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民国二年
民国二年，也就是1913年，我出生在山西省稷山县南阳村。我现在已一百岁了，生活仍然很规律。每天看书读报、写日记、锻炼身体，这是我生活中必需的。不做这些，生活就不一样了。我现在还在学习，不是谦虚，一看书就知道自己不行，该知道的东西很多，面儿那么宽，你哪里都能知道。
我教了六十多年书，是教育工作者，也是文史研究者。
我的原名是豫泰，字奠中，工作以后，以字行。在书画作品中，我有时署别名叫老樗。樗就是椿树，庄子认为“樗”大得很，是没用的椿树，大而无用，但很逍遥。我们家就有两棵椿树。年幼时
我的父亲慎行，是有一定文化的农民。青少年时在兰州学商，因为家里缺人手，回到乡村。我的母亲在我七岁时就去世了，在我脑海中，她的容颜已经很模糊了。
我的伯父慎修，前清秀才，做了几十年塾师和小学校长。叔父慎德由商转农，能写会算。我们全家以勤俭出名。伯父和父亲先后任联合村村长多年。父亲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吃苦耐劳、做事一丝不苟、要强、善于讲道理。伯父对我影响也很大。我的私塾和初小阶段，就是在伯父直接督教下度过的。我和一般同学不同的是，除学完规定的‘‘共和国教科书”外，还加读了“四书”、《左传句解》和部分《诗经》。
有一年夏天，伯父带了几个年龄大的学生，游览乡宁、新绛间的五龙宫，回来后让学生们写游记。我没有去，但我根据他们的讲述，也写了一篇。记得文章末尾用“乃南柯之一梦耳”作结，伯父大加赞赏。
高小我是在县里“一高”上的。在高小，我无选择地读了大量旧小说，从《水浒》、《三国》以至流行的武侠、鬼怪小说，常读得废寝忘食。上初中后，就常给同学们讲这些故事。很有意思。
对书画的最初兴趣和学习
我很小的时候就对书画感兴趣了。七岁的时候，我开始写毛笔字，伯父和父亲都教我，一笔一笔地教，怎么起笔，怎么落笔，教得非常细致。要求也非常严格，每天必须写。每天写四行，一行四个字，写两版。写完后伯父或者父亲做批改，拿着红笔批改出来。
九岁的时候开始临帖，大小楷同时并进。我临赵孟頫的字帖，写得很像。伯父用楷书写了《朱子家训》四条屏，挂在堂屋神主后墙上，子侄们经常观摩。
伯父和父亲对我练字特别重视，后来我到县里上高小、到运城上中学，回家都得带上每天临的帖。有时候贪玩，没有写够数，回家前要赶快补齐。
十来岁时，伯父就常常让我替他给别人写碑文，写对联，也写门匾。
十一岁的时候，我摹画了《红楼梦》插图中的贾宝玉，却没有注意到他脖子上挂的那块玉。伯父笑着对我说：“那项圈上的玉很重要，没有就不是贾宝玉了。”
我开始大量地画画。家里有《芥子园画谱》，木刻彩印，还有一套《点石斋画谱》，为我提供了学习的范本。我也仿照各种书的插图画画，主要画人物，一有空就画。村里有红白喜事、炕围子、墙裙、灯笼要画的，常请我作画。
万泉县有位老师能画整幅龙门图，一年画了多幅。我看见后就记在心里，后来也给别人画龙门。稷山“一高”
1924年到1927年，我在稷山“一高”读书。稷山“一高”的全称是稷山县第一高等小学。学生们的年龄相差很大，有不少二三十岁的在校生。我考取时只有十一岁。
当时校长姓吕，是个老绅士，抽大烟，平常总在家里，一学期难得来校一次。只记得有一天，同学们喊：“校长来了。”我也跑去看。见一乘小轿，从学校的中门进来，顺着马路直奔校长室。大家都挤着看，我个子小，没看见校长。不久之后，学校里出现了赶校长的风潮。一天早上，同学问突然传告：“不上课了。”校园内到处聚集着学生，纷纷议论要赶走校长。为首的是高年级学生，他们带头罢课，找老师们支持。第二天上午，县长到学校来安抚。和学生代表谈判，但没有结果。当他准备回去的时候，就被学生们喊着口号围了起来，僵持了一个小时，县长大体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原来的校长被撤职，然而，支持学生的贾鸣高老师也被免职，同时开除了为首的五名学生。风潮就这样结束了，换来了新校长和新学监。
新校长和新学监到校后，决心整治一番。他们没有发现学生中好的一面，只看见乱糟糟的一团。有些学生成天迷着赌博，“本事’’大，抓不着；有些学生迷着看戏，黑夜翻墙头翻城头是常事，回来后还要绘声绘色地向同学描绘一番。校长心急如焚，决心严惩。可是，他没有抓住真正的赌徒，因为他们地点隐蔽，有专人放风，不好抓。几个在宿舍赌豆腐干吃的学生却被抓住了。这五个所谓的“赌徒”，其中一个还是在旁边看的。“赌徒”中有我的堂三哥姚晋泰，旁边看的就是我。P1－7
……姚奠中先生身为鸿儒，而通于艺者亦造上乘……姚先生于学具识，于道能悟，于艺亦精亦通。
——周汝昌
姚先生的字确如其人，精微博大，高明平实。我每看到他的书法，总觉得如读退翁《山石》之句，有－股刚直浑厚之气扑来。
——张颔
诗风追八代，笔阵扫千军。
——霍松林
雄才尊学百年身，四海堂堂第－人。我敬寿翁千盏酒，梅花愈老愈精神。
——冯其庸
这是继《百岁忆往》之后，我采写出版的第二本口述作品，口述者是德高望重的姚奠中先生。
与《百岁忆往》的口述者周有光先生一样，姚先生也已年过百岁，同样长寿，同样知识渊博，同样乐观，同样有大智慧，同样在百岁之后仍然思路清晰，每日读书看报，关注国事民生，始终保持独立思考，说真话，是知识分子的典范……
不过，同样经历过百年的沧桑，他们的经历却称得上截然不同。可以代表两种不同的方向。
周有光先生虽然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但很早就受到五四运动的熏陶；此后又上了教会大学一圣约翰大学，留学过日本，在美国工作过；先学经济学并从事经济工作，后转向语言文字学研究，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方案，出版《世界文字发展史》等著作；晚年退休后，更是鸟瞰世界文化，关注人类的前沿问题，从世界看中国，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观点，影响深远。
姚奠中先生则从小喜欢书画，他虽然也深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砸过泥神，参加过学潮，但他更侧重于国学。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研究生，就像章先生一样，姚先生也认为国学与革命与科学并不矛盾，并身体力行。他办过国学讲习所，从事了一辈子与国学有关的教学工作，他也参加过游击队，在战乱年代四处漂泊，但无论什么隋况下都不失骨气与气节；他写过《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著作，对庄子有很深的研究，其诗、书、画、印均为上乘，被称为“四绝”。
不同的经历，必然使得两人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
在我看来，周有光先生从世界看中国，探索人类发展规律，虽然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更重视国际现代文化，更看重科学。
姚奠中先生则更侧重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认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很大，能够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现在科学发展迅猛，但科学和国学应该没有矛盾。科学发展不能代替国学。国学代表着中国的传统精神，中国的灵魂，中国几千年传下的灵魂。只有科学，没有国学是不行的。”
由于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他们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读者朋友可以自己在书中比较。 当然也有很多相同和相近的地方。登山的道路虽然不同，高峰却是相同的。两人同样攀越到文化的巅峰，于是便也看到许多共同的风景。例如，姚奠中先生重视国学，但同样认为：“时代在变，国学的有些东西是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是应该筛选的”。“对现代世界有用的才用。不筛选就是死的。”
与《百岁忆往》相同，本书也是非常简洁的。但里面也处处可见珠玑，读者可以在极短的篇幅中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包括诗歌、书法的真谛。还有一些人生大智慧，也许只要记住几句并力行之，就可受益终身。例如，姚先生认为“不要片面地看问题，应该全面地站在一个高度上看”。所以他写了：“宏观辨方向，微观察现实。纵向看发展，横向比差距。”再如，他认为—个人的书法是与这个人的人品紧密相连，所以他始终认为，做人要做正，书法也是：“不自正入，不能变出。”
姚先生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豁达乐观的精神，更是值得许多人学习。豁达乐观，才能健康长寿，这恐怕是人人都懂的道理，但怎样才能做到呢？姚先生有《自警》诗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写：
识广胸怀阔，
静观气自平。
纷繁元历历，
化育赞生生。
又说：“天地万物，生生不息，一个人很渺小，社会却复杂得很，很多时候个人无法改变社会大环境，对自己来说，保持乐观、保持操守很重要。”
这些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不知对读者朋友们是否也有帮助。而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道理真正融入自己的人生。姚先生就做到了这一点。相信他的经历很值得我们借鉴。
文末，感谢姚先生女儿姚力芸老师及其丈夫张志毅老师的支持。
感谢陈巨锁先生的帮助。陈先生是书法大家，他在全国政协礼堂所办的展览非常成功，我很幸运地认识了他。陈先生以善写章草闻名于世，我对章草是外行，好在陈先生好文史，著述颇多，又与我为同县老乡，颇多共同话题。见面虽短，却从此有了书信往来。当我提出想要采访姚奠中先生时，陈先生热心帮我联系，又介绍了热情的李星元老师，从而最终顺利地促成了此书的写作。李星元老师、司丙霞女士对我完成此书均有帮助。
要感谢者还有我的家人，他们对我都是很支持的。 明天是大年三十，窗外已传来鞭炮声。记得就在去年今日，本书的责任编辑罗少强先生仍在工作，来电约我写《百岁忆往》。而昨天，他又来了电话，催我写此书的“后记”，以便明年一上班就可以发稿。
最后，愿本书与《百岁忆往》，都能带给读者朋友们喜气与福气。中国习惯上将百岁老人称为百岁人瑞，就是说，他们是受人尊敬的，也是可以带给大家以很大的福气的。
教育家、学者、诗人、书法家姚奠中，是章太炎唯一健在的门弟子。《百岁溯往（精）》记录了这位百岁老人一生的丰富经历和他读书、育人、治学、修身的心得体会，启人良多。
《百岁溯往（精）》由张建安编著。
《百岁溯往》张建安编著，姚奠中口述，三联书店。作者是章太炎先生晚年收录的七名国学研究生之一，是经历了世纪风云的国学大家。治学之余，姚先生优游于诗林艺苑，其诗、书、画、印被文学艺术界誉为“四绝”。百岁之年，“却顾所来径”，道德文章，垂范后世，足资取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