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美术启蒙也是从培正开始，不是通过美术课或手工课，而是一位未来的国画名家。1922年，学校来了一位年青的美术教员黄君璧(1898—1991)，他在1914年考进广东公学，美术老师是广东山水画家李瑶屏。1919年中学毕业后，他宁愿放弃赴美机会，继续跟随老师习画。三年后，李瑶屏把他推荐到培正教授小学美术。他从来没有当过梁宗岱的老师，梁宗岱也不善画，但是两人却结为好朋友。1949年培正建校六十周年，梁宗岱回校参加庆典，写了一篇文章《黄君璧的画》，发表在《培正中学六十周年纪念刊》上：
我和君璧认识还是廿四五年前的事，那时我在培正中学肄业，君璧则在小学任图画教师，或许由于某种渺茫的心灵的契合罢，君璧和我过从颇密，但他当时所从事的是炭画和一种流行的月份牌画!我特别提出这点，是要大众认识从这卑微的出发点直到今日辉煌的发展，君璧的努力要走过多少的路程。以及一个人的努力能够成就怎样的奇迹。
可是当我七八年后从欧洲归来，君璧山水画的声誉已开始传播到我的耳里，不少后辈的培正同学曾经不厌其详地对我叙述我去国后君璧的生活。他们都异口同声强调他怎样把自己闭在屋子里废寝忘食去临摹古画；怎样东抄西袭，七拼八凑起来当自己的创作，我明白他正在孜孜地奠定他的基础。
[……]
但是如果君璧的努力只限于“法古人”，他的画至高不过是古人的复制品——即使是最精巧的复制品。他于是开始他那邀游的生活，开始去“师自然”于那最崇高最清旷最幽深最险峻处。他开始用他自己的眼睛和心灵——那受了许多精明透辟的伟大的眼睛和心灵训练过的眼睛和心灵(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每个大画家的手法就代表他的看法，善学一种技术之人就等于获得一种新的宇宙观)去和大自然接触，藉以达到一种更深彻更完全的契合，他游黄山，登华岳，渡蓬莱，入西蜀，最近且流连于台湾的霞光云海，把大自然的变幻无穷的万千气象一一纳入他那精神的画箱中，这就是他的山水画所以能戛戛独步于今日的画坛(张大千先生有他的奇逸却没有他的沉厚)，构思奇兀而不狂怪，用笔恣纵而不矩了。所以在君璧的作品中，我最神往于那些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一草一木都仿佛浸在苍苍的大气中的蓊郁深蔚的画……
这篇夹叙夹议的回忆，准确地概括了这位大师的前期艺术道路。四十年后，黄君璧九十岁，在《白云堂画论画法》自序中回顾习艺经历，结论十分相似：“习艺一事，不外师人，师心，师造化。师人者以古人为师，师心者以己身为师，师造化者以自然为师也。”黄君璧比梁宗岱幸运，五十岁到台湾后被聘为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工作了二十二年至七十四岁才退休，最后活到九十三岁高龄。这四十多年和平安定的生活，为他提供了一个优良环境，把艺术创作带到更高峰。像他那样从大陆移居到台湾的画家人数不多，台湾人把他与张大干和溥心畲称为“渡海三宝”。
六育中的“群”基本上属于课外教育。比起一般学校，寄宿生制度形成的集体生活，让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朝夕相处，几乎就像一个大家庭，这对群育的推行无疑十分有利。培正的学生组织并不比其他教会学校多，只有学生会与青年会。
学生会很早便成立，与中学部的开设同步：
本校学生会，盖由校中全体组合之一大团体也。发起于黄泽光、伍英树(按：1916年中学部第一届学生)等君之手，后经本校教员李竹候先生草订组织大纲。本会遂成立于1917年。
[……]
本会之宗旨——学生会是本校全体学生对内，对外，最大最高之机关。对内——则联络感情，助理校务。对外——则与各校及各团体往来交际，以期增进学益。此则本会之唯一宗旨也。
本会之组织——(一)总监府由本校教员会组织而成，有监督本会进行之责。(二)议院——分参、众两议院，由全体学生选出，所以代表全体公意，执行立法，及监督政务进行。(三)政务院——分自治，经济，卫生，演说，纠察，交际，体育，会食，外交，九部。总理总其成。各部设总、次长各一，执行各部政务，此则组织之大略也。(一九二三年级同学录)
由此观之，学生会的功能相当于学生自治政府，由学生选举，管理学生日常事务，上至对外联络，下至膳食和小卖部，都由学生负责或派代表参加，这是学习民主的一个很有效的工具。
……
P48-50
序言
卢岚
因着家住铁塔下，得以经常在铁塔公园散步。这一带地方远不止是这个公园，还群集了好几个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夏约宫的人类博物馆，巴黎纪美美术馆，现代艺术馆，……塑像、喷泉、古木、草坪就错落其中。这片塞纳河谷给你提供了脚丫的走动，也提供了精神的漫步。但于你还不止这些，有些东西与你有点关系。从家门出来向左拐，一两分钟路程就可以看到夏约宫，正面两边墙头最高位置上，有几行金字：
在这里，巧妙地聚集了一些罕见或美丽的东西，它们教会眼睛以全新的目光来看待世界所有的事物；
在这个奉献给奇迹的墙壁里面，我收藏和保管出自艺术家的巧手的作品，他的手和思想可以互相媲美和争一日之长短，但两者不可缺一地存在。
然后，你转到夏约宫的背面，看到另外几行金字：
所有人都在创造，像呼吸般不自觉。但艺术家感觉到自己在创造，他全身投入到行动中，他所热爱的艰辛劳动使他变得强大。
就取决于走过的人，我是墓坟或宝藏，我在说话或沉默，这
个就全凭你而定，朋友，请莫不带着欲望走进来。
这几句平常话，道出了常人说不出的常理。它以博物馆的口吻写成，“我收藏和保管出自艺术家的巧手的作品”。嵌在墙头上的浮雕般的金字，像花边领圈，绕在建筑物的脖子上，散发出一种文化气息，把整一片地方收拢在温厚的艺术氛围里。是哪一位作家有此殊荣?但，又有哪一位作家拥有这种语言风格?除非是象征主义诗人保罗·瓦莱里。这个名字于你特别惯熟，因为，他是宗岱师游学法国时期的老师。老师的老师。
然后，你沿着人权广场的梯级往右拐，很快就看到保罗·瓦莱里的青铜头像，立在一块草坪当中。每一回走过，你总是特别在意地跟它打个照面，又不缺少意识流，一股半透明的情绪就悄然来到。就是这位被誉为法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曾经为宗岱师的《法译陶潜诗选》做序，序言中如此这般地称赞过他。
老师的老师，距离不太远；跟那个时代的距离也不太远。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你对他们的师生关系，对宗岱师的欧洲生活的了解，只限于从诗到诗，从中译法到法译中，从《途遇》到《晚祷》，即便是回忆罗曼·罗兰，他登门拜访那天，“按铃时，罗曼·罗兰亲自出来开门”已是难得的细节。瓦莱里呢，为人“极温雅纯朴”，他“追随左右，瞻其丰彩，聆其清音”，你只能反复琢磨那几句话。而你眼前的青铜头像，会知道得很多。唯是，你向它发问，它不作答，一个沉默的斯芬克斯。但要串成一个完整的梁宗岱故事，又怎能欠缺这段欧洲生活?我们虽然长期生活在法国，而那段相距不太远的日子，于我们又聋又盲，你呼它不应，它看你不到，像陷落了的断层，厚重的泥土不会给你发来任何信号。你谈梁宗岱，就说不出新鲜话来。所以，当我们编过《梁宗岱文集》，又出了单行本之后，就将手头上收集到的资料送回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梁宗岱藏书室”。拍拍手掌，这个课题到此为止。
但，当你相信再没有什么可作为的时候，一道大门突然打开，一股带着烟尘的空气掠过，一个熟悉的身影回来了。他就在那里。在欧洲。一个九十年前的青年梁宗岱。太阳底下还是有新事，新事就来自于新科技，来自于图书馆书籍的电子化。过去，迷失在书海里的文献与你，是世事两茫茫，而现在就有打捞的可能，旧事就变成了新事。志侠得到线索后，就跑图书馆，向法国、瑞士、意大利、日本有关的纪念馆和档案室查询，还搜查了数以千计的中外网页，进行了一场地毡式的大搜索，将得到的材料进行筛选组织。两三年来，找到一些以前不敢想象能够得到的材料：他的索邦大学生活，沙龙活动，跟瓦莱里、普雷沃(Jean Prevost)的关系；跟当时游欧的胡适、邵洵美、傅斯年、刘海粟等人的来往；先后刊发的英文法文诗歌；外国评论家的评论文章；在欧洲的政治活动，等等，而找到宗岱师给瓦莱里的十四封信，以及罗曼·罗兰有关梁宗岱的四段日记，就成为志侠今回大搜查的压轴宝藏，成为了解他与这两位世界名人的关系的最直接资料。所有这些文献，都是跟他的外国同学和朋友们，或从国内来的中国朋友们，共同经历过的生活，后来他们根据回忆写成文章，分别发表在国内外不同的刊物上，也有在通信或书籍中提及的，都是当事人的活生生的笔头记载。那些文字，像随手拍摄下的镜头，有着很强的透露能力。从那里我们看到一个奋发向上、孜孜不倦地追求学问，既热情、假日子，生活十分充实，既浪漫也独特，脚步所到之处，总不忘撒下诗的种子。他的行囊中，除了诗与文学，再没有别的重量了。他在欧洲的故事，远超过一个学子的范围，在法国再无别例。
欧洲生活是宗岱师人生的关键时期，没有那段日子，就没有日后的梁宗岱。回国后他深知这个过去造就了他，给了他特殊标记，他为此感到骄傲，有意把这个过去延续下去，让自己身上的文化烙印继续说话，就产生了诗论和翻译风格的奇迹。他把歌德的《流浪者之夜歌》 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作比较，将歌德与李白，屈原与但丁，杜甫与雨果，姜白石与马拉美，在生活上、思想上和风格上进行比较，这是他的欧洲生活的继续叙述，实际上已经是比较文学。尽管谈的是诗歌、文学，但他本人的印记都留在了里面。他也不会忘记跟罗曼·罗兰的两次会晤，和追随瓦莱里的日子，这是他的人生的美好经历，他的机缘，他的幸运，他很认真地把这一切放在心上。记得他曾经向笔者出示过罗曼·罗兰给他的信，同时出示他复信的底稿，开头是：grandeestmajoie de recevoirvotrelettre(非常高兴收到你的信)。将简单的开场白，以字眼的位置使之变得活泼多彩，这正好是他的人风文风。他不爱平庸，不爱一般化，连一个句子也不例外。如瓦莱里的评述，他“热衷于这些相当特殊的精美”。
当你将他的不连贯，却有代表性的七年欧洲生活片断，与原有的认识进行对照、比较，就会得到印证，或找到线索，弄清疑点，明白了一些所以然。比如他如何走进瓦莱里的世界，怎样接触到文化沙龙，《水仙辞》的翻译，序言的产生，译诗的出版过程等。如果他特别推崇歌德的《流浪者的夜歌》，皆因他有亲身体验，“阅历与经验，对于创造和理解一样重要”，他说。与此同时，你也发现了一些不可理解。他拥有丰富的知识，见识和阅历，但在生活的长流中没有给他起保护作用，总是理性让位于感性。他的人生被学识、意志、奋斗、机缘所造就，也被错失、谬误、牢狱、灾难所损毁。不止一次，他放弃了相对地好的命运，相对理想的生活，宁可与之擦身而过，就有闹哄哄的社会新闻，与身份不相符的纠纷，有新政权初期的四年冤狱，以及在“文革”中的精神和肉体的灾难。原来人生可以这样完美。或者不完美。如果我们为他的传记加上欧洲生活这个链环，串成了一个完整的诗人学者梁宗岱的故事，而他的另一个带着世俗颜色和气味的故事，却不缺少不可捉摸和难以理解。也许这些掩眼法般的不尽如人意，反而成了梁宗岱传奇不可或缺的因素。
2014年7月
刘志侠、卢岚著的《青年梁宗岱(精)》从梁宗岱的家世开始，叙述他出生于广东新会，在地处偏僻的广西小镇百色度过童年。十五岁返回故乡后，进入广州培正中学和岭南大学接受教育，数年间从一个满身野气的乡下少年，蜕变为现代青年诗人。一九二四年远赴欧洲游学，就学瑞士日内瓦大学、法国索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并在意大利游学，从一个文学青年迅速成熟为真正的作家。他结识了文学大师瓦莱里，成为他的弟子，和青年作家普雷沃、奥克莱和瓦朗让等结成好友，得到罗曼·罗兰两次在瑞士家里接见长谈。他在法国刊物发表英法文作品，出版了《水仙辞》中译和《法译陶潜诗选》，活跃在巴黎文艺沙龙和中国留学生群中，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归国。
全书叙述均有所本，大量引用了新发现文献的原文：少作，书信，日记，手稿，同时期的中外出版物等。这些文献除了来自国内藏书外，相当多一部分保存在法国、瑞士和日本的图书馆手稿部和文学档案馆，非亲临斯处搜索而不可得，部分还须逐字辨认抄录，其中有梁宗岱英法诗歌佚文，致文学大师瓦莱里十六封信，罗曼·罗兰四段日记，普雷沃、奥克莱和瓦朗让的回忆，法国记者访问记等。
写作方面，以史实为重，评论从简，详尽介绍人物、事件和时代背景，具体还原出一个真实的青年梁宗岱，他的成长过程，以及他的不平凡的文学道路。
刘志侠、卢岚著的《青年梁宗岱(精)》是一本叙述性传记，跨越1903年至1931年的二十八年时间，从梁宗岱的家世开始，至欧游学成归国。主要内容根据笔者近年在海内外搜索到的历史文献撰写，引用多种新发现的少作、书信、日记、手稿和同时期的中外出版物，包括梁宗岱致文学大师瓦莱里十四封信和罗曼·罗兰四段日记。所有叙述均有所本，史实为重，评论从简，详尽介绍人物、事件和时代背景，具体还原出一个真实的青年梁宗岱及他的成长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