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回忆极短篇
—一件遭忽视的提议
十多年前，我在威斯康星大学附近一家旧书店，偶然买到广岛日本广播公司于1977年编辑出版的一本彩色画集《不可忘记的大火》（UnforgettableFire）英文版，副标题是《原子弹下幸存者所绘的画集》。原来这是广岛日本电视广播公司鼓励1945年8月6日首次在该市原子弹爆炸下未死者，各人把当天所见的情景画下来，不管会不会画，不管画得好坏，也不管用什么方式，毛笔、铅笔、钢笔、水彩、黑白都可以，大小也不拘。他们这小书，画得多不好，印得却相当好，使人读了惊心动魄。自然大家都同情受难者，可是仔细一想，除了小孩之外，这些成年人，可能大多热烈支持过对外的侵略战争。就对中国的后果来说，八年抗战，杀害我们的同胞在一千五百万人以上。难道那些支持侵略的人都没有责任吗？他们被炸死伤，是否有点自食其果的意味？这也更不能不引起我联想到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和日军成千成万的其他暴行，我们无数的老弱、妇女、婴孩被残杀侮辱的惨状！所以日本广岛这一册《不可忘记的大火》，更使我深刻体念到日本人送给我们那“不可忘记的大灾祸”（unforgettablecatastrophe）。他们的书画越印得动人，给予我对抗战惨痛牺牲的回忆越生动，越深刻，像再做了一场噩梦！
可是我们中国人，现在每天都在为了自身的权利斗争，好像变成了一个健忘的族群。侵略者给我们的戕杀，就没有人想到也鼓励幸存者来画下他们的活印象。因此，在我看到那画册的时候，就写信给一位在台湾某大报工作的朋友，提议要他趁现在抗战目击者还没有完全去世的时候，照广岛这个办法，征求大家都画下当时所见死伤、摧残的实际状况，造成一股风气，汇编成册，好留下一批生动的历史记录。当然，一般人都不是画家，可是这不需要什么画家，只要把记得的印象画下来就行了，越不依一般画法越好，那会是最真实的记录。因为照相不能到处都有，也不能表达目睹者的感觉。可是我这提议却没得到回音，想来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许不适合吧，因为那朋友素来是富于社会正义感的。这件事，后来我每次见到台湾和大陆的朋友，只要在谈话中触及如何纪念抗战的问题时，我就把这个意见提出来，但都没受人注意，更不要想有人来推动了。
其实，我的想法不止于绘画，还要请大家使用“极短篇”的文字形式，来记录自己亲眼看见的抗战一景，人也好，物也好，事也好，短的不妨一二十个字，长的不妨几百字或不到两千字。文字好坏不论，只要纪实。以记亲眼看见的为限。当然，以后另外搜集直接听来的也可以，但不用长篇记载。这样就可反映多面的印象，像集锦和百衲衣。在长篇历史记录之外，这也许可算别开生面。
我上面这种看法，都是把亲眼看见的为主。其实这是中国史家古来早就注意到的问题，《春秋公羊传》在开头一年就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短短的三句话，至少表达了两个极敏锐的观点：一是把亲见、亲闻和间接传闻的区分开来；二是指出每人所见、所闻和所传闻的总会各有“异辞”。这两点，在这么古代，真是了不起的看法。我现在提倡各人来记录抗战的“所见”，也不过是想发扬这个古人的优异观念。
由于我这些意见，久未实现，甚至也未受重视，我现在就写下几条《抗战回忆极短篇》来抛砖引玉吧。
血染花滩溪
在重庆小温泉念书的时代，日本飞机每隔几天就来陪都轰炸。空袭警报，真是耳熟能详，家常便饭了。可是小温泉在长江南岸三十多华里之外，既非军工业要地，机关和人口也不算很多，所以每次都有惊无险。民国二十九年（1940）九月十五日，正是星期日中午过后，忽然“呜呜呜”，空袭警报响起来了。我和四五个同班同学，急忙拿了小木凳，这次不想远走，就跑到花滩溪对岸崖旁的小石洞里去。这个小崖洞只能容纳七八个人，我们以前也去躲过好几次。虽然不太深，很不安全，可是并不潮湿。外面山光水色，风景宜人，总算可以做个躲警报的样子，心安理得。我们先在洞里待了一会，就拿起凳子坐到洞口外面的崖岸边。这天正是旧历八月十四，天气晴朗，秋高气爽，背后和两旁绿树成荫，前面望下去一两丈深处，花溪横过，碧绿荡漾，好一片诱惑。大家正在欣赏美景，忽听远处有飞机声，有人说：“恐怕又要去城里轰炸了！”话犹未落，噼啪几声巨响，大家拔腿就往洞里跑去。人叠人，在黑暗里挤成烧饼一般。又听像鞭炮声响了一串，接着就变成一片死寂。大家爬出洞口，阳光特别刺目，我才发现眼镜和木凳早已飞得不知去向，花了好些力气才找了回来。这时警报已解除，各人互问平安，我们都算无恙。原来日本飞机数十架沿岸扫射，炸弹都投在附近的溪水里和对岸学校的办公室。溪水飞溅好几丈高，崖石和我们背上的衣服都给溅湿了，好在碎片没有飞到我们身上。于是大家匆匆忙忙沿东岸向南，走回原来的渡口，只见河里浮着许多死鱼。对岸几十间校舍一片熊熊大火。路上躺着许多人，满身是血，不断呻吟着。两只渡船横在岸边，有两个穿灰蓝色短衣裤的工友俯卧在船边上，一点动静都没有，显然是给飞机扫射或炸死了。一个头上涌出一大摊鲜血，把船边和溪水都染得通红，像晚霞倒映在水里。
等我回到西岸的宿舍和教室时，才知都没有损坏。炸毁的二十多间房子多半是蒋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的办公室，学校的教育长办公室也烧毁了一些。后来知道这天同学受伤者十余人，工人和校警受伤的二十余人，校工被炸死的二人。据说日军探听到蒋介石校长今天会到学校来，所以特别来轰炸。可是校长的官邸并没有被炸中，其余的人反遭了池鱼之殃！日本军人发现没有炸到目标，所以第二天又派了几十架飞机来，这次除了小温泉外，又炸了南温泉和白鹤林校区，炸毁校舍几十间，炸伤校警三人。过后，校长还特地到学校来慰问和指导善后事宜。这件事当时给我非常深切的刺激，炸弹只落在离我几丈远的地方，若不落在水里，我们四五个人早会没有命了。我和死神失之交臂，才使我对战争发生切肤的痛恶。同时，也更使我领悟到，从来战争的受难者大多数是无辜的老百姓。“一将功成万骨枯”，真是千古名言。至于日本军阀对中国和东南亚各地侵略所给予的残暴，我因这两天的亲身经历，更在心上烙下了不可忘记的伤痕。P22－25
学术研究的新典范：论国际汉学大师周策纵
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再难一遇的汉学大师
周策纵教授（1916—2007）是我的老师，他博学深思、治学严谨。有着百科全书式的记忆与学问，分析与批评时惊人的机敏睿智，为人又好侠行义，是学者的学者，教授的教授。即使国际学术界不同行的人，对其渊博的学问、横溢的诗才、教学研究的成就，亦无不深感钦佩与敬仰。像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与他从未见过面，也景仰他的学问与旧诗才华。①
2007年5月7日，周教授安详辞世，享年九十一岁高寿。他的朋友与学生一致感叹，今天从中国大陆到港台，从北美到欧洲，恐怕再也找不到一位像他那样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中外，多领域治学，跨领域研究，同时又具国际视野与创新观点的汉学大师。②而目前全球的大学教育体系，受理工典范影响的人文教育与学术研究，太注重专一的知识，像这样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大师，恐怕再不会出现了。多年前我重返母校威斯康星大学访问，站在十八层的望海楼（VanHise）上眺望，不禁想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周策纵教授在1994年退休前，担任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文系与历史系的双料教授，这是少之又少的学术荣誉。其教学与研究范围，广涉历史、政治、文化、艺术、哲学、语言、文字、文学等诸多领域。对我们研究文学的人来说，就觉得其中以文学成就最大，而在文学、文化、语言文字等领域，首屈一指的，要数有关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的《“五四”运动史》《红楼梦》、古典文学与理论研究及对古文字与经典的考释。几十年来，周教授以各种学术职位，利用各种场合，以不同方式、不同角度，积极研究与发扬中国文化。退休前，他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开设中国文化史、佛学史、哲学史、“五四”研究、中国书法、《易经》、中国语言学史、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资料与方法、“五四”时期的文学等课程，另外他又在历史系研究所开设了中国历史的课程与指导历史硕士／博士论文。他以渊博精深的学识，引领中外学子跨越时空，以创新的视野，重新诠释中华学术问题。
周教授一生著述立论谨慎，所出版的著作不算多。由于他学问渊博精深、品德崇高、处事公正、好侠行义，除了自己的教学研究，还把很多时间用在评审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教授晋升著作审核等方面的学术服务上。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大学的中文系，纷纷争取他担任校外考试委员。所以我说他是“学者的学者，教授的教授”。周教授喜爱阅读，几乎无书不读，无学不问。由于坚持汉学的学术精神与方法，立论谨慎，研究要专、窄、深，往往一篇论文写了几十年，像《中文单字连写区分刍议》，于1941年提出，1954．年写于哈佛大学，1968年1月发表在《南洋商报》上，而正式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已是1987年。他探讨扶桑的那篇论文《扶桑为榕树综考》②，据我所知，20世纪60年代我还是他的学生时，即开始写了，发表时已是1999年。这是名副其实的，使用大量原始数据，属于窄而深的专题（monograph）的典型研究。
也正因如此，许多他要写的专著或论文都没有时间写。其中有一本大书是英文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积极进行，他的论文《诗字古义考》（TheEarlyHistoryoftheChineseWordShih［Poetry］）①就是其中的一章。《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文集中的论文也是构想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想出来的章节。②由于他决心用他擅长的名物训诂，繁琐的考证，深入古典文献中，以确定许多中国文学观念，可是这样就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将近九十岁时，他已不得不放弃了。
从老师已发表的中英文著述③来分析，他的学识渊博精深，研究领域涉及范围极广，包括文学理论、诗词考评、经典新释、曹红学、古今文字学、史学、中西文化、现代化，以及政论、时论等等。除此以外，老师在其他一些领域，也有很高的造诣，如书法、绘画、篆刻、对联、集句、回文、新诗及旧体诗词等，都有不凡的作品。我们也不能忘记，老师也是一位重要的翻译家，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失群的鸟》与《萤》，还有至今未成集出版的汇集许多西方古今诗歌的《西诗译萃》等等，都是他的代表性译著。
二、多元的学术思考与方法：
从中国训诂考据学到西方汉学传统
周策纵教授在1948年5月离开中国到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博士前，已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包括古文字学有渊博精深的造诣。他的学术研究可说继承了中国注重版本、目录、注释、考据的清代朴学的考据传统，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人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弃园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①中《说“尤”与蚩尤》与《“巫”字探源》可说是这种治学的集大成。出国后，周教授的西方汉学思想增强，突破了传统思考方式，去思考中国文化的多元性。
西方传统汉学，是一门纯粹的学术研究，专业性很强，研究深入细致。过去西方的汉学家，往往穷毕生精力去彻底研究一个小课题，而且是一些冷僻的、业已消失的文化历史陈迹，和现实毫不相关。因此传统的汉学研究不求速效，不问国家大事，所研究的问题没有现实性与实用性，其研究往往出于奇特冷僻的智性追求，其原动力是纯粹的兴趣。周教授的一些著述，如《论对联与集句》②、《（破斧＞新诂——（诗经＞研究之一》④，《弃园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中讨论龙山陶文的论文④，就充分表现出“专业性很强，研究深入细致”的西方汉学的治学方法与“奇特冷僻的智性追求”精神。
周教授把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与西方汉学的治学方法与精神结合成一体，跨国界的文化视野，就给中国的人文学术带来全新的诠释与世界性的意义。其英文论文“TheEarlyHistor－yoftheChineseWordShih（poetry）”⑤，和他所编辑的两本WenLin：StudiesintheChineseHumanities（《文林：中国人文研究》）的学术研究⑥，代表当时他自己主导的欧美汉学家的学术研究的新方法、新方向。
三、超越中西文明为典范的诠释模式：
包容各专业领域的区域研究与中国学
上述这种汉学传统在西方还在延续发展。美国学术界自“二战”以来，已开发出一条与西方传统汉学很不同的研究路向，这种研究中国的新潮流叫“中国学”（ChineseStudies），它强调中国研究与现实相关，强调思想性与实用性，强调研究当代中国问题。这种学问一方面希望达致西方了解中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国了解西方。
中国研究在区域研究（AreaStudies）兴起的带动下从边缘走向主流。区域研究的兴起，是因为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对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课题涵盖与诠释性不够。对中国文化研究而言，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因为只用以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绎出来的理论模式，如性别与文学问题，以前任何专业都不可能单独顾及和诠释。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从中国研究到中国文学，甚至缩小到更专业的领域——中国现代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都是在区域研究与专业研究冲击下的学术大思潮下产生的多元取向的学术思考与方法，它帮助学者把课题开拓与深化，创新理论与诠释模式，沟通世界文化。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上述这种研究中国的新潮流迅速发展，哈佛大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中心，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种研究正式形成主流。周教授在这期间，也正好在哈佛担任研究员，③他的成名作《“五四”云动史》（TheMayFourthMovement：IntellectualRevolu—tioninModernChina）①的完成与改写、出版，都在哈佛的中国学的治学方法与学术思潮中进行；他的《中文单字连写区分刍议》就写于哈佛大学。此类专著或论文，完全符合中国研究与现实相关，强调思想性与实用性，强调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精神。另一方面，区域研究思潮也使该书超越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同时更突破只用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绎出来的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所以《“五四”运动史》成为至今诠释“五四”最权威的著作，成为东西方知识界认识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一本人门书，也是今天所谓文化研究的典范。
《“五四”运动史》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文学和历史提出系统的观察和论断，奠定了作者在欧美中国研究界的大师地位。这本书使用大量原始史料，包括中、日、西方语文的档案数据，这是窄而深的史学专题、思想文化专题的典范著作。《“五四”运动史》中所搜集到的资料，为后来的学者研究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文学各领域奠定了基础。因此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也将其出版成《“五四’’运动研究资料》（ResearchGuidetotheMayFourthMovement）一书。②另外，周教授的研究不涉及道德的判断或感情的偏向，凸显出客观史学（现实主义史学）的特质。周教授在密歇根大学念的硕士与博士都是政治学，因此社会科学（政治、社会、经济学等）建构了他的现实客观的历史观，这正是当时西方的主流史学，这点与费正清的社会科学主导的客观史学很相似。而且被奉为在中国研究中，跨越知识领域研究、文化研究最早的典范。另外像《新旧诗文评论集》《中英文名人小传》等文集中，甚至古典研究，如《红楼梦案》等著作，老师都是在区域研究与专业研究冲击下的学术大思潮下产生的多元取向的学术思考与方法，把课题开拓与深化，创新理论与诠释模式，沟通世界文化。
老师有关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的观察和论断的其他论文，计划将来收集在他自编的《周策纵全集》第七册《“五四”与中国知识分子及文化论集》中。
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学”的学者主要从外而内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如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1907－－1991）；或文化思想，如史华慈（BenjaminSchwartz，1916—1999）。只有海陶玮（JamesHight—ower）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但著述不多。这一代哈佛的西方学者，如费正清，从很创新的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观点出发，但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缺乏深厚的知识，又不精通古代汉语与古典文献，更无能力涉及名物训诂的问题，因此只有周教授能结合中国研究、西方汉学（Si—nology）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或朴学）去开拓中国古今人文研究的新领域，尤其语言、文字、文化、文学的新领域。四、结合中国研究、西方汉学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
开拓中国古今人文研究的新领域
在老师的研究中，特别强调综合性研究的重要意义。他的“曹红学”研究，如代表作《红楼梦案》所展现之多元思考与方法、跨领域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比其他红学家具有更强的洞察力与创见性，使他的研究更具首创性。
“红学”这名词在1875年已流行使用，主要以评点、题咏、索隐为主。胡适在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以校勘、训诂、考据来研究《红楼梦》，被认为是新红学的开始。而周策纵从1950年提出以“曹红学”来称呼他的新的《红楼梦》及其作者的研究，他继承胡适的“新红学”，加上西方汉学严格的态度与古典文献考证精神、西方社会科学多元的观点与方法，在考证、文学分析和版本校勘几个领域开拓了新天地，同时也把语言学、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电脑科技带进曹红学的研究。
今天的红学完全忽视咏红诗，周教授却注意到《红楼梦》读者的题，咏，具有今天西方流行的读者反映批评（readerresponsecriticism）的价值：“任何文学作品的评价，都不能脱离读者回应，因为评论者和文学史家本身也就是读者，都不能脱离读者的回应。题咏当然也是读者回应之一……我当然不是说，题咏可以取代红学中考证、文论、评点等主流。”①关于《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作者是否曹雪芹与高鹗的争论，胡适及后来的学者，对清代一首旧诗中的注释“《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的“补”字肯定为“补作”（即续书），而不是修补。②周教授始终反对后四十回的作者是高鹗的结论。他放弃不可靠的考据，先后用两种科学的方法来寻求答案。
首先，他在世界上最早采用电脑来分析小说的词汇出现频率，来鉴定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作者的异同。
其次，周教授又采用清代木刻印刷术来考验从文献考据出来的结论的可靠性。根据文献，程伟元从出示书稿到续书印刷出版，只花了十个月左右，根据当时可靠的刻印书作业时间，单单刻印，最快至少要六个月，其实私家印书，字模设备难全，可能更慢。这样高鹗只有四个月，如何续书二十回？《红楼梦》情节复杂，千头万绪，人物就有九百七十五个。如果曹雪芹花了一二十年才写了八十回，高鹗在四个月完成续书二十回，怎么可能？④周教授政治学出身，社会科学治学方法与精神主导其资料分析讲究事实证据，始终严格监控着红学界望文生义的、凭臆测、空疏的解读。
周教授不但是学者，同时也是有实际创作经验的作家与艺术家，对东西方古今文学理论与作品有深入的研究。他研究《红楼梦》，以他纯文学欣赏的洞察力，常看见别人忽略的问题。譬如脂批本由于出现较早，一般红学学者就以版本的珍贵价值来决定它的文学价值较高，目前大陆为广大读者出版的《红楼梦》，竟然把脂批本前八十回代替程高本的前八十回。从小说艺术欣赏与评价的角度，周教授认为程高本较好，如果这是作者的改定稿，那就不能随意忽略。只有收藏家才说手稿愈早的愈有价值。①这是周教授的治学视野与方法：“凡古今中外的校勘、训诂、考证之术，近代人文、社会、自然科学之理论、方法与技术，皆不妨比照实情，斟酌适可而用之。”以他的红楼梦研究为例，最能代表他的学术精神。
另外他的《弃园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也开拓了研究古今语言文字考证的新典范、新途径。由于他对经典古籍非常熟悉，同时又精通古文字，所以他能根据实物上的古文字，参考经典误传、误读、误释之文，探索古代未显的社会生活与思想。从古文字来了解古代文学思想的，《诗字古义考》及《古巫对乐舞及诗歌发展的贡献》就是最佳的研究范例，从古文字（铭文考释）了解古代文物，如盛药酒之壶有《一对最古药酒壶之发现：河北省满城汉墓出土错金银鸟虫书铜壶铭文考释》②。从考释陶文证实古代有赐灵龟为礼物的文化，如《四千年前中国的文史纪实：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龙山文化陶文考释》③。五、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
由于周教授与世界各地的作家有着密切来往，本身又从事文艺创作，使得他对整个世界华文文学也有独特的真知灼见。他1948年到美国后，就自认要继承“五四”的新诗传统，联合海外诗人，尤其纽约的白马社，继续创作。他所编辑的《海外新诗钞》④就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的一章，不可被遗漏。1988年，新加坡作家协会与歌德学院主办“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东南亚华文文学”，特地请周教授前来对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的作品与研究作观察报告。他对世界各地的作品与研究的情况，具有专业的看法。在听取了二十七篇论文的报告和讨论后，他指出，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发展，已经产生“双重传统”（DoubleTradition）的特性，同时目前我们必须建立起“多元文学中心”（MultipleLiteraryCenters）的观念，这样才能认识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重要性。我后来将这个理论加以发挥，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①
我们认为，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的作者与学者，都应该对这两个观念有所认识。任何有成就的文学都有它的历史渊源，现代文学也必然有它的文学传统。在中国本土，自先秦以来，就有一个完整的大文学传统。东南亚的华文文学，自然不能抛弃从先秦发展下来的那个“中国文学传统”，没有这一个文学传统的根，东南亚，甚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都不能成长。然而单靠这个根，是结不了果实的。因为海外华人多是生活在别的国家里，自有他们的土地、人民、风俗、习惯、文化和历史。这些作家，当他们把各地区的生活经验及其他文学传统吸收进去时，本身自然会形成一种“本土的文学传统”（NativeLiteraryTradi—tion）。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以我的观察，都已融合了“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而发展着。我们目前如果读一本新加坡的小说集或诗集，虽然是以华文创作，但字里行间的世界观、取材，甚至文字之使用，对内行人来说，跟大陆的作品比较，是有差别的，因为它容纳了“本土文学传统”的元素。②
当一个地区的文学建立了本土文学传统之后，这种文学便不能称之为中国文学，更不能把它看作中国文学之支流。因此，周教授认为我们应建立起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华文文学，本来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中国。可是华人遍居海外，而且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与文学，自然会形成另一个华文文学中心，目前我们已承认有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心、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心的存在。这已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因此，我们今天需要从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来看世界华文文学，需承认世界上有不少的华文文学中心。我们不能再把新加坡华文文学看作“边缘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支流文学”。①
周教授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以身作则，尤其旧词、现代诗、书法、雕刻、绘画的艺术都有惊人的造诣，相信日后会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要认识周教授，必须认识他作为学者、艺术家、作家、翻译家等方面的成就。
六、开拓国际学术、文学事业
周教授对中国学术研究的贡献并不限于他的个人著作。他的学术事业也一样重要，其所产生的影响是国际性的。②他首先以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vofWisconsin，Madison）为基地，在长达三十一年（1963—1994）的教学研究生涯中，发展以语言文学为思考角度的中国人文研究的国际学术重镇。这是故意为了与他出身的哈佛以近现代历史思想出发的研究不同。
周策纵教授在1948年离开中国到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博士，1954—1962年中间，他在哈佛大学以“五四”运动为研究重点，以研究中国现代化变迁，作为回应与挑战的模式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1963年到威大任教后，他明显地从以费正清路线来研究近代中国的变迁，从外而内，以西方影响下的回应与挑战的模式，逐渐转向中国人文研究，尤其是语言文字与文学的领域。他结合了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为重心的欧洲汉学与清代的考据学。他出国前，已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包括古文字学有渊博精深的造诣。他的学术研究可说继承了中国注重版本、目录、注释、考据的朴学传统，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人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周教授一开始就从中国文化一元论与西方中心论走向多元文化的思考与方法，主张在西方文化对照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西方文化建立的诠释模式不能充分解释中国文化，西方汉学与中国学从外而内的方法也有缺点，常常反溯到中国传统是必要的进程。
20世纪60年代中，鉴于欧美有两百多所大专学院有中文系，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中国学者居住在欧美，使得东西文化交融，因此西方与华人学者，通过国际性创新的视野，多学科的思考与研究方法，有助于重新探讨中国文化的必要，尤其是中国的人文问题。所以周教授除了以个人的教学与研究，另外领导威大的学者，主编《文林》，推动西方学者的多角度多方法的中国人文研究（studiesinthehumani—ties），促成威大成为当时西方重要的中国人及研究重镇。
由于周教授的教学与研究范围，广涉历史、政治、文化、艺术、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而且对古今中外的从人文、社会到自然科学都有兴趣，各种各样的学术服务，如校外考试委员、评审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著作审核等方面的学术服务，从北美、欧洲到澳洲，从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到后来开放的大陆的大学及研究机构，都积极邀请他。至于在研讨会发表论文和学术期刊的邀稿，那就更多。这是由于他好动随和，做人行侠好义，因此都会积极参与上述的活动。很多学术领域的发展，如“五四”运动、红学研究、古文字考释等等教学课程与研究，从威斯康星到欧美，到亚洲，与他的推动分不开。譬如中国文学批评国际研讨会在处女岛举行、《红楼梦》国际会议在威大与哈尔滨举行，主编《文林》，推动西方学者以多角度多方法进行中国人文研究等等。
周教授另一项贡献是其他学者所没有的，就是鼓励与推动文学创作。他与世界各地、各个世代的作家，从欧美、中国台湾及香港地区、新加坡、大陆都保持密切的联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积极参与美国华人的文学艺术运动。文学方面有白马社，文化方面有《海外论坛》。他认为自己与黄伯飞、卢飞白、艾山、唐德刚等1949年后留居海外的诗人肩负着继承大陆“五四”以后白话诗的传统的使命，编有《海外新诗钞》①。由于长期与世界华文作家的交流与鼓励，很多年轻作家后来都到威大教书或深造，台湾有丁爱珍、钟玲、高辛甬、何庆华、张苹、王晓薇、于念慈、盛孝玲、黄碧端、痖弦、罗智成、周昌隆、杨泽、古蒙仁、蔡振念、王万象；马来西亚／新加坡有王润华、淡莹、黄森同、蔡志礼；香港有何文汇、陈永明；大陆有陈祖言等。周教授的新诗常发表在《明报月刊》《香港文学》《新华文学》《联合副刊》《创世纪》等刊物。当他的学生、朋友预备为他出版一本“七十五寿庆集”时，他建议以文学创作为主，后来便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创作与回忆》为他祝寿，里面收集了他的学生、朋友的文学创作，也有周公的新旧诗及书画作品。
同样的，周教授也跟世界各地的诗词家与书画家有密切的关系，如新加坡的潘受，大陆的刘旦宅、戴敦邦，香港的饶宗颐，台湾的董阳之等。他对书画不止于兴趣，也有其专业性，如在1995年台北书法界要编一本民初书法，特别请周教授回来台北住了几个月，把《民初书法：走过“五四”时代》编好。收录之作品以民国初年通过“五四”时代为重心，特别是20世纪前30年已具影响的人物，目的在表现时代思想精神的源流。选择这一时代来展出，在于“五四”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极大、极深远的事件，此书不仅可展示这一时代书法的特征和趋向，也可透露社会文化发展的大势。展出之重要人物有：胡适、梁启超、王国维、林语堂、郁达夫、章炳麟、严复、康有为。①就如海外“五四”新诗运动，“五四”时代的书法都是周老师的“五四”学的大系统论述。
周策纵教授不但是学问渊博的学者，在读书、研究、生活、文学艺术创作上，对同辈或晚辈，具有无限的魅力。世界各地的中国学者都不远千里前来拜访那个被他称为“弃园”的家，威大所在地“陌地生”在世界华文文学上，几乎就等于周教授的“弃园”，一个充满传奇的文学性的地方，启发了不少学者与作家。
七、开拓、突破与延伸：
从研究到创作，复杂多元性的学者、文人与艺术家
周教授的著作，目前还在编集中的《周策纵全集》，共二十七卷，应该被肯定为现代中西汉学研究的典范，也是集大成者。老师曾经将自己的“全集”编辑为十三卷，在逝世前，又重新将“全集”厘定为二十七卷。从下面的卷目可大概看出这些研究领域：
1）文学理论：《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
2）红学研究：《红楼梦案：弃园红学论文集》《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编）、《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编）
3）中国现代社会文化思想：《“五四”运动史》《“五四”与中国知识分子及文化论集》
4）古今语言文字训诂考释：《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
5）新旧诗文评论：《新旧诗文评论集》《诗经考释》
6）古文献与医学：《易经、诸子与中国医学史考论》
7）杂体旧诗研究：《论对联、集句、与回文》（附创作）
8）书法篆刻：《书法与篆刻论稿》《民初书法：走过“五四”时代》（编）
9）其他杂著：《论学书札、序跋，与少作残留》《弃园自传》（包括自定年谱及口述自传，附访谈录）
10）旧诗词创作集：《弃园诗存》《白玉词》
11）新诗创作集：《给亡命者及其他》《胡说草》《海外新诗钞》（即《白马社新诗选》）（编）
12）翻译：《失群的鸟》（译泰戈尔诗集，中英对照）、《萤》（译泰戈尔诗集，中英对照）、《西诗译萃》（选译希腊、罗马、欧、美古今诗，中英对照）
13）英文编著：
．古代祭祀词汇考释
．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纪实（英文及中文，编著），陈永明中译
．文林：中国人文研究（第一、二卷，编著），再版中
．中英文名人小传（包括严复、陈独秀、胡适、闻一多等）
．弃园著述目及所藏书画目
周教授的学术研究，如《“五四”运动史》的现代中国研究，使得西方的汉学或中国研究，不再只是传教士或外交官的专利，暴露了他们语言、数据运用、中国知识的限制。更打破中国传统学者与西方汉学家的局限，他能从内而外从外而内去观察思考问题。当他走进红学，又暴露了中国或西方红学家许许多多的弱点，由于学问太过狭窄，他们无法跨越版本考据、纯文学的思考，或社会历史，甚至印刷术、电脑科技，只有周教授能进能出。从下面这段文字，我们知道除了对中国的古文字、历史文化、经典文献深厚的知识（这是目前东西方年轻学者的致命伤），更重要的是治学的方法。他采用涵盖面很广的诠释模式，多元的分析方法：“凡古今中外的校勘、训诂、考证之术，近代人文、社会、自然科学之理论、方法、与技术，皆不妨比照实情，斟酌适可而用之。”
他的学术研究领域繁多，兴趣也多元，研究不只是因为教书的生涯非做不可的工作，而是他的生命与使命。所以每一项，他都有计划有野心地进行，可惜生命有限，很多精彩的、突破性的项目，还没完美完成，他就走到人生的终点。我上面就曾指出，他的“五四”学就是一个大系统的计划，从“五四”的研究数据与论述开始，然后连接到海外的“五四”新诗学，自己又亲身创作，他的诗集就是一部中国新诗发展史，从自由诗到格律诗，从现代诗到后现代诗，他自己都有实验性的作品。另外，除了自己的书法，他的书法研究也与“五四”挂钩，成为“五四”书法的研究权威。传统的艺术，如书法、绘画、篆刻，他也有计划地研究，如《书法与篆刻论稿》（已编好，未出版）与《民初书法：走过“五四”时代》便是很好的证据，这也证明他不是仅仅玩玩，当作应酬的玩意而已。
老师一生不断地翻译世界诗歌名著，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当老师的研究生时，发现他已翻译好很多未出版的诗歌，我与淡莹便促请他拿出来，帮他整理整理，其中泰戈尔（RabindranathTagore，1861—1941）的《失群的鸟》（StrayBirds）与《萤》（Fireflies）便是我们送去给白先勇，由晨钟出版社出版的。①
我相信老师的学术与创作大系统下的各个领域，日后都会成为学者注意研究的对象。他的复杂性，史无前例。除了上述的学术复杂系统，如研究“五四”运动，衍生出研究“五四”文学、“五四”书法、研究与领导“五四”海外新诗运动，最后自己也成为“五四”新诗的一部发展史。最超越典范的地方，是老师身兼多栖的学人、作家与艺术家。他是新旧诗词的诗人，一生创作不断，创意无限，努力创造新诗格律，也是新旧诗词研究专家；他研究书法绘画，自己也是卓越的书法与水墨画家；他研究篆刻，也是篆刻家；他研究古文字学，自己也成为古文字书法家；他研究《红楼梦》，自己也是咏红诗词家；他研究西方文学，自己也是翻译家；他重视与肯定海外华文文学，自己也是海外华文作家。八、从《周策纵全集》到《周策纵文集》的出版计划
老师有一封于2000年9月28日写给当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陆国粲社长的信，他坦诚又详细地讨论出版他的全集或文集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当时在何文汇教授与陆国燊社长的热心计划下，正考虑为周教授在香港与大陆联合出版《周策纵全集》或《周策纵文集》：①陆国燊社长：
九月十九日的传真信已收到，谢谢！兹将我的意见，条列如下，请你指教。
（一）拙集由贵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两社名义在国内出版，我可同意。但他们尚未正式决定，据尊函所说：他们“首要关注为内容及文字细节。”他们应该知道，我大半世纪以来，都是主张自由民主，学术言论自由的人。去年他们学术界开会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邀请我出席，并列名筹备委员。我当时发言都在支持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原则。拙著《“五四”运动史》过去在大陆和台湾都是禁书，今年大陆已出版了两种中文全译本，我公开批评毛的地方都没有改动。可是我也了解，目前大陆出版界也有些顾虑，所以：（1）文字细节方面，我可稍修改或删去有刺激性的一些语句，但主张不能改。（2）从来著者在逝世时，且尚未封笔，本来不应该出“全集”，大陆常称“文集”。你上次建议用“全集”字样（据黄晓华女士来信说的），我虽已同意，可是总觉得有些不妥。现如与北大出版社合作，而他们又有些关注的话，不知是否可改称“文集”（当然包括有诗词翻译）。（3）反正书要一本一本地出。到时就可有伸缩的余地，如必用“全集”，亦可商量。（二）我现将上次寄给何文汇教授的《全集暂定卷目》略加补充注明……
何文汇与陆国燊两位仁兄是我老师的知音，他们很早就想尽办法通过出版，宣传他的学术成果，其用心与努力令人钦佩。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红楼梦案：弃园红学论文集》便是老师与何、陆两位先生计划中《周策纵全集》之一，可惜因为其他因素，原出版计划没有成功进行。另一本在致陆国燊博士信函中提到的《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因为陆博士离开中大出版社，老师请我安排由台北的万卷楼于2006年出版。这个时候，周老师大概感到自己年纪已大，岁月不留人，开始孜孜不倦地在整理自己的著作，譬如他的旧诗词《周策纵旧诗存》的出版就由香港浸会大学的钟玲与陈致教授促成。而老师生前编辑的新诗选集《胡说草》，后来我与师母合作，改编成他的新诗全集《胡说草：周策纵新诗全集》，2008年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老师生前无法完成的《海外新诗钞》，心笛与我终于今年初接力式编辑好并出版。①这些都是朝向老师生前所谓“反正书要一本一本地出”的《全集》的前进努力。
老师在2007年年初健康状况突然严重下滑，不幸在5月7日往生。就在1月2日那天，师母给我寄出一份中英文的原件声明书，内容说明他正编辑《周策纵全集》，请求出版社同意授予他的著作出版权：
出版社负责先生：兹因本人整理毕生著作，拟出版《周策纵全集》，将采用贵社曾经发行我之论文，特请赐予该文之出版权，以便收入全集。多谢。周策纵敬上。②
从这份声明书的原件上可以看出，老师的中文签名已不像平时那样潇洒了，可见那时老师身心都已疲惫不堪。
老师生前，何文汇与陆国燊已计划为他出版全集，所以老师往生后，何文汇教授、陈致教授与我三人马上开始策划如何编辑出版，而师母是最伟大的功臣，在老师最后的一两年里，由于记忆力严重衰退，师母几乎全职在整理老师的著作。像《胡说草：周策纵新诗全集》，一半的诗作散落在弃园屋子四处，是师母辛苦挖掘整理出来的。所以老师逝世前，未出版过的论文大都已编辑好，结果陈致亲自将手稿运送到香港，而何文汇教授与陆国燊博士是莫逆之交，刚好后者离开中大出版社后，目前担任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所以一谈即成。老师的专书流传很广，容易得到，因此决定以目前编辑好的论文为主，加上一些较重要的杂文、随笔出版《周策纵文集》，分为二卷：上册有三大部分，“自传与人事忆记”“《红楼梦》研释”与“五四及近代思潮”；下册也是三大部分，“经典与训诂”“诗词与其人其事”与“文史宗哲篇”。陈致、何文汇与我同时分头联络世界各地周老师的学生，希望邀请他们担任编辑顾问。周老师桃李满天下，善结人缘，热爱学问，所谓学生无从定义，像何文汇兄，虽不是正式课堂上的学生，但与周公亦师亦友之情缘，比任何人都要密切。所以最后在匆忙中间，我们只邀请我们三人间很快就联络上的共二十一位，照姓氏笔画排序是王晋光、王万象、王润华、王晓薇、何文汇、吕宗力、周建渝、洪铭水、高辛甬、张双英、张双庆、梁凤仪、陈永明、陈致、陈博文、黄嫣梨、刘宝珍（淡莹）、蔡振念、钟玲与严志雄。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周公的学生朋友愿意加入，如果他们及时获得这个出版文集的讯息。我希望不久以后，更多周老师的学生朋友还能继续努力，把《周策纵全集》出版，发扬老师的学术思想、方法与精神。
最后要特别感谢师母吴南华医生。2007年周老师逝世以后，师母全力投入整理周教授其他著作，尤其他的新诗创作，像《胡说草：周策纵新诗全集》与《海外新诗钞》①都是在她的努力协助下完成编辑与出版。唯一可惜是本文集还未出版，师母不幸已于2009年3月13日在旧金山北边的阿巴尼（Albany）的公寓病逝，目前与老师一起永远安息于陌地生弃园附近的山林墓园（ForestHillCemetery），她离开前已经知道我们的出版计划，我请她放心，我们这群周老师与师母生前的好友与学生，一定会同心协力将它顺利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