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理论要求观点鲜明且相对稳定、周到，思维则可以是动态的，是进行时态的，是环境的产物，是实践的启示，是一事之旨趣、一时之精神。坦言为“我的”思维，是想说明，其中有许多是一己之念、一孔之见、一时之胜绩或憾事，谈不上一家之言，也不一定具有普适性、规律性和不可证伪性。出版界高人如云，前可见师长，后又见新秀，我的这些文既经不起那些成体系的理论来杆格，也经不得别处事实的验证。我只是想表示，我的所思所想是真诚的。观点是真诚认识到的，事例是事实发生过的，业绩和憾事是真确存在着的，感想发自内心，思维来自现实。

本书从“出版导向思维”、“出版创新思维”、“出版产业思维”、“经营管理思维”、“编辑工作思维”、“版权业务思维”、“人才成长思维”七个专题，表达了作者聂震宁先生的出版观，全书共收录文章70余篇。对目前的出版工作是有一定指导意义。

一 出版导向思维

 1999，一位新社长的几点感想

 社会效益浅议

 贯彻“三个代表”重在整体落实

 出版工作与先进文化

 书籍垒就大厦文化铸就丰碑——香港《文汇报》记者访谈录

 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新书报》记者访谈录

 永远行进在创业的征程上——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创业50年

 纪念冯雪峰百年诞辰

 纪念王任叔(巴人)百年诞辰

 关于出版行政管理法制化的思考

二 出版创新思维

 创新时代：出版社创新面面观(演讲录)

 创新才会赢——新世纪出版断想

 创新：文学出版的生命——新世纪文学出版展望

 创造断想

 创造总是最美好的

三 出版产业思维

 WTO：与狼共舞

 抓住重点环节发展出版产业

 再谈出版产业发展的重点环节

 出版产业发展趋势初探(演讲录)

 出版产业化与结构优化

 市场前瞻与产业潜力(演讲录)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出版企业(演讲录)

四 经营管理思维

 关于出版社经营管理的辩证思考(演讲录)

 努力坚持中的整体化经营

 知识经济的启示

 出版社里说资本

 专业化与多样化

 出版社：我是谁？

 读者：你是谁？

 在美国谈卖书

 出版热点面面观

 轻装迈进新世纪——谈图书库存问题

 期刊业的发展与我们的对策

 从挑战走向联姻——在新加坡世界华文书展研讨会上的演讲

 全程策划全线营销全面收获——《文科知识：百万个为什么》出版回顾

 一部超级畅销书的“生命工程”——关于《哈利·波特》的整体开发与营销(演讲录)

 在雪地里稳健前行——2003年新寄语

五 编辑工作思维

 跨过千年门槛之后

 从系统科学看选题制订工作

 策划与泛策划

 在美国谈中国书

 与巴尔扎克、斯坦因一起喝咖啡

 作者为尊

 筑成我们的文学家园——在首届春天文学奖颁奖会上的致辞

 新世纪的中国评选——关于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评选

 选取鲜活生命——《1991年散文年鉴》前言

 重倡中国传统评点方法——《古典文学名著评点系列》总序

 且谈全集之全

 长篇小说短论

 历史小说写作与出版

 向着绝顶追问——长篇小说《绝顶》短评

 大时代写大书——《长篇小说<幻化>评论集》序

 自然的启示与召喚——诗文选《心醉神迷游桂林》序

 本色笔墨写人本色——报告文学集《雁城风流》序

 亲切，因而认同——读“广西青年30家作品专辑”印象

 一座城市与它的小说家们——读桂林市小说有感

 需求即选择——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上的演讲

 交流：从激情到理性——在中日文化交流学术会议上的演讲

 文学季刊《漓江》刊前语

怎么办——发刊词(春季号)

致作者——拟稿约(夏季号)

爱我们的读者——致读者(秋季号)

岁末自省(冬季号)

六 版权业务思维

 面向21世纪的版权贸易(演讲录)

 国际组稿

 国际投稿

 再谈国际投稿

 建构“国际版权营销”新概念

 脚踏实地“走出去”

 文化交流与出版合作(访谈录)

 中国版权：输出营销与资本经营——《中国版权》杂志记者访谈录

七 人才成长思维

 编辑初步

 漫议新时期出版人(演讲录)

1.出版产业最缺出版人

2.建立出版人的概念

3.我的出版工作经历

4.精神状态与工作准则

5.优秀出版人的主要特征

6.优秀出版人的自我培养

2001年10月19日，是卓越的革命文化战士，我国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学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任社长王任叔(巴人)同志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我们深切缅怀王任叔同志，回顾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特别是为革命文化、现代文学和现代出版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王任叔同志1901年10月19日出生于浙江奉化大堰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重新入党。他一生虽历尽坎坷，却不畏艰险，坚持真理，执著奋斗。自大革命时期起，他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三次被捕遭监禁。20世纪20年代，他加入文艺研究会；30年代初，他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积极投身进步的文学运动。抗战期间，他在“孤岛”上海坚持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之后又受党组织委派，辗转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从事抗日斗争。日本投降后，他又同印尼人民一道反对荷兰殖民统治，遭到荷兰殖民者的监禁。新中国成立后，他献身党的统战工作和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曾任我国第一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自1954年起，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历任副社长、总编辑、社长、党委书记等职，后因遭受错误批判，1960年被调到亚非研究所工作。在“文革”期间遭受残酷迫害，1972年病逝于家乡奉化大堰村。

王任叔同志是著名的作家，一生著作等身。他在小说、杂文、诗歌、戏剧及文艺理论和批评、外国文学翻译方面都有建树，并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他坚持“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是一位贴近现实与人生的写实派作家。他早期的小说集《破屋》、《死线上》等，广泛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经济凋敝、官匪横行的社会现实，对乡村农民的贫苦生活和悲惨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左联”时期，他的写作视野更加开阔，艺术上更加深沉老辣，特别是在短篇小说创作上成绩突出，被鲁迅、史沫特莱称为“左翼短篇小说家’。他的代表作之一《阿贵流浪记》成功地取法鲁迅的创作手法，以街头流浪汉阿贵的见闻，揭示了诸多社会丑恶现象。他的另一部力作《证章》辛辣地讽刺了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官场的污浊，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他逝世20年后才出版的《莽秀才造反记》，以丰富的生活，圆熟的技巧，生动地描写了浙东农民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洋教”斗争的故事，获得首届人民文学奖。

王任叔同志是一位继承鲁迅文学传统的杂文家。他的杂文写作’时间之长，数量之多，战斗性之强，社会影响之大，均堪称是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人。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以杂文为武器进行战斗，在多种报刊上，用几十个笔名发表杂文，被誉为“活鲁迅”。他的杂文创作一直持续到建国后，名篇《况钟的笔》、《上得下不得》、《“多”和“拖”》曾传诵一时。他的《论人情》一文，切中当时文坛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他也因此获罪，备受迫害。

王任叔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着较深入的研究。早在1928年，他与人合出了《革命文学论文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研究各种文艺现象。1954年初版，以后多次再版的《文学论稿》更是一部系统、科学、实用的文艺理论专著，被很多高校选为文艺理论教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推动了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

王任叔同志是鲁迅的忠诚学生。他后期所用的主要笔名巴人就是鲁迅发表《阿Q正传》时用过的。他不仅在创作上师法鲁迅，而且在鲁迅研究上也有卓著的劳绩，他的《论鲁迅的杂文》、《鲁迅的创作方法》、《鲁迅的治学方法》等一大批论文，紧密结合社会现实和鲁迅的创作实际展开论述，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针对性，其涉及面之广和理论成就之高，是鲁迅研究学术史上不多见的。

除文学之外，王任叔同志还是一位具有开创性的史学家。他长期搜集印度尼西亚的历史资料，在晚年遭受政治迫害的极度困境中，呕心沥血，撰写了160万字的印尼古代史和近代史，这是中国研究印尼史的开山奠基之作，至今尚未有超越者。

王任叔同志的业绩是多方面的。王任叔同志在出版事业方面的贡献也是巨大的。自1924年起，他编辑出版过许多报纸副刊、杂志和图书，特别是“左联”时期和上海孤岛时期，他的编辑出版活动，对于革命的文化运动和现代文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他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编辑出版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不仅协助许广平先生主持工作，全面安排，还主动承担了《鲁迅全集》最为繁难的编辑和校对的工作，同时还撰写了《鲁迅全集总目提要》，对于鲁迅的创作、翻译和辑录的古籍，第一次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全面系统地做了介绍。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鲁迅著作，编辑出版了1958年版《鲁迅全集》，同样也倾注了王任叔同志的心血。自1954年起，王任叔同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负领导工作，他以其丰富的行政工作经验和出色的组织才能，领导初创时期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展建章立制工作，为出版社的管理和制度建设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他热情地联系和帮助广大作家，特别是以极大的热情发现和培养年轻作家和年轻编辑，著名作家李乔、浩然，著名编辑家王仰晨等对此均有过很深切的回忆。他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和渊博的学识，主持制订了出版社系统的近期和远期出版规划，其后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如大家所熟知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古典文学“十大作家集”、“现代文学作家选集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等，即为任叔同志在任时组织、开发和制订的选题计划。王任叔同志为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国家一流的出版社做出了历史性、开创性的卓越贡献。

王任叔同志在出版事业方面的巨大贡献，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通过自身的实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坚持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先进文化建设为己任的出版宗旨；他坚持以主流文化为主导，兼容并包的文学和学术态度；他坚持开拓进取、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他坚持不辞辛劳、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甘于“打杂”的奉献精神。我们知道，任叔同志在出版社担任领导6年，从未在社内出版过自己的著作，尽管比较起出版社出版的许多作品来，他的作品不仅是毫不逊色，甚至堪称出类拔萃；他还坚持培养、建设优秀的作者队伍和编辑队伍，不拘一格，广纳贤才，特别是大胆起用了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年轻编辑，以此作为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这一切，经过出版社几代人的共同实践和总结，现在业已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优良传统，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发展壮大，我们这些后来人，每每想起任叔同志历史性、开创性的卓越贡献，心里就不由得充满了敬佩、感激、怀念之情。

我们永远缅怀王任叔同志的光辉业绩，永远学习、继承、发扬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深入研究，学习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为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就是我们对王任叔同志最好的纪念。P34-38

信息爆炸响遏行云，皇皇巨著汗牛充栋，值此书多为患之际，我不知道再添上我这么一本小书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有人来问，我将无言以对。书中收选的文字，既非高头讲章能启人心智，也非探赜索隐可洞幽发微，原是为了各种各样的缘故所写，并不曾有过积跬步以致千里，日后结集出版的谋划。某日，有长辈师友说是应当结集出版，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同行好友说希望出版，我才开始审慎地考虑起此事来。我一边很感谢他们的厚爱与美意，一边有点犹疑，怀疑这些文字到底有无集合起来让别人欣赏或者挑剔的必要。不过，犹疑归犹疑，能有书出版，总归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于是，我应承了下来。然而收集整理文稿，又花了很长时间——这是我犹疑的佐证，社长和责任编辑知道。

对于我来说，关于出版理论与实务的研究从来没有丧失过它的魅力和吸引力。每当我觉得在出版实务中有所收获而认识上有所提高的时候，我就感到一种激动，同时也就会有写作的灵感躁动于心中。有一位英国批评家说过这样的话：左拉因为要做小说，才去经验人生；托尔斯泰则是经验了人生以后才来做小说。比照这个说法，我做出版理论与实务一类的文章，可能比较地接近于后者，是经验了出版实务之后才来做文章。抑或说，我是一边经验着出版实务，一边做着文章。文章集合起来的这本小书，也就可以看成是还在进行中的工作。它记载着我在工作中的思维，因而将它们统一命名为《我的出版思维》。理论要求观点鲜明且相对稳定、周到，思维则可以是动态的，是进行时态的，是环境的产物，是实践的启示，是一事之旨趣、一时之精神。为此，我把写作的时间标注于文章的开篇处，也就是请读者明鉴，文章记载的多是我在彼时彼地一时一事的思维，也许有些过时，也许有所冒失，望勿求全责备，尤其是不足为训。

坦言为“我的”思维，是想说明，其中有许多是一己之念、一孔之见、一时之胜绩或憾事，谈不上一家之言，也不一定具有普适性、规律性和不可证伪性。出版界高人如云，前可见师长，后又见新秀，我的这些文章既经不起那些成体系的理论来扦格，也经不得别处事实的验证。我只是想表示，我的所思所想是真诚的。观点是真诚认识到的，事例是真实发生过的，业绩和憾事是真确存在着的，感想发自内心，思维来自现实。我素来认为，论及实务的文章，首要的品格就是真诚。书稿编选完成时，我曾想过要把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章送请一些专家把关，后来觉得这样做有点矫情。不就是一本个人的小书吗?不值得如此谨小慎微，谦谦恭恭的，让人牙酸，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总之，正确者真诚，错谬者也真诚，辨别知罪的权利主要在读者，请读者指正罢。

坦言是“我的”思维，还想说明，其中一些识见，对于我和我的出版社同事们大体是管用的。我以为，与出版实务紧密相关联的思维所得，重要的不在于它们是否完善，评价它的最重要、最可靠的标准是，它们是否来自于实践，实践中是否有效果，又是否为一定面积的同行乐于接受。我这样说，并不是企图否认理论的价值，恰恰相反，出版业还是很需要理论指导的。理论的升华曾经让我们登高望远，形而上的归纳和推演经常让我们心明眼亮。可是，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已经见到，很有一些人士，谈国际经济眉飞色舞，谈市场规律头头是道，却解决不了太多的实际问题。就像唐代诗人李白在《嘲鲁儒》一诗中描绘的那样：“鲁叟谈五经，白发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出版理论的归宿点不在于如何滔滔不绝，在于管用。当然，管用者还有用处大小之别。用较高的标准来衡量我的这本小书，其用处自然不大，也不一定为更广大时空的同行所乐于接受，甚而想到可能在别人看来基本上是扯淡。没有办法，差异总是普遍存在，不必有愤愤不平之意气。为此，我必须谨慎地表示，有些思维只是“我的”，乃是从我和同事们的实践中生发，倘对同行们有一点用处，工夫就算没有白费。  坦言是“我的”思维，还包含着我的一点追求，即努力形成自己的论说类文章的写作风格。还在8年前，应《出版广角》杂志之邀开始撰写“聂震宁断想”专栏文章，我就琢磨着要写得轻松活泼一点，思绪灵动一点，文体别致一点，语言丰富有趣一点，一句话，写得自由自在一点。后来，那一组文章得到了一些读者的好评，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一直以来认为古人说的“文似看山不喜平”是一句至理名言，并且愿意力行之。凡个人作文，力避千人一面与平铺直叙，见解、事实、写法、语言总要有些特点才好。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南朝著名文论家陆机的《文赋》那篇谈写作心得的短序，有几句话最能说明作文者追求的痛苦：“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古今文人的“能之难”，我更是不能幸免。写作风格的形成，本来就不易，论说类文章的写作风格的形成，由于自己先天才情不足，又有后天客观因素的制约，就更其难。所以，追求归追求，成功总是一个未能到达的彼岸。

经过了上述一番自白，我益发感到自己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首先应当感谢实践，感谢和我一起从事出版实践的同事们。我和大家一起演出过的一些激动人心的故事，那故事里包孕着的智慧与精神，极大地丰富了我原本比较苍白贫血的思维。还应当感谢学习。由于有了理论、专业以及出版经验交流在内全方位的不断学习，方使得自己从一个耽于想像的作家，渐渐演变成一个经营出版实务的出版人，逐步地从出版人的自在状态上升到自为状态。我经常想起北宋诗人黄庭坚那句比较刻薄比较厚重的名言：“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乏味，面目可憎。”时时感到学习的不可或缺和紧迫。尤其重要的是，应当感谢时代，有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的指引，有了开拓创新、宽松和谐的时代氛围，才能够让我这个出版界的后学，敢于不揣简陋，侈谈思维、妄论见解而无因言获罪之虞。这对希望真诚写作的人又是多么可贵啊！

最后，仍要感谢出版社。年出好书数百种，再加上我的一种小册子，在他们也许算不得什么，在我却是“文章千古事”，自当珍重的。还要感谢长辈师友。他们对我的写作时有瞩望，在他们也许只是轻轻一声发问，在我则是“一识韩荆州”的感动和“少壮当努力”的激励，推动着我在人生和事业的路上不敢懈怠，时有进取，进取所得，便是这个集子。

谢谢大家！

聂震宁

200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