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诗论
所谓“现代生活”的“现代”诗
评《现代》四卷一期至三期的诗
不要忘记过去中国文学的典型就在于封建主义，而附之以出世思想，一方外表方面有的是古典的，雄伟的，有的是艳丽的或涩晦的。而所表现的思想就常是宗法的，尊上的，重农的或攘敌的。另方面，所谓出世思想的文学，内容或是超世、厌世，或是反上。而常以神怪，山林，酒为外表。
同时，我们当然也不会忘记，所谓现代文艺，所谓各式各样独特形态的现代生活的反映，并且这里的所谓“现代生活”，起码应如施蛰存先生所说，有“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ss乐的舞场”，也有“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现代》四卷一期施蛰存先生的“又关于本刊中的诗”上的话，下引同）
当然，这些复杂的现在生活所给与我们的文人的是无限的呵！在诗歌方面，正如施先生所说“这种生活所给与我们的诗人的感情，难道会与上代诗人们从他们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感情相同的吗？”
正因为施先生肯定了“《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而且说过“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这给与我们以许多方便，当我们来检讨《现代》所披露的所谓现代诗的时候。
旧的且丢下，让我们来检讨《现代》四卷一期至三期止之所有的短诗（因为根本就没有披露过长诗）吧。
多谢天，最先应该感谢《现代》编者的是：《现代》披露了不少诗歌，比一口咬定“新诗胡闹”的终究值得感谢，唯其因为《现代》披露的诗歌多，影响大，我感到更有出来和大家研究讨论一下的必要，所以，下面我就按照我个人的意思来打开话匣了。
三期《现代》中，共有十九家的诗共四十二首。
歪曲了现实，把现实剖面的美化，没有深刻的情感，我暂且搁下不说，因为只有几个人的诗对现代生活略有描摹的，虽然离施先生所指出的现代生活尚远。但我必得告诉大家的是：大部分的材料并不是现代的，而且也够不上说都是现代人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情绪。
照施先生的说法，所谓现代生活下的诗，无疑应该集中于都市的歌唱，他方面就是反映农村的破产，混乱。而我们所曾看到的究竟是这些吗？不幸的正是《暮景》、《颓废》、《故都的黄昏》、《更声》、《旅人》、《愁春》、《年华》（四卷一期）《百合桥》、《端午》、《穷巷》、《烟》、《傍晚》、《秋的哀词》、《笛声》、《不眠之夜》（四卷二期）、《白云、深处》、《心铃》、《低诉》、《生之重荷》（四卷三期）……个人的寂寞怨哀充满了篇幅，有的不见都市的影子，有的也看不到日益破产的农村。最容易发现的不是都市里的火车，工厂，一切资本主义的文明，而是《萤灯》、《残红》、《过时的木槿花》、《虫声》、《毒蛇》、《归鸦》、《北征的燕子》、《蟋蟀》、《鸣雁》、《雏菊》、《腊梅》、《玫瑰》、《海棠》、《芍药》、《百合桥》、《黄昏》、《棕榈园》、《教堂的钟》、《怨妇》、《砧杵》、《棺材》、《白云深处》、《穷谷》、《小鹿》、《紫阳花》、《落叶》、《梧桐》、《金鱼缸》、《佛珠子》、《鹰》、《鹳鸟》……被过时的封建诗人奸淫了千次万次的东西。
所谓“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诚然无妨如望舒先生所说“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诗情”，但顾名思义，为什么说是现代的诗，现代的情绪可以完全是那些东西，纵偶有写到“故都”“汉口”，而又抓不住都市的一切真实，只写出一点表面呢？没有热烈的情感，纵是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并且自诩为这是诗的进步，事实上，只消不久的将来便会踏着小诗的覆辙而被人遗忘的。
根据《现代》诗人的作品，可以说都是哲理，神秘多于情感，虽然不少颓废悲哀的描写。因为，真正的悲哀他们是没有的，没有而自己在诗上制造，结末，只是些表面的东西。拉马丁有贵族的没落的悲哀，渥而华斯也歌颂过没落的农村，他们都曾成功，可见抓得住真正的悲哀的核心。还不失其为现代的诗，虽然，拿“现代”两字的尺度来量业已有了折扣。
在形式方面，施先生已说明了是“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似乎像“现代”的诗形业已够得上说是“摩登”了，而所谓大众合唱诗，长篇的叙事诗……也许近于古旧，不用提到，也不必提倡。可是，形式应由内容决定，内容是充满了封建主义的色彩时，事实证明了并不“现代”，强辩也是没中用的。
由于内容最容易见到的却是出世的，神秘的，颓废的，避世的，古典的，而没有真正“现代生活”（都市和破产的农村状况）下所感受到的热的情怀，悲哀的呻吟，绝叫，或勇敢的喊声，正如上面所曾叙述的一样，那末，说这些作品都“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情绪”，未免有点过于肯定罢？虽然这些诗人都是活在现代。
像李心若的《音乐风》及外六章，真只是“挟有爱的花粉的”，他不叫人积极的作生的努力，而只喊：“航我到无人的岛去吧！”所谓“灭顶时候”的《挣扎之歌》也许预备着唱，但永远找不到所以然，不会告诉我们以出路的。《旅人外四章》只告诉我们：他“在冥冥中摸索”，而“生命是九月里的蟋蟀是，一丝丝一丝丝的随着西风消逝去”，因而来一声叹息：“啊，我的年华！”《檐溜外五章》差不多全是封建的材料，真正是“暗然的恋”。三期的《某家外五章》好像有一点都市的描写，但是，他只看到“寂寞囚在苑子里”，“昔日之钟在作尘封的休养”，毕竟是来自封建社会的，所以他只看见车站旁的客栈，“三弦子的得意的笑声”，而所谓汉口，既没有战舰，洋房，也没汽车黄包车，……其他，“诗选”栏有暮景有颓废，有低诉……但你不会发现他们还有什么特殊的不同。
你有权说有闲的公子少爷多着的正是这些“现代的情绪”，但一定要说这是大众国民的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我却无话可说了。
而所谓“现代生活”的“现代”只不外如是，殊不能令人感到不满意！但不满意中，我们应当克服种种错误而益求精进呵！
1934年1月19日。
选自1934年2月1日《出版消息》第29期。 P79-82
1932年9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诗歌组成员穆木天、杨骚、森堡（任钧）、蒲风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1933年2月，开始编辑出版会刊《新诗歌》。发刊诗提出：“我们不凭吊历史的残骸，因为那已成为过去。我们要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主张立足于现实，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表现工农群众的苦难生活和反抗斗争，以诗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服务。他们大力倡导大众化诗歌，主张改造和利用民间歌谣等民间形式，装进新的内容，使新诗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由于杨骚、任钧、蒲风等诗人不遗余力的理论倡导和辛勤的创作实践，中国诗歌会形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流派。现将杨骚、任钧、蒲风在上海创作的诗歌、剧本和诗歌理论批评文章选辑合编为一卷。
蒲风（1911—1942），广东梅县人，1911年9月9日生，原名黄日华，曾用名黄浦芳、黄风，常用笔名蒲风。1928年秋赴印尼长兄黄看华处，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30年四五月间赴上海，秋初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1932年由任钧介绍加入左联，参加左联创作委员会工作。同年9月与任钧、杨骚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翌年2月参与创办会刊《新诗歌》，此后一直参加该刊的编辑与发行工作。1933年创作的《真理》、《茫茫夜》等诗篇，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歌颂人民的斗争。1934年4月，第一部诗集《茫茫夜》由上海国际编译社出版，不少诗篇洋溢着革命热情，用粗犷的笔触勾勒出黑暗农村的生活画幅，鼓舞人民起来反抗。本年创作的《荔枝湾上卖唱的姑娘》等大量诗篇，反映人民的不平，唤起人们对黑暗社会的憎恨，对光明的向往，语言活泼明朗，风格刚健清新，形成鲜明的大众化特色。1934年冬赴日本，参加“左联”东京分盟的活动。1935年与留日进步学生秋林、雷石榆等组织“诗歌座谈会”。同年12月在东京自费出版长诗《七月流火》，叙写国民党当局为了“剿匪”，想割去青禾、修筑公路，农民忍无可忍，英勇反抗，歌颂了农民的斗争精神。第19章《怒潮》中《铁流》一节，热情歌颂了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夏从东京回国后，在上海、青岛、福州、厦门、广州等地从事现实主义诗歌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初，时值国共合作时期，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蒲风，以“黄风”名字潜入国民党陆军某部，任团部书记官，翌年春辞职。1940年8月，通过党的关系，偕同新婚不久的夫人谢培贞，到广西桂林，由第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介绍前往抗日民主根据地，于同年初冬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1942年8月13日因病在安徽天长县逝世。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蒲风全身心地投入现实主义诗歌运动，除《茫茫夜》、《七月流火》外，还出版了《生活》、《摇篮歌》、《可怜虫》、《街头诗歌》、《黑陋的角落里》、《真理的光辉》、《在我们的旗帜下》、《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鲁西北的太阳》、《创造者颂》等诗集。此外，蒲风还先后出版过《现代中国诗坛》、《抗战诗歌讲话》等诗论著作。蒲风大力提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诗歌大众化，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他的诗论主张，推动了三十年代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发展和新诗民族风格的形成，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杨骚（1900—1957），福建漳州人，1900年1月19日生。名古锡，字维铨，笔名杨骚。1918年中学毕业后赴日留学，1921年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25年2月辍学回国。1927年10月到上海从事文学创作。1928至1929年间先后出版剧本《迷雏》、《他的天使》和诗集《受难者的短曲》、《心曲》。这些作品的内容与现实生活较远，唯美主义气息较重。左联成立时即参加，与穆木天、森堡（任钧）、蒲风等组成左联诗歌组，为负责人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诗作的内容与形式都逐步开始转变。发表在《新诗歌》创刊号上的《小歌金陵》富有浓郁的民谣风格，精炼、生动，概括力强，意蕴深厚。1933年9月，诗集《春的感伤》出版。1934年12月，在《新诗歌》上发表长篇叙事诗《旱魃》（后改名《乡曲》，1937年7月列入“国防诗歌丛书”出版），真实地表现了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村中存在的极其尖锐的矛盾，颂扬了农民的斗争精神，诗作情调激越高昂，风格清新自然，比起他早期的作品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抗战爆发前一两年，畅骚还发表了《从诗的特殊性说起》等诗论，提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注重诗歌大众化，提倡“国防诗歌”，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积极影响。
1937年6月离开上海，先后到福州、重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8年6月到年底，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经川、陕、豫、晋，跋涉数千里，深人中条山、太行山一带战区访问。皖南事变后，接受文艺界党组织安排，前往新加坡从事抗日文化活动。
1952年10月回国，1953年任广州作家协会副主席。1957年1月15日，因患中风症（脑血管栓塞）逝世。
任钧（1909—2003），广东梅县人。1909年12月26日出生于印度尼西里伯斯岛。原名卢嘉文，笔名卢森堡、森堡、任钧。1928年五六月间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又转中文系。不久加入太阳社。1929年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学习。同年与蒋光慈等成立太阳社东京支社。“左联”成立不久，与叶以群、谢冰莹等建立“左联”东京分盟。1932年初回到上海，找到丁玲，参加“左联”创作委员会工作，同年9月，与杨骚、蒲风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1933年担任“左联”组织部长。1936年春，“左联”解散，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并在发起人宣言上签名，响应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提倡“国防诗歌”。1937年4月，参加中国诗人协会，并担任理事，主编“国防诗歌丛书”，他的诗集《战歌》即列入这套丛书。1937年10月，举家迁居成都，曾任教于四川省立剧专，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0年5月迁居重庆。1945年下半年全家迁回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音乐学院、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教授。2003年3月23日在上海逝世。
任钧一生勤奋地从事著译工作，除翻译出版有川口浩的《艺术方法论》、日本短篇小说集《乡下姑娘》、《藤森成吉集》、高尔基的《爱的奴隶》及《俄国文学思潮》、《托尔斯泰最后日记》；还出版了中篇小说《爱与仇》、剧本《新女性》、《中华儿女》。作为诗人，出版有诗集《冷热集》、《后方小唱》、《为胜利而歌》、《战争颂》、《发光的年代》、《新中国万岁》、《十人桥》以及《任钧诗选》。此外，还出版了诗论集《新诗话》。
1936年由上海诗人俱乐部出版的《冷热集》是我国新诗史上第一部政治讽刺诗集，它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日本、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侵略者和国内外不抵抗主义者。著名文学评论家阿英当年就撰文认为《冷热集》“以一种新的开拓，以诗的技能，来暴露从政治一直到社会的黑暗，以嫉恶如仇的情感，来刺这些丑恶。”
任钧抗战前的诗论主张从现实生活中选取主题与题材，以现实主义艺术方法表现和歌唱现实，提倡朗诵诗，张扬新诗的民族形式和大众化。他的诗作和蒲风、杨骚等人的诗论一起推动了三十年代的现实主义运动，促进了新诗大众化运动的开展。
本卷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杨骚之子杨西北、任钧女儿卢莹辉、蒲风女儿黄安榕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潘颂德
2009年9月12日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
本卷为其中之一，收录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诗歌组成员蒲风、杨骚、任钧的代表作品。
本书为杨骚、任钧、蒲风在上海创作的诗歌、剧本和诗歌理论批评文章选辑合编。任钧抗战前的诗论主张从现实生活中选取主题与题材，以现实主义艺术方法表现和歌唱现实，提倡朗诵诗，张扬新诗的民族形式和大众化。他的诗作和蒲风、杨骚等人的诗论一起推动了三十年代的现实主义运动，促进了新诗大众化运动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