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岗编著的《天师帝师与元帝国（元代）》是“历史·创造者”系列（图文版）中的“元代卷”，它以全新的视角向读者展现了元朝百年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本书相对比较“正统”的历史学术著作来说，在写法上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仔细阅读下去，就会发现其精妙之处。它是以大量活灵活现的元朝历史人物为引线，最终反映其历史。特别是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甚至运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的大幅度跳跃表现手法，把读者一下子带入了那个年代。“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本书所探讨的对象虽是历史陈迹，它所投射的意义却可能是现代的。

《天师帝师与元帝国（元代）》由王岗编著。

《天师帝师与元帝国（元代）》简介：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有元一代始终贯穿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锋。蒙古统治者赋予了宗教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自成吉思汗始，全真教、天师道、佛教，交替在国家的政治动向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天师道和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更名正言顺地被元帝册封为“天师”与“帝师”。蒙古人原本信仰的萨满教和中原大众所崇信的儒家思想，在这个时代都备受打压。历任元朝帝王虽然都接受了一定程度的儒学教育，但在实际的政治统治中，仍然不得不仰仗着宗教势力控制极其辽阔的疆域，而就在中原文化的不适应症中、在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摇摆不定中、在诸多势力的无法平衡中，元帝国迅速地走向了分崩离析，元顺帝带领部众仓皇而去，并最终全面撤回到长城以北。

序一

序二

卷首 铁骑造就帝国奇迹

在飞机、大炮、坦克、军舰等现代化武器发明以前，很少有哪个帝国能够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武功奇迹。就是在这些武器发明、生产之后，也很少有哪个帝国的武功盛举，能够与之相比。蒙古帝国的铁骑，在13世纪震撼了包括亚、欧、非等大洲在内的大半个世界。假如没有大洋的阻隔，没有汗国的内部分裂，他们的铁蹄将踏遍整个世界。

一朝鼙鼓揭天来

众神汇集斡耳朵

“忽里台”与中书令

像焰火般辉煌而短暂

第一章 金甲神祇异梦征

在当今的世界上，生活着众多的民族。然而，每个民族，不论它今天是生活在黄土垄头，还是生活在大草原上；是生活在群岛之中，还是生活在大海之畔；也不论它今天是否已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或是依然处于蒙昧状态；是日益兴盛，还是正在衰亡，却都经历过那个原始的阶段。

帖卜？腾格里的宣言

江南无谢安塞北有王猛

“白道子”与治天下匠

世上真有长生术吗？

第二章 在宗教之争的背后

儒家有名言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又有名言为：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既然“穷”、“达”皆由天命，又何分儒、墨之辨？既然如同东流之水，则又何必发其排佛、斥道之论？

“金牌”效应

为千年争执画句号

龙虎山中有道家

衰而不绝的秘密

第三章 种田的与牧马的

农民走到哪儿，都可以种地；牧民要是离开了牧场，就非得改行。因为把草地变成农田并不难，而要把农田变成牧场，却很困难。所以，农民到了草原上，被改变的是草原；而牧民到了平原上，被改变的只能是人。要想不变，牧民就只有再回到大草原上去。

学贯天人刘太保

漠北无王廷

丹墀留与子孙看

黄金、白璧与五谷

第四章 长城不复再为关

长城，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象征。然而，毋庸讳言，它同时又是阻隔中原汉族民众与北方各少数民族民众相互交往的一大障碍。由于元朝帝国的建立，使这一大障碍不复存在了，大批少数民族民众逾关而南，徙居于中原及江南各地，从而形成了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知勋贵异群臣

阿合马的悲剧

受孔子戒

三十六宫同梵呗

第五章 万里名王尽入朝

“征服”这两个字，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屡见不鲜。

“征服”这两个字，饱含着无辜百姓的多少血和泪。

“征服”这两个字，给胜利的统治者带来多少荣耀。

马可波罗桥

黄河之源

百万楼船渡大洋

宫衣新尚高丽样

第六章 魔的世界

在人们的习惯认识中，神只干好事，只有魔才会干坏事。其实，神要是干起坏事来，比魔更加凶恶。许多人间的坏事，正是打着“神”的旗号才没有受到抵制，而得以大肆其虐。与之相比，魔反而显得更加善良一些。

北方九眼大黑杀

肩垂绿发事糠禅

天遣魔军杀不平

卷尾 何以短命

有星的天旋转着？众百姓反了不进自己的卧内？互相抢掠财物

有草皮的地翻转着？全部百姓反了不卧自己被儿里？互相攻打

武功与德治的较量

农、牧文化的异同

天灾乎？人祸乎？

遗憾犹未了，长城再为关

初版后记

一朝鼙鼓揭天来

当金章宗承安元年（1196年），金军统帅完颜襄把“札兀惕忽里”的卑微官号（意为“群虬统领”）赏给协助他讨平塔塔儿部叛乱的蒙古部族首领铁木真的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不起眼的“鞑子”，在短短的10年之后，就一举扫平了整个蒙古辽阔草原上的桀骜群雄。再经过10年，又占领了金朝设防坚固的中都城。此后，其势力愈加不可遏止，竟然势如破竹，将中亚最强大的花剌子模国攻灭，从而成就了一代帝国的基业。

公元1206年春，在蒙古大草原的中部，斡难河畔的大帐前，铁木真召集了所有臣服于他的草原各部落之酋长，隆重举行“忽里台”大会，用这个草原各部落都通行的方式，来确定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萨满教大巫师阔阔出的主持下，铁木真得到了“成吉思汗”的封号，竖起九旄大白旗作为标志，并由此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帝国。他的部众，被封为数十个千户，既包括了先后降服于他的各个不同部落的贵族首领，也包括了从他起兵开始，就紧随其后、为之出生入死拼搏的“伴当”们…。而这些“伴当”，乃是蒙古帝国对外扩张的核心力量。如时有“四骏”“四狗”之称的木华黎、博尔术、哲别、速不台等人皆是。

自古以来，散处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各部落，很难统一在一个帝王（匈奴时称为“单于”，蒙古时称为“汗”）的麾下，原始的家族共有财产的观念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贵族首领们为了平分财富（而这种完全的平分是根本不存在的），经常发生争斗。这种争斗，使各部落（即使血缘关系十分亲密）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强者为王．弱者为臣，完全凭借实力来决定主从关系。而随着强弱势力的不停变化，也就不断发生着王（汗）位的变更。游牧民族善于游击，长于攻略的特性，完全湮没在这种相互争斗的内耗之中。而中原农耕民族所建立的王朝控制北方民族的主要手段，除了修筑长城的消极防御外，就是利用各部落间的矛盾，令其互攻互灭。一旦草原各部落消除了这种分裂，统一在一个大汗的权威之下，就会对与之相邻的其他各民族构成强大的威胁。两汉时期的匈奴族是如此，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族是如此，唐末宋初的契丹族是如此，金末的蒙古族也是如此，鲜有例外。成吉思汗在斡难河畔即位之时，大概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居住在亚欧大陆上的、甚至远在非洲大陆上的许多民族，都很快就感受到强大的威胁已经来临。

首先，是位于蒙古帝国西南面的、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早在宋、辽对抗时期，李元昊即割据于河西一带，建立夏朝，宋、辽虽都曾｝“兵相攻，但却互有胜负，对它无可奈何。到了宋、金相持时期，仍是如此。然而，自蒙古帝国崛起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成吉思汗在征服草原西部霸主乃蛮部之后，就曾出兵攻略西夏，但未及深入而还。到成吉思汗即位的第二年和第四年，又连续两次出动大军，入侵西夏，擒杀其大将高逸及鬼名令公，进围夏都兴中府（今宁夏银川）。西夏经此惨败，遂纳贡求和，对蒙古表示臣服。即使如此，覆巢之下，岂有完卵？20年后，蒙古西征大军回师之际，又将其攻灭。

接下来的，是由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想当年，阿骨打兄弟灭辽破宋，半壁河山，转手而得。海陵王南迁中都（今北京），大有一举荡平江南之势。世宗、章宗也都可称之为贤君，近半个世纪的治理，使金朝国力臻于极盛。然而，就在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准备大展雄才之时，金王朝的嗣位者却换上了昏庸无能的卫绍王。从而使早就对中原怀有觊觎之心、却又畏惧迟疑的成吉思汗疑惧全消。公元1211年秋，成吉思汗亲率蒙古大军，打着为祖先报仇的旗号（因其祖先曾被金朝处死），直奔中都杀来。在关外的要塞乌沙堡与金军主力相遇，金军未能固守，退至野狐岭，准备据险顽抗。蒙古军穷迫不舍，迫金军决战，并尽歼其主力。这一战役的胜负至关重要，蒙军获胜，其南下之势已不可遏止。假使金军获胜，金王朝的溃败，将不会如此迅速。两年以后，成吉思汗再次率大军倾巢南下。首先．用包抄迂回战术，一举攻破了金朝重兵固守的要塞居庸关，直逼中都城下。然后，并未强攻都城．而是兵分三路，大掠中原。成吉思汗与幼子拖雷为中军，由河北、河南，转攻山东等州县；其诸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等为右路军，由河北、河南，转攻山西、陕西等州县；其余为左路军，由中都向东，攻击河北、辽东等州县，然后三三路回师，再会合于中都城下。这次大掠，蒙军之铁骑，已深入到黄河以北的整个中原大地，攻破州县近百座，所掠金帛、百姓、牲畜等不计其数。金王朝的创痛固然极为严重，而广大人民所受到的劫难，更加严重。多少田园化为草莱，多少家同妻离子散。面对蒙占铁骑的侵略，金王朝被迫纳贡求和，迁都南逃，以图苟延残喘，其败亡之势已经昭然。

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成吉思汗预定的历史进程。位于蒙古帝国西面的强国花刺子模，南于激怒了“一代天骄”，而遭致严厉的攻击。本来，对于素以富有和强盛著称的花刺子模国，成吉思汗尚没有觊觎之心，并准备与之友好相处。他的猎物，是腐败而义不堪一击的，但却十分富有的中原金王朝。因此，他派出了一支庞大的商队，到花剌子模国进行商业交往。如果这支商队受到了平等的礼遇，那么，东西方之间的交往，就不会是刀矛之间的厮杀，而是财物之间的交换。然而不幸的是，当作为友好使者的商队到达花剌子模国的边城讹答刺时，这里的长官海儿汗为了贪图财物，而将这些商人杀死，并夺占了他们的财宝。当然，如果这些财宝只是商人们的私产，也还罢了。但它们却是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许多蒙古贵族们的财宝。当个别幸免于难的商人逃同，并叙述了，所发生的惨案后，成吉思汗大为震惊，他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耻辱和损失，他只有用铁和血的复仇来消除已经到达极点的愤怒。正是这个意外事件，不仅给腐朽的金王朝延长了20年的残命，而且给花剌子模国的民众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从公元1219年开始，蒙古大军（约有15—20万人）向花剌子模国发起猛攻。在到达讹答剌城后，蒙军分为四路。成吉思汗与幼子拖雷率一军，直取不花剌城。其长子术赤率一军进攻毡的。诸子察合台、窝阔台率一军，留攻讹答刺城。第四路军则由大将阿刺里那颜、撒黑秃等率领，进攻别纳客忒。蒙古军所到之处，遇到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如讹答剌城，蒙军强攻长达5个多月，才将其占领。该城长官海儿汗率众拼杀到最后一个人，自己被生擒，送到成吉思汗那里，然后被处死。由于蒙古军队的大举入侵，到处采取的野蛮抢掠政策，使得许多文明、富有的城市遭到毁灭。成吉思汗攻占不花刺城后，将其居民驱至城外，纵军大掠，拷问富豪，搜括其财富，奸辱妇女，屠杀丁壮，焚烧宫室、民居，一座著名城市，转眼变得残破不堪。成吉思汗攻占撒麻耳干城后．杀其守军数万人，掠其丁匠等3万人，以分赐部下。又尽驱其居民出城，勒索金钱20万底纳儿，作为赎金，方许其归城。后又驱其丁壮随从蒙军出征。当然，对于那些敢于抵抗蒙古军队入侵的城市，则彻底予以毁灭。P2－5

这套丛书的组织、撰写和出版至今，已经悠悠20年过去。对于一个普通的学者来说，20年差不多是其学术生命的一半。本丛书的作者或从青年进入中年，或已自工作岗位上退休多日，回看这套书，眼前已不仅是由一个个历史人物编织成的历史画卷，还有各自20年学术生涯的风雨如磐。

当年组织这套丛书的初衷，是希望专业的历史学者用比较通俗的形式，给读者奉献一套比较生动可读的历史读物，既不失学术性和思想性，也充满趣味性，使社会大众更喜欢历史，更理解历史。这些想法的详细表述仍可参见原书总序，兹不赘述。

由于各种原因，这套丛书在当年并没有引起巨大的反响，这让我想起我多年前在《光明日报》上一篇小文中的话

我们指出了史学价值或功能之实现，不仅依赖于史学及史学工作者自身的改造，也有赖于受众自身的改造。但这并不是说，史学只能消极地等待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是说．要想成功地实现史学的价值，必须依赖全社会的努力。

当时的情况是，在改革开放进行到第十个年头的时候，商品大潮涌起，传统基础学科不为人所重，历史读物无人问津，业内对“史学危机”议论频频。我当时以为，除了历史学者自身的问题外，当时的社会氛围也不可能形成对历史作品的关注。

时至今日，情况已然大变，社会对历史题材的兴趣变得浓厚了许多，央视《百家讲坛》讲秦汉，讲唐宋，讲明清，一时间吸引了许多普通观众的眼球。一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作者撰写的通俗读物（如《明朝那些事儿》等），也顿受市场欢迎。这固然有传播方式已突破了传统的纸媒、变得多样化的缘故，与学者放下身段，采用类似“说书”的方式有关，也与受众的水平和眼界提高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目前国内旅游业大盛，效益不知已比20年前翻了几番，但游客无论去国内旅游还是到国外观光，除了自然风光外，最多的就是历史遗迹，大家耳濡目染，慢慢地就对历史多了几分兴趣。过去人们到北京旅游，“白天看庙，晚上睡觉”，意思是那时旅游只有看故宫、天坛、雍和宫这些“寺庙”，晚上又没有什么夜生活，十分枯燥。待人们对历史有了几分兴趣，有了几分知识，再去看就没那么枯燥了，就是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这样看来，我在20多年前的想法还是无误的。普通受众中的内行越来越多，这是历史学者乐于看到的。

2006年前后，由于社会上对通俗讲史与写史现象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一些媒体希望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多次婉拒之后，终于将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发表在刊物上。我在该文中指出，通俗讲史与写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与专业的讲史和写史具有不尽相同的取向，表达的是不同的历史观，所以这个传统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目标是真正认识这个时代，我们不能总是用本专业的某些优长，去评价别人的短处。我们需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说得中肯一点，这才是我们史学家的本事。否则我们研究历史会变得寻章摘句，而不是对历史有宏观的思考和把握。这不是一个达到很高水准的表现。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面对这种现象应该很平淡，不应该让社会感觉到我们很焦躁不安。我们不能自己放弃了这个普及历史知识的责任，却在不断地指责他人；我们需要做的，是对古今中外通俗讲史的情况认真做点研究。

又是6年过去，我自己没有对通俗讲史的传统做出任何研究，也没有再写什么通俗的历史读物，但我并没有停止相关的探索。我发现，一些影视工作者开始对历史题材感兴趣，但是，由于没有有能力的专业人士介入，他们只好亲自操刀处理这些极为复杂的题材。他们往往查阅了许多论著，也咨询了相关专家学者，但由于不具备专业素养，使他们无法分辨孰优孰劣，无法超脱旧观念的窠臼。比如，电视片《圆明园》以郎世宁及其作品为主线，展现圆明园这个“万园之园”的盛衰，播出后颇受好评，但是，它仍然讲述了一个大清王朝在乾隆时期达到极盛，而到晚清则以“火烧圆明园”为标志，在列强挤压下走向末路的传统故事。可以说，只要读过中学的历史．对这一历史叙事都会耳熟能详。影片给观众留下的，只是新技术手段造就的瑰丽画面，却缺少打动人心的思想。

我们这套书出版后，《博览群书》的李焱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讨论，后来以《历史学术如何走向大众》为题在该刊上登出。在讨论中，作者王和曾提到他当时看到一则报道，是陈凯歌的《荆轲剌秦王》上映后，一些影视专家批评该电影过于沉闷，陈凯歌辩解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来表现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王和认为，陈凯歌未必知道秦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我相信王和的判断是对的，陈凯歌力图表现的，至多也只是他自己理解的秦的精神，并不是根据史实总结出来的。

我们当然不能苛责这些影视工作者，我们甚至应该感谢他们，用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尽管并不尽如人意．我们必须审视自身，为什么多年来的历史教育只朝向一个归宿，即培养历史学家？为什么少有能够用学术语言以外的语言（如文学语言、影视语言，甚至音乐语言）传递最新的历史内容与思想的人才？经过严格学科训练的高学位毕业生为什么只能挤向高等院校和研究所这条独木桥々20年前我呼吁全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史学价值的实现：20年后全社会文化素质的确提高了，就要求我们这些人不断拿出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的精品，否则又怎能抱怨荧屏上清宫戏的泛滥或者对历史的戏说？

我并不奢望创作于20年前的这套书正是这样一套精品。在上述《博览群书》的讨论中，我在介绍了各书内容之后，多少还是表达了一些遗憾。这毕竟是多人合作的结果，各自的文风和对主旨的理解多少会有差异，因此不可能要求整齐划一。但是，这毕竟反映了我们当时所做的努力。这次再版，本应做一些大的调整，向我们希冀的目标更近一步，但大多只做了微调。正如，作者黄燕生说，当他重看自己的书稿时，觉得现在已经写不出当年那样的文字了。更多的作者，或因退休多年，或因身居领导岗位，或因教学科研任务比以前更为繁重，都只是稍做文字上的修订。我期望，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套书并未落伍。

我要感谢安徽出版集团旗下的时代华文书局落实本套丛书的出版。安徽出版界有我许多老朋友、老学生，现在都是那里的元老或中坚。我们的书花落此家，又为我们的旧谊增加了新的缘分。

这套书的再版也让我想到许多旧事为本书的初版做过许多工作的潘平和林栋已经多年未通音讯了，陈琳国、房德邻、沈长云诸学长也难得一见，葛承雍、王岗、黄燕生、彭卫均有职在身，诸务繁杂，林乾略年轻，正是工作繁重的时候，王和一贯自由散漫，倒是可以偶尔相聚，不过与当年经常在一起“吹水”是不能相比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有同感。在那个时代，做书似乎是一种理想的实现，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好友。上世纪80年代中，华夏出版社的《20世纪文库》便是其中的一例，拉我参与的于沛兄一直是多年好友，最近也相见甚稀，至于主其事的邓正来更是英年早逝，天人永隔了

也许本书再版问世时，是我们这些老友重聚的珍贵机会，这也许和书的出版同样重要吧。

写这样一本书，心中十分惶恐。

我对两宋历史发生兴趣，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内地的宋史研究还很薄弱，历史系几个有志于此的同学凑到一起，自发地展开学习和讨论，并尝试着做一些题目。谁知毕业后各奔东西，有的越洋求学，有的干脆改了行。我勉强算是未离开专业，干的却是图书编目。其间虽也力图还复旧愿，写了些与宋史沾边的东西，说到底仍属历史文献的校勘与整理。倏忽十几年过去，我终于获准重搞宋史研究。回首一望，国内的研究早已是新人辈出、硕果累累的景况，当我重新检索曾经感兴趣的课题时，惊讶地看到众多领域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尽管这使我可以借助同行的拨引，弄清过去尚还模糊的许多问题，然而要我这样一个重操旧业的人再做新的掘进，则需要补很多的课。

就在这时，好友赵世瑜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在由他主编的这套纵谈上下几千年的书系中承担两宋卷的编撰。这使我放下了手头所有写作计划，重新认识那既熟悉又陌生的320年历史。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几乎不容我苒思考其他事情，整日沉浸在宋代文臣生活的年代，与他们一同求索、一道感伤

本书从1992年初春动笔，年底方写出头两章，1993年夏秋完成第三、四章，第五章的写作延至1994年1月。

这本书从最初规划到最终脱稿，其间有不少变化。开始想写五章，加上卷首、结卷，其七部分，由于卷首一下没收住，成了第一章，次第展开，写至五章，已逾20万字，不得不仓促收笔，舍去相当重要的“改造儒学的大师”一章。这一章原想以朱熹的生平为线索，勾画自“庆历兴学”以来的教育（各式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状况，以及在野文臣的生活与心态，原本还有结卷，试图从纵的方面总结两宋的历史特点和对今日社会的影响。这两部分撰写难度较大，将其舍去，虽有意犹未尽之感，却有暂时解脱的轻松。

本书主要采用叙事笔法，是受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影响。叙事史学具有古老的传统，因其独特的表现力而拥有众多读者。但在相当长时期中，这类著述被忽视了，似乎史家一生只能专注问题，撰写论据谨严的著作，有兴趣拜读并参与讨论的仅限若干同行，而大众永远满足于一般性介绍，或通俗故事，或奇闻趣话。难道严肃的史学著作就不能采用更加灵活的结构和较为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吗？难道通俗读物就不能展现出作者个人的史观及分析吗，实际上。无论古今，“述而不作”都难以做到。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每一代历史家都脱离不了自己所处的现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对以往时代的认识与反省，不同经验的人又会有不同的思索与观点，这种反省与思索正是现实的映照，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反省思索，历史著述才得以不断推陈出新，历史学才得以进步。从这个意义看，叙事史学这一传统还应继承下来，这也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和融八了许多最近的史学研究成果。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金铮先生《科举制与中国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分析，宋史研究大师邓广铭先生、陈乐素先生、漆侠先生、程应镠先生以及王曾瑜、王德毅、王瑞来、朱瑞熙、关履权、汪圣铎、李裕民、张希清、张其凡、周宝珠、贾大泉、贾玉英诸先生对两宋历史的考述，均成为笔者认识和把握宋代制度、风尚的主要依据。上述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有些已在注释中说明，有的未及标出，尚希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