年。曾氏生于1811年，逝于1872年。这是一个被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非常时代”，曾国藩则是这个波谲云诡的“非常时代”中的“非常人物”。

他的确属于”非常”之辈。生逢非常之世，走着非常之路，建有非常之功。生前事业清晰明朗，身后毁誉却纷纭莫测。

中国对一个人的结论性评价，素有“盖棺论定”的说法，所谓“盖棺公论定，不泯是人心”。然而，曾国藩却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清廷内部有人盛赞他，“中兴以来，一人而已”；也有人攻击他，“谤议丛积，神明内疚”。清末革命党中有人批评他，如陈天华认为他愚忠于清朝统治者，而使“汉人”丧失了“绝好自立的机会“；也有人佩服他，如黄兴便说“曾某之志，虽与我不同，然治己之严，吾直宜奉以为法”。现代史家更是各持己论，有称他为”刽子手”、“汉奸”、“卖国贼”的，也有称他为”近代史上之伟大人物”、“中兴第一名臣”的。同一阵营的人对他的评价可以截然相反，而立场不同的人又可以毫不吝啬地同声赞美他。真是“棺已盖而论难定，人已死而情未了”。

这种现象，章太炎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注意到了，并精辟地概括道：“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章太炎：《检论·杂志》）从那时起又是一百年过去了，对曾国藩的评价中截然不同的取向、毁誉纷纭的现象，却依然如故，其纷纷扰扰之状足以撩乱任何一个试图走近曾国藩的人。

“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让我们游弋于历史的长河，穿越一百多年的岁月风尘，对这些众口毁誉、繁杂难辨的“纷扰”作一次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吧。

1872年，曾国藩病逝于南京两江总督衙署。“大星忽殒”，举国悲恸，清廷上下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隆重，以示对这位中兴第一功臣的悼怀。在以同治皇帝名义发布的上谕中，对曾国藩及其家人给予了特别的奖赏和优抚：

曾国藩着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江宁藩库发给；赐祭一坛，派穆腾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灵枢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其一等侯爵，即着伊子曾纪泽承袭，毋庸带领引见。（黎庶昌：《曾国藩年谱》，附二：《曾国藩哀荣录·上谕一》；黎庶昌：《曾国藩年谱》，以下简称《年谱》）

后来又陆续下旨：在其“立功省份”如湖北、安徽，江西等“一体建祠”纪念，“伊次子附贡生曾纪鸿、伊孙曾广钧均着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曾广着赏给员外郎，曾广铨着赏给主事，均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年谱》，附二：《曾国藩哀荣录·上谕三》）无论是生前身后之名，还是封妻荫子之事，统治者都考虑得如此周到，足见对这位中兴功臣的“天恩高厚”了。

“赠谥”是给予大臣死后哀荣不可或缺的环节。清廷郑重地为曾国藩谥日”文正”，并在上谕中评价道：“念经天而纬地，斯谓之文；繁辅世而长民，尔身克正。”（《年谱》，附二：《曾国藩哀荣录·谕赐入祀贤良祠祭文》）“文正”是清代文臣所能得到的评价最高的谥号，只有那些功勋十分卓越而道德臻于完美的大臣才能得此佳谥。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间只有八人得此殊荣，曾国藩在清代文臣以及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曾国藩的门生故旧、亲戚僚属遍布天下、执掌要津，很多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头面人物。他们怀着对曾氏的满腔崇敬与感激之情，以各种形式寄托对死者的哀思。一时挽联、祭文堆积如山，祭祀活动足足持续了一百多，天，可以想见场面之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挽联，但对于曾国藩赞美最得力、并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声音的，要数下面这几副：

武乡可拟，汾阳可拟，姚江亦可拟，潇湘衡岳，闲气独钟，四十年中外倾心，如此完人空想象；

相业无双，将略无双，经术又无双，蒋阜秦淮，大星忽陨，廿六载门墙回首，代陈遗疏剧悲哀。（梅启照挽联。《年谱》，附二：《曾国藩哀荣录·联》）

迈萧曹郭李范韩而上，大勋尤在荐贤，宏奖如公，半壁东南惊柱折；

窥道德文章经济之全，私淑亦兼亲灸，迂疏似我，追随南北感知音。（自署“小门生”薛福成的挽联。《年谱》，附二：《曾国藩哀荣录·联》）

曾经被曾国藩三次严厉参劾的李元度，也赞美曾国藩的功勋业绩超越了历代“贤相”：“直举古萧、曹、魏、丙、房、杜、姚，宋、韩、范、富、欧阳之局而一扫空之……汾阳、西平、新建之属，且将畏后贤矣。”（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上曾爵相书》）

……

历史是复杂的。任何试图以简单化的方式评判历史、褒贬人物的倾向都是不足取的。史学前辈提倡”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显然是对那些简单化倾向的一种挽回。“入乎其内”，就要把对人物和事件的观照投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多一些细节观察，多一些换位思考，而少一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遽然结论，因为这样的结论往往不但错误，而且可笑。“出乎其外”，就要秉持客观的态度，“不急切地以道德的名义下结论”，不求以一种标准对复杂的历史作简单的划分和定性。历史是一条波浪翻腾的长河，作为史学工作者，面对这条长河，需要做的是披沙沥金，而不是推波助澜。我们处在这条长河的下游，对于上游的人和事，既不宜妄自揣测和率意定论，也不应盲目褒贬和一味苛求。毕竟，下游较之上游有更多的汇聚，更多的积淀。如果这种后来者的客观优势进而演化成为一种心理优势，并以求全责备的心态苛求前人，就要失之浅陋了。语云：“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信夫？！

山川资俊秀，时势造英雄。曾国藩是时势造就的英雄。钟灵毓秀的三湘四水、衡岳烟云，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风暴、中外形势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湘军的产生和曾国藩的成功提供了“时势”。曾国藩因太平天国而成名，因湘军而成功，他的生前英名、身后毁誉，都由此而来。百年以降，斯人已乘黄鹤去，一生真伪谁鉴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曾国藩的接班人李鸿章的这句遗诗，同样道出了曾氏一生的宿命。在晚清帝国的落日余晖中，在湘军营垒的萧萧旌旗边，曾国藩，李鸿章们迎着秋风肃然挺立，凄清而落寞。  曾国藩与湘军，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一段说不清，辨不明的历史。历史可亲，且让我们走近那并不遥远的过去，一起去感知，去触摸、去体悟……

三年前，我们曾经应辽宁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作了《曾国藩与湘军》一书。

三年后的今天，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刘一秀副总编建议我们对原书进行修订，在曾国藩诞辰二百周年之际再版。刘副总编是<曾国藩与湘军>一书的责任编辑，为该书的出版花费了大量心血。由于这重关系，我们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这次修订，增加或重写了“妻妾”、“儿女”、“理学家”、“平生风义兼师友”、“耕读传家”等章节，并对部分章节的名称，顺序及内容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调整和订正，比原版增加了近四万字。在篇章架构上，进一步突出了“曾国藩”、“湘军”这两条脉络，努力为读者呈现一个全面、真实而客观的曾国藩，尤其是置身于湘军营幕中的军事统帅曾国藩和置身于历史长河中的晚清重臣曾国藩。本书的书名，取自曾国藩的学生和接班人李鸿章的遗诗：“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落日旌旗大将坛，既喻示着曾国藩的湘军统帅身份，也预示了曾国藩、李鸿章们在大时代的夹缝里无限凄凉的孤臣心态和难以逃脱的悲剧宿命。

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曾国藩研究很热，但真正认识和准确评价曾国藩很难。《湘军志》的作者王闯运曾感慨说：“修史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触。研究晚清史的学者茅海建认为：“历史是人的活动的组合，历史研究就应当切入当时人的内心。”切入当时人物的内心，还原真实可信的历史，作出客观公允的判断，这是史学工作者所要努力达到的目标，然而实现起来谈何容易！鲁迅先生早就犀利地指出：“不是上帝，哪里能够超然世外，真下公平的批评？人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所以，我们在搜集材料时的汲汲以求，在落笔评判时的惴惴难安，也就可以想见和可以理解了。

历史不应该是遥不可及的，研究不应该是枯燥生硬的。本书的写作秉持了这样几条原则：史学规范，文学笔法，军事视角，文化观照。通过这样的写作，力求使远逝的历史可触可及，使陌生的人物可亲可近，使昔日的战场可观可感，使研究的成果走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学术殿堂”，“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而使广大读者得到更为丰富而亲切的收获。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主观努力和愿望，能否实现，还要由读者评判。

本书可以说是在众多曾国藩研究者辛勤劳动和丰硕成果的基础上起步的，凡是引用的文字和观点，均在书中作了注引。在三年前创作《曾国藩与湘军》一书的过程中，胡建、房永兴、顾俊杰、戚俊丽等给予了诸多指导与帮助，刘一秀、祁雪芬两位编辑付出了细致而专业的辛勤劳动。在几年来进行曾国藩研究和这次修订再版的过程中，唐浩明、朱东安，杨国强、成晓军、王澧华、胡卫平、梁绍辉、皮明勇等先生对于曾国藩的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使我们受益匪浅，唐浩明、王澧华、胡卫平、刘建海等先生的关心与帮助更使我们感念不已。刘一秀副总编积极促成了本书的出版，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关于曾国藩与湘军的资料可谓浩瀚繁富，关于曾国藩与湘军的评价可谓毁誉纷纭，我们在书中所作的解读只是一种尝试、一种探索，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如此。囿于水平和时间，纰漏及不当之处，自知不免，我们恳切地期待着广大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教正。

张云

辛卯年夏于上海五角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