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唐代（618-907）佛教界中，有两位杰出的人物，一位是玄奘法师（604-664），一位是扬州江阳人鉴真法师（688-763）。前者西行求法，后者东渡传法，对佛教事业和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不朽的功绩。《鉴真和尚东征传》叙述了鉴真的早年事迹、年少出家，在淮南地区教授戒律，在佛教界具有影响力，后来获日本僧侣荣睿、普照的诚意邀请下东渡，以及在日本接触贵族、僧侣，传授佛法，创立唐招提寺，以及在当地去世的一生事迹。另外，书中还收录了真人元开本人、日本贵族和僧人为颂扬及怀念鉴真而作的诗文。

真人元开编著的《鉴真和尚东征传》此部传记在时间上历经半个多世纪，在地域上北至西安、洛阳，南迄海南岛。书中包含我国盛唐时代政治、经济、佛教、地理、社会生活、风土习俗等第一手资料，是后世研究鉴真东渡事迹、中日两国交通关系及佛教与文化交流的一部重要信史。本书为第一部较为精审的中文简体校注本，兼顾普及性和学术性，是研究唐史和中日关系史的宝贵资料。

前言

东征传重刊／序

序

鉴真和尚东征传

《东征传》附录一

《东征传》附录二

跋

《过海大师东征传》小跋

后记

鉴真和尚东征传

【题解】

[唐大和上]唐，指中国唐朝，当时日本称中国为“唐国”。大和上，即大和尚。授戒之师，谓为和尚。和尚之年长德高者，称为大。根据佛教的律藏，称剃度师及传戒师为邬波驮耶(Upadhyaya)，意译为“亲教师”。唯有受了比丘戒十年以上，并且熟知比丘及比丘尼的二部大律之后，才有资格为人剃度、为人授戒、而被称为“邬波驮耶”。和尚一词，为中亚语音讹译。不过在汉化佛教典籍中，原是用来称呼“比丘”(音译，意译“乞士”，为出家后受过具足戒的男僧)中佛学造诣深的师长。又，书写“和上”，是作者真人元开和鉴真的弟子思託对鉴真的尊称。即鉴真和尚。

[东征传]意为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传记。最早是鉴真随行弟子思託所著，名为《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三卷，鉴真在世时已完成，惜已散佚。今《唐大和上东征传》全一卷，为日本当时的文学家真人元开于宝龟十年(779年，唐大历十四年)，在思託所著的基础上改写而成。这时离开鉴真寂化已十六年，但由于作者本人曾亲受鉴真教诲，且与当时东渡的唐僧思耗友谊颇深，受其请求而成此著。本传文辞健达森严，叙事明了清楚。思託曾在《延历僧录》“自叙传”中说明缘由：“……后(鉴)真和上移住唐寺(指唐招提寺)，被人谤诟，思耗述和上行记，兼请淡海真人元开述和上东行传荃，则扬先德，流芳后昆。”

大和上①讳鉴真，扬州江阳县人也。俗姓淳于②，齐辨士㈢髡之后也。其父先就扬州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学禅门。大和上年十四，随父入寺，见佛像感动心，因请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许焉。是时大周则天长安元年，有诏于天下诸州度僧，便就智满禅师出家为沙弥，配住大云寺(后改为龙兴寺)④。唐中宗孝和皇帝神龙元年，从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杖锡东都，因人长安。其二年三月廿八日，于西京实际寺登坛受具足戒，荆州南泉寺弘景律师为和尚。巡游二京，究学三藏。后归淮南，教授戒律，江淮之间独为化主。于是兴建佛事，济化群生，其事繁多，不可具载。【注释】

[讳]古时称死去的皇帝或尊长的名字，前面要加“讳”，以示尊重。

[扬州]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辖今安徽淮河和江苏长江以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湖北英山、黄梅、武穴，河南固始、商城等市县地。东汉治历阳(今安徽和县)，末年移寿春(今寿县)、合肥(今合肥市西北)。三国魏、吴各置扬州：魏治寿春，吴治建业(今南京市)。西晋灭吴后复合，治建邺(建业改名)。隋开皇九年(589)改吴州为扬州，治江都(今扬州市)。唐时辖今江苏南京市六合区及扬州、泰州、江都、高邮、兴化、泰兴、海安、如皋、姜堰及安徽天长等市县地。当运河交通要冲。唐时为对外贸易海港之一，经济、文化繁荣，有“扬一益二”之称。明清为两淮盐运中心。

[江阳县]唐代扬州所属七县之一，与江都县同为扬州府郭县，辖区在城内官河以东，今跨扬州市广陵、邗江二区及江都市部分地域。《旧唐书·地理志》载：“江阳，贞观十八年(644)分江都县置，在郭下，与江都分理。”

[淳于髡]战国时齐国人。姓淳于，曾受髡刑(截取头发)，因称淳于髡。以博学强记著称。齐威王在稷下招揽学者，被任为大夫。多次讽谏齐威王和相国邹忌，推动改革内政，对齐国的振兴与强盛贡献极大。曾以“国中有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不知此鸟何也?”劝谏齐威王，威王回答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呜惊人。”

[受戒]佛教徒在一定的仪式下接受佛教戒律，有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之别。在家与出家受的戒律、出家人中大乘与小乘受的戒律都有不同。当时沙弥受十戒，比丘和比丘尼受具足戒。唐姚合《赠卢沙弥小师》诗：“年小未受戒，会解如老师。”《五灯会元·鸟窠道林禅师》：“九岁出家，二十一于荆州果愿寺受戒。”《西游记》第六七回：“既如此说，都是受戒的高僧。”

[禅门]佛教术语，禅定的法门，即佛门。《止观》九：“禅门无量。且约十门：一、根本四禅。二、十六特胜。三、通明。四、九想。五、八背舍。六、大不净。七、慈心。八、因缘。九、念佛。十、神通。”另，禅门又是禅宗的通称。

[大周则天长安元年]大周为武则天国号，690—704年。长安元年，当701年。P1-3

“世界著名游记丛书”导读

吴必虎

波澜壮阔的中外旅行交流

人类对远方的地理景观、生态环境和人文现象永远充满了好奇欲望与探索行为。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时常见诸报端的消息称远隔万里的异国他乡发现几千年前的某个发源地的器物。如果不是远古时代的人类的远行与传播，这些器物就不可能出现在遥远的异乡。徒步跋山涉水、独木舟劈波斩浪，有的单次短途但持续经年地前行，有的一次偶然机会就会漂洋过海；有的主动探索挺进，有的被动求生逃逸，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人类把自己的足迹慢慢地渗透到几乎所有能够满足人类生存最低条件的地域。

随着人类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结构的组织化、国家化与宗教化，每一个人群都会以空间上的领域和精神上的归宿感划分为若干个相互隔离的格局。这时候的旅行，一方面有了集团力量的支持，出行的规模和影响力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出行活动也会受到各种制度及价值观的制约。有的时候出游不再是个人自由的选择，或者说旅行者需要突破某些人为的控制才能实现远游的梦想，即使是在以开放著称的唐朝，玄奘和鉴真的西行和东渡，还会受到政府设置的出境障碍。

工业化、全球化与现代化之后，人类的旅行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或者偶尔遭遇的流浪，而是大多数人民普遍的生活方式。不管是为了愉悦性的观光游览或休闲度假，还是为了组织或个人发展而发生的商务旅行与节事活动，国内旅游、出境旅游、入境旅游三种方式，必有一种影响到每个具有人身自由的国民。

古代跨国之问的旅行及其文字记载，对现代人的旅游文化交流，仍然具有深层、久远的影响。虽然现代旅游与古代旅行有着性质、参与者、组织者、规模性和经济文化影响等方面的明显不同，二者却存在天然密切的联系。古代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欧洲之间的丝绸之路沿线景观，今天仍然对那些对文化遗产感兴趣的国际旅游者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连接西太平洋的东亚与东南亚与印度洋沿岸的海上航线，至今仍然是邮轮旅游者乐而忘返的海上移动目的地。至于人们分别在中国故宫、法国凡尔赛宫、英国大英博物馆里面流连忘返地参观、欣赏的历代人类文明精品，很多就是通过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被作为贸易品或战利品辗转收集、藏展于各个堂皇宫殿的。

东西方的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同时在陆上丝路与海上航行两个舞台分头并进。中国地理位置地处亚洲东部，东面是汪洋一片的西太平洋，南面是广阔的南中国海，西南有高耸入云的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与南亚相区分，西部有一览无垠的干旱沙漠与高寒帕米尔高原相分野，北面则有千里连绵的戈壁与西伯利亚寒原相隔离。历史上的中华帝国范围内，大多数时间政治统一的社会、幅员广袤的国土面积、雨热同季的季风气候、相对丰腴的可耕种平原盆地土壤，孕育了中华文明内部的自我支持、自我循环的稳定生态系统。要冲破种种地理环境的阻碍，要么横渡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海上交通)，要么穿越茫茫大漠高寒冰坂(陆上交通)，两种跨境交流途径都需要付出非常昂贵的成本。

从官方的跨境交流来看，除了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面临外部巨大压力的推挤，一般不会贸然启动国家行动，对外部世界进行特定政治目的的访行，更难见到出于积极的向外拓殖的探险和移民政策。但当面对来自北部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南下的侵扰压力时，如果掌握中华帝国皇权的君主又是具有雄心大略的厉害角色时，帝国官方的足迹就会主动迈向中亚腹地，或者是为了外交结盟(汉武帝时委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开辟丝绸之路)，或者为了开疆辟土设治统辖[汉代于神爵二年(前60年)在新疆及中亚部分地区设置西域都护府；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设置安西都护府管理新疆及中亚地区长达170多年]。

在由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为主建立政权的蒙元时期，政治版图一度扩大到整个中亚、西亚、东欧地区，丝绸之路的畅通处于统一的大汗帝国及四大汗国的协调管理之下。元代的一统天下，产生了随官方行军的耶律楚材的《西游录》，以及来自欧洲和北非的政治旅行家和出入境贸易商人合二为一的人物马可波罗及其《行纪》、伊本·白图泰及其《游记》。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可以实行官方主动海外殖民的机会就是明代郑和的多次大规模远洋航行，他的船队无论是造船技术、航行能力、军事攻击力量，都堪称当时世界一流，但是明朝政府的目的并非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向外殖民，七下西洋接触30多个国家甚至可能远达澳大利亚的目的，似乎主要是为了宣扬国威。壮阔的远洋航行，除了在若干途径的国家留下几块档案性石碑或纪念性亭阁外，其余的历史信息仅能在其随员马欢编撰的《瀛涯胜览》和另外一些记录中寻觅了。……通过游记作品记录和呈现给一代又一代读者的，不仅有其商贸、政治、军事交流方面的轨迹，也可以反映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主要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之间的交流与演变。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种基本的宗教文化板块的呈现、碰撞、替代、演变，不仅蕴含着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同样也给现代社会如何理解和协调一带一路不同文化的冲突与和谐共处带来深刻的暗示。

从佛教文化来看，喜马拉雅山南北的中国和印度，以及围绕起源于印度、流经中亚、生根中国的佛教文化之旅，构成了众多古代游记名著的主旋律，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真人元开《鉴真和尚东征传》、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等著作，都以较大乃至全部篇幅记录与佛教或印度教有关的东方文化。

七下西洋的郑和是虔诚的伊斯兰信徒并曾在远航途中朝觐麦加，《瀛涯胜览》的作者马欢会说阿拉伯语，来自北非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出身于伊斯兰教法学世家，这些背景充分反映了伊斯兰文化在古代丝绸之路交流中的广泛影响。

同样的，来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和来自瑞典的斯文．赫定，则深受基督教文化的熏陶。

值得注意的一个文化地理变化，就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沿途记录的古代佛教盛行的地区，在元朝及其之后发生了广泛的伊斯兰化。法显、玄奘、马欢当年寻访的许多佛教国家，沿途所观的佛教建筑，已经在阿拉伯人的扩张中逐渐萎缩退出，变成了伊斯兰化的地区，中国新疆、中亚五国、南亚诸国、东南亚诸国，莫不如此。原来属于奉行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的土耳其，因君士坦丁堡战役失败，原来的东正教首都教堂也改变成了清真寺。这一世界宗教领域的改变，深刻地影响了东亚、欧洲、阿拉伯三大文化力量的覆盖范围和区域战略合作。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面临如何在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过程中，和谐协调三大宗教文化的关系的重大挑战。

2015年11月28日

于北京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唐鉴真过海大师者，天平胜宝六年人朝，王臣归宗，众庶向慕，遂建戒坛于东大寺，更创唐招提寺，复筑戒坛，度人无量。吾国之诸人得睹毗尼正范，润佛法真化。若欲知大师一代适化，详于真人元开所撰《东征传》。此比吾山内北川智海律师，投净财制本数干部，以施有志者，唯要正法之再起。余是一山之众主，睹此胜事，随喜不知手舞足踏，冀此传记现世弘流，将来传传无穷耳。

时明治三十(丁酉)四月黑布萨日

唐招提寺长老沙门大森觉明谨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