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与闪电是面对黑暗的两种方式，在比较的意义上，温和的胡适不妨是阳光，犀利的鲁迅更合适的是闪电。闪电以它的锐利，可以刺穿黑暗，让黑暗现出原形。和闪电相比，阳光不是在黑暗中穿刺，而是在黑暗的外面将黑暗照亮。

本书与其说是比较二人，不如说是梳理二人间的关系，注意的则是其中的交叉点。再准确点说，是希望通过二人间的交叉点来思考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不同路向及其成因。

本书主要围绕胡适和鲁迅的思想、文化性格以及有关事件而展开。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他们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分别带来不同的后果。本书以历史叙述和思辨解释相结合，旨在呈现胡、鲁之间的思想差异以及文化追求的不同，并重新梳理涉及他们两人的有关事件。在胡、鲁诸种不同的比较中，望能有鉴于我们在21世纪的文化重构。

中国自由主义的“胡冠鲁戴”

　一、“胡冠鲁戴”的错舛

　二、“路径依赖”的不同

　三、爱自由，并非自由主义

　四、从“宽容”的角度看

　五、两种不同的价值遗产

Tolerance的胡适和intolerance的鲁迅(Ⅰ)

　一、Tolerance的分水岭

　二、“明确的是非”和“正义的火气”

　三、两种不同的“知识论”

　四、“知识论”以外

　五、像芥子一样，一点一点生长

Tolerance的胡适和intolerance的鲁迅(Ⅱ)

　一、作为一种“元伦理”的tolerance

　二、“怨恨伦理学”

　三、黑暗时代中的希望与绝望

　四、“憎的丰碑”

　五、“一个都不宽恕”的是谁

Tolerance的胡适和intolerance的鲁迅(Ⅲ)

　一、Tolerance：“来之不易的珍贵的成就”

　二、“伐异”与“容异”

　三、“民主”与“革命”的异读

　四、“威权”，还是“极权”

　五、“两种相反的势力”

歧路

　一、“有的……有的……有的……”“或是……或是……或是……”

　二、《我的歧路》

　三、《文化偏至论》

　四、“歧路”中的胡适

　五、“偏至”中的鲁迅

　六、《(政治概论)序》(Ⅰ)

　七、《(政治概论)序》(Ⅱ)

 八、新世纪的选择

合辙

　一、胡鲁“合辙”

 二、莫斯科三日

 三、“我们不再受骗了”

 四、“莱茵河流进了泰晤士河”

 五、“新自由主义”

 六、在“红白两个帝国”之间

 七、面对“狄克推多”

 八、胡适“胡适”

 九、归程

动物上阵

 一、从“鸟”字说起

 二、骂：作为一种文化表象

 三、胡适对骂的态度

 四、鲁迅骂人的策略

 五、因骂而区别

 六、“是”，就可以骂吗？

 七、骂的错舛

 八、“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

有无之间

 一、原“流言”

 二、流言记忆

 三、“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

 四、风潮中的插曲

 五、“必求其人以实之”

 六、都是“月亮”惹的祸

 七、“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八、和光同尘

 九、一封公开信与“流言政治学”

事出刘文典……

 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二、“但他举起了投枪”

 三、“渐行渐远渐无穷”

 四、《新月》批判：胡适和罗隆基

 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六、“不合作”的鲁和“非暴力”的胡

人权还是王权

 一、20世纪30年代的“胡鲁之争”

 二、“……是进军的第一步”

 三、“人权抛却说王权”？

 四、“辩冤白谤为第一天理”

 五、“那要看对象如何了”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之“胡适案”

 一、一桩了犹未了的历史公案

 二、北平分盟的视察风波

 三、来自上海同盟的批判

 四、开除：道不同不相谋

 五、“知识分子不盟”

1930年左右的“鲁梁论战”

 一、“鲁梁论战”

 二、怎一个“硬”字了得

 三、“香”“臭”之喻和“普罗文学”

 四、狗·丧家的·乏

 五、“我到底也还有手腕和眼睛”

1933年上海文坛的“书目”风波

 一、“惨痛的经验”

 二、“目的论”批判

 三、胶着的拉锯战

 四、“洋场恶少”是怎样炼成的？

 五、“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六、“文坛上是乌烟瘴气”

1954年书信冲突中的胡适与吴国桢

 一、吴国桢其人

 二、与蒋氏父子的冲突

 三、“诧怪”的胡适和初始的态度

 四、太平洋那边的风波

 五、台湾“自由”吗？

 六、“辩白”，还是“不明不白”

20世纪5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落日余晖”

 一、两种不同的“余晖”

 二、八十分，六十分，四十分

 三、“唯恐忤逆现实的权势”？

 四、让他们“take me more seriously”

 五、体制内批评和弹性自由主义

 六、在“落日”和“余晖”之间

后记

中国自由主义的“胡冠鲁戴”

一、“胡冠鲁戴”的错舛

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暌隔几十年之久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复潮，由此引出鲁迅研究中的一个新话题，即鲁迅是不是自由主义者。这个问题在以前断不会存在，毫无疑问，鲁迅是反自由主义的。在鲁迅逝世20周年的1956年，《文艺报》曾发专文，题目就是“鲁迅反对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斗争”，其矛头所指，即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文章的论述也许我们不会同意，但它对鲁迅和胡适的价值倾向的认定却无可非议。可是，随着90年代晚期知识界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反转，不仅阐释鲁迅和现代自由主义的关系，试图将鲁迅列入其中；更有甚者，有的学者认为，和以胡适为代表的那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比，不是胡适，而是鲁迅，更能体现自由主义的本质。

我反对把鲁迅称为自由主义者，尽管鲁迅酷爱自由。一个酷爱自由甚至为自由而斗争的人，完全可能是非自由主义的。鲁迅恰恰如此。但，我想率先表明，鲁迅是不是自由主义者又有什么关系？不是又如何？这里，令人奇怪的并不是鲁迅的非自由主义，而是我们今天对自由主义的理解。要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张冠李戴——在这里则是“胡冠鲁戴”——的错舛。

二、“路径依赖”的不同

在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制度诉求。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径依赖”，是胡适而非鲁迅把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而英美宪政即其追求的样板。如果我们认同胡适所认同的英美体制是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话——这在今天应该不成问题了吧——那么，我们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鲁迅是自由主义的呢？鲁迅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其思路一正一反，正面“立人”，反面“改革国民性”。这当然也是一种“路径依赖”。但两种路径显然不是一回事。一是“政治制度的依赖”，一是“思想启蒙的依赖”。它表征了中国现代史早期以胡适为代表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所做出的不同的价值努力。

当然，五四时期的胡适也是个启蒙主义者，他把五四运动称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把五四新思潮解释为“再造文明”，把新思潮中的“输入学理”直指为引进西洋的新思想、新文学、新信仰，这一切无不是启蒙性质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鲁迅，或鲁迅与他，无疑是同道(当然还有陈独秀等人)。但，走出五四后的胡适，在未放弃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启蒙的同时，显然把注意力转移到政治启蒙、政治改良和制度建构的努力上，积极推行其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

五四刚刚过去的1920年，胡适等即针对北洋政府发表了《争自由宣言》，要求确保讲演、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并要求制定人身保护法令、监督选举等。1922年，胡适和上述那些发表宣言的人又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个主张吁请政治改革、要求建立好政府(因而被称为“好政府主义”)。它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是：(一)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二)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三)要求“一个有计划的政治”。这两个政治宣言的思想资源无疑来自英美自由主义，胡适等试图把英美自由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的内容移植到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来，这表明五四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满足于思想文化领域内的观念革命，而要介入政治了。当然，介入政治的知识分子不独自由主义这一脉，比如“左翼”知识分子李大钊(他也曾在那两个宣言上签字)、陈独秀等，也早已开始言政了，只是他们的路径和自由主义者不同而已。

那么，鲁迅呢？“两间余一卒”，1922年的鲁迅依然坚持启蒙中的思想批判和文化批判，这从他的写作或仅仅是写作而不涉及其他活动可以看出。就写作而言，除了《端午节》、《白光》、《补天》等四五篇小说和一些翻译作品如《爱罗先珂童话集》外，收集在《热风》中的11篇杂文，俱围绕文学、文化、批评、翻译而展开。尽管当时鲁迅没有对胡适等人的言论发表意见，但不难推知，他对此至少是不以为然的。为什么？在也是写于1922年的《(呐喊)自序》中，鲁迅依然坚持当年的看法，把改变国民性亦即“他们的精神”，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一要著”。鲁迅这样做，不是没有缘由的，目睹过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复辟，更早一点，还有戊戌维新的失败，再往后一点，又有二次革命的失败)，鲁迅已不相信任何政治动作了。直到1925年，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还是单打一地强调：“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林毓生先生指五四有“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一揽子倾向，这一点当以鲁迅为最。P1-3

如果回顾一下我个人的阅读经历，对我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无疑是这样两个人：胡适与鲁迅。作为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如果从70年代开始阅读，那个时代我能读到的书，马、列、毛之外，只能是鲁迅。很清楚地记得，在苏北乡下刚进农中读初一时，午后走进老师的办公室，桌上看到一本厚厚的书，精装的，那是50年代出版的硬封皮的鲁迅著作。拿起书，抚着发黄的书页，如同在抚学问本身。至于胡适，对不起，尽管最初接触也是70年代，但记不清第一印象了。其实是没印象，因为那时根本没有看胡适的书。知道他，好像是出于那个时代编印的读报手册之类。这两个人，以两种相反的形象进入我白纸般的大脑：一个是硬骨头和民族魂，一个是帮闲和帮凶。显然，这是那个时代给我灌输的印象，先入为主且牢固，想擦掉都难。

然而，读鲁迅虽早却并不系统，断断续续，凭兴致而已；而且长期以来是在年轻时就形成的那个印象中去读，未曾更变。读胡很晚，晚至世纪之交，甚至转过世纪。并非长期刻意不读，而是80年代就碰到过，但觉得文章不好看。比如那个《文学改良刍议》，读胡适时通常总要先读它，读它很可能就再没兴致读其他了，至少我是这样的。但，90年代以来，由于自己在那段时间所做知识分子研究，个人的知识框架和思想框架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我是在这种变化了的框架中拿起胡适的，一旦上手，就比较系统地读了进去。与此同时，又系统地开读鲁迅，并自觉将两者作比较，因为这两人正好是知识分子的两个不同个案。正是在这阅读和比较的过程中，年轻时被灌输的印象化解了，并形成属于自己从阅读中得来的印象，很体己。

胡适和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他们两人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他们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分别带来不同的后果。于是就很想写一本书，希望呈现胡鲁之间的思想差异以及不同的文化追求(包括重新梳理涉及他们两人的有关事件)。于是，读书写书，围绕胡鲁，便成了这个世纪前五年我个人生活的一项内容。如果说历时四五年只写一本书，只能说明本人才智愚钝，夫复何言；那么，写作的好处是，这个过程就是我熟悉胡鲁的过程。犹记那个炎热的夏日，左鲁右胡，两人的书同时摆开，交替看，递次读，斜倚在长沙发上，头上还有嗡嗡的空调，很惬意。读着读着，就忘了写。

这本书名字是《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书名乃模仿法国学者让一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显然，如果在中国，类似这样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又足以代表两种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不是胡鲁还能有谁？在法国，萨特偏左、阿隆偏右。20世纪的中国，鲁迅是左翼，相形之下，胡适靠右。当然，这种说法只是在胡鲁比较的框架中才能成立。因为胡适和他所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在那个时代其实是中道，它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对，一是左翼激进主义，一是右翼保守主义。

不过，说胡鲁是知识分子，还需要稍作解释。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因做知识分子研究，便形成了我个人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在我看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有两层意思：第一，它是吃知识饭亦即是以知识谋生的，但在谋生之外对社会事务又有公共关怀；第二，它的公共关怀使它成为一个权力的批判者。以此为衡，胡鲁正好是一个颠倒。鲁迅在教育部长期任职时(佥事、科长)，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他离开教育部，尤其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才是。胡适相反，他在《新月》的“人权论战”时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但后来一为驻美大使、二为北大校长、三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便使他无以再是知识分子了。其实，在胡鲁比较中，是不是知识分子无所谓；因为知识分子仅是一种身份，并非道德符号，更不是什么荣称。

犹记某日，朋友上门，手上拿着一本刚买的《阳光与闪电》。这是一位美国学者比较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书。很惭愧这本书我至今没看，但当时从朋友手上拿过来的一刹那，眼睛一亮，这不正是可以用来形容胡鲁的一对比喻吗？阳光与闪电是面对黑暗的两种方式，在比较的意义上，温和的胡适不妨是阳光，犀利的鲁迅当然更合适是闪电。闪电以它的锐利，可以刺穿黑暗，让黑暗现出原形。和闪电相比，阳光不是在黑暗中穿刺，而是在黑暗的外面将黑暗照亮。

以上的比喻，其实包含了我对胡鲁的看法，面对黑暗，鲁迅的方式是诅咒。胡适不同，他不是诅咒，而是点燃一根蜡烛去照亮。这一根蜡烛，微弱而持久，最后引来了阳光，而它本身却熄灭于阳光之前。在比较的意义上，鲁迅强调斗争，胡适力主宽容。今天的时代，更需要的肯定是宽容。这里不妨再度征引前文中一位学者表述的段落：“被誉为‘美国基督教会中首屈一指的思想家’的尼布尔，曾为Collier百科全书撰写了长达数千字的‘tolerance’(宽容)的词条，将它定义为‘一种和思想及行为与众不同者建立和维持共同体的品质和能力’。鉴于人类曾经有过漫长的血与火的不‘tolerance’的历史，尤其是‘tolerance’首先又是在宗教生活中被确认——而这恰恰是一个最容易激起褊狭和狂热的领域，因此尼布尔称这是人类一项‘来之不易的珍贵的成就’(difficult and rare achievement)，其对社会和谐所具有的价值是无论如何估量也不会过高的。”

胡鲁也好，阳光与闪电也罢，斯人已逝，流水不复。读胡鲁时最大的感慨，就是胡鲁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以致他们可以成为两种不同的价值符号。然而，在那个扰攘不安的岁月中，两种符号，懵懂的我们曾经作出了什么样的选择呢？历史有时会走错房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历史选择我们，而是我们选择了它。那么，我们是否有时也会走错房间？我不敢叩问别人，只能叩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