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国学研究中的地位不可小觑。从卷帙浩繁的《诗经》研究文献中，《诗经二十讲》遴选出卓尔不凡、发幽阐微的大家宏论，勾勒出了《诗经》研究在近现代学术文化背景下的嬗变轨迹，实乃国学爱好者应常备的一部经典文选。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二十讲》遴选出卓尔不凡、发幽阐微的大家宏论，勾勒出了《诗经》研究在近现代学术文化背景下的嬗变轨迹，实乃国学爱好者应常备的一部经典文选。

一 经学略说

二 谈谈《诗经》

三 《诗经》的厄运与幸运

四 “采诗”和“赋‘诗’”

五 说比兴

六 《诗经》的艺术表现

七 三百篇修词之研究

八 诗教

九 从《诗经》上考见中国之家庭

十 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十一 说鱼

十二 《诗经》恋歌发微

十三 关于改诗问题——讨论《诗经》文字曾否经过修改的一封信

十四 释“四诗”名义

十五 《诗经》的体类

十六 《二南》研究

十七 诗大小雅说臆

十八 说《颂》

十九 泛论《诗经》学

二十 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

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韩非·内外储》首冠经名，其意殆如后之目录，并无常义。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筒为之。用绳贯穿，故谓之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

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韩非·内外储》首冠经名，其意殆如后之目录，并无常义。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之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礼记·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盖字少者书于方，字多者编简而书之。方不贯以绳，而简则贯以绳。以其用绳故曰编，以其用竹故曰篇。方，版牍也。古者师徒讲习，亦用方誊写。《尔雅》：“大版谓之业。”故曰肄业、受业矣。《管子》云：“修业不息版。”修业云者，修习其版上之所书也。竹简繁重，非别版书写，不易肄习。二尺四寸之简(《后汉书·周磐传》：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据刘向校古文《尚书》，每简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知一字约占简一寸。二十五自乘为六百二十五。令简策纵横皆二十四寸，仅得六百二十五字。《尚书》每篇字数无几，多者不及千余。《周礼》六篇，每篇少则二三千，多至五千。《仪礼·乡射》有六千字，《大射仪》有六千八百字。如横布《大射》、《乡射》之简于地，占地须二丈四尺，合之今尺，一丈六尺，倘师徒十余人对面讲诵，便非一室所能容。由是可知讲授时决不用原书，必也移书于版，然后便捷。故称肄业、受业，而不曰肄策、受策也。帛，绢也，古时少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每书皆云篇；数术、方技，则皆称卷。数术、方技，乃秦汉时书，古代所无。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汉人亦有作。所以不称卷者，以刘向叙录，皆用竹简杀青缮写，数术、方技，或不用竹简也。惟图不称篇而称卷，盖帛书矣(《孙子兵法》皆附图)。由今观之，篇繁重而卷简便，然古代质厚，用简者多。《庄子》云：“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五车之书，如为帛书，乃可称多；如非帛书，而为竹简，则亦未可云多。秦皇衡石程书，一日须尽一石。如为简书，则一石之数太多，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尽(古一石当今三十斤，如为帛书，准之于今，当亦有一二百本)。古称奏牍，牍即方版，故一日一石不为多耳。

周代《诗》、《书》、《礼》、《乐》皆官书。《春秋》史官所掌，《易》藏太卜，亦官书。官书用二尺四寸之简书之。郑康成谓六经二尺四寸，《孝经》半之，《论语》又半之是也。《汉书》称律曰“三尺法”，又曰“二尺四寸之律”。律亦经类，故亦用二尺四寸之简。惟六经为周之官书，汉律乃汉之官书耳。寻常之书，非经又非律者，《论衡》谓之短书。此所谓短，非理之短，乃策之短也。西汉用竹简者尚多，东汉以后即不用。《后汉书》称董卓移都之乱，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可知东汉官书已非竹简本矣。帛书可卷可舒，较之竹简，自然轻易，然犹不及今之用纸。纸之起源，人皆谓始于蔡伦，然《汉书·外戚传》已称赫蹄，则西汉时已有纸，但不通用耳。正惟古人之不用纸，作书不易；北地少竹，得之甚难；代以缣帛，价值又贵，故非熟读强记不为功也。竹简书之以漆，刘向校书可证；方版亦然。至于缣帛，则不可漆书，必当用墨。《庄子》云：宋元君将画图，众史舐笔和墨。则此所谓图，当是缣素。又《仪礼》铭旌用帛。《论语》子张书绅。绅以帛为之，皆非用帛不能书。惟经典皆用漆书简，学生讲习，则用版以求方便耳。以上论经之形式及质料。

《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列举六经，而不称之曰“经”。然则六经之名，孰定之耶？曰：孔子耳。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孔子教人，亦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公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

五礼着吉、凶、宾、军、嘉之称，今《仪礼》十七篇，只有吉、凶、宾、嘉，而不及军礼。不但十七篇无军礼，即《汉书》所谓五十六篇《古经》者亦无之。《艺文志》以《司马法》二百余篇入《礼》类(今残本不多)，此军礼之遗，而不在六经之内。孔子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盖孔子不喜言兵，故无取焉。又古律亦官书，汉以来有《汉律》。汉以前据《周礼》所称，五刑有二千五百条，《吕刑》则云三千条。当时必著简册。然孔子不编入六经，至今无只字之遗。盖律者，在官之人所当共知，不必以之教士。若谓古人尚德不尚刑，语涉迂阔，无有是处。且《周礼·地官》之属，州长、党正，有读法之举，是百姓均须知律。孔子不以入六经者，当以刑律代有改变，不可为典要故尔。

六经今存五经，《乐经》汉时已亡。其实，六经须作六类经书解，非六部之经书也。礼，今存《周礼》、《仪礼》。或谓《周礼》与《礼》不同，名曰《周官》，疑非礼类。然《孝经》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左传》亦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由《孝经》、《左传》之言观之，则《周官》之设官分职、体国经野，正是礼类。安得谓与礼不同哉？春秋时人引《逸周书》皆称《周书》，《艺文志》称《逸周书》乃孔子所删百篇之余。因为孔子所删，故不入六经。又《连山》、《归藏》，汉时尚存(桓谭《新论》云：或藏兰台)，与《周易》本为同类。以孔子不赞，故亦不入六经。实则《逸周书》与《书》为一类，三易同为一类，均宜称之曰经也。

今所传之十三经，其中《礼记》、《左传》、《公羊》、《谷梁》，均传记也。《论语》、《孝经》，《艺文志》以《诗》、《书》、《易》、《礼》、《春秋》同入六艺，实亦传记耳。《孟子》应入子部，《尔雅》乃当时释经之书，亦不与经同。严格论之，六经无十三部也。P1-4

《诗经》其书

夏商两代实际上没有保存下什么诗歌作品；但到了周代，却一下子给我们留下了三百零五篇诗，也就是汉代称之为《诗经》的一部书。真是非常值得庆幸的。这部书是从周代初年到春秋中叶(约公元前1134—公元前597年)近六百年的诗歌总集。它从多方面反映了西周盛世、衰亡，东周解体、列国争强，各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也从多方面取得了艺术成就。

《诗经》的编者，汉人说是孔子，但没有确据，不可信。编排次序是，先“风”次“雅”后“颂”。“雅”又分为“大雅”、“小雅”。对“风、雅、颂”的解释，汉以来有不少穿凿附会，不必管它，只有从音乐角度来解释“风、雅、颂”，才可能是接近实际的。

“风”，是音调的别名。《吕氏春秋》所说涂山氏作“南音”和《左传》上所说“南风不兢”的“南风”，就是一回事。《左传·成公九年》说楚囚钟仪鼓琴“操南音”，而范文子说他“乐操土风”，可见“风”就是“音”。所以《诗经》中：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的风，就指用这十三个地区的音调所写所唱的歌子。这些地名，只指地区，不是指国，像邶、鄘、卫三风，都是卫国的；魏、唐二风是晋国的；王，是周王所在地区，也不能称为国；豳，是周代祖先发祥的地方，也不存在国的问题。至于“周南”、“召南”，是“南音”，即南方调，指的是当时湖北一带的音调。可能是和周公有关或周公采集的，就叫“周南”；和召公有关或召公采集的，就叫“召南”。所以一般把“风”部分诗叫“十五国风”是不正确的。但习惯上叫十五国风，而实际上是十五个地区，现在我们称十五国风是个习惯，虽不正确但也可以。

“雅”是“秦声”、“秦音”。“雅”在《说文》上和“鸦”同字。古音、义也和乌全同。李斯《谏逐客书》说：“歌哭乌乌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杨恽《报孙会宗书》说：“家本秦也，能为秦声……仰天抚缶而呼呜乌。”可见“秦声”的特点，是以“乌”这个元音为基调的。秦所占的，就是周的故地，所以“秦声”就是周都的音调。因此，用这种音调作的诗歌，就可以称为“乌”，也就是“雅”了。“雅”既是周都的音调，对四方来说，是最标准的。所以雅字可以解为正。后来的“雅乐”、“雅言”、“文雅”，都是从这里引申的。“雅”诗分为“大雅”、“小雅”，这是由于应用场所不同之故。“大雅”用于重大的宴会典礼(飨礼)，“小雅”用于日常生活饮宴(燕礼)。场合不同，当然所用的乐器也自然不同。

“颂”诗的颂字，原来是容貌的容的本字。容貌是面容，引申为仪容、舞容。“风”、“雅”诗，可以配合音乐、舞蹈，而“颂”诗更是以和乐舞结合为特点的。由于“颂”是用于祭祀大典，故以歌功颂德为基本内容。对此，清代阮元的《释颂》，有较好说明。

所以，“风”是从各地方收来的，民歌占主要地位，当然也包括贵族们用这种调子写的诗在内；“雅”有宫廷的乐歌，以贵族们创作为主，但也吸收了一些民间的歌词；“颂”是纯粹朝廷的东西，仅具有一些史料价值。从《诗经》的总的价值来看，“风”最重要，数量最多，占三百零五篇中的一半以上(一百六十篇)，但不能笼统地说都是民歌，“雅”次之(一百零五篇)，“颂”最少(四十篇)。从创作的先后来说，“颂”最早(除鲁颂)，“雅”次之，“风”一部分很早，多数很晚。诗的作者，最早的应是周公姬旦，但不能确证。召公姬爽，也难指实。从诗中能看出可信的只有“雅”中的家父、寺人孟子和尹吉甫，“风”中的许穆夫人等少数人。其余都已不可考了。

《诗经》中的“颂”和“雅”

自从生气勃勃的周氏族取代了腐朽的殷商统治后，建立了更为强大的奴隶制王朝，使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这些成就他们认为要归功于“天恩祖德”。于是，大量颂歌便出现了，主要创作于武、成、康、昭四代。他们尊天敬祖，继承着“巫术”的传统，在严肃的乐曲、稳重的舞蹈中，虔诚地唱着“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一类赞歌，而这种公式化的枯燥的歌子，便是后来两千多年各封建王朝郊庙祭歌的典范。于文学上，是不可能有多少价值的。只有像《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篇，为了“祈谷”或“酬神”等有关农牧的歌子，还反映了一些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现实。

“雅”与西周相始终，实分前后两期。昭王、穆王以前的诗，旧称为“正雅”，昭、穆以后的诗，旧称为“变雅”。前者是宫廷作品，以宴会、田猎为主要内容；而其中几篇歌颂先世祖先的，可以称为英雄史诗，是其中最值得重视的篇什。让我们先看贵族生活的诗，如：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小雅·鹿鸣》)

有酒湑我，无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i

(《小雅·伐木》)

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

《《大雅·既醉》)

这种以饮宴为基本中心的欢乐的气氛，反映着统治者很高的物质文化生活，其中也隐藏着奴隶们的无尽的血泪；但从“颂”的宗教歌，到“雅”的宫廷歌，却也有从神向人转化的新因素。“大雅”中的史诗、《生民》、《公刘》、《绵》以及《皇矣》、《大明》等篇，写出了一部周族的发展史。《生民》记述周族始祖后稷的故事，先写了他的出生，接着再写他在农业上的创造成绩，最后写到对上帝的祭祀。古书上记载这个农业伟人的，再没有比这篇更具体的了。《公刘》叙述周发展中期的英雄首领公刘开辟豳地的事迹；《绵》叙述古公亶父(太王)由豳迁岐建立国家到文王兴起的事迹；《皇矣》写文王伐崇等事；《大明》写文、武之生到牧野之师……这些诗篇幅长，故事集中，是纪事也是歌颂，纪事中饱含着赞颂的激情。

属于后期“变雅”中的政治讽谕诗，是西周后期贵族诗歌的优秀部分。这期间以厉王、幽王为代表的最高统治者，昏聩、残暴、腐朽、荒淫，引起了被压迫阶级的普遍反抗，厉王的被流放，幽王的被杀，就是这种反抗的直接结果。政治黑暗，国危民困，促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分化。一些不得势、受排挤打击的忧国忧民的贵族，为了抒发自己的痛苦、忧虑和愤慨，写出了一些思想性、斗争性较强的诗篇：《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大雅》中的《民劳》、《板》、《荡》、《瞻印》、《召曼》等篇都是代表。以《节南山》为例，作者一开始写道：

节彼南山，(那个高峻的南山，)

维石岩岩。(石头高高地竖起。)

赫赫师尹，(你这威风的掌权者，)

民具尔瞻！(大家都在瞧着你！)

接着便列举这个掌权者，如何不管国家危险的现实，如何因不公正而造成混乱，又如何推诿责任，使用小人，于是，他喊道：

不吊昊天，(不慈悲的老天，)

乱靡有定，(祸乱无法平定，)

式月斯生！(反随着日月增长！)

俾民不宁，(使人民不得安宁，)

忧心如酲。(使我忧愁得像害酒病。)

谁秉国成？(谁掌握着国家权柄？)

不自为政，(自己不亲行政令，)  卒劳百姓！(以致苦害百姓！)

最后指出，这个骄恣任性、不听好话的“师尹”，就是祸乱的罪魁祸首。这篇六十四行的长诗，是自称为“家父”的作品。他当然是贵族中的一员。其他像《小雅·北山》的反对压迫，《大雅‘瞻印》的反对掠夺，问题就提得更加尖锐。所以这部分诗，是贵族作品中最值得重视的佳作。另外反映宣王“中兴”时期的人和事的一些诗，以署名为尹吉甫的《崧高》、《烝民》为代表，也达到较好的水平。

《诗经》中的“风”

“风”标志着诗歌由宗庙到朝廷到社会的发展，是《诗经》中的精华所在。其中有生动的情歌，如《郑风-箨兮》：

箨兮箨兮，(落叶呀落叶，)

风其吹女；(风儿把你吹落；)

叔兮伯兮，(弟弟呀哥哥，)

倡予和女！(你唱我来和！)

这是情歌对唱的开端，生活气息很浓厚。再像《郑风·山有扶苏》：

山有扶苏，(山上有苏木，)

隰有荷华；(水里有荷花；)

不见子都，(没看见漂亮的子都，)

乃见狂且！(却看见你这傻瓜！)

随口编出，嘲弄对方，情趣如见。还有像《邶风·静女》中“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所表现的焦急，《郑风·子衿》中“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所表现的埋怨，都写得十分真切。至于像《都风·柏舟》中“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谅人只”那样坚定的誓言；《召南·行露》中“虽速我讼，亦不女从”那样反抗迫婚的呼声，更表现了青年们高尚的情操。

“风”诗中有大量反徭役、反战争的作品，在西周初期就已出现了，《豳风》中的《破斧》、《东山》，就是代表。从厉、幽到东周，这一问题，更加严重。见于作品的，像《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唐风·鸨羽》《魏风·陟岵》和《邶风·击鼓》之类，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的痛苦和不满，而收入“小雅”的《何草不黄》写得尤其真挚。试举《陟岵》为例：

陟彼岵兮，(上了那个山崖啊，)

瞻望父兮。(想着我的爹呀。)

父曰：“嗟，予子！(爹说：“唉，我的儿子！)

行役夙夜无已。(这次劳役早晚难得休息。)

上慎旃哉！(千万小心呀，)

犹来无止！”(能回来就不要犹豫！”)

用征夫回忆父亲临别嘱咐的话，以表达他深切的痛苦，十分感人。而《豳风·东山》和《小雅·采薇》一样，更是这类的长篇名著。

“风”诗中反压迫反剥削的诗，为数也不算少。它接触到了当时现实的本质，意义更为重大。像《豳风·七月》中，发出一连串苦难声音，读起来，如在耳边。长期的苦难，逼着人们走向反抗，那就是《魏风》中有名的《伐檀》、《硕鼠》一类诗产生的社会基础。《伐檀》指责剥削者“不稼不穑”、“不狩不猎”，而《硕鼠》则喊着“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用逃亡来做消极反抗了。显然这已到了起义的边沿，如有一把火，便会造成燎原之势的。这类诗把《诗经》的价值，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其他，像写家庭问题的《邶风·谷风》、《卫风·氓》，反对人殉的《秦风-黄鸟》等，都是有意义的难得的好作品。

《诗经》的写作艺术

汉代人把《诗经》的写作方法，总结为赋、比、兴。赋，直叙式；比，比喻式；兴，联想式。其实，这几种方法的使用，常常交错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从上举各篇的例子中，就可以深深地感到。不需讲述。概括地说《诗经》的艺术特点，主要在于：大量的形象化的语言，结合着极为丰富的词汇(鸟、兽、草木之名多达二百五十种)；大量使用各式各样语气词和不拘格式的叶韵，使它在抒情、叙事以至说理上，都达到了纯熟的程度，至今尚有不少值得吸取的地方。《诗经》是以“四言”即四字为主的诗体，但同时也大量使用着杂言、长短句。所以在句法上既要看到“四言”句法的整齐，也要看到杂言句法的灵活。尤其令人惊叹的，就是在部分作品中，有细腻的外形描写，像《卫风·硕人》写美人的手、皮肤、脖子、牙齿、头发、眉毛，而最后两句则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轻巧的微笑多么俊俏呀，美丽的眼睛多生动呀！十分传神。也有生动的动态描写，像《小雅·无羊》，把牧人的活动和羊的动态写得非常逼真。还有象征性的寓言诗，像《豳风·鸱鹗》，写一只老鸟，在鸱鹗的侵害下，如何为了保护巢保护儿子而发出的号叫，以表现保护家园的心情。

总之《诗经》的创作，早在两千八百年前，已为后来的诗歌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诗经》在历来儒者手里玩弄，好久蒙着真相，并且屡屡碰到危险的“厄运”。

——顾颉刚《(诗经)的厄运与幸运》

《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

——胡适《谈谈(诗经)》

唯《诗经》出于卿士人大之吟咏与妇人女子之歌谣，政治上的家庭与社会上的家庭，其盛衰之情形，生活之状况，不知不觉中，时流露于字句之间。

——胡朴安《从(诗经)上考见中国之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