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卫编著的《游侠与汉代社会(汉代)》是“历史·创造者”系列（图文版）中的“汉代卷”，通过游侠群体表现出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表演，透视汉代社会的总体风貌，有值得重视的发现。本书作为一部汉代游侠史，但是又并不仅仅将注视的焦点对准游侠，作者的意图是要通过游侠群体的活动，扫描汉代的社会风貌，揭示汉代的时代精神。例如，在“汉代侠风与儒者的气象”一章，有“知识分子与游侠的对话”和“汉代文人的自我定位”两节，总结分析了儒侠之间的精神沟通和精神认同的形式及其意义。作者由此申发的有关当时“健全的男性品格”的认识，也是发人深省的。“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本书所探讨的对象虽是历史陈迹，它所投射的意义却可能是现代的。

《游侠与汉代社会(汉代)》由彭卫编著。

《游侠与汉代社会(汉代)》简介：

汉王朝是中国第二个君主专制王朝，基于秦的高压统治也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持政权，高祖刘邦分封同宗到各地为王，中国某种程度上再次恢复到东周时代的分封制。正因如此，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促使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而光焰万丈的群体的出现，这就是游侠。任侠之风兴于战国，盛于秦汉，此时，宗教势力尚微，儒家地位不稳，中国人的血性的光芒和豪迈的风格展露无遗，后世的盛唐亦不能超越。这一时期正是游侠大放异彩的时期，纵观两汉，有史记载的种种游侠达到数百位之多。汉代游侠发展和演变的轨迹，也正显示了帝制早期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变迁。

序一

序二

绪论 认识游侠

从普通百姓到政府官员，从文人墨客到巨商豪门，从贫寒的贩夫走卒到良田千顷的富人，都有一种对游侠近乎崇拜的心态。认识游侠，也就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去了解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

第一章 汉代的社会风貌

从西汉到东汉，从粗朴到精细，从尚武到崇文，中国人也走过了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共同道路，但若以漫长的中国历史为基准，则两汉在总体上仍是一个完整的文化时代。其相对宽松的社会风气正是孕育、壮大游侠群落的良好土壤。

歌以咏言，舞以尽意

两性的欢愉

男儿有泪也轻弹

十五学击剑

交友是一种责任

有仇不报非君子

汉代自杀实录

宾客——从座上贵宾到职业打手

第二章 汉代游侠的精神世界和来源

讲信重义、轻财好施、仗义助人，果敢悍勇这四个核心因素在表现出独立倾向的同时，又明显地相互渗透，构成了汉代侠者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落足在人际关系上，并强化了中国古代人际关系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它因此也延续到后世侠者的身上。

汉代游侠的精神世界

汉代游侠的来源与特质

第三章 百侠争鸣英雄辈出

对游侠的最早分类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他把游侠分为“布衣之侠”和“卿相之侠”两种类型。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沿袭了这种分类方式，并进而把游侠区分为“宾客之侠”、“公卿之侠”和“闾里之侠”三种类型。他们的分类也成为后世研究者的蓝本。

问题的提出

政治型游侠

豪族型游侠

平民型游侠

剑客型游侠

第四章 汉代游侠的地域格局

人类所有活动的痕迹都显示，人的地域文化品性，是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漫长的历史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人所触及的几乎所有因素都参与了这个创造过程。同样，地域文化品性作为重要的人文结晶，也弥散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着每一个人的人生之路，影响着每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

汉代游侠的地域分布

两京的游侠

第五章 汉代侠风与儒者气象

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主要理论家孟子所倡导的儒家文化，在许多方面都与侠者精神有着若隐若现的联系。文人与侠者在“硬件”分离的同时，在“软件”上依然藕断丝连，相互影响。

知识分子与游侠的对话

汉代文人的自我定位

第六章 角斗士、武士、骑士与游侠

中国古代的游侠从其走入世界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来支撑、规范或制约它。侠者用社会公认的“正义”准则衡量是非，即使这个是非与他们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其实，这也正是侠者精神区别于骑士精神和武士道的核心内容。

结语

秦汉时代游侠大事记

歌以咏言，舞以尽意

粉黛施兮玉质粲，珠簪挺兮缁发乱。

然后整笄揽发，被纤垂萦。

同服骈奏，合体齐声；

进体无差，若影追形。

东汉时代杰出文人张衡在《舞赋》中记下了汉代女子舞蹈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然而，在汉代社会中，歌舞并非歌女舞伎的专利，也不为女性所独享，走人青年之后的男性和女性大都能歌善舞，这是不以阶层来划分界限、不因贫富而改变的社会风俗。成书于西汉的《盐铁论》和成书成文于东汉的《潜夫论》、《三都赋》都描写了当时农村和城市的富人及普通百姓喜好歌舞的情景：每当吉日良辰来临，人们置酒高歌。招待嘉宾，舞者歌者，此起彼落。舞蹈用不同乐器伴奏，舞者与观者如痴如醉，人们在歌舞中获得了愉悦，排遣了烦忧。汉代人是《礼记·乐记》所说的“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实践者。

汉代舞蹈千姿百态。从舞蹈形态看汉代的民间舞蹈有四种类型。以手、袖摆动为主的舞蹈，如“长袖舞”、“对舞”、“七盘舞”等，手持武器的舞蹈，如“于舞”(即盾牌舞)、“戚舞”(即斧舞)、“剑舞”、“刀舞”等；手持乐器的舞蹈如“铎舞”、“鼗舞”、“鼙舞”、“建鼓舞”等．载歌载舞的大型舞蹈，如“相和大曲”。…这些舞蹈既表现出婀娜的阴柔之美，也展示了强悍的阳刚之气——后一点似乎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因为这正是汉代人性情的表现。戴面具的“象人”，在舞蹈中手握各种兵器，表现出人与兽、兽与兽惊心动魄的搏斗场面。那些“戚舞”的主角通常身材魁梧，他们上身赤裸，握戚起舞，舞姿和面部表情都呈现着刚猛的气概。“鼙鼓舞”则是由军旅走人民间的舞蹈．一群舞者伴着有节奏的鼓点起跳纵越，浓浓的沙场征战氛围油然而生。  歌可以相伴舞蹈，也可单独唱出。欢乐趣，离别苦，悲哀痛，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是汉代人高歌的重要心理动因。吕后囚禁戚夫人，令其舂米，戚氏边春边歌：“子为王，母为虏，终日春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东汉末年，董卓先废皇帝为弘农王．继又欲杀弘农王，面对爱姬，昔日的皇帝长歌当哭：“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而他的先祖刘邦400年前则吟唱出另一种酸楚的歌曲。其时，汉高祖想改立刘如意为皇太子，朝中大臣群起反对，智囊张良请来名气甚大的隐者商山“四皓”加入反对派行列。无可奈何的皇帝悲哀地对如意之母戚夫人道你为我跳楚地舞蹈，我为你唱楚歌。歌日：“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当时的许多流行歌曲不仅与日常生活有关，还直指政治问题，褒贬社会现象。汉文帝时淮南厉王刘长谋反被杀，很快民间就流传起一首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百姓看到汉武帝宠幸卫子夫，卫家因此显赫骄贵，作歌道“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皇帝、后妃尚受谴责，权贵官吏更难逃百姓歌声的批评。东汉天水太守樊晔滥用法律，没有人能从大牢中活着出来，悲愤的天水民众地唱起了一首五言歌：

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见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赞扬的指向也与讥刺一样，不惧怕触犯政治禁忌。东汉党人范冉以清贫的生活和清白的人格对抗黑暗的现实政治，一曲喻义曲折的颂歌便在他的家乡流传开来：“甑中生尘范史云(范冉字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范冉当过莱芜长)。”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歌，曲和词都是由歌者触景现编，随情而唱。其涉及之宽广，以及其问蕴含的那份真率和才情，都显示出汉代世风。

歌舞与汉代人的生活形影相随，人们创造出多种多样的舞蹈形式。自娱、他娱和交际性歌舞是汉代歌舞的三种重要类型。

自娱性歌舞是自歌自舞自赏。它没有严格的地点和舞姿要求。司马迁外孙杨恽罢官赋闲家居，酒后微醉，口中高歌，手臂挥舞，身体扭动，双足不停踏地。他颇为得意的把自己的舞技写在给朋友的信中。从杨挥的描述看，他的舞蹈有些近似现代的迪斯科舞。山东膝县出土的汉画像石上一人舞臂踏足的画面也印证了杨恽的话。

他娱性歌舞出现在公众场合，它没有程序化的舞姿规定。西汉后期，在一次官员们的宴饮聚会上，长信少府檀长卿居然别出心裁，为在座者表演称猴与狗互相打斗的滑稽舞蹈，引得满座哄堂大笑。

交际舞蹈在汉代称作“以舞相属”，它是正式宴饮场合中经常可见的习俗，一般在宴饮高潮时进行。其程式是，主人先行起舞，舞罢，再“属”(即嘱咐)来宾起舞，客人舞毕，再以舞“属”另一客人，如此循行，所有来宾都要参与。在舞姿上，“以舞相属”不似他娱性舞蹈那般随意，却很有些舞技要求和绅士味道。按照规定，舞中必须有身体旋转动作。河南i=}j土的对舞陶俑，一人两臂张开，长袖上甩，身体斜仰，正在撤步后退，看来是一轮舞毕，另一个则彬彬有礼地举袖叉腰，上前欲舞。不应“属舞”是极为失礼的表现。《后汉书·蔡邕传》记录了一件因不“属舞”而导致的冲突：被贬往五原郡的蔡邕遇赦返京，五原太守王智为其饯行，酒酣之时，王智起舞“属”蔡邕。蔡邕素来讨厌骄横的王智，拒绝起舞。王羞怒交加，诬陷蔡琶诽谤朝廷，蔡邕被迫亡命江海，远遁吴地。这则故事在其本义之外，还告诉人们，一个汉代人如果不能歌舞或不善歌舞，在交际能力上便要大打折扣了。

喜歌好舞这一汉代的时尚，虽然在魏晋还能见到余波，但此后便是“此风绝矣”。成为一曲远逝的绝响。

两性的欢愉

在汉代，两性的交往不似唐代以后那般压抑和拘谨，在理学家眼中被视为越过“男女大防”之限的许多表现，在当时习见不怪。

人们看到，汉代女子可以在公众场合与异性相聚唱酒。史书记载较多的汉代社会上层中，这种风气十分突出。《汉书·高帝纪下》载，西汉初年，意满志得的高祖刘邦风风光光地回到家乡沛县，当地女子和男人都出现在皇帝摆下的酒宴上。从西汉后期开始，尽管礼教越来越得到官方提倡，但两性的交往依然比较松懈。男女结伴同车或相逢驻车致意，是当时习见的现象。同时，女子还可以单独会见男宾。山东临沂金雀山9号汉墓第4组帛画，绘有一男一女，男子是医生，在向女主人施礼问候。在一块汉画像上刻一座二层楼房，房中有一女子端坐，其左有男子拜谒，下层绘车骑行列图。它描绘的是男子进入女子闺阁中，拜访女主人的场面。它们是汉代生活的生动定格。P30-33

这套丛书的组织、撰写和出版至今，已经悠悠20年过去。对于一个普通的学者来说，20年差不多是其学术生命的一半。本丛书的作者或从青年进入中年，或已自工作岗位上退休多日，回看这套书，眼前已不仅是由一个个历史人物编织成的历史画卷，还有各自20年学术生涯的风雨如磐。

当年组织这套丛书的初衷，是希望专业的历史学者用比较通俗的形式，给读者奉献一套比较生动可读的历史读物，既不失学术性和思想性，也充满趣味性，使社会大众更喜欢历史，更理解历史。这些想法的详细表述仍可参见原书总序，兹不赘述。

由于各种原因，这套丛书在当年并没有引起巨大的反响，这让我想起我多年前在《光明日报》上一篇小文中的话

我们指出了史学价值或功能之实现，不仅依赖于史学及史学工作者自身的改造，也有赖于受众自身的改造。但这并不是说，史学只能消极地等待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是说．要想成功地实现史学的价值，必须依赖全社会的努力。

当时的情况是，在改革开放进行到第十个年头的时候，商品大潮涌起，传统基础学科不为人所重，历史读物无人问津，业内对“史学危机”议论频频。我当时以为，除了历史学者自身的问题外，当时的社会氛围也不可能形成对历史作品的关注。

时至今日，情况已然大变，社会对历史题材的兴趣变得浓厚了许多，央视《百家讲坛》讲秦汉，讲唐宋，讲明清，一时间吸引了许多普通观众的眼球。一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作者撰写的通俗读物（如《明朝那些事儿》等），也顿受市场欢迎。这固然有传播方式已突破了传统的纸媒、变得多样化的缘故，与学者放下身段，采用类似“说书”的方式有关，也与受众的水平和眼界提高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目前国内旅游业大盛，效益不知已比20年前翻了几番，但游客无论去国内旅游还是到国外观光，除了自然风光外，最多的就是历史遗迹，大家耳濡目染，慢慢地就对历史多了几分兴趣。过去人们到北京旅游，“白天看庙，晚上睡觉”，意思是那时旅游只有看故宫、天坛、雍和宫这些“寺庙”，晚上又没有什么夜生活，十分枯燥。待人们对历史有了几分兴趣，有了几分知识，再去看就没那么枯燥了，就是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这样看来，我在20多年前的想法还是无误的。普通受众中的内行越来越多，这是历史学者乐于看到的。

2006年前后，由于社会上对通俗讲史与写史现象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一些媒体希望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多次婉拒之后，终于将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发表在刊物上。我在该文中指出，通俗讲史与写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与专业的讲史和写史具有不尽相同的取向，表达的是不同的历史观，所以这个传统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目标是真正认识这个时代，我们不能总是用本专业的某些优长，去评价别人的短处。我们需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说得中肯一点，这才是我们史学家的本事。否则我们研究历史会变得寻章摘句，而不是对历史有宏观的思考和把握。这不是一个达到很高水准的表现。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面对这种现象应该很平淡，不应该让社会感觉到我们很焦躁不安。我们不能自己放弃了这个普及历史知识的责任，却在不断地指责他人；我们需要做的，是对古今中外通俗讲史的情况认真做点研究。

又是6年过去，我自己没有对通俗讲史的传统做出任何研究，也没有再写什么通俗的历史读物，但我并没有停止相关的探索。我发现，一些影视工作者开始对历史题材感兴趣，但是，由于没有有能力的专业人士介入，他们只好亲自操刀处理这些极为复杂的题材。他们往往查阅了许多论著，也咨询了相关专家学者，但由于不具备专业素养，使他们无法分辨孰优孰劣，无法超脱旧观念的窠臼。比如，电视片《圆明园》以郎世宁及其作品为主线，展现圆明园这个“万园之园”的盛衰，播出后颇受好评，但是，它仍然讲述了一个大清王朝在乾隆时期达到极盛，而到晚清则以“火烧圆明园”为标志，在列强挤压下走向末路的传统故事。可以说，只要读过中学的历史．对这一历史叙事都会耳熟能详。影片给观众留下的，只是新技术手段造就的瑰丽画面，却缺少打动人心的思想。

我们这套书出版后，《博览群书》的李焱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讨论，后来以《历史学术如何走向大众》为题在该刊上登出。在讨论中，作者王和曾提到他当时看到一则报道，是陈凯歌的《荆轲剌秦王》上映后，一些影视专家批评该电影过于沉闷，陈凯歌辩解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来表现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王和认为，陈凯歌未必知道秦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我相信王和的判断是对的，陈凯歌力图表现的，至多也只是他自己理解的秦的精神，并不是根据史实总结出来的。

我们当然不能苛责这些影视工作者，我们甚至应该感谢他们，用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尽管并不尽如人意．我们必须审视自身，为什么多年来的历史教育只朝向一个归宿，即培养历史学家？为什么少有能够用学术语言以外的语言（如文学语言、影视语言，甚至音乐语言）传递最新的历史内容与思想的人才？经过严格学科训练的高学位毕业生为什么只能挤向高等院校和研究所这条独木桥々20年前我呼吁全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史学价值的实现：20年后全社会文化素质的确提高了，就要求我们这些人不断拿出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的精品，否则又怎能抱怨荧屏上清宫戏的泛滥或者对历史的戏说？

我并不奢望创作于20年前的这套书正是这样一套精品。在上述《博览群书》的讨论中，我在介绍了各书内容之后，多少还是表达了一些遗憾。这毕竟是多人合作的结果，各自的文风和对主旨的理解多少会有差异，因此不可能要求整齐划一。但是，这毕竟反映了我们当时所做的努力。这次再版，本应做一些大的调整，向我们希冀的目标更近一步，但大多只做了微调。正如，作者黄燕生说，当他重看自己的书稿时，觉得现在已经写不出当年那样的文字了。更多的作者，或因退休多年，或因身居领导岗位，或因教学科研任务比以前更为繁重，都只是稍做文字上的修订。我期望，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套书并未落伍。

我要感谢安徽出版集团旗下的时代华文书局落实本套丛书的出版。安徽出版界有我许多老朋友、老学生，现在都是那里的元老或中坚。我们的书花落此家，又为我们的旧谊增加了新的缘分。

这套书的再版也让我想到许多旧事为本书的初版做过许多工作的潘平和林栋已经多年未通音讯了，陈琳国、房德邻、沈长云诸学长也难得一见，葛承雍、王岗、黄燕生、彭卫均有职在身，诸务繁杂，林乾略年轻，正是工作繁重的时候，王和一贯自由散漫，倒是可以偶尔相聚，不过与当年经常在一起“吹水”是不能相比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有同感。在那个时代，做书似乎是一种理想的实现，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好友。上世纪80年代中，华夏出版社的《20世纪文库》便是其中的一例，拉我参与的于沛兄一直是多年好友，最近也相见甚稀，至于主其事的邓正来更是英年早逝，天人永隔了

也许本书再版问世时，是我们这些老友重聚的珍贵机会，这也许和书的出版同样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