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丛书新品，带你重返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的时代！

科学史家、美国教学公司“名课”(The Great Courses)主讲人劳伦斯·普林西比著！

《科学革命》勾勒科学革命的精彩面相，破除科学史上的迷雾！

《科学的历程》作者、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国盛推荐！

16和17世纪，人们对自然世界展开狂热探索，是为“科学革命”时期。或是出于宗教热情，或是出于实际需求，或是出于名与利的前景，或是仅仅出于求知的欲望，各色思想者和实干家探究并重新审视着身边的世界。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这些人类整个科学史上最为耀眼的星辰，以及其他许多虽无盛名却同样重要的人物，不停地给出、抛弃、再给出各种解释体系。

在《科学革命》这本极简介绍中，劳伦斯·普林西比探索了科学革命时期天体科学、地球科学、物质与运动科学以及生命科学领域激动人心的革新与发展。在叙述中，《科学革命》作者采用了历史人物本身的视角，突出强调了他们的背景、环境、推理与动机，破除了科学史上的种种陈腐迷雾。

致谢

引言

新世界和旧世界

关联的世界

月上世界

月下世界

小宇宙和生命世界

科学世界的建立

尾声

索引

英文原文

瘟疫盛期过后，在一两代人时间里发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为科学革命提供了第一个关键背景：人文主义的兴起。由于难以对人文主义作出简洁而严格的定义，我们最好谈及复数的人文主义(humanisms)——思想、文学、社会政治、艺术和科学上的一些彼此相关的潮流。人文主义者持有一种非常普遍的信念，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兼具现代性和新颖性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应当结合古代人的成就加以衡量。他们部分是通过研究和仿效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来寻求艺术与文学的复兴。据此，莱奥纳尔多·布鲁尼(1369—1444)和弗拉维奥·比翁多(1392—1463)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提出了我们所熟悉的三阶段历史分期(我们至今仍须努力从它的意涵中解放出来)。根据这种分期，第一个时代是古希腊罗马，第三个时代是现代，当然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们本人。根据人文主义者的说法，这两个高点之间是一个沉闷和停滞的“中间”时期，因此被称为“中”世纪。事实上，关于公元500年到1300年这一时期的所有名称无不充斥着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它的鄙视，就此而言，文艺复兴时期最为持久的发明也许就是“中世纪”这一概念。鉴于人文主义者的直接背景就是对饥荒和瘟疫之年的切近记忆，1400年左右意大利的重新繁荣必定像是一个“新时代”的黎明。

模仿被视为最真诚的奉承，人文主义者通过模仿罗马风格来表达他们对古代的仰慕。以前也曾有过回到古代的尝试，特别是在600年前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壮观的确给人类的记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文主义者渴望更多地了解那个过去的时代，这表现于对久已遗失的古典文本的寻求。早期的人文主义者波吉奥·布拉乔利尼(1380—1459)利用具有革新意识的康斯坦茨会议(1414—1418，他担任教皇秘书)的休会期，遍寻附近的修道院图书馆，以寻觅幸存下来的古典文献。他不仅发现了昆体良论修辞的著作以及此前不为人所知的西塞罗演说，而且——对于科学史更重要的是——也发现了卢克莱修介绍古代原子论思想的《物性论》、马尼留斯的天文学著作、维特鲁威的建筑和工程著作以及弗龙蒂努斯论述水道和水力学的著作。数百年来，这些作品经由中世纪修道士的抄写——也许只剩下了某个孤本——而在修道院的图书馆中一代代保存下来。

人文主义者对罗马学问的重新恢复伴随着希腊语研究的复兴。拉丁西方在一千年的时间里几乎完全不通晓希腊语。希腊语复兴的背景是希腊外交官和教士代表团于1400年左右来到意大利。他们的使命是获取援助以抵制土耳其人的威胁，使1054年以来分裂的东西方教会重新联合起来。克利索罗拉斯(约1355—1415)是最早来到意大利的外交官之一，但他转而在那里讲授希腊语，许多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都成了他的学生。意大利人对希腊文本的渴望被激起，他们继而前往君士坦丁堡搜寻手稿。瓜里诺达·维罗纳(1374—1460)带回了数箱手稿，其中包括斯特拉波的《地理学》，随后被他译成了拉丁文。据说曾有一箱手稿在运输过程中丢失，瓜里诺达因此过于悲伤而一夜白头。参加15世纪30年代佛罗伦萨会议的希腊代表团包括两位著名的希腊学者。一位是后来做了红衣主教的约翰内斯·贝萨里翁(1403—1472)，他将自己收集的近一干份希腊手稿赠予了威尼斯城。另一位是乔治·盖弥斯托斯(约1355—约1453)，一般被称为普勒托，这位性格乖张的学者后来倡导回归古希腊多神教。普勒托在佛罗伦萨教希腊语，并使西方注意到了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他的教导促使执政的大公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在佛罗伦萨创建了一个柏拉图学院。学院的第一位领导者菲奇诺(1433—1499)翻译了柏拉图的著作以及后来几位柏拉图主义者的文本，其中大部分作品当时还不为西欧读者所知。

于是，和12世纪一样，15世纪也重新发现了大量古代文本，其中许多是关于科学技术主题的。但人文主义者的区别性特征与其说是热爱文本，不如说是热爱纯粹而准确的文本。他们称大学中使用的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的文本是不纯的——充满了野蛮、“阿拉伯特征”(Arabisms)、添加和错误。他们将经院哲学斥为贫瘠的、野蛮的和不雅的。他们认为，大学(尤其是北方的大学，意大利的情况要好一些)是停滞的“中间”时代的遗迹，斥责大学学者在写一种退化的拉丁文，缺乏优雅的气质。因此，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大学以外建立了新的学术共同体。

一个现代误解是，人文主义者由于某种原因是世俗主义的、非宗教的甚至是反宗教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固然会批评教会的恶习，蔑视经院神学，但他们决不反对基督教或宗教。事实上，许多人倡导的教会改革与他们期待的语言改革相平行——通过回到古代、回到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的教会来实现。许多人文主义者都担任圣职，在教会机构任职，或者享受教士俸禄，天主教的等级结构支持了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多位教皇都是热情的人文主义者，尤其是尼古拉五世、西克斯图斯四世和庇护二世，他们的红衣主教和宫廷也是如此，都鼓励人文主义者。现代的错误缘自将其与所谓的世俗人文主义相混淆，这是一项20世纪的发明，在近代早期并无与之对应的概念。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对科学技术史的影响正负兼有。从积极的一面来讲，人文主义者得到了数百个新的重要文本，使考据学达到了新的水平。对柏拉图的重新引入(特别是由于他采用的毕达哥拉斯数学)提升了数学的地位，并且提供了一种与大学中受到青睐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不同的哲学。为了符合古人的标准，整个意大利的工程和建设项目均以古代工程师阿基米德、希罗、维特鲁威和弗龙蒂努斯为典范。其消极一面是，对古代的奉承可能走得太远，以致将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一切事物都斥为野蛮。于是，欧洲开始失去对阿拉伯和中世纪成就的尊重和认识，而阿拉伯和中世纪在科学、数学和工程领域的成就——毫无疑问——大大胜过了古代世界。P5-8

自柯瓦雷创造“科学革命”这个概念以概括16、17世纪欧洲思想所发生的激进变革以来，它成了科学史家们最热切关注的中心话题。围绕这个话题，70年来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编史纲领、数以百计的专门著作和几代优秀的科学史家。事实上，正是这个主题培育并造就了科学史学科的独特范式。我们或许可以说，时至今日，一个不深人了解“科学革命”的科学史家，不是一个合格的科学史家；一个科学史的入门初学者，最好是先读关于“科学革命”的著作。

然而，“科学革命”主题已经严重发散，正像本书作者在引言中所说：“如果问10位科学史家科学革命的实质、时间段和影响是什么，你可能会得到15种回答。”甚至，像夏平这样的科学史家根本否认存在什么“科学革命”。在这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下，对专业科学史家来说，应该去比较各家的观点和论据，去研究关于科学革命的种种编史学；而对初学者来说，则需要一本权威性的综合著作，总结各方观点的合理之处，讲述一个主题鲜明的历史故事。所幸的是，本书就是这样的著作。

作者劳伦斯·普林西比(Lawrence Principe)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科学技术史系和化学系双聘讲席教授，1983年毕业于特拉华大学，获化学和文科双学士学位，1988年获印第安纳大学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化学系任教，1996年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科学史博士学位。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近代早期化学史，特别是炼金术与化学的关系史。普林西比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职业科学史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教师，很擅长用简明通俗的语言条理分明地讲述历史。他曾获得卡内基基金会、邓普顿基金会以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多次颁发的教学大奖。美国教学公司(The。Teaching Company)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组织全美名师录制“名课”(The Great courses)，其中的“从古代到1700年的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Antiquitv to 1700)即由普林西比讲授。

按照天界、地界、生命界、人工界的顺序，本书既讨论了天文学一力学一物理学这个科学革命叙事的传统线索，也讨论了占星术一炼金术一赫尔墨斯主义等化学论的叙事线索，还把解剖学一医学一植物和动物博物学也纳人科学革命的范畴中。这种种线索的并存并没有损害全书鲜明的主题。作者把科学革命时期(大约从1500—1700年)通过错综复杂的连续渐变造成的最大断裂总结为，一个处处关联的、充满意义的、隐含神圣设计和无声隐喻的世界被彻底瓦解，具有宽广视野和多面经验的自然哲学家，被专业化、分科化的技术科学家所取代。革命之前的“关联宇宙论”一直或多或少地存在于革命的全过程中，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开普勒、玻意耳、牛顿等人始终坚持认识自然就是认识上帝，自然哲学是神学的分支，宗教才是研究自然的原动力；为什么牛顿会热衷于研究炼金术和圣经年代学，并且相信摩西等古代哲人早就知道万有引力定律；为什么第谷在天堡里同时进行天文观测和炼金术(他称之为“地界天文学”)的工作。甚至机械自然观的出现，也应该从“关联宇宙论”与人类日益增加的技术能力的共同背景下加以理解。

以寥寥数万字的篇幅，把近几十年发掘出来的如此之多的线索组织起来，并且提炼出鲜明的科学革命形象，这是本书的最大长处和特色。我相信，多年来深受实证主义及辉格式科学史影响的中国读者，读读本书，会有眼前一亮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