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云集》是《中国杂文》系列丛书之一，收录的是我国著名杂文作家谢云近些年来的优秀随笔杂文。面对历史上的那些人和事儿及当下的社会现象，作者都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作了深刻的剖析，见解深刻，启人才智，让人品尝到历史深处的隽永况味。

《谢云集》收录了作者谢云近些年来的优秀随笔杂文。这里有最酣畅的文字、最勇敢的呐喊、最精粹的传承、最真挚的情感、最冷静的思考、最清醒的坚持……在这个纷扰多变的年代，我们选择读书悟道，寻找精神安顿之所。

《谢云集》中的这些文章有事实、有根据、有分析、有理论、有文采，是非常优秀的杂文。

郭国之君

柔石皱眉

为朝云一辩兼谈拍马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翻箱底

“好好先生”三论

我们那时候……

“读杂文”三忌

一个人与五个师

词条新编

也说“难得糊涂”

“打熟张”

“我们”又怎样？！

涂抹术

听话引来的话

没有瞄准靶子

“某公”与“诸公”

“信教”与“吃教”

按棋理下棋

是非经

有数不如无数

叶公魂归以后

海内何妨存异己

说“教”

大佛

惭愧

从隐私权说到“隐公权”

赠君一法防“被淹”

从宋振庭念白字说起

孟子的厄运

两滴泪水

说“有”易，说“无”难

乌啼三声

一口咬定

谁铸造了灵魂？

关于庆祝和纪念

惑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质疑

神圣的一票

宪法的故事

尊重民间思想者

从马寅初那个夜晚说起

为人作嫁的痴情

书缝偶窥

零思碎想

听话引来的话

还是去年的事。有一天早晨在新闻广播中，听到我国南极考察队的同志与国内亲人通话的录音，那是很使人激动的。但其中一位对他孩子说的一句话——“要听妈妈的话”，却在我们家庭中激起了一点波澜。对于这样的嘱咐，大概正合着自己的思路吧，听来是颇顺耳的，但我的孩子却发开了议论：“为什么不能说点别的什么呢？中国的父母，似乎就只会叫孩子听话！”听得出来，她所说的“父母”是连我也包括在内的，不免心里一动。当时虽未继续谈下去，其后却常常想着这问题，终于慢慢地似有所悟了。

如果有人做个统计，在中国家庭里，父母对孩子讲得最多的，恐怕要数“听话”这两个字吧。父母评价孩子，最高的褒词大概是一个“乖”，而所谓“乖”，则以“听话”为标准。“好孩子”，“乖孩子”，“听话的孩子”，实际上是同义语。回想自己做孩子的时候，是经常得到大人们如此这般褒奖的。后来做了父亲，便也常常以此来诱导、训诫、教育自己的孩子，只是效果有时不那么理想，不免生出九斤老太式的感慨来。现在认真一想，便觉得“听话”固然给了童年、少年时代的自己以不少益处，但也确实使自己损失了许多可贵的东西。且不说精神方面的影响，只说一件事。抗战初期，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早就有新四军在活动，我虽曾心向往之，但由于“听话”却并未挪动脚步；只是后来终于不肯再“听话”了，这才走进了党的行列。

按照中国的古训，“天地君亲师”，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君的话自然是金口玉言，父母（主要是父亲）的话也只能“无违”，至于师，据说是一日为师便终身为父，也神圣得很。所以，在家里听父母的话，人了学听老师的话，进入社会则听皇帝和长官的话（后来皇帝推倒了，长官却还在的），便成了天经地义的事。一个人如果在生命旅途中，始终沿着“听话”的轨辙走去，便能从好孩子升为好学生，再升为好官员，自然更多的人只能从好孩子变为好百姓。现在情形虽已有所不同，但在许多人心目中，“听话”仍然是极重要的美德，无论对于孩子或学生或干部或群众，这都是把尺子，而要“听话”的谆谆教诲，也常不绝于耳。

人们所以将“听话”与“好”联到一起。除了旧的治人者是为了造成驯良的臣民，以便于自己的统治外，一般人大抵是出于一种信念：父母、师长、上司的话，等于正确，听他们的话便意味着走正道。但事实上说出话来“句句是真理”的人在人世间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无条件的“听话”，就不免有听了错话而走上歧途的危险。就算世界上有着言必真理的全能先知吧，但也总不能像冥冥中的上帝那样，时刻与我们同在并指示着我们的行动。所以习惯于“听话”和照“话”行事的人，一旦无话可听了，便不免于像失去了引路人和拐杖的盲人那样，前后左右都不敢举步，只好坐在那里呆等。

人类社会能进步到今天这样子，固然与人能通过“听话”接受前人和先辈的经验有关，但同时而且是在更大程度上也是不肯“听话”的结果。翻翻历史，社会巨大的进步，哪一次不是与冲决“听话”桎梏，实现思想解放结伴而行的！如果人们只是一味地“听话”，恐怕我们现在仍将停滞于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境地，并且恪信着天圆地方、上帝造人一类说法的吧！所以一概反对“听话”，固然是愚蠢，但无条件地强调“听话”，却会窒息和扼杀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才能，所培养出来的至多不过是先辈二世。不“听话”，未必便有出息，但只知“听话”却注定不会使人伟大。一个民族，如果只知“听话”的人多了，决不是福音。

我不能估计，我们传统的“听话”教育和以“听话”作为衡人尺度的价值观，给了我们民族心理和社会进步以怎样的消极影响。我深信不疑的是：在开拓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四化建设，使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决不能再把“听话”教育奉为圭臬，再把“听话”行为不加分析地视为美德。自然，这不能与否定遵纪守法、下级服从上级混为一谈，是不言而喻的。

1986年7月10日

P45-48

本文原为《五味集》的自序，现在读来，觉得所言尚不无道理，所以借来作为本集的代序。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主要是1986和1987两年间所写的短文的一部分，大致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另有几篇，是前几年所写，但未收入《当代杂文选粹》“谢云之卷”，现在看看，似乎还有点意思，便也收了进来，排在最后。

邦有道则庶人议，庶人议则邦有道。这几年杂文的发展虽也有过起伏波折，但总的说是日见其兴旺了。随之而来的，是有关杂文的功能、时代特征、艺术表现等等的议论，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是极好的现象。但在我，大抵只是有话想说，而又自以为这些话可能有益于世道人心和社会进步，而且并非全是陈言套语的，便写了出来，很少考虑是否符合论者的尺度。如果说此外还有一些什么要求的话，便是力求文与人、言与行之间，不要背离得太远。

虽说杂文也可用于歌颂，但就其主要功能而言，恐怕还在于揭示和抨击社会上丑恶和落后的东西，以促其死亡。扶正祛邪，祛邪，正是为了扶正，实际也就起了扶正的作用。灭虫锄草与浇水施肥，对于植株的茁壮成长，都是不可缺少的。

但这就出现了一个杂文作者的文与人、言与行之间能否一致的问题。杂文作者虽非什么领导者、教育者，但他的文字既要祛“邪”，他的为人，便理应比较的“正”，这才有道义的力量。“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杂文作者不能学那些假道学、伪君子的样。

我自知缺点甚多，而又要执笔为文，这就产生了矛盾。我的办法是“有所不为”。这“有所不为”，大致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不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譬如说，如果自己偷了东西，就绝不指着别人的鼻子骂他是贼；如果自己削尖了脑袋钻营什么官位，也绝不堂而皇之地去指斥别人是“官儿迷”。这是一种藏丑法，自然并不神圣，但至少可以心安一点。二是凡自以丑恶并加以攻击了的行为，自己以后便特别注意加以检点和约束，不去做那样的事，以免被人指着背脊并投过来轻蔑的冷笑。

在我看来，杂文作者只要不以圣人自居，并愿审视和改造自己的灵魂，当他把笔尖指向社会的时候，实际上也正是在荡涤自己心灵里的尘垢。如果一定要自己一尘不染，那就只好大家搁笔。

1988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