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庆超的《从东北沦陷到东京审判》，首先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九一八事变后为起点，展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局部抗战——东北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东北抗日义勇军阶段，第二阶段是东北人民革命军阶段(赵一曼就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的优秀代表)，第三阶段是东北抗日联军阶段。

然后，反映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全国抗日战争。

这样，就准确反映了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的历史——以东北沦陷开始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战争，以七七事变开始全国抗日战争，以东北解放结束全国抗日战争。

薛庆超的《从东北沦陷到东京审判》讲述了：东北抗日战争的兴起。重评《八一宣言》。张学良、杨虎城活捉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华北抗战的战略部署。日本“‘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最新指示。彭德怀与“百团大战”。中共七大，毛泽东任中共中央主席。全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中国抗日军民战略反攻。日本无条件投降。一批日本战犯被判处绞刑。

第一章 东北抗日战争的兴起

第二章 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

第三章 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地位

第四章 重评《八一宣言》 

第五章 毛泽东纵论“一二·九”运动

第六章 张学良、杨虎城准备发动兵谏

第七章 东北军华清池活捉蒋介石

第八章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第九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第十章 八路军首战平型关

第十一章 华北抗战的战略部署

第十二章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第十三章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最新指示

第十四章 刘少奇率中原局开辟新局面

第十五章 八路军、新四军战略会师

第十六章 彭德怀与“百团大战”的千秋功过

第十七章 关于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评价

第十八章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范

第十九章 建立新四军新军部和华中局

第二十章 毛泽东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

第二十一章 敌后战场抗日军民局部反攻

第二十二章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十三章 中共七届一中全会

第二十四章 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第二十五章 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第二十六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正面战场

第二十七章 苏联军队、八路军、新四军进军东北

第二十八章 华北战场、华中战场、华南战场战略反攻

第二十九章 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回归祖国

第三十章 蒋介石庇护侵华日军总司令内幕

第三十一章 东京审判·一批日本战犯被判处绞刑

后记

1936年1 2月11日，蒋介石在华清池连续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剿共”。晚上，宴请各位军事将领，张学良出席。当晚，杨虎城也在西安新城大楼宴请跟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各位军政大员。各种酬酢活动结束后，张学良、杨虎城才各自回到自己的公馆。

张学良回张公馆后，立即召集有关人员，部署12月12日凌晨举行兵谏。

根据张学良的命令，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老军军长缪澄流、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总参议鲍文樾、西北“剿总”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洪钫、第四处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和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和有关人员，迅速集中到张公馆里。

这时，张学良沉痛的对大家说：“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究竟是谁不抵抗?‘九一八’时，就是委员长来电报不准我们抵抗。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根本错误的。10月间在西安，11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多次向委员长痛切陈词，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只有先抗日，然后才能统一，不能先安内而后攘外；只要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些请求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并且受到他声色俱厉的斥责。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饿，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而后消灭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明晨6时临潼、西安同时行动，用强制手段请委员长到西安城里，逼他抗日。我的指挥部设在新城，与杨主任共同指挥。”

接着，张学良宣布具体的行动安排，对东北军进行军事部署。

张学良讲完后，与会人员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于学忠军长问：“抓到蒋介石以后，第二步怎么办?”

张学良回答说：“局面如何收拾，要看委员长怎么办了，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

缪澄流军长提出：“副司令是否决定把这事进行到底?”  

张学良回答：“是的，我是不干则已，要干起来当然就不会半途而废，是一定要 干到底，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  ．  张学良还说：“我们是逼上梁山，不得不对他先礼而后兵的。至于更详细的计划还没有，我们第一步是拥蒋抗日，第二、第三步还得走着瞧，要见机行事。”

张学良对整个军事行动作了统一部署后，命令东北军警卫部队孙铭九营长和王玉瓒营长配合白凤翔师长、刘桂五团长等前往临潼捉拿蒋介石。

12月11日深夜，根据张学良同杨虎城统一商量的行动方案，杨虎城在西安新城大楼召集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第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洲等将领举行紧急会议。杨虎城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这次到西安来，表面上是要打共产党，实际是想一箭双雕，也要消灭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因此，我已经和张副司令共同决定采取行动，扣留蒋介石，逼他抗日。”

听了杨虎城的话，第十七路军将领都表示同意。杨虎城随即宣布第十七路军行动计划，要求各位将领按照行动计划，分头部署。同时成立西安戒严司令部，孙蔚如任戒严司令；赵寿山兼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孙蔚如负责拟订第十七路军各部队布防计划和向西安集结的计划；命令驻大荔的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迅速袭占潼关；警备第三旅袭占咸阳，解除中央军万耀煌部两个团的武装。

1936年12月11日深夜，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向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下达行动命令后，各自率领高级将领汇集于西安新城大楼，以示共同负责、共同行动、团结一致、生死与共。这里是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西安事变时成为张学良、杨虎城的总指挥部。在西安新城大楼，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由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王菊人、应德田、洪钫等组成临时秘书处，负责起草关于发动此次兵谏向全国的通电，及时将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和要求昭示天下。

12月12日凌晨2时，西北大地寂静无声，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政治风暴即将席卷九朝古都。执行张学良赋予的扣押蒋介石任务的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王玉瓒等分乘汽车和摩托车，十万火急地赶往蒋介石驻节的临潼华清池。

孙铭九回忆说：  12月12日凌晨2时整，我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登车，沿着去临潼的道路上疾驰而去。两点半钟之前，我们到达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这时商亚东和王协一已将部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

我与商、王说明情况后，即对官兵讲话，说明了任务。

在当时，我对政治是无深刻认识的，在理论上讲不出什么，只认为卫队营的官兵都是也应该是忠实于张学良的，因此我便从这个角度上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今天我们到华清池去，是为了救副司令。委员长不抗日，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我们副司令向他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们副司令扣押起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营救我们的副司令出险。保护副司令的安全是我们卫队营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扣押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当时群情激愤异常。

向战士动员之后，我请示白凤翔怎样行动，白叫我领卫队营先冲进去，他们随后跟进……

王玉瓒回忆说：

12月11日下午4点多钟，张副司令在华清池同蒋介石谈完话出来，走到头道门时，我正在那里值勤。他对我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一趟。…‘是!”我立即回答。说完，他上汽车走了。我随后乘三轮摩托跟去。我跟到金家巷一号门外下车，走进院中就停下来。他看我没跟上来，就说：“来!”我这才跟着他走进客厅。

我光顾跟他走，竞忘记了带门。他对我说：“关上门。”

我关门后，立正站在那里。屋内就我们两人。他上下打量我一下，目光严峻，态度镇静地对我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我立即坚定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蒋的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连三百多人的兵力包围之，保证扣来。”他满意地瞧了瞧我，并以深沉的口气说：“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要做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做好这件事……”

翌晨——12日早2时许，我乘摩托车先到十里铺，叫醒骑兵连邵连长，传达了扣蒋命令……有人问：“我排有一个班与宪兵住里外屋，怎么办?”我说：“先下他们的枪，然后派人看守，不许他们出屋。”

在华清池西侧的禹王庙住着一些宪兵，我令(东北军卫队营第一连)王连长派人收缴他们的枪支。与此同时，我率领马体玉等人进入头道门(头道门的哨兵是马体玉排的战士)。在门外的战士就哗啦哗啦地装子弹。我怕院内有人发觉，就小声对马排长说：“别让他们先上子弹，听我枪响，再动作也赶耥。”

……

P53-55

一、关于《中国现代史丛书》的涵义

中国史学具有优良的传统。古代司马迁写的《史记》属于纪传体，《资治通鉴》属于纪事本末体。现代史学对于历史大体上有几种写法：

第一种是以论带史。写史的目的，重点阐述作者的史学理念、史学观点，因此撰写历史要以论述为主，史料为论点服务。

第二种是让史实说话。通过运用大量史料，利用史料为作者的史学理念、史学观点服务，让人们人从史料中得出对历史真谛的认识。

第三种是史论结合。作者一方面运用史料说明问题，一方面进行适当的评论，有史有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这一种写史方法的优点是，既兼顾了叙述历史，又兼顾了阐述史学观点，达到了叙述历史与阐述历史观点的统一。

《中国现代史丛书》就采用了“有史有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史学撰写方法。当然，由于作者水平有限， 《中国现代史丛书》尚未达到理想的效果。

二、关于《中国现代史丛书》的缘起

从中学时代起，开始接触中国现代史，一方面读一些有关中国现代史的著作，一方面观察着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一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思考。

中学时代，下乡、工作期间，正是极需读书、极需增长知识的时候。然而，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集团一方面制造内乱，“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毁灭教育，毁灭文化；一方面全部否定中国和世界上的所有历史文化，把所有古今中外的文化、古今中外的书籍、古今中外的文化产品、古今中外的精神产品，全部扣上“封、资、修黑货”的大帽子——统统斥之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进行连续不断、旷日持久的所谓“革命大批判”。在“文化大革命”的整整十年间，古老的具有五千年以上有文字可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被江青集团彻底弄成了“文化沙漠”。现在的人们，很难设想当时人们无书可读、无书敢读、无书能读的精神饥渴是什么滋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读的是《毛泽东选集》。于是，我反复地数十遍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同时，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其中的所有注释。当时，熟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和几千条注释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有了朝一日研究党史，而是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感到“天生我材必有用”。熟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就是为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经邦济世”，“解放全人类”，“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

然而，由此却奠定了恢复高考、考上大学以后，重点钻研中国现代史，大学毕业后在大学讲授中国现代史，继而终身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基石。所以，《中国现代史丛书》的缘起、研究、撰稿，实际上在高中毕业后的“社会大学”里的读书与思考中，已经悄然开始了。

还有，“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大批“中共中央文件”等“内部材料’’往往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方法——直接传达到广大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学生、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中。可能我天生就应当研究中国现代史，那时我这个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人，每当听组织上传达“文件”时，就以极快的速度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认真阅读、深入思考。如今，这些用龙飞凤舞的草体记录下来的许多“文件”、“中央精神”、“内部讲话”、“内部材料”，都已经被我作为“中国现代史资料”运用到了《中国现代史丛书》之中。

三、关于《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长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受到我的重视与关注，特别是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的重大决策，我总想一个一个地弄清楚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是是非非……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究竟是怎样确立的?

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是怎样“负总责”的?

张闻天的历史地位?

长征初期的“中央三人团”由哪些人组成?

遵义会议后的“中央三人团”由哪些人组成?

张国焘关于南下的“密电”究竟有没有?

张国焘“武力解决”中共中央的电文究竟出处何在?

张浩(林育英)在促成红四方面军北上时的真实身份?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刘志丹等人被‘‘左倾路线执行者，，逮捕的真相?

中共中央长征结束时怎样解决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危机，从监牢中释放了刘志丹、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带着这些问题，我在大学毕业时写下了《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的毕业论文。

长期以来，我详细研读了大量长征的历史文献和老一辈革命家、长征当事人撰写的有关长征的回忆录，还与军事科学院的有关老专家深入研讨了“密电”问题。

同时，带着上述问题，2001年秋季我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同志到四川调研期间，专程在四川西部的阿坝等地区(这里就是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主要区域)，详细向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各县的党政领导干部、党史工作者和当地人民群众进行调研，深入了解了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阿坝地区的情况。

在阿坝地区翻越一座高山，上山时，风和日丽，阳光初照；接近山顶，风云突变，狂风怒吼，大雪纷飞；到了山顶时，暴风卷着大雪，人行走中站立不稳，人与人对面都很难辨认清楚。放眼望去，四周真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下山时，风息雪止，浓云全部散去，一派艳阳高照的瑰丽景象。这一下子，真正体验到了红军长征在雪山、草地时经历的风云突变的自然景色了。

在阿坝的长征路上，还听到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红军在阿坝期间，阿坝地区有5000多名藏族、羌族青年参加红军，帮助红军征集粮食、宣传革命道理、带路、充当翻译，后来大部分英勇牺牲。有一位红军干部，年轻的妻子在红军宣传队，这位宣传队员一次外出宣传时，红军大部队转移了。当这位宣传队员返回原来的驻地时，已经成为没有地方可去的“失散红军”。所幸，她被藏族人民群众收留，以后与当地一个人结婚成家……。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的红军干部也早已另外成亲，并成长为人民解放军某部的师长，在四川驻防，后来转业为某森林工程局负责人、某地方的负责人。他一直坚持不懈的寻找当年的小红军，一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最后，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小红军。然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年的小红军已经完全藏族化，就像一个标准的藏族妇女……“他”向有关地方政府证明了“她”的“失散红军”身份，使“她”的晚年得到保障，和全家过着幸福的生活。

四、关于《从东北沦陷到东京审判》

少年时代，我就阅读过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杨靖宇爬冰卧雪，坚持东北抗日战争，最后弹尽粮绝，战死沙场的悲壮事迹；阅读过东北抗日女英雄赵一曼为抗日救国宁死不屈的动人事迹；阅读过东北抗日联军“八女投江”的壮丽史实。

但我始终有一个疑问：既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就开始进行气壮山河的东北抗日战争，为什么中国抗日战争不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而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起点呢?

《从东北沦陷到东京审判》，首先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九一八事变后为起点，展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局部抗战——东北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东北抗日义勇军阶段，第二阶段是东北人民革命军阶段(赵一曼就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的优秀代表)，第三阶段是东北抗日联军阶段。

然后，反映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全国抗日战争。

这样，就准确反映了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的历史——以东北沦陷开始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战争，以七七事变开始全国抗日战争，以东北解放结束全国抗日战争。

五、关于《从战略进攻到全国解放》

在中外战争史上，一般来说，实施战略进攻的一方往往居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时，才以实施。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则打破了这一常规，在人民解放军最困难的时候、人民解放战争形势最严峻的时候、全国战局最恶劣的时候，中共中央果断地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问鼎中原，逐鹿中原，开始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从《战略进行到全国解放》选择了一个侧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来反映和展示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从刘邓大军开始战略进攻，到刘邓大军、陈粟大军、陈赓集团三路大军会师中原战场；从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联手发起淮海战役，到两大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上海到进军大西南“横扫千军如卷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有力地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

六、关于《中国现代史丛书》的其他各卷

《中国现代史丛书》的每一卷，有的是围绕某一主题全面展开，有的根据某一侧面反映全局。其中，有开有合，有起有落；有宏观历史，有微观考证；有历史文献披露；有当事人的回忆。例如：  在《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中，系统地全面地反映了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的历史……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对1978年中国走向历史转折的历程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反映，尤其是对邓小平、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活动进行了翔实的记录。

 七、文集十卷·心血铸就

 《中国现代史丛书》是整合作者数十年来学习、思考、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心血的结晶。

当我把几十年来关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全部笔记、文稿、手稿、论文、著作、资料整理到一起时，整整汇集了几十个大纸箱子，满满占据了一个房间，摞起来足有两米多高，就像“三重书山”。

这个项目确立后的几年间，我几乎把所有的双休日、节假日等等业余时间，几乎把每一个早晨和晚上，全部用在了“攻坚”这个项目上。

当我像“愚公移山”一样，把“三重书山”一点一点地挖平时，一直乌黑的头发中，出现了几根白发；一直因视力极佳而引为自豪的眼睛，视力大为下降。真正是“文集十卷，心血铸就”。

在《中国现代史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和有关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向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出版集团的领导同志表示衷心感谢!正是由于上述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史丛书》得以成为“四川省新闻出版重点项目”……  

还要向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表示衷心感谢!特别是刘周远同志，文史皆通，底蕴深厚，为人谦和，工作负责。他不避辛劳，来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作者反复研究，返回四川后多方协调，确定了这个项目。然后，逐级上报，使这个项目获得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出版集团的有力支持。

特别要感谢的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审李洪烈同志。他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工作负责，一丝不苟，态度严谨，精心要求。多次与作者面谈，打电话，提要求，催进度，付出了极大心血，是一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优秀出版工作者。

最后，谨向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所有领导同志和所有朝夕相处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关心、支持与帮助。

作者

201O年2月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