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特
我对加尔文的家庭圣经保存与否不是很清楚。如果保存了，人们会发觉，写有丹尼尔的书的第六章磨损得很严重。这个法国改革家十分自制，但他经常需要从一个忠心耿耿的上帝仆人的故事中汲取慰藉，那人被丢到了狮子窝，最后被自己清白所挽救，让他未能太早地悲惨地死去。
日内瓦和巴比伦不同。它是让人敬重的小城，住着正派的瑞士裁缝。他们庄重地对待生活，但和这个新宗教首领不同，他和圣彼得一样在讲坛上侃侃而谈。
而且，有个叫内布查尼萨的人，他是撒沃依的公爵。凯撒的后人就是在和撒沃依家族没完没了的争论中，决定和瑞上的其他地方联盟以及参加宗教改革运动的。日内瓦和维登堡的联盟就像各取所需的婚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而非相互喜欢基础上的。
但当日内瓦要改信新教的信息广为传播后，所有专注于各式各样稀奇古怪教义的传教士们，不少于50人，都蜂拥到莱芒湖畔。他们摩拳擦掌，开始讲述现今活人能想到的最怪异的教义。
加尔文从内心厌恶这些外行预言者。他熟知这些人只会给自己追求的事业带来危害，他们是满腔热血的战士，却不在正确的路上。他休整几个月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量简洁扼要地将他希望新教民能分辨的对与错的界线写下来。这样所有人都不能再以“我不知道。”为借口。他和朋友德里尔身体力行，按十人一组对将日内瓦人进行查验，只有发誓遵守这个怪异的宗教法的人才能享有公民的全部权力。
然后，加尔文给年轻人编撰了一本教义问答的鸿篇巨著，还劝服了市议会，将所有固执地坚信错误老观念的人赶出去。
为接下来的行动扫除障碍后，他根据《出埃及》和《申命记》中政治经济学家建立的规范，开始建设“公国”。加尔文和其他很多大改革者一样，不是现代的基督徒，而更像是个标准的犹太人。他虽然表面崇尚上帝耶稣，但内心却跟喜欢摩西的耶和华。
自然，在情感压力过大时常常会发生这种情况：卑微的撒勒木匠对仇恨和争斗的观点是没错的，导致他在见地和暴力办法之间找不到这种的方法。2000多年以来，所有民族、每个人都想用暴力实现目标。
因此，一旦战争发生，所有相关的人就默契准许了。人们先合上福音书，在血海和雷电里兴致勃勃地翻滚，投入到《旧约》睚眦必报的哲学中。
宗教改革确实是场大战，而且十分残酷。没人苟且偷生，也没人宽恕，事实上加尔文的公国是个军营，任何个性自由的形式都被一一遏制。
加尔文所得到的一切并不是没有障碍的。1538年，组织中涌现的较为豁达的人对加尔文造成了极大地威胁，他不得不远离这个城市。直到1541年，拥护他的人再次掌权。在钟声和教土们震耳欲聋的掌声中，乔安尼斯行政长官重返了罗呐河城堡。此后他成了日内瓦没有王冠的国王，在此后的23年里，他努力地建设和改善神权形式的政府，这是在伊齐基尔和埃兹拉以后的年代里从没有过的。
根据《牛津大辞典》的释义，“纪律”的词意是“使受控制，训练服从和执行。”它将加尔文理想中的整个政治宗教构成的本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和大多数日耳曼人一样、、路德的本质上也是感伤主义者。他认为，唯有上帝的话语才是人们走向恒久世界的路径。
这个太不明确了，也不符合法国改革家的想法。上帝的话语可以是希望的明灯，但长路漫漫又昏暗，还伴有许多让人忘却自己目的诸多诱惑。
但这个新教牧师却例外地没有误入歧途。他深知所有的圈套，且不接受贿赂。如果偶尔偏离正途，每星期的教士例会便会快速地让他明确自己的职责，所有真正的正直的人都可以在会上自由地互相批评、指正。因此，他是一切真挚地专注于救赎的人心中的完美代表。
曾经爬过山的人都清楚，专职导游有时会变成彻头彻尾的暴君。因为他们熟悉每块岩石的危险地方，也知道看来平淡无奇的雪地危险，他们富有对自己要照看的游客的命令权，如果哪个傻蛋敢不服从的话，极言厉语便会铺天盖地而来。
加尔文的理想公国中的教士也抱有相同的责任感。他们很乐意向那些摔倒而需要别人帮助的人伸出手。但一旦那些固执己见的人想逃离已成形的大路，远离大学，那这只手就会迅速收回并变为拳头，给出快而恐怖的一击。
在其余很多的宗教组织中，教士也爱行使相同的权力。但地方长官妒忌他们的特权，很少准许教士与法庭和行刑官平起平坐。加尔文了解这个，所以在他的领地创建了一种教会纪律，事实上它凌驾于法律之上。
战争结束后涌现出很多奇怪、错误的历史思想并广为流传，其中最让人惊讶的一条就是认为法国人（和条顿人对比）是钟情于自由的民族并厌恶一切管理。几百年来，法国都被官僚体制所操控，十分繁杂，而效率却远没有战前的普鲁士政府的效率高。官员们上下班不守时，领结不整齐，还吸着劣质的烟。或者他们就很烦人地胡乱弄一通，就如东欧的政府官员那样，而民众却很温婉地忍受了官员们的粗暴，这对一个痴迷干反叛的民族而言实在让人讶异不已。
加尔文是个钟情于集权的理想的法国人，他在一些细微处十分靠近拿破仑成功的秘诀。但加尔文和那个高大的皇帝不同，他不是个野心勃勃的人，而且他的胃口不好，不善幽默打趣，仅是个严谨到恐怖的人。
为了找到与耶和华匹配的词语，加尔文找遍了《旧约》，而后让日内瓦人认同他对犹太历史的释义”，把它当作上帝意志的直接反应。这个美丽的罗纳河城市在一夕之间成为了可悲罪犯聚集的地方。6个教士和16个长者组成了城市宗教法庭并昼夜不停地监测人们私下的言论。被质疑可能抱有“禁止的异教想法”的人，都会被传召到长老会法庭，并检查他的所有言辞，他要说明从什么渠道，以什么方式获得了毒害他思想的书的。被怀疑者若愿意改过自新就可以免受刑法，并到主日学校旁听。如果他死不悔改，便会在24小时里被驱逐出这个城市，禁止在日内瓦联邦的领地出现。
但与所说的“教议会上院”发生争执，并不仅仅是由于缺少一些正统思想。若因下午到邻村玩滚木球而被指控的话（经常如此），就有由头被凶狠地咒骂一次了。笑话无论是否有用，都被视作最烂的方式。在婚礼上弄一些智力问答就足以下狱了。
逐渐地，新天国里充斥着法律、法令、规则、命令和政令，生活因此而异常繁杂，不复往日的光彩。
禁止跳舞，禁止歌唱，禁止打扑克，自然也禁止赌博。不能开生日聚会，不能开展民间市场，不能拥有丝绸和一切外在华贵的饰品。被允许的仅仅是到教堂、学校，因为加尔文是个思想观念十分明确的人。
P18-21
郁闷的世界
出版商给我写信说：“《宽容》在1925年就出版了，如今看来它更像是一部古典作品，一个普及本的永久性版本再加上一个‘大众化的价格’就是我们此次的目的。”如果他们要对原作做必要的安排，我是否还要写最后一章？或许我可以试着尽力说明，宽容的理想在近10年内为什么遭受惨淡破灭的命运，以及为什么当今世界还是未能摆脱仇恨、残忍和偏执。造成这种现象肯定是有原因的，如果这些原因我知道的话，我能否把它讲出来呢？
我回答说，解剖美丽的宽容女神的尸体虽然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却是必须做的，这也是我的责任。
另一个让我担心的事情就是，我应该从哪里接下去写这本15年前写的这本书的后记呢？
出版商的建议是删除最后一章，因为这个部分只是崇高的憧憬和赞赏。关于这一点他们倒是对的，因为确实没有什么可开心的。比起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充满希望的大合唱，用《英雄》中的葬礼进行曲伴随我的结束语更合适。
不过细想之后，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并不是这个。
我和出版商一样，对前景都很感到悲观。但是这本书还要流传很多人，公平起见还是要让下一代知道1925年发生的让我们幸福洋溢并怀有憧憬的事情，但是1940年发生的事情又彻底打破了这些光辉的梦想。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和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所犯的错误。
我用几封书信说服了出版商，让他相信我还是通情达理的，以下就是我给出版商写的内容，并作为《宽容》最新版和最后版本的补充。
这7年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丑巫婆的大锅”，它汇集了人类所有的邪恶弊端，成了一锅毒死所有人的大杂烩（除非有一种又快又灵验的解药），这个容器里的各种成分被仔细研究过后，并且对这个大杂烩的主要责任人也一并分析之后，发现这个臭气熏天的大杂烩正蔓延到整个星球之上，和其他几个为数不多的民主国家一样，我们也看着下等的厨房仆人被很多人拥戴，这让我深感疑惑。这些下等的仆人在为这些令人作呕的大杂烩而欣喜若狂的同时还把它强灌进对他们毫无妨害的旁观者的喉咙。这些旁观者显然更喜欢祖传的善意和宽容的浓汤，可他们为了保命，不得不对大杂烩表示出高兴的样子，而且吃下这堆翻肠倒胃的东西。我也尽力去了解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以满足我的好奇心。现在我要告诉你我耐心观察的结果。
智慧可敬的政治家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先生给了我们一样很好的榜样，也会成为我们弄清这个问题原因的依据，史密斯先生原住在纽约州的阿尔巴尼，现在住在帝国大厦。先看一下记录能为我们提供什么。
我这里要提一个看似有点离题的问题，但是（过一会儿你就会看到）和我们要解决的难题却有密切关系。你饲养过狗、猫或其他家禽动物吗？或者对这些卑贱的动物，对豢养它的家庭，以及主人的花园和后院的态度有过关注吗？你肯定发现了，这些不能说话的动物由于天性、本能或训练等原因，或是三种因素兼而有之，都荒庸地珍视着它们自认为的“权利和特权”。同一条警犬，允许主人的孩子拉着它的尾巴在屋里转圈，也同意这个孩子从身上揪下一撮毛，但是只要另外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孩子踏足属于“它”家的草坪时，它就会朝着那个小孩狂吠。哪怕是最小的德国种的猎狗一定注意到了那只猎狗跨越它认为是区分自家领地和邻居地盘的界限一步，它就会朝着邻居家北欧种粗毛大猎狗狂叫，即使它知道对方可能把它撕成碎片。哪怕只是一直只顾享乐的猫，在知道了另外一只猫闯入自己的地盘，也会勃然大怒。
捕捉大猎物的猎人对森林居住者的习惯非常了解。他们说野兽具有集群本能会抗拒外面的野兽加入它们的部落，这种抗拒将加入者对他们实力的增强和削弱的因素忽略了。一些佯装懂得不会说话的鱼的心理的人跟我说过，甚至在这些冷血动物当中，也有一种固定的行为准则来规范一只外来的鱼，如果一条鱼在河流岩石之间有固定的栖息场所，也不会允许一条外来的鱼加入自己的行列。
我对动物学一无所知，但我在其中学到了一点关于人类的知识，当我研究人类在所谓历史时期（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人类记录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行为记载时，我发现自始至终人类从来就是“群居动物”，只有当由同路人结成的某种排他性集团的成员都对自己继承的信仰、偏见、偏爱、恐惧、希望和理想持苟同态度时，幸福感才会油然而生。
当然，某些人群或者相互对抗的部落会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而按照某种政治方式行事。然而这种安排持久性不好。众多泾渭分明的共同信仰、共同偏见、共同偏爱、共同恐惧、共同希望和理想才能使许多人不顾艰难险阻和危险聚集在一起。
从乔普斯和哈姆拉比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记载都体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各个时代各个地方都是如此，在自己都大大优越于旁人的意识控制下，在缺少共同理解或共同行动的基础下，每个团体、每个部落、每个宗派、几乎每个家庭，都坚持与邻居们保持一定距离。我给你举一个无人不知的例子。
世界各地差不多所有的人从一开始都知道如何称呼自己，这种称呼多得惊人，比如说“上帝的人”或“上帝的选民”，还有更荒谬的“属于上帝的人”。在其他人看来埃及人是最卑贱的小农，但他们却自视为“上帝的人”。犹太人将自己看成是“上帝的选民”。“苏密” （就是现在的芬兰）的意思（人们告诉我）是“上帝的人”。太平洋上的许多部落，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塔希提岛人，也称自己为“上帝的人”。波利尼西亚同西亚、北非和北欧相距万里之遥，这些居住种族彼此间毫无共同之处却有一点相似的，他们都自认为是真正有价值的人，并且看不起人类的其他成员，觉得他们是异己的，不体面的，应该受到鄙视的群体，并且对他们避之不及。
唯有希腊像是一个例外在所有触目惊心的规律中体现出来。但是他们非常清高地认为自己是海伦的直系子孙，是天神的儿子，是大洪水的唯一幸存者，这是他们尊重本种族的表现。他们轻蔑地把非希腊人指为野蛮人（希腊文barbarous这个词的意思是陌生、外来、粗野、奴性和无知），这是他们蔑视所有非希腊人的表现，他们还粗暴无礼地称异族人为异己。哪怕是在各方面高出一筹而且心胸宽广的著名科学家、哲学家们的心里也是如此认为。这说明至少在这个方面，他们和愚昧无知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没什么两样，虽然那些土人从来没学过3以上的数，却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那就是他们是独一无二和绝无仅有的“上帝的人”，哪怕是面对欧洲最早来访者，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但是罗马人却不受这种傲慢无礼的讨厌形式的束缚，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自视过低，而是他们跟英国人一样认为自己理所当然至高无上的，只是他们觉得为这一点做任何明确的解释是多此一举。只要他们是罗马人就足够说明一切了。对于这么一个人人都能看见的显而易见的事，大惊小怪太有失体统。至少在这方面罗马人是不在乎的。
大多数部落和民族因纯种族的概念的灌输而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值得被称为真正的人民的人，就这一点我们就到此结束吧。可是这种奇怪的排外和优越感的种族意识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宗教、道德、风俗这些不同但至关重要的问题也会有所影响。结果就是大大小小的集团将自己包围在壁垒森严的城堡里，外界和外来的影响一概被他们用偏见和固执这个坚固的屏障抵御开来。
美国已经独立地生存一个半世纪了。显而易见的是清教徒的不宽容行径已经没什么让人值得骄傲的了，可是最危险的极端行为还是被避免了。如今边远地区已被开发，国家也以傲人的速度走向定型，我们却依然对地球上古老一些的种族的错误事例懵懵懂懂。在这片土地上，种族依然以团体为单位，推行自己的禁忌，将《人权宣言》搁置一旁。宪法中对出版自由的规定从未被宗教团体提及，他们在强令自己的成员应该阅读和思考什么的同时，还将全体人民选出的代表制定的法律弃之不用，取而代之的是自己的法律。我们立竿见影地看到（如果我们愿意这么做的话）一种狭隘的精神和种族排外性正在悄然发展，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时黑暗时代的不幸残余仍然存在。
我们显然把形势看得太过乐观了。近6年的发展让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各种形形色色偏见和片面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增长，他们最抱有希望的人们都相信：我们在毫无意识中回到了几乎是不折不扣的中世纪。
这个发现让人们觉得沮丧，可是这跟一个喜欢哲学的法国将军不久前说的几乎一样（几乎是预言）：“对不愉快的事情生气是徒劳的，因为事实根本不在乎，也不会因此改变”。所以让我们直面这些最不受欢迎的发展，并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它们！
宽容这个词从最广博的意义来说就是一个奢侈品，只有智力超凡的人才有资格购买它，其实他们就是从思想上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狭隘，并看到整个人类所具有的多彩广阔的前景。这本书开头就引用了老朋友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的一个质问：既然我们脚踩同一片土地，仰望同一片天空，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既然只有一条路才可以让我们找到生存之谜，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互相厮杀呢？我们必须勇敢去做，用一个古代异教徒的高尚语录就是通往拯救的道路只有一条（也就是他们的那条道路上会有一个帮派的首领），如果这个首领不宽容，就会朝我们嚎叫起来，并且向我们投掷石块和木棒。那些没有沿着他们狭窄小路的人注定是要下地狱的，于是他们便采取严厉的镇压政策，以防止他们的怀疑影响到其他人，让其他人也去走一条“唯一权威性的地图”上自己探索出来的路径。
自公元4世纪的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之后，便时不时地有一些高尚思想的人用提高嗓门的方法来捍卫这种精神和种族问题上的中立态度。运气好的话，他们（但仅仅是很短的时间）甚至成功地创建了自己的团体，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在此随心所欲地思考，但这种宽容的态度总是施压自上层领导。下层似乎与之脱离了，可是他们不甘于接受来自上层的干预，便凭借着传统的权力，总是要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如果他们遇到一些冥顽不灵的人，他们就采取武力手段，而通常他们都会因此流血，为此他们又让警方出马。
让所有美国人都感激不尽的是，他们的联邦是由一批真正的哲学家缔造的，这些人真正诠释了什么是哲学家，广泛的实际经验让其完全摆脱了13个移民区早期历史上典型的狂热宗派主义。最后的恩惠是落在这一代人身上，因为在他们过世以后，千百万饥饿的欧洲人蜂拥般地进入了他们曾希望建立理智王国的美丽土地里，虽然这些欧洲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这是他们必需的），但是随之而来的还有古老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一味地偏袒自己，所有问题只能依从自己的意愿，而拒绝接受旁议。
盲目的乐观再加上勘探大陆资源的忙碌，让我们认为这口大熔炉是万恶之终结。熔化任何物质都需要缓慢复杂的过程，以及监管者的监督和照管，人的灵魂比我们知道的任何物质都顽固，它不可能轻易被液化。于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局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现代的比中世纪更胜一筹的不宽容出现了，因为它是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然而在中世纪要“说服”异教徒的方式也只不过是用地牢和缓慢燃烧的火刑柱。
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了，那就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在前面我提过，对不愉快的事采取熟视无睹的政策也是我一直反对的。以下是我的不乐观的结论：如果我们暂时对眼下这种不幸的事态束手无策，不如先接受这种形式，然后再为将来做出一些细致的计划，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不能再让自己陷入一种慌乱无助的状态，因为近6年文明所遭受的各种无休止的打击已经让它摇摇欲坠了。
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如同一场飓风。它不仅仅让大部分人类组织消失了，而且让很多人死去或者是陷入穷困潦倒之中，要在短时间内消除这些损失是很难的。一些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且完好无损的人只顾一味地修理自己的房屋，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别人的已经倒塌了的大厦。终于他们想要在周围备受打击的废墟里进行自己正常健康的生活也显得举步维艰了。于是，一些陌生的、不健康的被抛弃的人，他们不知道来自什么地方，聚集在凄凉的地窖废墟里，开始宣讲一些自己发明的学说。可是那些人来自一些荒凉的灌木丛里，他们对那些培育出健康和理智的生活哲学一无所知。
重建工作已经落后了许多年，我们不妨用正确的观点观察它。世界大战后，世界比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大量的新鲜空气、阳光和好的食物，然而得到的却是饥饿和失望。于是许多有害的新学说应运而生，难以置信的信条又重见天日了，三四世纪小亚细亚衰败的沿海城市里的臭气熏天的弯曲小街是这些信条衍生的温床。
到了最后，那些新的拯救预言家们的信徒因受不了饥饿而逃了出来，他们进入了相对安宁的村庄里，我们就像17个世纪以前的亚历山大人一样，对此事毫无准备。可是那些暴徒睁开眼从附近沙漠里跑出来，然后闯入学校，并处死了哲学家，因为他们传授的宽容学说意味着对那些自认为掌握了唯一真理的人们的诅咒。
在过去和现在我们都是一如既往的惊讶和绝望。如今我们想要再清理那些偏执和暴徒精神的瘟疫，这种瘟疫已经席卷了整个地球，似乎已经太晚了。但是它们确实存在过，我们要有勇气承认这一事实，并要知道某些非常古老的人类性格已经在现今生活中再现了，这些性格像一个沉睡的魔鬼，时刻在等待机会苏醒。等到这个机会一到，它们不仅要凯旋，而且还会因为它们长时间的压抑而爆发出比以往更加狂暴、愤怒和凶残的样子。
这些恐怖的图景就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场最近爆发的种族和宗教狂热至少还不会危及到我们（为辽阔的大西洋祝福吧）！我们稍微松懈一些，病毒就会肆虐，将我们置之死地。 刚才我问自己：“我们能做些什么？”个人意见是除了保持头脑冷静和时刻做好准备，别无他法。磨嘴皮子根本是徒劳的。别幻想自己是何等优越，因为这种思想和感情是冲动崩溃的加速剂。我们的怜悯和长期容忍的态度会被民主的敌人误解为单纯的软弱，然后采用相应的行动对付我们。只有我们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才会恍然大悟，我们和欧洲中部的民主国家一样，是被如此摧毁的。这种对持完全对立的理论的人大谈宽容的行为，就像对白蚁在灌“大家具有不可分割的权力”的迷汤的同时却在摧毁我们脚下的基石。
就当前形势看来，进行直截了当的反攻为时已晚了。是我们引狼入室，然后还给他们各种安全的保护措施，却不知他们原来在暗地积累力量去对付保护自己的敌人，并设法让自己的敌人过着没有自由的下等的生活。可是自由的残余力量还散落在某些不为人所知的角落里，那些正直和富有正义感的人们有迫切和刻不容缓的责任去养精蓄锐和保护自己，他们要时刻准备着迎接重建工作的那一天。
请不要认为这是失败主义者和懦弱之人的表现，你们错了。事实是不可改变的，因为一些不可原谅的粗心大意和承担责任的勇气的缺乏，大片领土因此丧失，在目前看来，我们应该撤退，然后准备再发动一次启蒙运动。
如此一来，我们就给自己下达了一个任务，就是在宽容问题上锻炼自己。这种得过且过、漠不关心的局面应该消失，前提是我们要摆脱事情不会再次发生的想法。可是事实上是它们不仅有可能发生，而且是已经发生了，并且次数还不少。当一支军队受命准备进行战斗，我们肯接受军式化严明纪律的时候，就已经为那个快乐的时辰打好了坚实的基础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为了带来最后的永久性的理想而前进，让它发挥给予自由的作用。
我们需要几个坚定的志愿者去做这项工作。并且这项工作将是我们所接受的最困难的一次斗争，但是只要肯接受，肯担当，那么这个人将会流芳百世。并且这次艰苦卓绝的光荣斗争的幸存者将会因为使人类摆脱长久以来的偏见和自诩正确的优越感的舒服而战，从而备受人们的爱戴，这种偏见和优越感如果和怀疑恐惧勾结的话，将会造成一个恐怖的后果，就是最谦卑最温顺的人会成为万物之中最残忍的畜生和宽容理想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1904年8月于康州老格林威治市。
《宽容（下）》是一幅人类奋斗与自我救赎的历史画卷，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类思想解放史。《宽容（下）》作者房龙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宽容”为主题，详细介绍了从古希腊时代至公元18世纪这两千多年来，人类追求思想解放的辛酸历程，深刻剖析了“人类不宽容”的根源，并指出人类只有消除了自身的恐惧，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宽容。
畅销百年的经典作品，人文主义大师房龙的通俗读物！
一幅爱恨交加的人类奋斗与自我救赎的历史画卷！
再现波澜壮阔的人类思想解放的风雨历程！
剖析人类的昨天，审视人类的今天，祝福人类的明天！
《宽容（下）》是一部关于宽容和自由思想的人文经典，剖析了人类为寻求思想的权利所走过的悲剧性历程，勾勒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类思想解放史。有旧时代的新标志、宗教徒的再次洗礼、斯启蒙运动、一部百科全书、革命不是件宽容的事、最后一百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