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阴险恶毒的乌鸦，一个天真孩子的离奇命案，一起旷日持久的无头官司，一段令人心碎的忠贞爱情——《十月的孩子》用高超的小说技法再现二十年来始终牵动法国社会神经的一起真实事件。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六日晚上九时三十分，一个叫格雷高里的四岁的孩子的尸体在十月的一个夜里从冰冷的河里被捞起来。于是，各种各样的流言和猜疑在镇上蔓延，几乎整个家族的人都被卷入这张案件当中。连孩子的母亲都被怀疑是杀死亲生孩子的嫌疑犯……这本书不是一本有太多阅读快感的读物。

《十月的孩子》用高超的小说技法再现二十年来始终牵动法国社会神经的一起真实事件。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六日晚上九时三十分，在法国东北部偏僻的孚日山区，可爱的四岁男孩格雷高里的尸体在冰冷的河里中浮起。流言和猜疑在镇上蔓延。孩子的母亲成了嫌疑犯；孩子的父亲愤而杀死另一个嫌疑犯……

格雷高里事件历经十多年的审理，主审法官换了三人，审理卷宗厚达三万五千多页。那个折磨了这个家庭多年的凶手“乌鸦”到底是谁？他在何方？

十月的孩子

译后记

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皮埃尔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但什么都不能让他平静，他心中酝酿着一种暴力，如同一腔怒火，随时随地都可能喷发，他在饭厅里咆哮，我则坐在长沙发上，拿着一条手绢，在手里揪来揪去，我的婆婆待在一边，她在那里火上加油，我真想喝令她闭嘴，但那是一个喜爱指手画脚的女人，我最好还是别去惹她，皮埃尔是她的亲生儿子，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而我，为了摆脱这一片喧哗嘈杂，我塞住了耳朵，试图回想一下。我想到了蒂蒂，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那是在房子前，在花园中，他拿着玩具，当时天色还亮，也不太冷，但我还是让他穿得很暖和，我给他戴上了帽子，压在耳朵上，我记得很清楚，我把他滑雪衫的拉链拉到了顶，这之后，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再也没有图像了，而当我再次出门时，他已经不在了。

我马上就想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当母亲的人，都能感觉到这一点，我敢肯定，我们有一种直觉，如同一种天生的本领，你无法解释这一点，就仿佛我们被雷电击中，对了，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电流击穿，穿透了身体，我马上害怕起来，我叫着，一个劲地叫着，我心中猜想，这是没有用的，但我还是无法阻止我自己叫个不停，然后，我问了周围的人，没有人看见过他，没有人能够给我一个回答，我开上汽车，我开始到处寻找，像一头母兽寻觅它的幼崽，然而，我猜测到发生了一个大悲剧，我试图让自己头脑镇定，当我回到家里时，我母亲告诉我乌鸦打来了电话，听到此话，我觉得一股冷气直透心底，是的，如同一身冷汗猛然惊出，我全身一阵虚脱，膝盖一松，腿一软，身子就要倒下，我赶紧抓住一件家具，让自己慢慢坐到长沙发上去，我甚至不知道我怎么还有力气打电话报警，我甚至也不记得我曾经拨过号码，想必我就像是在梦游中做了这一切，仿佛一切都不由自主，仿佛我早已不再是我了。

我开始等待，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回来，皮埃尔，他母亲，有怒气，有叫喊，有剧烈的动作，有混乱的嘈杂，而我，我都无法说话，我只能勉强开口发出声音，皮埃尔他一会儿说：一切都会好转的，你别担心；过了一会儿却又说：我要让他们偿还血债，所有那些人。我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我什么都没有说，是他心里明白，总是他心里明白。他走了出去，然后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他对我解释了他出去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做，我重复地说：应该耐心一点。

夜幕降临已经很久了，我们还在等待，我们全都吃不下饭。你们能够想象那是什么吗，一个母亲等待着她失踪的四岁孩子的消息，而一个匿名电话说是他死了？你们怎么相信她能扛得住一种如此的疯狂？

到了十点一刻，我们听到了警车声，从窗户中望出去，能看到车上闪亮的警灯。在他们进屋之前，我就知道他们要告诉我们什么了。随后，他们说出了那些话，他们一脸的阴沉，他们把他们的警帽托在手中，他们不敢走上前，他们眼睛瞧着地。他们说出了那些话。

最初的几秒钟是一片空白，绝对的空白，某种让人失明的东西，一道闪光，它让我摇晃，皮埃尔尖声叫了起来，一拳砸在一道门上，然后他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我垮掉了，瘫软下来，他把我扶住，他试图让我站起来，但我早就感觉不到自己的腿了，我开始哭起来，声泪俱下，你们是不会明白的，一道决了口的堤坝，我从泪花中看到警察们，他们窘迫不安，他们的身影一片模糊。我究竟哭了多长时间，我说不上来，它持续了多长时间，这一股淌凌，这一番悲伤，我不知道。我还嗥叫，就像某些动物那样，神经松弛了下来，必须去叫医生，他给了我一些镇静剂，这让我昏沉下来，但是绝望并没有离去。

如果不幸像是什么东西，那它就该像是这种溃败，还有这种彻底的失控，一蹶不振的感觉，没有任何办法能让它停下来。对那些根本不能接近这一不幸的人，我坚决不给他们权利来评判我。

他们是布吕耶尔的警察，率领他们的是埃皮纳尔刑警分队的那位警官，很明显，他们负责这一案件的侦查工作。人们本没有猜到，他们将带来种种笨拙，种种失足，种种判断失误，种种初出茅庐者的蠢举。

在当即了解到乌鸦的电话和匿名信后，在接触到笼罩在贝尔泰家族内部的恐怖氛围之后，他们很快就断定，那个乌鸦就是凶手，这一判断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确实，一上来就把家族圈子之外的人排除嫌疑，是符合逻辑的，那不太可能是某个外人，某个精神失常者所为，不可能是某个陌生人毫无预谋的疯狂举动。

他们当初的直觉判断得到了一封来信的支持，就在案发的第二天，十月十七日的那天早上，那个可怕的阴谋人物将最后一封信寄到了贝尔泰的家。不需要别的，只需把那信封捏在手中，人们就能认定谁是寄信者了：毫无疑问，那是同一种笔迹，字母中的直杠划得很笨拙。信息很简短，不过意思却相当清楚：“你现在该为你的钱高兴了吧。你的儿子死了，我的仇报了。我希望你伤心死，头儿。”

真是语出惊人，以如此的方式提到贝尔泰的钱，就仿佛它的来源真值得怀疑，仿佛这一阔绰(尽管只是相对的阔绰而已)让人实在受不了，值得受到惩罚。

死神之舞，这一大张旗鼓的报复，表现为围绕着一具尸体翩翩起舞的形式。

然而，直到那时为止，这一行凶的家伙还从来没有在他的不同信件中，把矛头直接指向孩子。他的靶子常常是那个阿尔贝(“你去吊死吧，阿尔贝，你将上吊死去”)，是那个雅基(“狗杂种”)，还有那个皮埃尔(“可怜的头儿”)。而格雷高里，他，从来没有被提及。人们很快就认定，实际上，冤死的小男孩是替别人还了债。

警察们突然闯进了贝尔泰的家，他们并没有小心谨慎地取下那封信，把它放进塑料口袋里带回去做鉴定，而是轮流地把它来回传递着瞧，就这样，把他们自己的指纹添加到了乌鸦很可能留下的指纹上，当然，假如他们运气好的话，那个乌鸦写信时或许忘了戴手套，会留下自己的指纹。一种如此的大意，后果严重得可想而知：那封信对化验分析来说已经没有用了。

十月十七日那天，十四点时，埃皮纳尔的检察机关指定了一位预审法官，他叫让一米歇尔·朗贝尔。他很年轻，三十二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更年轻。人们倒是希望他更有经验，更有资历，但他的外表却像是一个学生，用功，认真，他良好的做派让人放心，尽管人们惊讶地发现他还是一个单身汉。还有，每当外来的光线散发到他眼镜的玻璃片上时，他都会显现出一种严肃的表情，他那件系紧了腰带的雨衣给了他一副侦探人员的模样，这就已经够了。

实际上，之所以选中了他，是因为除他之外没有别的法官，别无他择。在埃皮纳尔，他是惟一在职的法官，而他同时还要审理两百份其他卷宗，早已忙得不可开交。他希望抹除这一滥竽充数的命名以及他的年轻可能带来的效果。因此，他将匆匆上阵，仓促着手，行使他的职责，尽量不露出马脚，显示出他成竹在胸的样子。于是，他刚一上阵便全速地冲刺。

他一接手案件，便下令做一次尸体解剖。它于十七点三十分紧急执行。做得太仓促了吗？人们会这样认为，因为它太片面，而且不精确。

由南锡法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实施的解剖，结果认定孩子是因溺水而死，但是奇怪的是，对留在肺里的水，他并没有作分析，同时，也没有做什么化验，以确定格雷高里是不是事先吸入了氯仿麻醉剂。

孩子的面部没有显现任何窒息的痕迹。

在他的身体上，也没有发现任何伤痕，任何抓痕，也没有丝毫的瘀斑。看来，孩子并没有受到暴力的伤害和折磨。“仿佛他自己进到了水中。”然而，他们并没有仔细检查是不是有肉眼看不到的血肿。

最终，侦探人员实在无法肯定，格雷高里掉进河里时是已经死了，还是依然活着。

他死亡的确切时刻也没有给出。P51-57

二○○六年，法国作家菲利普·贝松的小说《十月的孩子》在巴黎的格拉塞出版社出版，小说以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法国的一件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为材料，以大胆惊人的笔调，复述了这一令人心碎的杀人案件，以及它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阴影。

故事讲的是，1984年10月的某一天，一个叫格雷高里的小男孩于死在了法国偏僻的孚日山区冰冷的沃洛涅河里，显然是被人扔到河里去的，但不知道是先杀死后扔到河里，还是扔到河里后才淹死冻死的。由于警方和司法机构的无能，也由于媒体的推波助澜，更由于当地人们的嫉妒和冷漠，案件迟迟不能侦破，甚至，连孩子的生身母亲瓦莱丽还一度被警方怀疑为谋杀者，无辜入狱。其间，孩子的父亲皮埃尔愤而杀死了嫌疑人贝尔纳·拉罗什，不得不锒铛入狱。而格雷高里事件历经十多年的审理，主审法官换了三人(从第二位法官莫里斯·西蒙到第三位法官马丁，卷宗的厚度从一万七千页，增加到了三万五千多页)，其真相依然众说纷纭，扑朔迷离。最后，这件悬案始终未能侦破，法律上的诉讼也不了了之。

《十月的孩子》是对一起真实的杀人案件的小说叙写，但它的重点显然不在犯罪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破案过程。小说的重点放在了对人性的拷问和对司法制度的质疑，而且是毫不留情的拷问，是毫无保留的质疑。贝松通过描写这个案件，揭露了国家司法制度的某种软弱无能、世人的某种浑浑噩噩、媒体的某种惟利是图，其文字如刀锋一般，触及人们心灵的伤痛，毫无顾忌。

小说中，最令人同情的人物是孩子的母亲瓦莱丽，她年轻轻的就嫁给了皮埃尔，由于生活比一般人更富裕，更安逸，她和她丈夫遭到了众人的嫉妒。她先是接到“乌鸦”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的恐吓威胁，后来则更不幸地失去了心爱的儿子，而且还在很长时间里被怀疑是杀死亲生儿子的凶手，忍受世人的白眼，甚至囹圄入狱。她内心中的痛苦，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了解的：

“最糟糕的事，还不是这一段耽误了的时间，这番糟蹋，这白白浪费的几年。也不是那些卑鄙的怀疑，令人恶心的控告，一股脑儿扔到我们头上的这一羞耻。也不是他们无法找出凶手的那般无能，更何况我自己对此有我的想法。不，最糟糕的，是不知道我的孩子是怎么死的，是对那一刻发生的事一无所知，生命之火熄灭的那一刻。处在这一无知状态中，在这无法忘怀的炽烧中，在一种如此的无知中反抗，真是可怕之极。

……

“我不知道孩子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我愿意相信格雷高里喊了一声妈妈，我相信他会叫我的，是的，他的最后一句话将会是说给我听的。尽管，这样想会让我的心里非常难过，因为当他叫唤我的时候，当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他身边。

“我跟这些虚构的形象生活在一起，它们总是萦绕在我的头脑中，它们将一直萦绕下去，直到我生命的终日。”

小说的结构很简单，分为叙述者的“叙述”和瓦莱丽的“怨诉”两部分，两部分交替成章，一章“叙述”，一章“怨诉”，一章宋体，一章楷体，让人读了一段似是而非的故事之后，便来看看悲悯的母亲的满腔怨愤。一会儿是扑朔迷离的案情，一会儿又是母亲的痛心疾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小说作者也正是不是地借了母亲“清醒独白”的那一章节，来颠覆前一章的“糊涂账”，借了冤屈的母亲之口，控诉了社会、国家、司法制度、世俗习惯中最阴暗的一面。

为了一个公民的清白，而不惜严词质问司法制度的弊病，这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早有先例。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当数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和十九世纪的左拉。

先看伏尔泰：  1762年，专制的天主教教会一手炮制了所谓的“卡拉事件”。当时法国图鲁兹市的布商卡拉的儿子马克因不堪忍受缠身的债务而自杀，天主教会却诬陷新教徒卡拉，说是卡拉为阻止儿子信奉天主教而杀死的他，于是判处卡拉以车裂之极刑。伏尔泰于愤怒中写下了《论宽容》(1763)，为宗教迫害的牺牲品卡拉喊冤，对这旷世冤案作了有力的揭露和控诉，并收容了无辜的卡拉一家，在整个欧洲引起了舆论上的激愤。最后，政府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在卡拉死后为他恢复名誉。在当时其他一些涉及到宗教迫害和司法不公的案件中，伏尔泰也领头发出抗争的呐喊，其中著名的有拉巴尔骑士事件：这位法国绅士被控在圣冕仪式队列经过时未脱帽致敬并损坏十字架，被判断腕剜舌，并活活烧死，伏尔泰曾强烈抗议此判决，但未能改变宗教狂热者的决定。伏尔泰写下了《记骑士拉巴尔之死》(1766)，直到1793年，拉巴尔骑士才恢复名誉。伏尔泰为正义而作的这些斗争使他赢得了“菲尔奈教长”(他当时居住在偏远之地菲尔奈)的美称，小小的菲尔奈也一度成为了欧洲舆论的中心。

再看左拉：

1894年，法国军政部情报处军官埃斯特拉齐向德国人出卖机密情报，被潜伏在德国使馆的法国间谍截获文件，案件呈报给国防部情报处，军官们为包庇同伴，便决计把罪名推到参谋官犹太人德雷福斯身上。尽管笔迹专家否定了情报文件为德雷福斯所写，但军事法庭仍以“叛国”罪判处德雷福斯终身流放美洲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1897年，经多方努力，事件真相被披露于报端，一时间举国舆情大哗，全国顿时分成了两派。王权派、教权派、反犹派等一口咬定原判正当，是为反德雷福斯派；而共和激进派、多数社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认为事关重大，案件必须重审，这样做并非只为一人昭雪，还关系到法国的民主、人权和司法公正，是为德雷福斯派。军政部大员见势不妙，只得将真犯埃斯特拉齐送交法庭，但在1898年初，军事法庭竟然判他无罪，并反将揭露真相的情报处长皮卡尔捉拿入狱。此举震惊法兰西全国。左拉忍无可忍，写出檄文“致共和国总统”的《我控诉》，声讨军政高官作伪证。左拉由此得罪了军队，而法庭因畏惧总参谋长等“挂印辞职”的胁迫，反判左拉有罪，逼左拉出国避难。为抗议军队和司法当局，巴黎十万民众在1899年举行示威游行。

说了真话的左拉不是孤立的，他和全法兰西的正义者在一起。1906年，德雷福斯案件终于得到重审，次年，最高法院宣告德雷福斯无罪，“跨世纪”的冤案才得昭雪。

为维护一个普通人的人权而把批判的矛盾对准国家的脸面，无疑是民主制度的一大进步。卡拉死后为恢复了名誉，拉巴尔骑士也在死后恢复了名誉，德雷福斯在忍受了多年的冤屈之后终于恢复军职，并获国家颁发荣誉军团勋章。在小说《十月的孩子》中，我们读到：1995年，“滥用监禁全国赔偿委员会付给了瓦莱丽·贝尔泰一笔41万法郎(相当于62500欧元)的赔偿金”，以补偿她所遭受的十年前被监禁了十一天的伤害。这个赔偿数目是创记录的。后来，2004年，“巴黎的上诉法院判决，由国家赔偿35000欧元”给贝尔泰夫妇，以补偿他们在司法审理中遭到的“国家失职”。

然而，要得罪众人，得罪国家也不是那么一件轻松的事，左拉当年就因此逃亡国外避难。而现在，尽管时代已经到了21世纪，这样的事情还是会惹来麻烦。小说《十月的孩子》的作者后来还真的得罪了一些人，在小说出版后，由于主要人物使用了真实姓名，导致了一场法律诉讼上的纠纷。作者不得不委托格拉塞出版社，让各国的译者和出版社在出版译本时，把小说中两位主要人物的姓名作一改动。  读者在小说中读到的主人公夫妇的名字“皮埃尔”和“瓦莱丽”，原先为“让-玛里”和“克丽丝蒂娜”，而他们的姓“贝尔泰”本来是“维尔曼”。

菲利普·贝松(1967-)是法国的年轻作家，从2001年起发表小说作品，在五年时间中，已出版了七本小说，每部作品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并被翻译成了近二十来个国家的文字。贝松在大学修的是法律专业，喜欢读杜拉斯的作品。他以前的作品有《由于男人都不在了》(2001，获得Emmanuel-Roblès奖)、《他的兄弟》(2001，进入费米娜的评选，并由Patrice Chéreau改编成电影)、《深秋》(2003，获得RTL-Lire大奖)、《意大利男孩》(2003)、《脆弱的时光》(2004)、《放弃的一刻》(2005)。其中处女作《由于男人都不在了》讲述名作家普鲁斯特和一个男孩子书信交往的故事，《脆弱的时光》通过虚构日记，描述了名诗人兰波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倒卖军火的事情。

翻译《十月的孩子》这样的作品，对我来说既容易，又困难。说容易，是因为小说的语言很通俗，简明，无论是叙述者清晰明白的讲述、分析，还是女主人公瓦莱丽充满激情的内心独白，都是一些短句，用词也很精确。没有太多的大词、艳词，这无疑给翻译带来了便利；说它困难，是指小说中的某些用语涉及到法律词汇，以及司法领域中的一些术语。不同于这些词在通用话语中的意思。为此，我倒是好好地学习了一番法律用语，而且通过学习也修正了我初译中的一些问题。

在此，不妨举两三个例子，让感兴趣的同行也分析和欣赏一下。

原先有一段译文如下：

法官先生在报刊对他所施加的心理压力下，在没有任何旁人介入的情况下，就以密谈的形式，认定了一个无辜的女人的有罪，他说到了很多关于促使他作出这一重要决定的精神状态的话。

法语的原文是：

Que le magistrat ait, en forme de confidence, cru justifier par personne interposée, l'inculpation d'une innocente par les pressions que la presse allait psychologiquement exercer sur lui, dit beaucoup de l'état d'esprit qui a inspiré cette grave décision.

这里的“par personne interposée”是一个固定词组搭配，意思是“通过中间人”，而不是“在没有任何旁人介入的情况下”的意思。在法律用词上，“personnes interposées”特指“为使无行为能力者获得利益的中介人”。

因而最好改为：

法官先生以吐露内心悄悄话的形式，认为自己已经通过中间人认定了一个无辜女人的有罪，这是出于报刊对他所施加的心理压力，另外，他还大量地说到促使他作出这一严厉决定的精神状态。

另有一段译文：

法庭认为，小男孩的父母“亲身遭受了一种损害”，没能够“有运气地享受到鉴于他们的儿子之死而导致的那些情景”。

法语原文如下

La cour considère que les parents du petit gar?on, qui《ont personnellement subi un préjudice》, n'ont pas bénéficié《des chances de conna?tre les circonstances de la mort de leur fils》.

这里的“les circonstances”是指法律上规定的行为人的特别地位和境地，这里特指，孩子死了，父母如有罪，则应该在判罪时获得人道的刑期减免。

所以，译文最后改为：

法庭认为，小男孩的父母“亲身遭受了一种损害”，没能够享用“种种机会来了解鉴于儿子之死而导致他们在司法上的有利地位”。  这些例子，只因本人觉得有意思，故抖搂出来让读者也感受一下。但也担心读者会觉得无趣，故不再多举，到此为止。  是为译后记。

余中先

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与北京蒲黄榆

这一罪行是无法探测的。往往就在你认为能找到它的地方，你就看不到它了，当你接近它时，它就消失了。离得很近时，它就只剩下了天真无辜的畸形。在这一罪行中，你可以一直进入到恶的最内层。

——玛格丽特·杜拉斯

一九八五年七月七日《解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