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所收的七篇中短篇小说都是具有很高艺术成就的名著，不仅是作家的代表作，也是十九世纪末俄国文学的杰作。

安东·马甫洛维奇·契诃夫作品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真实、朴素、幽默。他把文体的简朴和语言的洗练看作是艺术的最高标准。他的作品取材于平凡的日常生活，表现的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内容深邃，文笔精练，形象鲜明，语调舒缓，读者在掩卷之余，总有余味无穷之感。

《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收入了《剧后》、《侯爵夫人》、《伏洛卡》、《居家》、《邻人》、《无名的故事》、《厌闻》等七篇契诃夫最为经典的短篇小说。《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所收入的这些小说都是具有很高艺术成就的名著，不仅是作家的代表作，也是十九世纪末俄国文学的杰作。

安东·马甫洛维奇·契诃夫作品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真实、朴素、幽默。他把文体的简朴和语言的洗练看作是艺术的最高标准。他的作品取材于平凡的日常生活，表现的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内容深邃，文笔精练，形象鲜明，语调舒缓，读者在掩卷之余，总有余味无穷之感。

剧后

侯爵夫人

伏洛卡

居家

邻人

无名的故事

厌闻

七厌闻

（一）

在俄国有一个年老的教授，名叫尼古拉？斯特帕诺维奇，三品的官衔，赐戴勋章的绅士。他有许多俄国和外国的勋章，当他挂戴出来的时候，学生们便称他为“圣隔”。他所有相识都是极高贵的人，少说些，近来二十五年到三十年间，俄国没有一个著名的学者不和他相交的。现在他可不同谁有所交往，但是如果一提起以往的情形，那么他那体面朋友的提名单上最末的几个名字，总是比洛果夫、加凡林和诗家涅克拉索夫，都跟他有极诚挚、极温和的交情。他是全俄国的大学和三个国外大学的董事。其余还有许多事情，许多事情，因为这许多事情就造成了我这个年老教授的名声了。

我的这个名字是极普遍的，在俄国凡识字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至于在外国，当讲座上提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总要加上‘著名的’、‘尊贵的’等许多字样。这个名字属于少数有幸福的名字一类里面，虽然加以辱骂或纪念，都于公众无益，而在报纸上却认为恶音的标准。这个是应该如此的。因为我的名字与富于天才，和有利世人的著名人的概念是两相紧接的。我极能耐劳，还喜忍耐，仿佛骆驼一般，这是极重要的，并且富有天才，这个更为重要。实话起来，我正是个诚正清洁、受过教育的人。我决不愿与闻文学和政治的事情，也不愿和无礼的人打笔战，更不愿在宾会上，在自己同事的坟墓前，对别人演说。……总而言之，在我的文名上并没有一滴污点，也没有人去埋怨他。他真是个有幸福的名字呀。

戴这个名字的人，那就是‘我’描述自己是个六十二岁的人，头发秃白，牙齿突进，还有一种无从治愈的颜面痉挛病。我的名字如此光荣，如此优美，我自己却如此老耄，如此丑恶。我的头和手因为衰弱时常颤动，我的颈项和屠格涅夫的女英雄的颈项一样，好像一个船舵的柄。我的胸是陷下去的，我的背是窄的。我说话或是读书时，嘴要歪到旁边去，若是笑起来，我的全副面庞全盖着老朽的皱纹。在我那副可怜的脸庞上面竟没有一处可以动人的地方，只在我发那颜面痉挛病的时候，脸上才显出一种特别的模样，无论何人看见我时，终必生出一种严涩动人的思想，说“一望而知，这个人快要死了。”

我讲书讲得依旧不错，还想和原先一样，能够吸住听者的注意力二小时之久。我的热心、讲解的文学化、和滑稽的模样，可以使我嗓音的缺点显不大出来。我的嗓音又严涩、又锐利，说起话来好像乞丐啜泣的声音。我写字写得极坏，脑中一小块管理写字能力的机关已经辞职了。我的记忆力极弱，思想没有秩序，每逢要把这些思想写在纸上的时候，自己总觉得仿佛丢失了对于有机的关系的感觉，文字的结构仿佛是千篇一律的，字句又仿佛沉闷，并且稚嫩。所写的时常不是我所要写的，写到末了，却忘记了头里。有时连极平常的话语都忘记了，所以我必须费掉许多力量，去避免信里面多余的字句和无用的插语——凡此种种，都可以证明我的智识事业已经衰落了。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信写得越简单，我的筋力用得越苦。至于做科学上的文章我觉得到比一封普通道贺的信或报告书自由得多、聪明得多。还有一桩，用德文或英文去写，在我觉得比用散文写的容易得多了。

提起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最先应该记得我近来正犯着不眠症。如果别人问我：现在什么是你生存上重要并且根本的事情？我一定要回答说：不眠症。按着规律，原先我总在晚上十二点钟脱了衣服，躺在被服里面，一会儿我就睡熟了。可是一到两点钟便醒转过来，还生出一种仿佛完全不能睡觉的神气。那时候就须从床上起来，点上灯，在屋里走来走去。总要走一两个钟头，浏览一些久已熟识的图画和照片，走得一厌烦，就坐往桌子那里。我坐着一点也不动，心里面毫无思想，也不感出任何的愿望。有时前面摊着一本书，我像机械似的用手乱翻，毫无趣味地读将起来。不久前的时候，一天晚上，我机械似地读了一本小说，题目的名称十分奇怪，名叫《燕儿唱些什么》。有时候我为占据自己的注意力起见，强使自己从头数到一千，或者想象同事中某人的脸容，回忆他在何年，为何种事实，才开始办公？我又爱静听各种声音。一会儿在离开我的两间房屋那里，我的女儿正唠唠叨叨说着谵语，一会儿妻子提着灯儿，走过大厅，拍挞一下，把火柴盒儿扔往地下，一会儿干硬的厨柜门响了，一会儿灯上的瓦斯管出人不意地放气了，——所有这些声音不知为甚缘故，都能惊扰我的心灵。

晚上睡不着——那就是每分钟都承认自己是不正常的人，所以我总是不耐烦地等待着早晨和白天，当我有不睡的权利的时候。过了许多死沉沉的时间，院子里才听见鸡儿叫了，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报告福音的声音。鸡儿刚叫着，我已经知道过一点钟的时候，楼底下的看门人便要醒了，但听见他很生气地咳着，顺着扶梯走将上来。之后窗外的天色渐渐开始发白了，街上人声也渐渐传扬开去……

妻子一进来，我的白天就算开始了。她穿好裙子，走到我房里来，头发还没有梳好，可是已经洗完脸，身上洒了许多香水，并且装出一种仿佛不经意进来的神气，每次总说着同样的话句：“请恕罪，我一刻儿就出去，……你又睡不着么？”

于是她便把灯儿灭掉，坐在桌子旁边说起话来。我并不是先知，但是能预先知道她说的是甚么话。每天早晨总是这一套话，时常在很惊慌地询问我健康情形以后，她会忽然忆起自己的儿子，在华沙城服役的军官。每月二十号之后，我们就寄给他五十卢布，——这就成了我们两人谈话的题目了。

我妻子时常叹道：“自然，我们这种担负是很重的，但是当他还没有站住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帮助他。这个小孩子住在异乡，薪水又小。……不过你如果乐意，下月可以寄给他四十卢布，不必再寄五十卢布了。你认为怎样？”

每日的经验使我的妻子深信支出并不会减少，因为我们时常提起的缘故，但是我的妻子不承认经验，每天早晨还是谨谨慎慎地讲我们那个军官儿子，絮絮叨叼地说面包侥幸便宜起来，糖却贵了两个戈比，——说话的那种嗓音仿佛是将新闻传给我听似的。

我听着，机械似地答应着，奇怪且无用的思想占据住我，大概是因为晚上睡不着的缘故。我看着自己的妻子，不禁像婴孩似地惊奇起来。我惊疑着自问道：难道这个又老、又肥、又呆笨的妇人，带着一种琐碎的挂念和对于面包块的恐惧的迟钝的态度，为债务和穷迫的普通思想所掩塞的眼神，并且仅只能够说着支出和笑着贱价的妇人，就是当初我最亲爱的、最美丽的、最聪明的、最诚洁的、并且向我的科学表示同情的那个瓦丽么？难道我的妻子瓦丽就是给我生那个儿子的么？

我竭力望着那个又老、又呆笨的老妇人的脸，想要在她脸上找出那个瓦丽来，但是她的脸上只存留着对于我的健康的恐怖心，和称我的薪俸叫我们的薪俸，称我的帽子叫我们的帽子的那种态度。我看着她，不由得觉得很痛苦，为安慰她一点起见，我也只得听凭她说去。当她极不公道地判断别人，或者呵责我不着手做实际的事业，不去发行教科书的时候，我竟默着声不说一句话了。

P190－194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演讲时提到：“中俄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人文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孔子、老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俄罗斯人民所熟悉。中国老一辈革命家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我们这一代人也读了很多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品。我年轻时就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

事实也恰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俄国文学名著对现当代中国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从19世纪末开始，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俄罗斯文学巨匠的作品就不断被介绍到中国来。鲁迅先生在读了这些俄罗斯大文豪的作品之后，认为中国读者通过俄罗斯文学“看见了被压迫者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并把俄罗斯文学视为“导师和朋友”。除了鲁迅，其他诸如郭沫若、巴金、茅盾等中国现代文学巨匠，也都是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者和积极推广者。

耿济之对于俄罗斯文学名著的翻译，无疑是最早的，也是最权威的，成就也是最辉煌的。耿济之不但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大家，还是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俄罗斯文学巨匠的研究者，是沟通中俄文化交流的外交家，被誉为“中俄文化交流的使者”。耿济之先生从1918年开始发表第一篇译作《克莱采尔奏鸣曲》（托尔斯泰著），到1947年他去世前翻译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和《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高尔基著），在这短短的30年中，他翻译了世界上28位著名作家的90部名著，共有七八百万字，其中大多数是俄罗斯作家的名著。

2006年，俄罗斯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俄罗斯当代著名的作家拉斯普京在回顾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历史时说：“中国人真正‘阅读俄罗斯’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我们要记住两位最早也是最杰出‘阅读俄罗斯’的中国人——瞿秋白和耿济之，他俩是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窗。表达出来，如果不说优于，至少也丝毫不逊于英语。”

基于以上的这些因素，同时也为了满足读者渴望阅读耿译世界文学名著的需求，我们将民国时期出版（目前已经是绝版）的耿译俄罗斯名著系列进行了重新整理，并再次付梓发行，以飧读者。

本书以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出版的版本为底本（耿济之与耿勉之合译）。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校者在尽量保持耿译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对原译中的个别错字、人名、地名、称谓等进行校改。其余的内容，我们都尽量保持了原译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