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不同文化的传播，最初主要是通过交换物资的经商活动进行；而当宗教出现之后，那些怀着真诚的宗教信仰和献身精神的僧侣，对推进文化传播，也起了极大的作用。中国唐代就出现过两位出类拔萃的僧侣，那就是西行印度取经的玄奘和东渡日本传教的鉴真。他们在取经、传教的同时，亦为中印、中日之间的交往以及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文化传播史上，留下了格外绚丽的一章。他们的信念和精神力量，穿透了千年的岁月，到今天依然光彩熠熠。

本书作者怀着崇敬的心情，以生动的文笔，通俗易懂地为读者展现了玄奘和鉴真两位僧侣的传奇一生。

玄奘（602年-644年/664年），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汉传佛教历史上最伟大的译师。俗姓陈，本名祎，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佛教法相宗创始人。高僧，佛教学者、旅行家，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唯识宗的创始者之一。

鉴真，俗姓淳于氏，扬州江阳县（今江苏省扬州市）人，唐中宗嗣圣五年（688年）出生于一个奉佛家庭。父亲曾就扬州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学习禅门。鉴真14岁时随父亲入寺参拜，见到高大慈祥的佛像，很受感动，要求父亲让他出家。父亲见他年幼志高，便答应了他的请求。恰好这一年武则天下诏让天下诸州度僧，鉴真便就智满禅师出家，在大云寺里当了一名小沙弥。至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在著名律师道岸手下受菩萨戒。景龙元年（707年）游学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次年三月二十八日于长安实际寺登坛受具足戒，主持受戒的是德高望重的荆州南泉寺弘景律师。

玄奘西行与鉴真东渡促进了各国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使我国的文明留传到周边国家，也加深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友谊。

本书作者怀着崇敬的心情，以生动的文笔，通俗易懂地为读者展现了玄奘和鉴真两位僧侣的传奇一生。

引言

 一、古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

 二、佛教流入中国的传说与史实

 三、中国禅宗始祖菩提达摩

 四、西行求经与东渡传教

第一章 西行取经前的玄奘

 一、早期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

 二、玄奘生活的时代

 三、《西游记》中的唐僧

 四、玄奘原是个官宦子弟

第二章 艰险的西行旅程

 一、两行取经的宏愿

 二、老马带他走出了险境

 三、高昌国的盛情与刁难

 四、佛教传往巾国的必经之路

 五、强盗的内订解救了他

 六、质子伽蓝的传说

第三章 玄奘在印度

 一、终于到达向往已久的佛国

 二、瞻仰佛陀圣迹

 三、入学占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

 四、周游全印度

 五、玄奘差点成了突伽天神的祭品

第四章 所向无敌的中国法师

 一、来自小乘佛教的挑战

 二、促成中印首次邦交

 三、轰动全印度的曲女城大会

 四、踏上回国之路

第五章 玄奘回国弘扬佛法

 一、前所未有的殊荣

 二、他在译经中度过生命的最后十九年

 三、玄奘的后继者

第六章 鉴真担当着来自日本的历史使命

 一、古代中日两国的交往

 二、创立日本律宗的重任落到了鉴真的身上

第七章 百折不挠的六次东渡历程

 一、出师不利

 二、重重打击使鉴真双目失明

 三、终与到达日本

第八章 鉴真在日本弘扬中国文化

 一、鉴真领导了日本佛教改革

 二、鉴真还带去了先进的唐朝文化

 三、唐朝文化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

 四、鉴真以后中国僧人的东渡弘法

名词解释

第四章 所向无敌的中国法师

一、来自小乘佛教的挑战

唐贞观十四年（640年），玄奘返回那烂陀寺，准备与戒贤法师辞别，回中土大唐。

经过几年的游学生涯，玄奘的佛学造诣日益精进，通晓五十部经书，而且做到了融会贯通。戒贤法师考察之后，对玄奘深表赞赏，并要求玄奘为僧众开讲《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等比较深奥难解的佛经。当时有个高僧，名狮子光（只要看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他是多么自大和狂妄），正在那烂陀寺开讲大乘空宗的经典《中论》和《百论》，攻击戒贤法师及《瑜伽师地论》学说。玄奘与狮子光展开几次辩论，狮子光节节败退。玄奘又用梵文作《会宗论》三千颂。所谓“会宗”，就是融会贯通瑜伽、中观两派的意思。戒贤非常欣赏，将此论刻书发行，广为流传，读者无不称好。狮子光丢了脸面，十分羞愧，离开那烂陀寺，到菩提寺居住，但仍不甘心，又去找东印度一个名叫旃陀罗僧诃的同学，前来辩难。谁知那人来了以后，竟然被玄奘的成名唬住了，不敢说一句话。玄奘声誉，由此愈发隆盛。

玄奘在印度期间，戒日王的声望如日中天，威震全印度。就在玄奘在那烂陀寺筹划回国的时候，戒日王的一封书信到了。原来在戒日王亲征恭御陀国时，途中经过信奉小乘佛教的乌荼国，该国僧侣当着他的面讥刺崇尚大乘佛教的那烂陀寺为“空华外道”。佛教主张佛法就在心中，不向外求，而认为其他宗教和思想都属心外求法，统称为外道。那些小乘教徒认为：那烂陀寺尽管名声很大，实际上徒有外表，已经背离了佛教教义，和其他宗教教派没什么不同。这对那烂陀寺和大乘佛教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污蔑。

先前有位南印度三代帝王的灌顶师（印度古代国王继位时，国师以象征四海之水，浇在国王道头顶上，表示祝福，称为灌顶），名叫般若也多法师，深明小乘佛教教义，作了一部《破大乘论》。乌荼国僧侣将此书呈送戒日王，傲慢地说：对其中任何一个字，大乘教徒都不可能提出非议。并且公然提出挑战，要求戒日王组织大乘佛教高僧与他们进行一场辩论。戒日王写信给戒贤，请他派寺中四位大德高僧，去乌荼国进行辩论。戒贤法师召集众僧商议此事，慑于般若氇多的名声，众僧都有为难之色，不敢赴会。但这事关系到大乘佛教的兴亡和那烂陀寺的声望，决不能逃避。此时的玄奘已将自己看作那烂陀寺中的一员，于是挺身而出，表示：“小乘诸部的典籍，我都已经学遍，十分熟悉，他们想破大乘教义，决不可能。我虽然学识浅薄，但一定能对付他们，诸位大德不必担忧。”众人这才转忧为喜。

恰巧这时又收到戒日王辩论之事要延缓的来信。玄奘正好利用这段时间认真研读了般若氇多法师的《破大乘论》。有个顺世外道，因和玄奘辩论失败，成了他的奴仆。玄奘不耻下问，向他请教有关义理，终于发现了般若氇多法师论著中的破绽，于是着手撰写了长达一千六百颂的《破恶见论》，对般若包多的小乘教义进行缜密的批驳。《破恶见论》完稿后，戒贤法师与那烂陀寺众多高僧无不交口称赞。与小乘佛教的论辩，还没开始就已经可以预见胜负结果了。能够与印度佛学界最顶尖的人物进行思想交锋，且得到佛教中心的大德高僧的一致肯定，说明玄奘的佛学造诣已经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即使与戒贤法师相比，也不遑多让了。

玄奘开始整理行装，准备归国。寺中的高僧闻讯，纷纷对玄奘加以劝阻。他们认为印度是佛的故乡，希望玄奘能留在这里。唯独戒贤法师的看法不同。早在几年前，当玄奘提出离开那烂陀寺去各地游学的时候，戒贤法师就已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玄奘在学习《瑜伽师地论》精义之后，已经不需要再穷究其他经典；人生无常，譬如朝露，对玄奘来说，最重要的是抓紧时间回国传经布道，将宝贵的时间用于佛法的传播。现在玄奘提出回国，戒贤法师自然非常赞同。

面对那些热情劝阻他回国的高僧，玄奘坚定地表示：自己来到印度，目的就是为普度众生而求法，现在得到戒贤法师亲自传授《瑜伽师地论》，解决了诸多疑义，又在各地游历中进一步得到提高，已经大有收获，应该尽快返回中国，翻译经文，使广大佛徒分享自己学习的成果，因此不敢在此多作逗留。戒贤法师马上表示，这正是菩萨的旨意，也是他本人对玄奘的期望。他要求寺内的僧众不要再劝留玄奘，让他安心作回国的准备。兼济天下，正是大乘佛教与独善其身的小乘佛教的区别，戒贤法师与玄奘的选择，无愧于大乘高僧的称号。

二、促成中印首次邦交

就在玄奘准备回国之时，迦摩缕波国（在今印度阿萨姆邦的西部）国王鸠摩罗王的书信不期而至。鸠摩罗王在当时印度的威望，仅次于戒日王，而且也非常敬重学问精湛的佛教大师。他听说那烂陀寺有一位外来的高僧，学识渊博、德行纯厚，顿生仰慕之心，邀请玄奘和他见面。两人会面后，交谈卜分融洽。玄奘向鸠摩罗王介绍了中土大唐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大唐君主的功德，让鸠摩罗王神往不已。几年之后，唐朝的使者出使印度时，鸠摩罗王就主动贡献奇珍异宝和印度地图，并请求大唐皇帝赏赐他老子像和《道德经》。

戒日王亲征恭御陀国归来，听到玄奘正在迦摩缕波国，非常震怒，立刻要求鸠摩罗王将玄奘送回。鸠摩罗王调集两万象军、三万艘船，护送玄奘到恒河北岸，然后要求戒日王亲自渡河迎接玄奘。当晚深夜一更时分：只见河中燃起数千支光烛，将黑夜照得一片通明。伴随着一步一击的金鼓声，戒日王渡河北上，见到玄奘后，行佛教徒最崇敬的大礼，双膝下跪，两手伏地，用头顶着玄奘的脚，然后撒布鲜花，并致颂词。玄奘向戒日王讲述了唐朝天子英武圣明，顺应天命，为民除乱，功德无量。戒日王也与鸠摩罗王一样，对大唐君主钦慕不已。根据史籍记载，戒日王不久即派遣使者到唐朝的京城长安朝拜，赠送郁金香及菩提树等名贵花木；唐太宗见到印度使节，非常高兴，也派使臣回访，并护送印度使节回国。

尽管在印度古代两大史诗《罗摩衍那》（从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二世纪形成）和《摩诃婆罗多》（从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形成）中，已经提到过“支那”（中国）。中国早在汉武帝时期，张骞在出使西域时，也已得知附近还有印度这样一个国家。其后有不少印度僧人来到中国，也有许多中国僧人西行印度。然而，作为国家之间的正式交流这还是第一次。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玄奘本是一个私逃出关的僧人，但由于他精湛的佛学修养和在印度僧俗间的巨大影响力，却为促进中印官方的正式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促成了一个古印度大国和中国首次建立邦交。

三、轰动全印度的曲女城大会

戒日王对玄奘的《破恶见论》极为赞赏，他听说小乘教主般若氇多法师已经找借口躲了起来，不敢参加与大乘佛教的论辩，对玄奘更是钦佩不已。为了以玄奘的佛学修行进一步宣扬大乘佛教，戒日王决定发起曲女城大会，命印度的僧侣、婆罗门，以及其他教派的教徒一起参加，举行大规模的辩论活动。

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曲女城大会正式开始。戒日王、鸠摩罗王以及其他十八位国王，大乘、小乘僧人三千余人，婆罗门和其他教派的教徒两千余人，加上那烂陀寺僧人一千多人，总计六千多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参加了这次规模空前的公开论辩。玄奘主持了这个大会，戒日王亲自为他铺设宝座。玄奘庄严地设下擂台，声明只要他的论点中有一个字有问题，愿意以死谢过。  会上公开宣读了玄奘的《会宗论》，并在会场外张挂，以供众人阅读批驳。一连五天，没人提出任何问题。这时会场外忽然发生火灾，火势从供奉佛像的宝台一直延伸到会场门口，将大门都烧毁了。戒日王非常愤怒，他认为，那些异教徒不能在道理上对玄奘进行驳斥，就想对玄奘的人身加以伤害，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于是当即宣布：在正常的学术论辩之外，如果有人敢伤害玄奘法师，立即斩首；谁对玄奘法师进行辱骂，要割去他的舌头。戒日王严厉的指令，保证了大会继续正常进行。

大会一共进行了十八天，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敢向玄奘提出挑战。这件事轰动了全印度，玄奘向印度的王族、僧侣、民众展现了他的个人魅力，展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文化传播者的风采，当然，同时也证明了大乘佛教的正确。戒日王对这一结果非常高兴，当场施舍玄奘金钱一万，银钱三万，上等衣服和各色法衣一百套；鸠摩罗王以及其余十八个国王，也都施舍了许多珍宝，玄奘一概没有接受。

按照传统，戒日王又命侍臣装饰一头大象，上面盖着锦缎制作的帷帐，请玄奘坐在上面，命大臣陪同护卫，在人群中巡回走动，高唱赞歌，以显示中国法师弘扬教义、无人匹敌的功德。玄奘一再谦让，戒日王说：“这是历来不变的规定，凡是辩论中得胜者，都是这样，不可违背。”但玄奘还是拒绝了这一殊荣，只是让人举起他所披的袈裟，到各处唱赞：“中国法师确立大乘教义，破除了各种邪说，连续十八天，没人敢提出不同看法。普天之下，都应该知道法师的功德。”这时万众欢腾，争着向玄奘献上崇高的称号。大乘僧众尊他为“摩诃耶那提婆”（大乘天），小乘僧众尊他为“木叉提婆”（解脱天），意思是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里的顶尖人物。玄奘在印度的声誉，达到了顶点。直到今天，印度学者拉德利亚和亚南依然说：“在到过印度的许多中国人中，玄奘无疑是最伟大的一个，他是中印文化合作的象征。”

曲女城大会结束后，玄奘完成了自己在印度的一应使命，于是向戒日王郑重地提出回国的要求。戒日王面对玄奘的辞行，虽未拒绝，却热情邀请玄奘赴大施场参加另一次无遮大会。原来古印度有个传统，每五年在钵罗耶伽国（即今印度阿拉哈巴德）两河间设立大会场，邀请印度僧侣、婆罗门，以及贫穷孤独者，进行为期七十五天的无遮大施，堪称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慈善活动。这是第六次无遮大会。参加曲女城大会的十八国国王和众多僧侣，也一起前往，总计到场的僧、民，多达五十多万。会场设在恒河南面，朱木那河北面，两条东流之河的会合处。古印度历代国王都在这里布施，因此称为“大施场”。经过七十五天八番的布施，戒日王将五年来积聚在府库中的财物，施舍得千干净净，只留下象、马、兵器，用来征伐暴乱，保卫国家。

四、踏上回国之路

玄奘是一个求法取经者，是一个文化传播者，只有回到中国，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也是他回报印度学者、印度宗教文化的最佳途径。面对戒日王、鸠摩罗王等人的一再挽留，玄奘仍然坚定地选择回国弘扬佛法。他甚至对这些国王说：“佛经曾宣示谁阻挠别人求法，以后会世世代代成为盲人，你们挽留我，让中国的人得不到接受佛法的机会，就不怕后代盲目的报应吗？”话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可说？戒日王这才答应让玄奘回国。他原打算派人护送玄奘取道海路回国，但是玄奘记挂着与高昌国王的约会，坚持走陆路，于是和参加无遮大会的北印度国王结伴同行。戒日王等人赠送了大量钱物，以作盘缠，又送出几十里，方才与玄奘依依惜别。分别三天后，戒日王控制不住自己思念之情，又和鸠摩罗王等人，各自带了数百骑士，赶来再次送别；并写了多封诏书，用红泥封印，派了四个高官，分别提前送到玄奘一路要经过的国家，命令各国备好车马，护送玄奘一行，直到中国边境。这和玄奘西行之初孤独地在险峻的道路上跋涉，判若霄壤。

此时已是贞观十五年（641年），玄奘年四十二岁。玄奘带了大量的佛经、佛像、佛舍利以及一些中国所没有的奇花异果的种子，在众多僧俗的陪同下，浩浩荡荡向中土进发。有了戒日王以及其他古印度国王的一路关照，回国的路程非常顺利。唯一的意外发生在渡信度河（印度河）的时候。古印度有个传说，凡是有人打算将印度所独有的奇花异果偷带出国，就会在信度河上翻船。玄奘原先并不知道这一传闻，结果一行人在渡信度河时，突然狂风大作，船只几乎被打翻，负责看守经书的人失足落水，连带着丢失了五十夹经书和所有的奇花异果的种子。这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在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在求得真经回国途中，路过通天河，因为忘了与大鼋的约定而掉入河中，遗失了好多经书。故事的本源显然就在这里。好不容易渡过信度河，玄奘在前来迎接的迦毕试国王的帮助下，派人到乌苌那国补抄了一些丢失的佛经，随后启程回国。

P68-81

一、古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是在其传统中培养、提炼出来的；而它们又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为人类所共享，并且在相互交流和影响中不断地发展着。因而文化的传播，可以说和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样的久远。佛教是古老的东方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佛教传播的同时，亦传播和交流着东方各国的文化。与西方注重科学理性的传统相比，东方人更崇拜未知的、神秘的力量，甚至用这种力量去代替道德和法律。而其中的印度人还非常崇尚玄思，他们对宇宙和人生的理解非常宏大、悠远，因此印度也就成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发源地。

释迦牟尼在公元前六世纪创立了佛教。他原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太子，名叫乔达摩·悉达多。因为他属于释迦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虽然王族的生活优裕而舒适，但悉达多太子却并不贪恋这些世间的情欲和享受。据佛经记载，悉达多太子十九岁时，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恼，毅然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三十五岁时在菩提树下悟道，遂开启佛教，弘法长达四十五年。八十岁左右在拘尸那迦城示现涅槃。

佛教创立后，随即广泛流传于亚洲，尤其是东亚、南亚的许多国家。中国也是佛教的重要流传地区。

二、佛教流入中国的传说与史实

佛教究竟何时传人中国，今天已经难以确切地考证。但据《佛法金汤编》说：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在位时，西域僧人室利防等十八人，带着佛经来到京城成阳，却被当作邪教徒送进大牢。这时秦始皇刚刚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秦朝，正与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同时。阿育王曾派宣教师数百人到各地传授佛教。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会不会有一部分宣教师到达了中国，只是出师不利，遇上以严刑峻法、焚书坑儒为乐事的秦始皇，从而无声无息地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然而这些都只是后人的传说和设想。

比较可靠的是《后汉书》中的一段记载：东汉第二任皇帝汉明帝，曾经梦见一个闪闪发光的金人绕着自己飞来飞去。中国古代的帝王相信上天与人之间是有感应的，因此对任何有神秘意味的事情都非常重视，为此汉明帝把他梦中的情景告诉了大臣，想得到一个美满的解释。有个大臣说：“听说西方有个叫‘佛’的神，身材高大，遍体金光，也许就是他吧。”后来有人认为，这个故事的谬误之处，显而易见。但不管怎样，毕竟这是中国古籍中最早关于“佛”的记戴。

这个汉明帝还确实是一个和佛教有缘的皇帝。在他做了那个神奇的梦之后，就派了两个使者；一个名蔡惜，一个名秦景，去印度求佛。那两个使者风尘仆仆走到大月氏国，正巧遇见在那里传教的印度高僧迦什摩腾、竺法兰，喜出望外，立即邀请这两位高僧到中国传教。永平十年（67年）四人到达京城洛阳（今河南洛阳），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还用白马驮回一批佛经、佛像。第二年，汉明帝特别下令，仿照印度的式样，在洛阳建造白马寺，而这确确实实是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白马寺在今洛阳市东10公里，山门外有石雕的白马，山门内东西两侧，还保存着迦什摩腾、竺法兰两位僧人的墓。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最初完全依赖西域各国来华僧人的力量。早期尤其以安息、大月氏、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和成海之间）、龟兹（在今中国新疆库车一带）、蔚宾（在今阿富汗喀尔布河下游及克什米尔一带）人居多。关于迦什摩腾、竺法兰的故事，还只是一种传说，并没有原始记载，那些严谨的学者，对此仍然表示怀疑。从现有的较确切的资料看，最早来华的是东汉末年（二世纪）的安息人安清。安清字世高，原是安息国的太子，父亲死后，他将王位让给叔叔，自己出家为僧。他曾两度到达中国南方的大都市广州，并长期居住在江淮地区。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到京城洛阳，翻译佛典，因此被称为中国佛教的开山祖。和安世高差不多同时，大月氏僧人支娄迦谶也到了中国，在洛阳翻译佛经。据史料记载安息人安玄则在东汉灵帝末年至洛阳，以功拜骑都尉，世称“都尉玄”。他博诵群经，以弘法为己任，渐解汉语后，常与沙门讲论道义。光和四年（181年），与严佛调共译《法镜经》二卷、《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一卷等。由此可知，佛教最晚在东汉时期已经传人中国。

之后，原籍康居、世居天竺（印度）的康僧会，在三国吴赤乌十年（247年）到达建业（今江苏南京），吴大帝孙权为他建塔，号建初寺，江南有佛塔就从这时开始。

六朝时（三世纪初至六世纪末），来华的印度高僧有图澄、鸠摩罗什、觉贤、菩提达摩、真谛等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鸠摩罗什（童寿）。他的先祖是印度人，世世代代为执政大臣，母亲为龟兹王的妹妹，门第显赫。鸠摩罗什在龟兹出生，九岁随母赴崩宾，游历北印度，遍拜名师。和安清一样，他对佛教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权势的迷恋。后秦弘始三年（401年）他到达京城长安，在长安逍遥园建立译场。虽然现在译场已经不见踪影，但在当年却是轰动一时，鸠摩罗什也成为玄奘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

三、中国禅宗始祖菩提达摩

在中国民间，印度高僧菩提达摩（道法）则更加为人所乐道。他是南印度人，香至王第三子。南朝宋末（五世纪下半叶）航海至广州。传说他曾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见过梁武帝。梁武帝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君王，建造了许多寺庙，自以为功德无量，他在达摩面前炫耀说：“我在江南建了四百八十座寺庙，让数十万人出家，我的功德够大了吧？”但达摩认为这些事都带有欲念，都是为了表现自己，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功德，功德要靠修行，不是权势和金钱所能换来的。这次见面不欢而散。在中国，顶撞皇帝是一件大不敬的事，幸亏达摩是来自佛国的高僧，梁武帝没有治他的罪，但南方是呆不住了。于是达摩乘坐一条小船，越过长江，北上到达洛阳。这就是传说中著名的“一苇渡江”。据说达摩在洛阳看到永宁寺宝塔时，说自己已经活了一百五十多岁，周游历国，但还从未见过这样精美的建筑，于是接连几天合起手掌，唱颂“南无”（梵文Namas的音译，“致敬”、“归命”的意思。是佛教徒一心皈依佛的用语）。后来他去了嵩山，嵩山五乳峰之中峰，有一个天然石洞，环境十分幽雅。达摩在这个石洞中，整天面对石壁，双目紧闭，盘膝静坐。传说达摩在石洞中面壁打坐九年，当他离开石洞时，所面对的那块石壁，竞留下了他的影子，不仅神态逼真，就连衣服的皱折，也隐约可见。于是人们将这块石壁称为“达摩面壁影石”，而把这个石洞称为“达摩面壁洞”，现在都成了旅游名胜。

奉北魏孝文帝之命，达摩在今河南登封城西的少室山林中建寺，名为少林寺。后来达摩被奉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始祖，少林寺也成了中国禅宗的祖庭。少林寺也是中国武功的中心之一，“一苇渡江”这种在水上飞行的轻功夫，也成了少林武功七十二绝技之一。

四、西行求经与东渡传教

公元三世纪后半期到八世纪前半期是佛教在中国迅速流传、发展的时期，并出现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西行求法运动。与此同时，中国的东邻日本，也处在一个崇尚佛教、学习中国的变革时期，日本僧人到中国留学，中国僧人去日本传教，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其间出现了两位出类拔萃的中国僧侣，那就是西行印度取经的玄奘和东渡日本传教的鉴真。他们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佛教史和文化传播史上，留下了格外绚丽的一章。

这些伟大的、富于冒险精神的先辈，在神圣的信仰和使命感的驱动之下，不畏艰险，用双脚、马匹，或者简陋的船只去完成那些艰难的历程，他们要面对暴戾的天气，可怕的猛兽，突发的疾病，还有险恶的人心，以及其他无法预知的种种困难，支撑他们的，乃是如火光般不熄的信仰。他们坚信，自己虔诚的心灵会得到佛祖的感动和庇佑。他们的信念和精神力量，穿透了千年的岁月，到今天依然光彩熠熠。

在古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不同文化的传播，最初主要是通过交换物资的经商活动进行；而当宗教出现之后，那些怀着真诚的宗教信仰和献身精神的僧侣，对推进文化传播，也起了极大的作用。玄奘和鉴真的西行、东渡亦为中印、中日之间的交往以及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