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丽的女孩，同时却又妖冶、阴毒、险恶，一个不美的女孩，同时却又纯洁、善良、天真；从表面上看，天真未凿与洞察人生，善良无知与工于心计构成她们友谊的基础，但真的如此吗？因为最后的结局，恰恰是前者的手腕并未切断后者与爱人之间的情愫，而前者却因为后者之故永远地失去了自己倾心的恋人。究竟孰善孰恶？应当承认“恶”由于它的真实而具有一种魅力；而善良、天真等等这些字眼却从来苍白无力、令人怀疑。

徐小斌编著的《海火》中的郗小雪和方菁，貌似两极，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两种形态。小说结尾点了一下，方菁在半梦半醒中听见郗小雪对她说：“我是你的幻影，是从你心灵铁窗里越狱逃跑的囚徒”。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更认同郗的形象，这充分证明了“恶的魅力”。郗小雪，一个因爱情而出生的私生女，一个在爱与恨，阴暗与猜忌，谋杀与复活的纠织中成长的孩子，一个因深味辛酸而变得玩世不恭的现代嬉皮，一个以美艳与才情征服世界，以摆布愚弄他人为乐事的骄横女王，甚至一个半人半巫的美丽海妖。小说亦真亦幻，是寻觅真相与谎言本质的奇幻迷宫。

著名女作家徐小斌的小说故事奇幻，文字魅惑，内涵深邃，独具风情，具有很高的阅读，收藏和研究价值。

《海火》是一部描写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大学生生活、描摹世态人心的社会小说。

郗小雪是一个因爱情而出生的私生女，一个在爱与恨、阴暗与猜忌、谋杀与复活的矛盾纠织中成长的孩子；一个过早地用自己稚弱的肩头担负起家庭重负的少女；一个因深味辛酸而变得我行我素，玩世不恭的现代“嬉皮”；一个以美艳和才情征服社会、以摆布和戏弄他人为乐事的骄横女王……《海火》记录女主人公一段沉沦的青春，一场摧折人心的神秘爱恋；解说在那海天之中，少女的面具下，写满的孤独、骄傲和人性的挣扎。

上卷

我上的那所大学并不怎么有名，地理位置却是全国高校中独一无二的。那地方叫银石滩，地处祖国东海和南海的交汇处。

这实在是一片奇异的海域。海岸地貌呈海蚀阶地状。落潮时，可以隐隐看到那道贝壳堤，据说是古海岸线的遗迹。海滩上布满各种形状怪异的砾石。沿着海岸线往西南方向走，便矗立着那片石林——每根石柱上都布满了软体动物腐蚀的斑点和穿透的孔痕。

这里实际上是个伸进海洋的小小半岛。半岛上那座小小的城，叫渠州。听说这儿自古以来便是一片动荡不安的海域。这儿的地质构造运动大概比其他海岸要激烈频繁得多。海陆不断地变迁和更替。当海平面下降的时候，沿海大陆架就变成了陆地。海平面一上升，大片陆地又被海水吞噬，于是小小的半岛与大陆分离。

这学校的历史应该算是很悠久了，是清朝末年的一位爱国华侨闯了南洋之后集资兴办的，升格为大学却只是不久前的事。那位华侨选择了这样一片海域，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胆识。

这儿又有许多传说，最盛传的是关于“海火”的故事。据说，石林的夜晚常有魔鬼出没，而且鬼见到人便附体，于是人也就变成鬼。孤魂野鬼们平时镇在石下，一俟月黑风高之夜便纷纷出来游荡。相传那时的海像着了火似的，亮得灼眼，又忽然化作一片白雪，上面有绿的光，螺旋似的飞快旋开，展示各种美丽的几何形图案。直到三更天后，普陀寺钟声响过，魔鬼才归位。如有求签者，于彼时去石林跪香，没有不灵验的。

初时听到这些传说，我们不过是觉得可笑。又感叹天高皇帝远，封建迷信的东西在这小地方仍有这般市场。真恨不得立即悬张告示，动员附近渔民都来捕鱼。大家商量，一定要找个机会在石林附近闹个通宵，为当地人做个榜样。

校园是美丽极了，真正是依山傍海，海都伸到露天剧场旁边来了。每天傍晚，这儿都有许多来看落日的。长了，仿佛是掐准了点儿，就差喊句一二三，落日便在那一瞬间，像只失了光彩的红色大球，软软地滚落到海平线的那一边。然后就是那些云，浇了浓杏汁似的，恋恋地在天边翻来翻去，一会儿，也隐没了，只留下那群巨人般的石林和侏儒般的人对峙。再过一会儿，终于侏儒们走了，这里就成为巨人们的天下。

开学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我站在礼堂门口等哥哥。鬼都不知道他为什么销了那个来之不易的北京户口，非要到这所大学的图书馆来工作。谁管得了他的事儿！连爸爸妈妈也管不了。我只好缩脖耸肩地瞪着台阶下面那一片片流动的伞，身上一阵阵发潮发痒，我当时那样儿一定挺傻。伞下众多的脚一步步踏上石阶，离我越来越近，当近到不能再近的时候，那些伞便纷纷扬扬地收拢来，露出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总会有几滴冰凉的雨水溅到我身上，这一片伞的颜色还是灰的。那是一九七八年，中国刚刚准备甩掉“蓝蚁之国”的名讳，所以突然出现的那一把花绸伞在这许多的伞中显得分外戳眼：浅黄底子，上面绘着咖啡、黑和西洋红三色图案，远看，像滚滚的灰水里漂过来一朵鲜艳夺目的花似的。只是那伞打得太低，直到礼堂门前才略向上抬了抬，露出一张线条精致且白得醒目的脸。

这人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后来我知道她和我在一个班，名字和肤色一般白，叫小雪。再后来，我明白她的出现给我带来了一点变化。这大概就是我一直期待着的那种变化。那时，我明白我不再期待什么，而我本来的期待也是荒谬可笑的了。

人说三个女的一台戏。我们班有八个女孩子，果然热闹非凡。

头一次上政治经济学大课，三个系都挤到大教室，真真是比肩接踵，连咳嗽放屁都能引起连锁反应。大教室显得挺庄严，玻璃窗太巨大，没安窗帘，阳光便射进来，像一个个明亮的圈儿，九连环似的飘来飘去，光圈中舞动着无数颗金色的尘粒。小时候我曾以为那就是原子，后来父亲费了很大力气才说服我相信那不是原子。让一个孩子相信他看不见的东西很难，却又很容易。说起来，孩子心里总有点儿什么东西，只不过人一长大，就忘了。

我不知道政治经济学是不是非要这样讲法，大概是一定的。因为几位老师，包括今天讲课的权威王教授都是这样讲的。王教授操闽南口音，话不好懂，又兼牙齿暴，讲起话来难免溅出些唾液。那一圈圈明亮的光环里的金色粉尘，忽而都下雨似的沉落。王教授的嘴巴熟练地一张一合，他眼前放着的是用了几十年的讲稿。当然每逢什么特殊的时候要做些增删，但基本内容是永恒不变的，因为这是根据《资本论》中的观点写成的，而马克思的话当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想，如果这位满脸胡须的圣者至今活着，对此不知持何态度？我看着王教授蠕动的嘴巴，硬是听不懂他在讲些什么。只要有一秒钟的松弛，我眼睛便乜向那纷纷下落的金色尘埃。终于，王教授拿起粉笔，很用劲儿地在黑板上写下那个庄严的公式：

一只绵羊=两把斧子。

于是学生们的头立即沉下去，像一片黑压压的蝗虫，笔尖在纸上啮咬出沙沙的声音。这课堂真是庄严极了。前面一排人那齐刷刷的后背，胖瘦高矮全是一个姿势。头微偏，肩略斜，一式地向左看齐。只有我斜前方那个苗条的后背有些特别，她是笔直坐着，笔直向前倾斜着角度。显然她没有记笔记，而是在看什么东西。她的背影很有韵味，斜削的肩，柔和的腰部曲线，乌发像两道墨线似的垂下来，发梢在我邻桌小胖子王妮妮的铅笔盒上散开，黑羽毛扇似的发出淡淡的幽香。黑发的光波里闪亮着一对红樱桃似的装饰珠子，色彩对比如幻影般强烈。我想她一定是十分爱整洁，连那两粒珠子都是纤尘不染。什么东西这么吸引她？我左顾右盼地看了好几眼，什么也没看见。

为了显得和大家一样，我强迫自己在笔记本上记下一串莫名其妙的符号。这时我感到一只胖胖的小手正在掏我的口袋，原来王妮妮一直在偷我衣袋里的瓜子吃。发现我觉察到了，立即很自觉地把一块巧克力放进我的手心里，以示交换之意。我们毕竟正在学一只绵羊等于两把斧子呀！我微微一笑，瞟一眼王教授，他没有朝这边看。我慢慢把巧克力推进嘴里，不料这块巧克力里面还包着一颗脆生生的果仁，我的嘴里立刻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刹那间我呆住了。这一声在我听来不啻炮弹落地，连耳朵都震得麻麻的，立时感到整个教室的目光都在向我压来，威严的王教授正慢慢向我逼近。我听天由命地朝上翻翻眼睛，这才发现谁也没有注意我，只是前面那戴一对红樱桃珠的女孩子回身瞥了我一眼，随即又低着头嫣然一笑。就这样，我一下子喜欢她了。记得见面会时她自我介绍说叫郗小雪，是本地的。听她讲一口纯熟的北京话，有人问她籍贯何处，她笑而不答。她的笑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不仅能迷男人，还能迷我这样傻乎乎的姑娘。

我又低下头来记笔记，“噗”的一个纸条落在我的活页夹上，眼明手快的王妮妮一把抓过去，展开一看，便趴在桌上笑得死去活来。王妮妮的笑特别富于感染力，笑到极致，大家便都不由自主地笑起来，连一向严肃的班长郑轩也像被别人掐住颈子的公鸭似的，发出一种沙哑的声音。“王妮妮，你笑了整整五十秒钟，给你掐着表哪！”男同学在后面抗议。

纸条上是幅漫画：一个暴牙老头站在讲台上口沫横飞，下面是满满一屋子打伞的学生。我笑着在上面题字日：“一句话=一百二十把伞。”正在得意，谁知玩笑开过了头，老头循笑声而来，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尊容，勃然大怒而去，丢下一屋子呆若木鸡的学生。

前排的袁敏就回过头来了，目光冷冷地扫荡了一番，最后停留在郑轩脸上。郑轩立即作俯首状。袁敏是全班唯一的女党员，而郑轩正在争取入党。同学们呆了一会儿，又都哗然，纷纷离座。袁敏便站起来很严肃地说：“这件事需要追查。”话音未落，正欲冲出教室的何小桃“哎哟”一声跌落尘埃，原来是王妮妮趁乱把小桃那漂亮的亚麻色大辫子一圈圈地绑在椅子背上。王妮妮又笑得背过气去，周围的同学也忍不住笑，唯袁敏冷着脸一声不吭。我这才注意到，满屋子的人只有郗小雪纹丝没动，周围的喧嚣像是要把她抬起来似的，她却静坐其中，安静得像棵植物。

P1-5

徐小斌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我的写作已经三十年了，似乎要对自己、对读者、对一切关注我的前辈和朋友们有个交待——感谢作家出版社成全了我的意愿。

回望三十年：风云奇诡，沧海桑田。坚守内心世界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三十年来，尽管我不断地转换风格和进行各种文本实验（也由此失去了一些读者），但有三个特点是一以贯之、始终坚守的。

首先，我的写作是原创写作。

我属于“自虐型”作家，对自己要求特别严苛，既不愿重复别人，更不愿重复自己，我希望每一次都能把自己最新鲜最深刻的感悟带给读者。为此，在我的作品中，基本看不到互文本关系。我在1985年写《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1994年写《迷幻花园》《双鱼星座》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或者安吉拉·卡特的译本。他们后来之所以成为我喜欢的作家，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暗合了我的趣味。在写作中我拒绝一切复制，尽管现在基本就是一个复制的时代、一个高仿真的时代，并不那么尊重原创。

有些西方国家非常尊重原创。用最俗的金钱标准来衡量亦如此。譬如好莱坞像一个大工厂，原创的东西只有A4纸一页，第二道工序是情节，第三道工序是对话，第四道是幽默等等，但是最值钱的是那张A4纸——简直可以说是价值连城。

我是面对内心写作的人，只希望写作带给自己一种智力挑战式的快感，也希望带给我的知音破译式的快感。作品表层的故事可能会面对更多的读者，而深层的内涵实际上非常小众。

我的粉丝不多，不过个个都是“骨灰级”的，他们追随了我三十年。上世纪80年代，文学是社会热点。我在1983年写的中篇《河两岸是生命之树》，收到读者来信大约四百来封，《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收到读者来信七百多封——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那时候接到更多读者来信的作家很多。到了上世纪90年代，读者的关注点实际上已经分散了，再也不会出现那种现象了。

原创写作实际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写作的秘密首先当然来源于生活阅历；其次我经常可以从看似与文学无关的领域获取营养，我喜欢的东西很杂。我的阅读从很小就开始了。阅读的范围远远不止于文学。中国的紫薇斗术、奇门遁甲、易经、考古、西方的玄学、心理学、占星术、塔罗牌、炼金术甚至博弈论控制论等等都使我从中体会到一种乐趣和快感。我还曾经比较过紫薇斗术与西方占星术，当你找到他们的异同之后会有一种发现式的快乐。

我很不喜欢那种把神秘与迷信并列的说法。其实神秘与科学只有一步之遥，一旦神秘被科学解释了，神秘就成为了科学。但是，科学是无法穷尽这个世界的，尚未被穷尽的那部分，我们可能称它做神秘。但是也有别一种情况，即：在一些人眼里的现实在我眼里可能就是神秘，在另外一些人眼里的神秘在我眼里可能就是现实。我从小是个爱做梦的孩子。我的梦有时像巴洛克艺术般绚丽，有时又充满黑暗与恐怖。各种怪梦组成了我童年与青少年时代的记忆。在成年之后我很少做梦了，我认为是一种灵性弃我而去。正因如此，我一直在追求一种现实和神秘圆融合一的创作手法。  给我营养的还有电影和绘画，譬如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万马齐喑的时代，我在故宫博物院一个朋友那儿看到了一本西方的画册，当时极为震撼，特别是莫罗的《幽灵出现》，是一个有关莎乐美和施洗者约翰的故事，莫罗是那种作品色彩非常绚丽的画家，他到现在都不太被中国大众熟悉。但是，他绝对是超一流的画家，是一位在世界画坛得到极高评价的画家。他生前是一个隐士，后来我发现我喜欢的人基本都是隐士，我自己也一直过着一种隐士或曰宅女的生活。后来我反复看过这幅画，莎乐美穿着一身纱衣，戴金绿色的阿拉伯宝石。画面的另一端是冉冉升起的约翰的头颅，那颗头颅发出异彩。你可以想象在上世纪70年代初看到这样的画是什么感觉。在那之前，我喜欢画古代仕女，而在此之后，我开始画一些稀奇古怪的画。其中有一幅画是《阿波罗死了》，我的一个朋友看到后就说：“不得了！你赶紧把这幅画收起来。阿波罗是太阳，你怎么能说太阳死了呢？”我现在还记得画面是我想象中的月亮女神狄安娜双手捧着太阳神的头，天空上的太阳是镂空的，后来这幅画被我伯父母看到，痛斥了我——当时的画主角都是工农兵。但我依然阳奉阴违，我行我素——我不但是做梦的孩子，还是内心极度叛逆的孩子。

第二个特点是诚实写作。自觉在这方面做到了问心无愧。虽然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但我从来没有违心地接受任何一部编剧任务——哪怕此举会给我带来巨大的利益。我们并没有什么硬性任务，如果编剧，就会挣大量的银子，如果不写就挣一点底薪。我们的底薪低到不好意思说。

其实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很早就“触电”了。1986年，与广西电影制片厂张军钊导演合作把《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搬上银幕，这是我第一次触电。虽然此片得到了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的奖，但我依然失望——这么多年过去，我依旧处理不好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尽管我有着双重身份。说到底，我依然看重自己的作品——如同亲生孩子一样，很不习惯被别人改头换面。

但我并不拒绝影视创作，前提必须是我的原创，或者至少是感兴趣的题材。为了金钱名利写作不是我的菜。我很喜欢一位先哲说的话：人一定要学会爱自己。爱自己，首先就是要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受到羞辱——有时候，名利会成为羞辱自己的利剑，如果没有勇气拒绝，就会被无情地钉在耻辱柱上，谁也别想侥幸逃脱。

按照年龄段，我应当属于知青一代，但我并不想搭知青文学的车，岂止是不想搭车，我从小就是一个想自由飞翔的人。我做知青时干的是最苦的活，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挣扎，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我们依然要做颗粒肥。那样的冰天雪地居然没有煤烧，为了活下去，我们只好到雪地里扒豆秸，一垛豆秸只够烧一炉，夜晚，全排三十八个女孩围着那一炉火，唯一的精神享受就是听我讲故事。我所有的故事都讲完之后，因为不忍她们失望，只好强迫自己编故事——大约最早的叙事能力就是那样训练出来的——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曾经多次病倒住院，几乎死掉，但是在我的书中，除了一个大散文之外，从来就不曾涉及那段历史。我想等再老一点，写出那一代真实的故事，不要任何虚妄与美化。

历史总会开一些残酷的玩笑：当年处于主流的人，现在依旧处于主流，当时被边缘化的人现在仍然处于边缘。这是骨子里的血液决定的——我也很想要一个畅通无阻的通行证，但是它不是我想要就可以得到的，我的血液决定了我拿不到那个通行证。最近我看到余华和马原对话时提到干净的问题，他们说起码我们在文学上还是干净的。我觉得干净这个词用得很好。我想，虽然拿不到通行证，但起码是干净的。坦白地说，我内心也不是没有挣扎过，但是我的血液决定我只能是这样。慎独，干净，爱惜羽毛，为坚守而放弃。

第三个特点是坚持深度写作。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有着故事背后的象征或隐喻。如果一个小说只有故事，那么作家与记录员也差不多了。我希望表层的故事抓住更多的读者，更希望我的知音能看到我内在的表达。我的书基本上是长销书，很少畅销。《羽蛇》在国内已经出第十二版了，但每一版印的都不多。《德龄公主》相对来说比较畅销，但是跟真正的畅销书根本没法比。这部小说的表层是个很好读的故事，但我的深层意愿却是要表现一个少女眼中行将没落的帝国。在后宫的锦绣繁华背后，君主制、君主立宪制与共和制的争论贯穿始终。无数志士仁人在寻找救国之路——那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关节点。《海火》——很少有人相信那是在上世纪1987年写的，而《敦煌遗梦》终于改编成为电影，制片方还在为挑选导演而费尽心机。

前不久孙郁教授在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我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是一个无评论家无媒体参加的“裸会”，全部参加者都是年轻的八零后学人，他们对我小说的认知与评价令我颇感欣慰。

总之，写作给我带来快乐，更多地为我带来痛苦，如果有来生，我绝对会换一种活法了！甚至，我希望不再转世为人，而是成为别的物种，譬如成为一棵苏铁，如果不愿意看到现实的丑恶，就可以长时间地“休眠”。

三十年。这八卷本大致概括了我三十年的小说，但如果加上散文随笔和剧本，至少要出十五卷本的文集。非常希望读者被这些小说迷惑、诱拐甚至绑架，你们将会进入一个美丽的世界，希望你们在我的小说世界里得到享受。

世界如此之大，没有任何爱情与风景可以让我们长久地驻足，我曾经那么渴望飞翔，但是我的翅膀已经受伤了，伤得很重。我会寂寞地疗伤，收拾好心情，再度上路，遍览人间奇景，把黑暗留给黑暗，把光明留给自己。

是为自序。

2012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