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精)》中周华诚用文字和照片，即时而全面地记录了“父亲的水稻田”从耕田、备种、催芽、播种，到插秧、灌溉、除草、抽穗、扬花，再到成熟、收割的全过程，并及时发布在微信平台上，与大家分享。期间周华诚只要一有时间，就会从杭州开车回故乡衢州，在田间进行观察、拍照，或者与父亲一起劳动。从中他不仅重新体验了稼穑的艰辛，更深刻地体悟到“耕田，是一种技术，更是一门艺术。以田为纸，以犁为笔，以水为墨，牛与人一起挥毫泼墨地作画。

2014年春天，周华诚回到浙西家乡，陪同父亲一起，用传统农耕手法种植家中的一块水稻田，以一颗从小在此长大的温柔之心，和一双专业摄影师的细致之眼，记录下水稻生长的全过程。

春耕，播种，插秧，除草，除虫，灌水。稻禾从发棵而扬花，由灌浆至成熟。青蛙在黑夜中鸣叫，蜻蜓在黄昏里盘旋。庄稼人对天气的关心和忧惧，父亲对农耕和稻田深刻的乡情，种种因离开土地太久而忘却的记忆，或城市中人未曾经历的生活，在周华诚的笔与相机下，一一得到细致而温柔的呈现。最终成为这份独一无二的“下田手记”《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精)》，带给我们传统农耕最真实的朴素与美。

序 曲

 陌生人

 问耕

 耕田佬

01 犁 田

 耕田佬自述

02 备 种

03 父亲穿过春天

04 曾经差点陷在藕塘里

05 春夜，那星星点点的火光

06 一场大雨把谷芽冲得东倒西歪

07 还能像从前一样尊重土地吗？

08 故乡的味道

09 秧苗长势不错

10 插秧，约起

11 孩子别哭，勇敢踩下去啊

12 谢天谢地

13 踮着脚尖的风从稻田上空走过

14 野草的乐园

15 为什么不去做一件有趣的事情？

16 村庄从草叶尖上醒来

17 耘田，隐身入禾苗

18 央视记者到田间

19 瀑布汗，还有那晚霞中的红蜻蜓

20 孤独的青蛙

21 籼米，粳米，还是糯米

22 从没这样觉得下雨是件揪心的事

23 稻花是悄悄开的，除了风，它谁也没告诉

24 黄昏，昆虫的吟唱

25 我想和你相互浪费，以及几种昆虫的名字

26 稗子简直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27 稻谷是在鸟叫声里成熟起来的

28 父亲把屋檐下的打稻机搬出来

29 一把镰刀上煅着“野粟”两个字

30 俯身拾稻穗的父亲

31 正在消逝或已经消逝的东西

 稻 桶

 竹 簟

 翻谷耙

 风 车

32 且把新柴煮新米

附录1 菜经

附录2 留给孩子，就是留给未来

一开始我跟父亲说，2014年想在老家乡下种一小片田，跟城里人分享大米的时候，父亲惊讶极了。

当我说到一斤大米三十元的价格时，他嘴巴都张大了。

这件事太异想天开了，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当然后来他相信了。

因为这个在城市里生活的儿子，不仅自己回来种田，还把城市里的大人和小孩一起带来，几十个人高高兴兴干农活，大家一起插秧，一起割稻；2014年的国庆节，我们一家人一起，把刚刚收获的一千斤大米仔细地打包、装箱，然后快递送到了全国各地朋友的手中。

在寄快递的时候，收件小哥也是怎么都不信。他问我父亲：

“你们家的田，是不是含有特别的微量元素，要不然怎么会有人买

你们的米？”

父亲笑笑说，是啊，我们种的可不是一般的大米！

我知道，父亲心里自豪着呢。

其实，“父亲的水稻田”这个项目，不仅是我个人的一项村庄记录行动，更可以视作一个小小的村庄试验项目。从冬到春，从春到秋，这一季水稻从种到收，终于得以圆满完结。但是，它给我留下的思考还有很多。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高中毕业，他是一个农民。他种了一辈子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头发慢慢变白了。

父亲一直在乡下生活。我曾想过，要把父亲接到城市来，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父亲住了两三天就不习惯了。他住不惯高楼，也不喜欢城市里的平淡人情。他无事可做，整天发呆，他说这样下去人都要变傻了。

我知道，种了一辈子田的父亲，是离不开他的土地。

为此，三四年前我还跟父亲生过气，吵了一架。

我们还吵得很厉害。

我对父亲说，等你年纪大了，还不是要跟我们住到一起。在乡下，天远地远，生个小毛小病的，谁来照顾你！你早晚都得适应城市生活啊。

其实那时候我不懂得父亲。父亲是有土地情结的。他有点文化，当过几十年农村电工，现在退休了，还有两千元的退休工资可以领。可是，他的身份终究还是农民，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土地。他看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荒了，长草了，比谁都着急。

其实，那一点田地，能有多少收成啊？我跟父亲算过一笔账，一年忙到头，也就够自家吃的一点儿。我说，那点粮食，那点水稻，我花点钱就买来了，你愁什么啊？你儿子在大城市里，一年收入十几万，你还怕买不起米吗？

但是父亲说，那不一样的。

我后来知道了，父亲说的“不一样”是什么。

最近二十年，物价飞涨，大家的收入都涨，只有农民的收入没有涨。十年前我是一名机关干部，一年收入只有三万元，现在涨到五倍以上。十年前，一个建筑工地上的小工，一天只有三十块，现在二百块都难招到工。

但是，大米的价格没有涨，农民的收入没有涨。

袁隆平都说，现在种水稻，种子、化肥、农药的价格翻跟头涨价，粮食的价格能涨上去吗？不能。为什么？很简单，如果大米价格卖到七元、十元，城里人受得了吗？这社会能稳定吗？

所以，中国农民永远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弱势群体。

我的父亲，还有许许多多跟我父亲一样的农民，如果还守着自己的稻田，就会连自己的生存都有困难。

水稻的时光

2013年冬天，我在众筹网上发起了一个项目，叫“父亲的水稻田”。让我没想到的是，居然反响很大。

那时候，“众筹”这种互联网新鲜事物刚刚兴起，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它。简单说，众筹就是你想做一件什么事，把它说出来，看有多少人会被你打动，并且来支持你。如果支持你的人达到一定数量，那么，你就可以去做。

我在城市生活，我知道城市人其实很想吃到真正“纯净”的食物，但是这个愿望很难很难实现。同时，我也想借这件事，挽留我们村庄里即将消逝的传统农耕文化。

我把“父亲的水稻田”的大米价格，定在三十元一斤，天价吗？不是的。我一直认为，正是农耕劳作的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估，才会让农民离开土地。

当然，三十元除了一斤大米的回报，还有一些别的“附加值”——比如，通过网络分享稻田全程种植记录，一起见证从一粒种子到一捧大米的过程；分享水稻和农具的相关知识；还有一张父亲亲笔签名的“我们的水稻田”明信片。对于预订十斤以上的支持者，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到水稻田感受插秧、收割（费用自理），二十斤以上则还能分享粮食烧酒。

“父亲的水稻田”这个种田项目上线两个月，限量一千斤的大米，就被大家订完了。那些支持者来自全国各地，南到海南海口，北到东北三省，西到贵州遵义，东到东海之滨，而且绝大部分人都是我根本不认识的。

种田，就这样开始了。

早春时候，我带上女儿，和父亲一起去田里用锄头翻地。这块田是“父亲的水稻田”项目实施地，面积不大，只有不到两亩。

我也跟在耕田佬后面，拍他怎么犁、耙、耖，采访记录写了十几页。

5月11日，父亲把稻谷种子浸湿、保温、催芽。到了第三天，谷种冒出了白色的乳芽，然后播种到秧田。一个月后，秧苗长齐了，就可以插秧了，我又在网上发了一个通知，让有兴趣的朋友，带上孩子，一起来我们的稻田里体验插秧。

结果，6月14日那一天，从杭州、衢州、常山等地来了三四十位朋友。大家卷起裤腿，兴高采烈地下田。有的孩子从没下过水田，一站到田里就哭了起来。

在整个种植过程中，我尽可能全面地用文字和图片把这过程记录下来，同时，还要把这些文图与大家分享。这个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传播农耕文化的过程。

为此我还建立了一个微信公众号（izhouhuacheng），每次记录的文图我都及时在这个公众平台上给大家推送。这样一个小小的平台，是无意中打开的一扇窗，许许多多城市的人，通过这扇小窗，看见了我们的那一片水稻田。

从耕田、备种、催芽、播种，到插秧、灌溉、除草、抽穗、扬花，再到成熟、收割，我只要有时间，就会从杭州回到老家，在田间观察与记录，然后及时地发到微信平台。

有一次，老天连续大雨，把我们插秧不久的稻田全淹了，大家和我一样忧心忡忡，有的就在微信上询问我会不会有影响；等到三四天后雨停，大水退去，看到水稻没有被淹死之后，大家才放下心来。

我的父亲，我的女儿

父亲用上了智能手机。

我教会了他使用相机、微信以及怎么用家里的WiFi传图片、上网看新闻以及视频聊天。他的微信名字是“稻田大学校长”。

后来他每隔一两天就会把水稻的生长情况拍成照片传给我。稻谷发芽了，秧田水淹了，水稻开花了，需要灌水了，他都会拍下照片告诉我。

开始种田之后，我回老家的频率大大增多。从杭州开车回老家，路上要三个小时。原先大概两个月左右才回一趟老家，种上水稻以后，我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回家一趟，有时一个多星期就回去，向父亲了解农事的要点，记录水稻的生长变化。

水淹了稻田的那几天，我每天都会打电话回去，问父亲还在下雨吗。后来大概老天开眼，就把雨停了。田中的水渐渐退去，秧苗重新露出头来呼吸。我们也就顺应天意，让秧苗自然生长。

今年夏天，气候特别凉爽，很多城市人都觉得真不错。8月中旬的一天，我坐在车里打电话回家，却听到父亲叹一口气说，唉，还下雨。父亲说，久雨不停，稻禾又被淹了半截。这会儿正是大肚、抽穗的关键时节，天气如果不热起来，水稻的收成可就不好了。

不种田，不知道父亲想什么。我一下子觉得不安。

旱了，渴雨；雨了，盼晴。一介农民，几千几百年来，哪一季不是在焦虑与期盼中度过？因为种了这一小片田，我跟父亲贴得更近了。我们曾经那样自以为是，那样心比天高，哪里会像父亲一样，会像农民一样思考问题呢！

女儿和我回到老家，她爷爷认真教她分辨水稻秧苗与杂草，也教她怎么插秧。

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候，每到农忙时节，整个村的孩子都会出现在田地里。大人会手把手教孩子犁田、耙田、插秧、收割，因为在那时的父辈们看来，种田是一种吃饭的技能，自己的孩子以后也是要靠此为生的，所以一定要掌握得娴熟才行。

父亲还说起他上初中时，我爷爷身体已经不太好，不过他还是会坚持站在田地边，然后让儿子做农活给他看，告诉他哪里做对了，哪里做错了。

父亲曾经也有过跳出农门的想法，但是一辈子，终究没有跳出去，农事和生活的界限是难以分清的。

所以到我这一代，他就寄予希望，让我走出村子，扔掉锄头棒。种田太苦了！我的记忆中，父亲对我农事技艺的要求不再那么高，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读书，然后洗脚上田。

到了我的女儿这一代，下田已经是一种娱乐了，每次跟我回乡下老家，正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都特别开心，因为“感觉特别好玩”。因为稻田里的一切，都跟城市里的不一样，在她看来，都是那么新鲜，她喜欢寻找稻田里新奇的昆虫与野花。

城里人的乡村

7月下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记者专程来到我的家乡，对“父亲的水稻田”整整采访和拍摄了两天。这一片水稻面积不大，“待遇”却挺高，小山村第一次被中央媒体关注。节目后来在央视播出，我的父亲以及几位一起到田间干活的我的朋友，也在央视

露了一个小脸，大家都很开心。

秋天到来。“父亲的水稻田”终于可以收割了。

10月2日，稻田里又来了三四十位朋友。大家一起扛出沉重的打稻机，一起用镰刀割稻。这些活儿，不要说孩子们，就是很多大人都是没有体验过的。

不过，我也注意到，来参与收割的朋友们，因为技术不过关，经常是割一把，就落下好几穗在田间。父亲等大家散了，在田间耐心地拾稻穗。

只有农民才真正知道——粒粒皆辛苦，粒粒都是汗水凝结而成。那么多艰辛都付出了，终于等来收获，岂肯让稻谷白白地浪费在田间。我想起米勒的油画——《拾麦穗者》。麦穗也好，稻穗也好，我相信拾穗的人其实是在弯腰向土地致谢。

这样的收割活动，是水稻田两次小规模的体验活动之一。那么多来自城市的孩子得以有机会与土地接触，感受劳作的辛苦，也对粮食的种植过程有直接而深刻的感受。这两次活动，大人也好，小孩也好，反馈都很不错，觉得“实在太有意义了”。

稻谷收割后，我们用了三天时间晒干，然后送到村里的碾坊去碾磨。白白的大米捧在手中，每一粒都珍贵极了。

在长假的最后几天，我和家人一起，把大米细致地包装好，送到快递点，寄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朋友们收到后，跟我说：“是的，这就是小时候的米的味道！”

还有朋友说：“孩子今天吃饭吃得特别用心，从来没这么认真地吃过饭，把每一粒饭都吃掉了。”

也有朋友说：“今天我吃了一碗白饭。真香。”

我把这些朋友的话，都跟我父亲说了。当然，父亲也非常开心。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当初“不切实际”又带着“天真”的想法，加上许许多多天遥地远的朋友们的精神鼓励与实际支持，使我把这件事情做了下来。当然，我很庆幸把这件事情做下来了。

我为此感到自豪。

现在，我把《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这本书写完了。这本书的写作，是为父亲，也为村庄；是为城市，为孩子，更是为未来。

P160-172

序曲

陌生人

腊月廿八日，寒风凛冽，村道中来来往往置办年货的人。父亲用摩托车带着我，去探访村庄中最后的犁田佬。

我不记得多久没在父亲的摩托车后面坐过了。

早年是机耕路，现在都是平坦的水泥路。路面弯弯曲曲，在两山之间延伸。山风虽寒，却是极清新：山野的风，与城市中的雾霾是全然不一样的。

摩托车一路向前，我与父亲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

路边的人，不时和父亲打招呼。第一句，去哪儿啊？

第二句，这是你崽啊？

父亲说，是哎。

你崽这么大了啊。很多年没有看见了，完全认不着了啊。

父亲说，是啊，一直在外面上学，你们是认不着了。

他们又问，是在杭州上班么？

父亲说，是啊。

我就想起，好像童年时候，父亲把我带出去做客、拜年的情形。也是这样认人，叫这个叔叔，叫那个伯伯。而现在，那些叔叔伯伯面孔依旧是陌生的。

我离开村庄实在多年。乡村风景，及小时候熟悉的草木，已然变了模样。村道上来来往往的人，更也是变了模样。

过了一会儿，父亲扭头问我说，刚才，路上有个人骑车过去，是你小学同学。你不认得了么？

我说，哪个？

父亲说了一个名字。我绞尽脑汁，都没有想起来。

问耕

这是2013年的冬天。

我在兜里揣了一包烟，去寻找村中的耕田佬。

这个叫五联的村庄，是浙江与江西交界的常山县天马镇的一个行政村。天马镇，现在叫天马街道。为什么要叫街道，我一直没有弄清。我们这里，只有田野与村庄，没有街道，却要叫作街道，匪夷所思。

这几年，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很多，这算是一件小事。村民倒是没有什么意见。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乡，叫作钳口乡。我到杭州上中专的时候，依然叫作钳口乡，可是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乡镇就撤并了。钳口乡就没有了，附近的二都桥乡也没有了，统一并进了天马镇。

再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山水还是那样的山水，天马镇却又改作了天马街道。

对此，我的理解是，上头领导表达了他们想让村庄变成城市的迫切心情。

此刻，我的眼前是一片稻田。这里的田畈规模不像平原地区那样辽远阔大，但是一丘丘水田高低错落，间杂有致，是典型丘陵地区的农业样貌。不远处，两条溪流在此汇合，环绕着田畈与村庄。

我把它叫作：桃花溪。

我们这里的农民，历来是以种田为业，20世纪90年代前还没有人外出务工。全村拥有一千多亩农田和六七十头耕牛。

可是现在，连牛的影子都难以见到了。

应中良，从十八岁开始扶犁耕田，终于在2013年的冬天，放弃了他操持一辈子的手艺。

我去他家中时，才知道这个六十五岁的犁田佬，刚刚卖掉了他的四头耕牛。留下的几件家什，犁、耙、耖，被堆弃在空置的牛栏里，已经积上了一层灰。

他把犁、耙、耖从杂物间里搬出来，搬到门前明亮的地方。我拿起相机，为他和犁具拍了一张照片。

从分田到户开始，一年又一年，应中良是村庄里种田农户最缺不得的人：从每年3月尾巴上，准备打秧田开始，他就要赶着他的牛，在一丘又一丘水田里来来往往。犁田，耙田，耖田，人牛密切合作，共同把一百多亩稻田深翻细耕、耙碎整平。人和牛的日子总

是排得满满的。一直要到农历六月，才能有稍事喘息的时间。

像应中良这样的犁田佬，那时有四五十人。

最辉煌的时候，应中良养了六头牛，上过我们县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在我家边上，还有一个外号叫“老虎”的村民，曾经也是一个耕田佬。他头戴斗笠，身着蓑衣，肩负犁铧，与大牛小牛一起，行走在烟雨朦胧的田间小道上。

这是我记忆中，最唐诗的意境。

可惜，这样的场景，现在已经从这个村庄消失了。

应中良说，我吃不消犁田了，脚疼，这把年纪体力也不行了。

那么，还有谁，能扛得动这一副沉沉的犁耙？

耕田佬

三里路外。我和父亲找到了马岳云家。

看到我们时，马岳云的父亲，那位年事已高、听力几近丧失、正靠在门前晒太阳的老人，脸上写满了惊讶。

老人叫马如德，已经八十岁。

在分田到户之前，马如德当了几十年的生产队队长。

我想象不出，这个腰身都已经弯了的老人，当初犁田时是怎样的一把好手？

他的儿子马岳云，这会儿正在地头做事。有人去叫他。过了一会儿，马岳云就扛着锄头回来了。

“太辛苦了，又赚不到钱。连田都没有人种，还要犁田佬干什么？”  五十五岁的马岳云向我抱怨他的工作没有价值。他也想不到会有人对他犁田的事感兴趣，并且还来采访他。

这是一个中年汉子，有一张因长年劳作而被晒黑的面孔。他脸上的皱纹也已很深。我给他递烟。

马岳云说，现如今，只要有点本事、有点力气，人都情愿进城去打工，就算是做粗工，也比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强。

去建筑工地上做临时工，挑沙子，一天能挣一百三十元，而靠种田，仅能维持温饱，想从土里刨出钱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马岳云的话，也得到我父亲的赞同。我父亲种了几十年田，主要收入却仍然依靠他在农电管理工作上的报酬。从农电工岗位退休后，他每月能领到一笔两千多元的退休金，这已经让大多数年老的农民羡慕不已。

这二十年，差不多全村的壮年劳力都进城去打工了，一半以上的农田被抛荒。那些尚未抛荒的农田，主要是靠年纪大的人在耕种劳作。与此同时，农田的利用率也大大下降。原先多是种植两季水稻，现在仅种一季；原先除了种水稻，还要在水稻收割后种小麦、油菜、萝卜、紫云英等作物，现在已经没有人再种了。

此外，还有许多的水稻田，通过土地流转，承包给农业大户种蔬菜、苗木、养鱼，承包期为五年、十年或更长，一亩田的租金一百元至三百元。

拿到这笔租金后，没有了田的田主人就必须像城里人一样去买大米吃了。

马岳云的家，就在村道边上，不时有小汽车从门外的道路上驶过。马上就要过年了，那些在外打工的人们，纷纷从城市回到村庄里来。原来安静得有些过分的村庄，这才一下子热闹起来。

社会发展很快，农民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不仅那些在城里当干部的人买了车，那些进城务工、贩卖水果、搞建筑装修的人也都买起了车，而且车子的价格可能更高。那么多的车子，在几年前的五联村，是无法想象的。

在村民们看来，这种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体现在村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些离开村庄进城的人，都能挣到大钱，而如果继续守着农田，反而没有奔头。

一年又一年，马岳云没有离开村庄，因为他有个智障的儿子，他没办法离开家和别人一样进城去打工。他只能依靠犁田这一门手艺过日子，以便闲暇时能更多地照顾到家里。

犁田的价格，从最早的一亩八元钱开始，一路涨到七十元、一百元，2013年的价格是二百四十元。

一年中，马岳云最多能耕一百二十亩田。

算下来，耕田的年收入，还不到三万元。

而养牛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可以休息，除了耕田，还要放牛——对牛的照料，一天都不能落下。

“犁田的价格，能再高一点吗？”我问。

“高不上去了，”他说，“你想啊，种田的成本如果再高一点，那还有谁会继续种田？”

种田，除了犁田的成本，还有种子、化肥、农药的投入，以及灌溉和种植、管理、收割的人力成本。相对于稻谷价格的低迷，种田的成本已经太高了，种水稻没有任何经济效益可言。

他一边抽烟，一边继续和我聊着。

种田的人日渐减少，我们这个村庄的犁田佬也变得资源过剩。于是，很多原先的犁田佬开始放弃这一行当。

把一头耕牛卖给牛贩子，能换一万五千元到两万元。

牛贩子把牛杀了，卖肉。

村子里的几十头耕牛，绝大多数都卖到了牛贩子手中。现在大概只剩下两三头了。

那个原先养了很多牛的应中良，原本想让在城里打工的儿子回村，把耕田这门手艺传给他，同时，也把自己的四头耕牛交给儿子。

但是儿子不答应。

最后，应中良只好把牛卖给了牛贩子。最小的牛崽不到一岁，

也只得交给牛贩子宰杀、卖肉。

马岳云的这头耕牛，跟了他十几年，他舍不得卖。

“下一代再没有人会犁田了！”

马岳云抽着烟，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说，趁自己身体还行，他还会继续犁几年田。“三年，可能还用不了三年，我大概也干不动了。”

他带我去看他的犁。那把铁犁全身灰黑色，犁头锃亮，他已用了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