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君,1972年6月生。本名李小军,江西莲花人。散文家,中国作协会员,江西省作协第五、六届副主席,现供职于江西省文联。1991年开始发表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散文》《十月》《钟山》《天涯》《大家》等,逾二百万字。已出版散文集《江南未雪——1990年代一个南方乡镇的日常生活》《时光镜像》《梅花南北路》《昼与夜的边缘》《寻梦婺源》《暮色春秋》等。《梅花南北路》是该文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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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梅花南北路/走向田野文化散文丛书 |
分类 |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
作者 | 李晓君 |
出版社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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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李晓君,1972年6月生。本名李小军,江西莲花人。散文家,中国作协会员,江西省作协第五、六届副主席,现供职于江西省文联。1991年开始发表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散文》《十月》《钟山》《天涯》《大家》等,逾二百万字。已出版散文集《江南未雪——1990年代一个南方乡镇的日常生活》《时光镜像》《梅花南北路》《昼与夜的边缘》《寻梦婺源》《暮色春秋》等。《梅花南北路》是该文集之一。 内容推荐 吉安是尊孔孟道学问之地,读书人无不视道德文章为人生归旨。无论是宋儒,还是王阳明,他们的思想,都在此得到广泛的传扬,深刻的播种。李晓君编著的《梅花南北路》用散文的形式,描绘了一系列吉安知识分子的形象,其中有文天祥、欧阳修、王阳明、罗大经等,以此探寻古人的内心信仰和精神生活。 目录 前言 梅花南北路 醉翁记 鹤林 从南溪流去的长河 雪狂 方以智:儒释之间 硕儒罗钦顺 一个人的城市 罗洪先行状 青原山居图 书院鹭洲 窑火的隐喻 面具江南 喊船 后记 试读章节 梅花南北路 江南的春天,总是喧闹而妩媚。这妩媚之处的种种,已为历代文人写尽。春风杨柳、舞榭亭台、丝竹欢宴,如骈体骊歌的散文,具有纸醉金迷的性质。春天在吉安,却是苍茫和寂静的。苍茫里,有一分质朴、古澹和刚健;寂静中,有杜鹃啼血的喑哑、无告和悲凉。 富田的春天,时序的脚步似乎来得更早些。当长江以北正享受春阳的温馨时,这里大约快人夏了。高耸错杂的樟树、丝柏,连绵无序的祠堂,黄尘飞扬的村路,篱笆歪斜、蓬勃但杂乱的作物,晾衣篙上短褐穿结的旧裳,是可以见到的寻常景象。村民们,喜欢挽腿赤脚(露出紫红色的踝骨),立于道旁,肩挑手提,面相古朴,神色忧虑而冷静,仿佛山里打游击的战士。 明代《吉安府志》说:“庐陵县古称大邑”,“俗尚儒学,敬老尊贤,豪杰之士喜宾客,重然诺,轻货财”。“文章节义”历来被概括为吉安的精神气质。 又一年清明,我和朋友去拜谒文墓。文墓在富田东南二十里的鹜湖大坑虎形山,坐东朝西,左右两山,山下一条清流。墓地是文天祥年轻时游玩到此看中的。墓穴左右两侧小山如虎足伸于前方,坟墓所在的虎头高昂,墓冢建在虎的鼻尖,有一种威武之气。据说此处风水甚佳。 法国作家加缪写过一篇散文《反与正》:一个独身女人利用姐姐留下的遗产给自己挖了个墓,并常常去察看和走进墓穴体验(这是她唯一的外出和仅有的消遣)。这则短文当时给我极大震撼——一个女人静观,而另一个人在挖墓,加缪从中看到一种深刻的荒谬性。文天祥当年和邓光荐——他也是《文丞相传》和《文天祥墓志铭》的作者,到此游玩,年纪轻轻就选定墓地,在过去不算稀奇。这两个故事有相似处,然而又大不同。加缪冷峻的笔下拷问存在的荒谬,文天祥则不乏道家返归自然的本真和澄净。 那天从吉安城出发时,艳阳高照,快到墓地,天色忽然一变,一阵骤雨突至,雨水“噗噗”地溅起泥地上的灰尘,一种悲意似乎也荡漾开来。文山小学的师生早已列队如仪——给文公扫墓,是每年清明固定的仪式。这一小小的举动饱含着很大的敬意。当幼稚的童声整齐地诵读《正气歌》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神圣感和寂静感,此时此景,让人无法不感动。 春夏之交,已显示闷热的迹象。人夜,窗外市声不绝于耳,如同河面上的波浪,飘远又送近。不眠中,翻看《文山诗选注》(青原区人大肖韶光先生赠,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夜色和市声渐渐在诗句中消融,眼前出现一条模糊的古道。 据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年编修的《文氏通谱》和同治五年(1866年)编修的《富田文氏族谱》记载,文天祥的祖先一直可以追溯到五代时期的文时。文时字春元,成都人,为西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的后裔,时带兵打仗镇守江西,娶吉州永新一位通判女儿为妻。后晋石敬瑭攻灭后唐,文时不愿归附,便在丈人家——永新北乡钱市坑东上陂,过起了隐居生活。文时下传第八世叫正中,因爱富田山水明秀,从庐陵县永和镇迁居顺化乡富田寨。正中再往下传第五代,便到文天祥父亲文仪这一辈。文仪是个地主,终生不仕,人称“有德君子”。他好藏书,喜欢竹,将书房叫作“竹居”。宋代刻板印书流行,庐陵、临川带更是刻书业发达。文时的书房“竹居”藏书如山,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兵战、医卜(文天祥自幼好风水术),应有尽有。文天祥是家中长子,自幼受到器重。文时管教甚严,每晚灯前日课,“小失睡,即示颜色。虽盛寒暑,不纵检束”。到二十岁,文时送他到白鹭洲书院师从欧阳守道。文天祥这样评价老师,“先生之学,如布帛菽粟,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高谈虚语,以自标榜于一时……”守道先生治学之实,对文天祥影响甚大。 一年后,文天祥高中状元。大弟文璧也榜上有名。三弟文霆若不是一月份病亡,一门三进士是完全可能的。 殿试那天,文天祥带病上阵,却早早交卷,足见他胸有成竹、下笔如有神。 据《宋史·文天祥传》,宋理宗在集英殿召见进士,文天祥第一个出场。在皇帝和众人眼中,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这个一表人才的进士无疑增加了皇帝的好感。此前他的卷子列为第七名,待宋理宗亲自阅览后,钦点为状元。拆开试卷,见名字“文天祥”,皇帝心情大好,认为是天降祥瑞之意。宋瑞之名遂不胫而走。 文天祥中状元第四天就传来父亲病亡的消息。老先生不知是因为承受不了这份巨大的喜悦,还是本就病人膏肓努力支撑到捷报传来才安心瞑目,也是不可知的。未曾授予官位,文天祥便匆匆回乡丁忧。丁忧期满后,有人劝他写信给宰相,谋个职位,被他拒绝了。趋炎附势,不符合他的性格。P1-3 序言 当我将目光投向少年时代负笈就学的小城——吉安,我的内心涌起亲切而温暖的泉流。多年后,重返旧地,去拜谒文天祥墓,我被墓园森整的气象所震慑。年少时忽略的东西,在此刻凸显了它的庄严。墓地,是文天祥年轻时亲自选好的。畏死之心,人皆有之,但既找到生命的归依之地,人便可安心地过活。这也是国人“向死而生”的一种态度吧。传统中国人,是今日中国人事必争先恐后的老师。他们甚至早早就为垂髫小儿选定媳妇——没有比这更着急的事了。我想,多半是生存的压力带来的——死亡,仿佛夏天的乌云,随时会光临头顶。文天祥其实也是“畏死”的,然而他又不怕死,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能抵消他“畏死”之心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礼记·王制》说:“高山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即不同的地域环境,会产生不同的习俗文化。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也论述了地理环境对文化形成的影响。这渐渐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常识。吉安——过去也叫庐陵,地属长江以南,这片赣中土地,尽享了造物主的各种优待:开阔的盆地,丰饶的河流,湿润的气候,充沛的雨量——是一方繁衍生息的乐土。南方的诸种特征,如细致、柔软、妩媚、精巧、繁复等等,按理来说,应成为吉安风物和文化的应有之义,然而,这里的文化和民风却历来以“劲直澹朴”而著称。直率、刚正、重名节尊义气、轻屈服黜耻辱,是吉安人的性格和精神。因而,地处江南的吉安,其实是有些北方气概的。 吉安是尊孔孟道学问之地,读书人无不视道德文章为人生归旨。无论是宋儒,还是阳明子——他们的思想,都在此得到最广泛的传扬,最深刻的播种。若要找一个最能反映传统中国的形象,吉安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人的生活,总而言之,可说是“晴耕雨读”,但吉安,却升华为“文章节义”,显然超拔出一个高度来。孔孟以来诉诸心性的道德信念,在吉安最广泛的知识群体中得到强有力的回应。当我试图在史料、文献的边缘,在庐陵的乡野行走、曼歌和舞蹈——并由此进入历史人物的心灵世界,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自然,庐陵文化,不单单是那些声誉卓著的人物,也包含着自然山川、文化遗迹和民风民俗。 有人说,诗歌是面对神祗和天空,散文则面对人群和大地。此话大抵不错。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也说:“诗歌只能够在生活的个别时刻和在精神的个别状态之下萌生,散文则时时处处陪伴着人,在人的精神活动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出现。散文与每个思想、每一感觉相维系。”因而,最适合走进历史文化深处的文体,是散文。散文是一个生命的容器,装载着人类精神生活最直接的语言汁液;散文的形式与我们生命中的感觉、情感和理智相伴随。 苏轼评价吉安人欧阳修的散文说:“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之人心,故天下人翕然师尊之。”当欧翁一扫五代文风和西昆体的颓靡,而为开一代文风的师尊,其舍我其谁的气概和才气纵横的风姿,至今都让人感佩和敬慕。 有幸作为欧阳修、文天祥等先贤的邑人,却无意攀折他们的光辉。这些巨大的身影,在文学史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其价值和意义却并不完全在文学中。如同文学里固然有世道人心,但世道人心也并不尽在文学里。历史的回声,在今天的广场轰鸣。而听之者,感受不尽相同。当今时代,红尘滚滚。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当今这个时代一样,既光怪陆离又生气勃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究竟是怎样?恐怕只能让后人评说。 当我举起庐陵往事的酒杯,一些滋味,早已上心头。 后记 两年前,我刚刚完成一本考察小镇社会的集子,自然,不是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我无这方面的训练。我试图以散文的方式,去呈现曾经生活过的某南方小镇的面貌,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信仰和精神,以及乡村经济与政治。一如既往,书的完成并未使最初写作的冲动,得到完全的满足。在一种无所事事而又稍感迷茫的情况下,开始了本书的构思。之所以去写这本书,源自我内心深处自小就有的英雄情结。在我进入四十岁以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起来。一种文化的忧患和关切,近些年来渐渐成为我最感兴味的话题。我当然知道,一种既往文化的凋敝和远逝,自有其内在与外部的因由。但并不意味着陈旧的便是腐朽的,甚至不明就里地扣上可怕的帽子。而观察今日,反而觉得前人的文化自觉,足以使我们这些后人感到羞耻。人自然不必回到过去,但对古人的景慕和感同身受的体认,使我坚定地相信,一种文化的积累和流传,若没有得到其后续族群的认同,势必将进人海德格尔所说的“对存在的遗忘”这样一种境况中。 以我对文学的热情,从最开始投身缪斯的怀抱,在诗歌的夜空下吟唱和歌咏,之后投身到非虚构文体的写作,本以为自己也可以朝向虚构文本,去编织富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故事。在这方面,我一再地被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所打动。他的小说,梦与现实的交错,历史与现实的纠缠,个体与民族的弥合,伤痛与欢欣的撕扯,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极具艺术感的呈现。这是我理想中的文本。然而,到今天我发现,我越是向往这样一种文本,越是在非虚构的路上越走越远。近年来对思想和文化的关注,更是将试图张开的虚构的翅膀,死命地按压在写实主义的腋下。很遗憾,我们这辈人,普遍缺少中国哲学的基本教育,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在一个与此关联度不大的课堂上,有幸听到一位默默无闻的老师讲授几堂中国哲学课,唤醒了沉睡在我心底的作为“中国人”的意识。此后才开始对孔孟以来的思想史和文化史有所关注。这也为我进一步偏离一度想从事的虚构文体的创作找到了说辞。 本书的写作,对我而言,仅是了却了一个心愿,即对童年就有的英雄情结和近年来对文化思想关注的一个小结。文天祥等人,自然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英雄,是文人救国的典型,其悲剧意味极为浓烈。但其果敢和坚持的力量,其信念的坚实和精神深处的自信,却不是一般的武夫所具备的。而文天祥式的人物,在古代可谓比比皆是(那在崖山海战中,选择投海自沉的最后十万抵抗者,都有文天祥的精神),换句话说,古代的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信仰、价值和道德系统。“明道救世”,基本可以成为所有读书人的共通理想。这样的文化信念和道德信仰,在吉安这个地方,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这也是本书选择吉安,作为探寻古人内心信仰和精神生活的最直接的动因。我无意去指摘今日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身上的颓靡之气,无疑,我也是身处其中的一个。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人文气质和思想潮流,有其形成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从我内心的愿望来说,我是希求社会的每个个体,不仅仅只是个物质动物、欲望的奴仆、浅薄的消费时代的狂欢者,而能有些自己的精神生活,来自于传统和教化的美德,和稍微独立的不随波逐流的趣味。一句话,就是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相对完整的个人性。这个要求不过分,但其实难度很大。近百年前,鲁迅就痛感国人病痼已久,而批判国民性,但其开出的药方不可谓不极端。对传统文化的质疑和批判,对于这个个性鲜明的作家来说,其实也是有可商榷之处的。但其呐喊和呼唤的意义,到今天还是有效的。 因此,也可以说,对每一个体人格的关注,与对历史传统和思想文化的关注,是相辅相成的。每一个人格分裂的人的背后,有其文化分裂和精神断层的原因。每一个碎片化、孤立化的个人,除了现代工业和信息文明带来的负面效应外,也与其传统文明式微,共同价值系统崩塌不无关系。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多次文化的消沉和文明的冲突,“复兴”的声音也多次在历史的旷野中出现,也多次返古出新,绽放出新的生命力。而在今天,复兴中国文化传统,已经不仅仅是知识人的意识,更成为国家层面的政策选择和治国路径。这对民族和家国,是个机遇。 倘若人能不死(这无疑是荒唐的),所谓历史充其量只是人的真实的记忆而已。百年之后,正是新的生命循环不已的开始,而历史便是这一代代人自己创造、编制和改写的故事。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古人,因而对于历史的了解,便更多地借助于书籍。书籍还原了历史,但可能也遮蔽了更真实的历史。阿根廷作家豪·路·博尔赫斯在《通天塔图书馆》中说:“认为世界无限的人忘了书籍可能的数目是有限的。我不揣冒昧地为这个老问题提出一个答案:图书馆是无限的、周而复始的。假如一个永恒的旅人从任何方向穿过去,几世纪后他便将发现同样的书籍会以同样的无序进行重复(重复后便成了有序:宇宙秩序)”——我将之引用于此,作为本书的结尾并向这位老人致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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