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满
艾伟
白天,隔壁赵老板家的姨娘会来大屋坐一会儿。喜妹不喜欢她来,她一坐下,就会讲主人家的事。
“我们家女主人昨晚和赵老板吵了一宿,”隔壁姨娘神情诡异,“晓得哦,赵老板又换了个小姑娘,才十六岁,都有了。”
喜妹的心沉了一下,目光不由得看大屋墙上的照片。照片里的年轻人微笑着,俊美的脸光亮亮的,好像上面涂了一层金子。
隔壁姨娘顺着喜妹的目光看过去,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你家太太——啧啧,什么年代了,叫太太,亏你叫得出口——你家太太快五十了吧?”
喜妹老派,一直叫东家为先生和太太。这是娘教她的,娘以前也是做姨娘的。先生开始不适应,说叫老白就可以,但喜妹坚持这样叫。太太倒是坦然接受了这叫法。
喜妹一脸茫然,难过地转向窗外,好像照片上的孩子这会儿正在窗外明亮的天空上看着她。二十年前,她来到大屋做姨娘,孩子是她一手拉扯大的,她在他身上花的心血比亲生儿子国庆还多。
“你们家先生是好人,不像我们家赵老板,花花肠子,只是可惜了,白白留下这万贯家产,以后给谁呢?”隔壁姨娘说。
这话喜妹不爱听,先生家的不幸轮不到隔壁姨娘来说三道四。
隔壁姨娘并没察觉到喜妹的不悦,她看着墙上孩子的照片:“含着金汤匙生出来的人,可惜没福消受。”
说完,站起身夸张地掸了掸袖子,走了。袖子上并没有灰尘,好像这屋子里有晦气,怕沾染上她似的。
太太心情不好,先生带着太太去泰国塞班岛散心了。喜妹一个人守着大屋。伺候人惯了,突然闲下来,心里面空落落的。她每天打扫大屋三遍,打发时间。有一天打扫孩子的房间,她偷偷翻看一本相册,看到相册里一张孩子吃奶的照片,当即瘫倒在地。照片里那个喂奶的人只是个局部,孩子不会知道,他叼着的是她的奶子。当年她抛下自己的儿子,把奶水都给了这个孩子。她看着他长大,长得那么漂亮,可突然就不在了。喜妹一直清晰记得孩子吸她奶头的感觉,心里面格外疼爱这孩子。她替先生难过,中年丧子,谁能受得起这打击?
敲门声把她吓了一跳。她赶紧擦掉眼泪,来到大门前,透过猫眼,她看到一个瘦高个儿站在门口,由于猫眼变形,他身上的西服看上去像一件长衫,显得吊儿郎当。
她紧张地打开门,国庆鞋也不脱,大步进了屋,然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你怎么来了?叫你不能来大屋的。”每次,儿子进城,她总是让儿子住在小旅馆,然后做贼似的去看他。
“白老板又不在,你怕什么?”
“谁告诉你的?”
“你以为我是傻的?”
国庆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劣质纸烟,摸了摸口袋,没找着打火机。
“这屋里不能抽烟。”
国庆没来过大屋,但他仿佛熟识这里的一切,他径直走进厨房,打开煤气灶,灶火很猛,儿子侧着头,点着了烟。在灶火的映照下,她看到儿子苍白的脸上有一条若隐若现的伤痕。
“又打架了?”
国庆皱了一下眉头,沉闷地吸烟,不说一句话,也不瞧一眼母亲。
“输了多少?”
国庆伸出一个指头。
“一万?”
“十万。”
“什么?你不是说会改好的吗?你怎么又去赌!”
这次喜妹再也控制不住了,她拿起拖把,打儿子。
“你个败家子,我打死你。”
国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母亲打,好像他早已习惯了棍子。
最终是喜妹崩溃了,她无力地把拖把丢在一边,气得浑身发抖。
“他们在等我,”国庆指了指远处,“你不给我钱,他们会弄死我。”
“我哪里有那么多钱?你当我在挖金矿?让他们弄死你,我也好省省心。”
国庆沉默不语,嘴上的烟火亮了一下,烟头上长长的烟灰落在地上。国庆看了看大屋,指了指墙上的照片:“他和我同岁?”
喜妹低头不语。
“看起来比我年轻多了,妈的。”
国庆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狠踩了一脚。
喜妹容不得屋子弄脏:“你别乱扔,这不是乡下。”她拿起拖把擦了一把,然后去卫生问放好。出来时,儿子已经不在了。
她的心突然揪紧了。这不像国庆的做派。平常要是没从她这儿抠出钱来是不肯走的。这反常倒让她不安了。十万块,她不吃不喝得做五年。他哪里去弄这么多钱?
她的脑子里出现儿子走投无路的情形。她不敢想象他们怎么对待他。
第二天,喜妹收拾孩子的房间,发现放在抽屉里的一只金表没有了。她站在那儿,有半天缓不过气来。 一个月后,先生和太太从塞班岛回来了。太太晒黑了一些,气色也好多了。
喜妹见到主人,不由得紧张。那只丢失的金表让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小偷,做姨娘的最重要一条就是要手脚干净,要是主人发现了,她怎么说得清?一辈子的清白都没了。
这天晚餐,喜妹烧了不少太太爱吃的菜,先生和太太吃得很香。看得出来,太太的悲伤减轻了些。太太吃的时候,不时看着喜妹,眼睛亮晶晶的,还带着笑意。喜妹却不敢正眼瞧太太。
晚饭后,喜妹刚收拾停当,太太就把她拉进房间。先生出门去了,屋子里只有她俩。喜妹的心怦怦跳,难道太太发现金表丢了吗?如果太太摊牌,她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太太没问表的事,竟问起喜妹老家的情况。太太很少问喜妹家事,喜妹担心太太是绕着弯子,最终会说到金表上。
太太说出自己的用意时,喜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不过喜妹是聪明人,很快明白了。喜妹长长地舒了口气。喜妹马上想到了小满,同太太说了小满的情况。太太点点头。
“明天,我们去看看。”
那个死了儿子的疯女人站在村头的香樟树下奇怪地打量着她们,脸上挂着仿佛是看透一切的笑容。喜妹对太太说,每年春天,她都要发作,很可怜。
喜妹没把太太带到家里,直接去了小满家。P19-21
序
洪治纲
大约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短篇小说创作就不太注重它的“轻骑兵”功能了,而是越来越迷恋于日常生活的微观书写。尽管也有极少数作家偶尔触及战争硝烟或底层苦难,在“宏大叙事”面前虚晃几枪,但从整体上看,杂乱琐碎而又意趣横生的日常生活,已成为作家们最为主要的叙事目标。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从奈保尔、雷蒙德·卡佛到爱丽丝·门罗,他们的短篇也都是书写一些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甚至是标准的“平民叙事”,但他们同样将各种复杂的人生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日常生活看起来一成不变,似乎处处布满了经验和常识的鹅卵石,大同小异,无须细察,便了然于心。实则不然。从油盐柴米到吃喝拉撒,在看似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中,其实蕴含了人类所有的信仰、观念、禁忌、情感和思维方式。按学者们的阐释,“要理解日常生活,我们就要明白,日常活动的形塑不仅受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而且受人们身处其中的文化情境的影响”“文化性的力量不仅控制,而且塑造人类身体。一个人童年时成长于其中,成年时生活于其中的文化背景深刻地塑造他们运用其身体的方法——即如何行走、说话、跑步、投掷、举物和其他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这些事情并非完全是由生物性决定的,而是由此人生活其中的社会背景塑造和影响。”这也就是说,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日常生活中每一种看似微不足道的言行,其实都折射了人类自身文化的牵制与规约。
人类文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通常是借助心理认同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其规训的目的。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形态,应当就是伦理文化。所谓“伦理”。主要是指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时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是人类文化最为重要的表征。小到家庭内部、两性婚姻,大到行业行为、社会关系、国家关系,在不同民族或不同国家中,都拥有一系列自身独特的、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这些规范和准则,通常是以观念性的形态,让人们在心理上自觉地认同或接受,否则,人的个体行为就很难受到群体的认可。因此,伦理的核心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关系”问题,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每个人在面对各种关系时,都会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着各种伦理的潜在制约。
这种情形,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尤显突出。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崇德型文化”。它主要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之上,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社会根基。这也意味着,我们的作家在书写日常生活时,几乎无法绕开由中国传统文化所浇铸起来的各种伦理问题。或者说,在日常生活的书写过程中,无论作家具备怎样卓越的洞察能力和叙事技能,都必须学会处理各种伦理与情感、人性乃至命运的纠缠。这种纠缠,就小说创作而言,不仅仅是故事的社会背景与人物命运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作家渗透在作品中的内在价值立场和审美意味。——很多时候,读者正是将那些渗透在作品中的文化伦理作为主要依据,才能对作品进行更为有效的价值分析和审美评判。
事实也是如此。在大量优秀的短篇小说中,作家们在书写日常生活的各种生存细节时,特别是在揭示人物内在的人性景观时,总是让其置身于各种文化伦理的观照之下。譬如莫泊桑的《项链》《羊脂球》,麦克尤恩的《蝴蝶》《立体几何》,汪曾祺的《大淖纪事》《受戒》,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等。可以说,没有伦理的渗透或观照,这些短篇的意味就会丧失很多,甚至会严重影响读者对作品在审美价值上的辨析。换言之,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其实都会不自觉地进入作者所铺设好的文化伦理之中,在某种伦理氛围中审察人物的精神面貌,并确立自身评判的价值立场。譬如《项链》,如果没有诚信、责任之类的伦理作为支撑,我们看到玛蒂尔德的行为,或许只是觉得她为了一场虚荣的晚会而输了整个青春美貌。但是,如果我们从信守承诺、欠债必还的社会伦理上辨析,这位女人的内心中显然还有一些令人敬畏的品质,包括勇气、担当和诚实。她输掉了青春,但赢得了敬畏,无论那条项链真假与否。
我之所以绕上这么一圈,从日常生活说到文化,又从文化谈到伦理,并论及伦理与小说的关系,是因为我在阅读2016年的短篇小说时,对此感受尤为突出。在我所遴选的一些自认为较有意味的作品中,绝大多数都是书写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形态,它们虽然故事情境各不相同,人物性格也各有特点,但是,它们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传统文化的层面上,与各种伦理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并且让作品的内蕴迅速超越了单纯的人性指向或命运变化。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伦理关系就像石头上的一层包浆,其着色与厚薄,往往决定了这块石头的把玩价值。很多作家,都是通过对社会伦理或家庭伦理(包括婚姻伦理)的巧妙铺设,使作品的内涵变得颇为丰实。它使我们看到,在短篇小说创作中,伦理关系的铺设,并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的策略,还是一种叙事的智慧和技能。
在2016年的短篇小说中,不少作家都是从社会伦理入手,借助各种饶有意味的,中突方式,呈现了不同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内心之困或命运之变。众所周知,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每个人的具体言行,既映现了社会伦理和风俗人情的基本形态,也折射出个体欲求与社会伦理的经常性冲突。对于任何一个普通的个体来说,完全膺服于各种社会伦理的言行几乎是不存在的,从人际交往到职业需要,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冲突。正是这些或隐或显的冲突,凸现了人性的不同面貌,也规定了人物的不同命运。像徐则臣的《狗叫了一天》、弋舟的《出警》、苏童的《万用表》、王手的《阿玛尼》、杨怡芬的《有凤来仪》、高君的《来一瓶啤酒》、黄梵的《枪支也有愿望》等作品,都是以各种共识性的社会伦理作为人物言行的冲突背景,呈现了人物内心极为丰富的精神质地,以及作品特有的审美意蕴。
徐则臣的《狗叫了一天》书写的是都市底层人群无奈而又无望的生活。他们贴小广告,卖水果,养着土狗,既直面平庸和无奈,又向往天空与诗意。遗憾的是,生活的艰辛,还是让他们陷入了某种伤害的怪圈,并导致张大川夫妇的傻儿子意外身亡,而米萝等人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包袱。在这篇小说中,冲突来自于一条看家的土狗,它影响了米萝等人昼伏夜出的生活,但最终却造成了小川的身亡。它让我们看到,“和狗一样歪歪扭扭的”的行健和米萝,将永远无法摆脱社会伦理的精神折磨。
弋舟的《出警》同样也在一种社会化的伦理语境中,通过片儿警的独特视角,呈现了两位空巢老人对抗“孤单”的凄凉与无奈。两位老人一实一虚,一位是底层的老奎,一位是退休校长,他们身份、修养截然不同,但遭受的人生困境却毫无二致:孤单。这是一种被世界遗忘的孤单,无人说话的凄清。所幸的是,底层的老奎碰上了片儿警老郭,尽管老郭得了绝症之后,老奎还没少折腾派出所,但他最终还是在老郭的相助下住进了养老院。“人活着就是在苦熬”,小说最后发出了这样的喟叹。它直指现代社会在伦理关怀上的缺位,也在思索人生面对孤单的艰难和酸楚。
苏童的《万用表》以颇为轻松的语调,讲述了一位质朴、木讷的乡村青年小康进城之后的人生变异。表面上看,小康的变化与大鬼的教唆脱不了干系,各种欲望言辞的熏陶和引诱,都在不动声色地蚕食着小康脆弱的道德伦理,尤其是大鬼下海经商后的“成功”,更是让小康从内心认同了大鬼的价值取向。但从本质上说,小康的人生变异,已暗含了城乡差距所引发的人性扭曲。正是这种扭曲的人性,毁灭了他的家庭和人生。作者的巧妙之处在于,他始终将小康内心的挣扎和扭曲隐藏在叙事的背后,让大鬼以城市小混混的角色,不断地捶打小康,并最终将对方击得一败涂地。
王手的《阿玛尼》则将社会伦理与国家法律置于一种两难的境地,饶有意味地讲述了一位底层母亲在特殊年代里艰难挣扎的生活经历。寡妇金龙妈为了养活病残的儿子金龙,照顾刚出狱的儿子银龙,不得不在破小的家中设了一个小小的赌桌,靠“抽头薪”维持生活。
……
须一瓜的《灰鲸》和刘玉栋的《南山一夜》都涉及家庭伦理问题,但它们更多地指向婚姻内部的困顿与疲乏。其中,《灰鲸》是一篇耐人寻味的小说。它将一对中年夫妻的平庸生活与珍稀的大灰鲸命运交织在一起,在一种隐喻式的叙事策略中,展示了当下普通人无序而又无奈的生存境况。这是一对极为平常的夫妻,在毫无波澜的日常生活里,过着最为平常的生活。没有期待,没有激情,没有动力,生活总是在最庸常的轨道上滑行。但是平淡也是一种重负,所有的乏味、慵懒、烦躁和疲惫,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看不见的网,让人随时感到窒息。丈夫偶尔还能在灰鲸研究中获得乐趣,包括与少年的交流,而妻子只能在这种乏味的网里苦苦挣扎。灰鲸的生活是波澜壮阔的,充满无数的悬念和悲壮,所以它变得越来越稀少;只有平庸的生命温床,才能滋生巨大的生存群体,像这对庸常的夫妻。只是悲壮也罢,平庸也罢,都有看不见的网在把守着自己的命运,或许这就是生活。刘玉栋的《南山一夜》讲述了一个“无用”男人的内心之困。物欲时代对艺术的拒绝,掏空了邱东来的生存价值。妻子离婚,儿子随前妻成长,邱东来好不容易带着儿子来乡村度假,向渐渐长大的儿子展示父亲的价值,儿子却又被夜蛇吓得住院。一切都看似平常,然而在平常的遭遇背后,邱东来的灰色人生尽显无遗。
张惠雯的《十年》是一篇心理分析式的小说。它通过一种忏悔式的心理叙事,探讨了婚姻伦理中的两性问题,并展示了主人公“痛失我爱”的心路历程,有反思,有自责,有惶恐,有赎罪,当然也有祝福。所有这些心理意愿都不太明朗,但在他的长途跋涉和随后的两次见面中,都若隐若现地流淌出来。或许,作为自尊而又自卑的孤儿,他在年轻时并不懂得真爱;或许,受传统伦理观念约束的他,无法排遣内心的耻辱感;或许,全球化生活的历练,终于让他醒悟了生命的真谛。张惠雯的魅力在于,她让一个男人通过十年刻骨铭心的思念,揭示了贞洁伦理对男人自尊的伤害,也呈现了人间之爱的微妙、复杂与宽广。
旧海棠是近年来较为活跃且风格独异的作家。她非常善于将那些沉重而尖锐的生存镜像推到叙事的背后,让故事主体呈现出某些诗意、温馨甚至欢快的主调。《天黑以后》便是如此。它将一个个破碎不堪的婚姻隐藏在叙事的深处,而故事却围绕着一场孩子的生日派对,让家长们尽情地表演着恩爱、优雅、幸福和欢乐。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作者将家庭伦理置于破败的婚姻之中,让那些男人看似在努力为孩子们的成长营构一种温情的表象,却不知道这些表演性的行为,是真正的爱,还是更大的伤害?
朱辉的《要你好看》和周李立的《爱情的头发》都是讲述有违家庭伦理的婚外情之事。在《要你好看》中,快捷酒店,快捷情欲,他和她,彼此并不了解,只有欲望本能的相互满足。然而,当他试图进入她的生活时,他才发现,成功的男人总是很忙,只有他很空闲,闲得可以随叫随到。因此,他最后的“复仇”武行动,与其说是为自己挽回做男人的尊严,还不如说是被她那位不在场的丈夫彻底击败内心的自尊。这是一个男人的隐痛,也是一个失败者的又一个人生败笔。周李立的《爱情的头发》从一种精神分析的视角,借助一些微妙的、甚至是略带下意识的情节,撕开了许小言难以言说的内心痛楚。表面上看,身为年轻的护士,拥有现代观念的她,不需要承诺,不需要结局,在与已婚的方卓的情感纠葛中,体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执着和从容。然而,这些外在的强悍和执着,终究抵不过内心的虚妄和迷惘,以至于她最后走向崩溃。是对爱情的失望,还是对承诺的期许?是受伦理的折磨,还是对情感的淡漠?似乎都有。“爱情让她饱满,也让她羞耻,她不说,说不出口,而她正好善于让身体承担后果,她现在对自己下手了。”
安庆的《手指》将社会伦理、家庭伦理与人性交织在一起,让一位纯朴的乡村老父亲在社会伦理与家族伦理的冲突中,忍受着巨大的精神重负。胆小怯懦的父亲,先是被侄儿利用,帮侄儿骗取工厂的工资和福利,随后又被当了支书的侄儿为维护个人利益而取消了低保,由此陷入隐恐与愤懑的泥淖而无法自拔,直到最后自残了那根按了手印的手指。父辈们视社会伦理和家族伦理如同生命,但侄儿的心中只有个人的利益,却没有伦理的约束。这是社会的不幸,更是时代的不幸。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民族有两大精神,一是伦理情谊,一是人生向上。所谓“人生向上”,是指中国人以是非观念取代利害观念,“一切以是非义理为准”;而“伦理情谊”则是指伦理关系,“因情而有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皆义也。所以伦理关系,亦即是相互间之义务关系。每个中国人必须各自认识其义务而履行之,却从来不许谈权利”。中国社会结构的本质,就是“非个人本位,非社会本位,乃是伦理本位。”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也指出,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结构形态非常不同,西洋国家以“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铸就了“团队精神”,强调的是权利和契约的边界,也更容易关注社会伦理;而我们的国家是以“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圈子文化”,注重的是家庭伦理和人们之间的情谊。唯因如此,在中国的小说创作中,伦理问题,既是小说叙事的一个基本参照,又是确立作品价值立场的重要坐标。
洪治纲编选的这本《2016中国短篇小说年选》主编经过近一年来的追踪、翻阅、遴选和甄别,从数以万计作品中挑选出23部作品。从整体上看,每部作品都是以各种共识性的社会伦理作为人物言行的冲突背景,呈现了人物内心极为丰富的精神质地,以及作品特有的审美意蕴。在中国的小说创作中,伦理问题,既是小说叙事的一个基本参照,又是确立作品价值立场的重要坐标。
“2016花城年选”由何建明、向继东、谢有顺、洪治纲、杨晓敏、卢翎、陈世旭、王幅明、陈惠琼、朱航满、周所同、吕达等诸多名家编选,为您的海量阅读择优助力。丛书囊括小说、散文、杂文、随笔、诗歌、报告文学、散文诗等10种年度精选图书。
洪治纲编选的这本《2016中国短篇小说年选》是短篇小说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