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喜迎明朗的天
1947年早春的天气，乍暖还寒。曹禺异常兴奋地从美国回到了祖国，但是由于工作劳累又加之长途跋涉，很快就病倒了，不得不住进医院。
在国外，仅仅一年的时间，国内打起了内战，他原来曾经设想——在美国得到一笔捐款回来好建设话剧剧场，也只能是全部取消无法实现了。
就在曹禺有些心灰意冷的时候，毛泽东和党中央邀请他到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是，他和夫人方瑞匆匆去了香港。又由中共中央派来的乔冠华负责安排好一切，让他们乘坐“华中轮”转道去了山东省的烟台。同行者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郑振铎、王云生等二十余位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在轮船上，柳亚子诗性大发，吟诗道：“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轮船到达烟台以后，受到中共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和宣传部长匡亚明的热烈欢迎，并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还观看了京剧演出。这样，曹禺终于在1949年3月18日的上午10时整，再次回到已经阔别15年之久的北京城。他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说明祖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自己心潮澎湃，感动得满眼是泪，并且多日激动得难以成寐。
曹禺激越地说——
那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过去有自卑感，挨打挨惯了。过去，你看，就5月一个月里，就有多少国耻纪念日？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我还赶上了“二十一条”那件事。唉，不快活的日子太多了，从1949年以后心里才真的好过了。
3／最初的感受
曹禺回到北京以后，紧张的日程安排是——
3月22日，由华北文委和文协举办的解放区与国统区文艺家聚会，会上，郭沫若提出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建议；
3月24日，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曹禺被推举为委员；
3月29日，曹禺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和平代表团，赴法国巴黎出席世界和平大会；
4月21日，和平代表团成员40人，法国政府只给其中8人签证，曹禺因受阻改为赴捷克布拉格参加和平大会；
5月初，中国和平代表团又赴苏联参观访问；
5月4日，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曹禺当选全国委员会候补委员；
6月15日至19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
6月30日，出席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曹禺当选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大会提案整理委员会委员。
不难看出，曹禺从一个自由职业者的作家、教授，突然在生活上、工作上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他当时在给老朋友、著名导演黄佐临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到了北平11天，就参加和平代表团，去了两个月，匆匆忙忙在苏联和捷克转了一趟。回到北平是5月25日，正是上海解放的那一天。”关于第一次文代会，他说：“这个文艺代表大会很重要，重要之点，在我们更能深刻地了解今日的方向。我和柯灵(上海著名作家——笔者注)认为佐临应该来北平一趟，百闻不如一见，在中国整个大解放，一切要变成崭新的时候，不至0这力量的源泉所在地，是不容易接触到基本问题、根本的精神。现在各解放区的好戏(包括各种民间戏、歌舞——都是经过改浩的)已来在北平示范表演一个月，这会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说这话没有夸张。今日的情况，不认明今日的艺术方向，日后的(电影)摄制可能学牛些问题，不如今日大家下工夫学习一下才好。”
在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为第一次发表对新文艺思想的学习体会，曹禺作了真诚的、热烈的发言——
我们是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与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的。这是我们的原则。今后的文艺批评与文艺活动必须根据这个原则发展。我们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研究、认识新民主，主义与今后文艺路线的关系。从思想上改造自己，根据原则发挥文艺的力量，为工农兵服务，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服务，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解答的课题。然而，首先却是团结。自然，我们必须在群众生活中得到教育，但作为开始，更需要在这次全国文艺干部的大会里获得初步的团结。团结需要大家互相理解，互相认识，彼此在思想上与业务上的短长。由于各人的历史、环境与经验不同，大家对于如何致力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群众文艺的做法可能有些歧异。我们只要避开本位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作风，了解客观情况而不隔断历史，便会明白思想的进步，在今日的我们可能是程度上的差别。参差的观点只要不违背原则，不停留于眼前的阶段，将会充实丰富文学艺术的检验与发展，是有益于普及与提高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的。严肃而深入地互相学习，互相教育，一面是诲人不倦，一面是学而不厌。时时刻刻检查自己，勉励别人，来保证全体的进步，解决客观现实的文艺要求。我们的团结里必须有斗争，斗争中必须有团结，在不断地正确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我们应该保持诚恳与谦虚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才会认清我们大家都可能有些缺点，绝对地都有些长处。因为在今日，每个人都是拿出了最优良的一部分，来促成这史无前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大团结。
1953年秋天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他又作了这样真诚的、热烈的，并带有自我批评的发言——
同志们，在走上这个讲台以前，我想过，我用什么来和我的朋友、我的前辈、我的领导见面呢？四年来，在创作上，我没有写出一样东西。我的祖国在前进，人民的生活同政治觉悟都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提高、丰富、活跃。四年来，我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我经过“土地改革”、“文艺整风”、“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但是我还是没有写出一点东西。应该说，我是一个没有完成任务的人。同志们，祖国的建设像海水一样的渊深，无论哪一条战线都出现了许多英雄，一个人若不能完成任务，他是多么得突出，多么得不光彩。
曹禺在整个深入新生活的过程中，自责心理越来越重，压力也越来越大。可以说，曹禺是从国统区来的作家当中，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上，第一位进行真诚地自我批判的人。他的第一个实际行动是什么呢？就是动手修改自己1933年写出的成名作、代表作《雷雨》。
P7-10
舞台后面是人艺的根
(代序)
按照自然法则的发展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天空中许多灿烂一时的星光会逐渐暗淡下来了。这个历史事实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改变。我们对此似乎只有遗憾、痛心和无奈。然而，事物还有着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星光依然灿烂着，永远灿烂着，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同样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改变。
这里，要提到一位读者都熟悉的人物，那就是话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先生。作为北京人艺的主要演员，他创造的舞台艺术形象仍旧活在大家的脑海里，始终不肯离去。比如，《龙须沟》中的程疯子，《茶馆》中的王掌柜，《骆驼祥子》中的老马，《名优之死》中的左宝奎，《丹心谱》中的丁文中，《洋麻将》中的魏勒，《日出》中的李石清，等等。然而，不幸的是，于是之由于患有重病，多年卧床不起，近来与人交流也已经十分困难了。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于是之的深刻影响依然存在着，他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依然得到了发扬光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于是之长笔者九岁，我以为我们是半师半友的关系。然而，他却笑着说：“客气，客气。”似乎不大同意这样的“称谓”。其实，在成长过程中，于是之对我的帮助和指导是热心的、真诚的、负责的、一贯的。就拿我刚刚写剧本的时候——1964年——来说，当时我还没有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于是之就要求我：“你应该每个星期读一部世界经典的话剧剧本。”开始，我觉得在七天之内读一部三万字左右的剧本，那是不难做到的事情，便爽快地答应下来。可是实践起来发现并不简单，因为于是之还要求我要作读书笔记。他明确地说：“你不是读剧本为了消遣，而是专业学习，积累写作能力。这就决不可等闲视之！”我连连点头称是，努力按照他说的去做了。结果如何呢？每星期读一部剧本，全年要读五十二部剧本，连续读了四五年之久，总共有一百多部剧本，这就为我以后(乃至现在和未来)的剧本创作工作打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这件事对我是刻骨铭心的，是终生也难以忘记的。
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值得一提的。那是1958年《茶馆》首演的时候，剧作者老舍先生看完演出(于是之在剧中扮演主角王利发掌柜)以后，兴奋不已，回到家里心情仍然不能平静，于是，挥毫写下了一帧条幅：“努力如是之者，成功其庶几乎？”然而，于是之收到条幅之后，竟然一声不吭，既没有向旁人显露此事，更没有装裱起来张挂在墙上，而是锁进了写字台的抽屉里。这一锁就是三十年，与他接触较多的朋友们(包括笔者在内)也一无所知。这件事仿佛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请看，于是之不尚声华，质朴纯真的性格、风格，不是悠然可见吗？
写到此处，似乎不得不再谈谈于是之艺术上的“师承”，也可以说就是一个“根”的问题，一个“缘”的问题，也就是一个要依靠什么根基来演戏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普通，也很深刻，值得下些力气好好研究一番。
近些年来，我国演艺界突然“表演大师”飙升许多，而且很快，“著名表演艺术家”、“著名演员”更有泛滥成灾之势。似乎只要演过一两出戏，或拍过一两部电视剧、电影，得到过一些喝彩，有了一点名气——也可能是靠哥儿们、姐儿妹的媒体炒作所致——就可以得其美名，戴上一个个耀眼的光环，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要主动地大谈其创作的经验和理论，甚至著书立说，哪怕无人问津。似乎这也是一种“时尚”(“时髦”？)，仿佛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要当这种社会风气的“奴隶”，任凭这种社会风气的“皮鞭”随意驱赶。啊，真不知道此乃喜剧乎，闹剧乎，还是悲剧乎？
于是之对此却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作法，确实更是难能可贵的。
首先，他非常不同意所谓“大师”、“著名表演艺术家”、“著名演员”的满大街跑，并以自己的例子说明之。他曾经对一位评论家说：“请您再写一篇文章告诉大家，不能大师满街走，我不是大师，只是个普通演员，局限性很大。《雷雨》中的周萍，《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都失败了。”
其次，他在谈工作经验的时候，没有仅仅大谈自己的演剧方法，而是着重谈到了艺术修养。他在一次会上说——
依我说，从形体训练、声音训练说起，到创造形象为止，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内啊外啊的，说这么半天，而对于一个演员来说，长远起作用的是修养。鲁迅说，我不相信什么小说作法之类，现在咱们谈的许多问题还没出“小说作法”的范围，总而言之说的还是方法问题，或叫体系，或是什么戏剧观之类，以及这么训练，那么训练，这些都是给打基础，而决定这演员真正生命的是他的修养。这就跟写字的人一样，说我拿笔拿得稳，不仅能悬腕，我还能悬肘，一米见方大字我写出来也照样挺帅，拿笔就写，写法我全能掌握，这都可以，但对写字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读帖，得多见碑帖。甚至写草书的人——有的是看了哪位老师舞剑后很受启发，书法大有提高。那些古代文人，哪个不是琴、棋、书、画啊？郑板桥便号称有三绝——诗、书、画；据说齐白石把自己的诗、篆刻、书法都排在前头，他把画排在第四等，他自认刻印和写诗更好些。你看这些瓠是通着的。所以，同样的剧本、同样的角色，两个演员具有同样多的生活素材，创造出来的人物也有深浅之分、高下之分、文野之分。生活一般多，排练时间一般长，对这个角色合适程度两人也一样，可那人演得就有味，这人演出来就一碗白水。这个区别就在于演员的修养，不只是思想修养，特别是姊妹艺术的修养。
我以为，这种谈话的态度，这种谈话的内容，才真正是谈到了一个演员的根本，才是一个深得表演艺术三味的人的高明见地。
让我们就从这个角度，进一步看看他是怎么谈自己的“根”和“缘”的吧。于是之还说——
我没有上过专业的表演的学校，那么，我，作为一个演员的“根”在什么地方呢？我是一个看戏很少的京戏迷。看戏少，是缺钱买票，无须再说了的。但我有幸在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碰上了一个好同学，他的家里珍藏了许多好唱片，总愿意约我去听。听得入味了，就禁不住要学唱。记得那时，我尤其喜欢听杨小楼老板的念白。一套他与郝寿臣先生合灌的《连环套·拜山》和一套与梅兰芳先生合灌的《霸王别姬》，我就总是听个够。项羽出征前的那段“引子”和定场诗的霸气，以及“风折纛旗”之后，他的那种毫不在乎的劲头儿，再加上兵困垓下时的那种大将帅的悲凉，都使我听得入神。天霸拜山同窦尔墩的有来有往、话里有话的对白，也是我当时都能背得出来的段子。两位老艺术家把两个性格琢磨得有多么透彻啊！大戏票贵，我就去看“杂耍儿”。那是带几个铜板就可以听得、看得的。我不知古时的“勾栏”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但我觉得我小时候看到的“杂耍儿”场子就多少有些类似。用长条大板凳围成长方形，观众主要占二面，或坐或立；短头儿上的一面有桌，主要是艺术家们候场的所在。当然，他们所讨下的钱也都放在那桌子上，有自己人围在旁边，也比较容易保卫；须知那些他们从地上一枚一枚拾起来的铜板，就是他们养家活口的全部经济来源。我开始听相声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演了这么些年的戏，我至今想起来，仍不能不惊服那些艺术家们(他们有的可能很少识字)，在运用语言上的高超的造诣。词汇的选择、句子的结构、停顿的使用、恰如其分的动作和表情的插入、对手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对看客们心理的揣测，是我们许多人很难达到的。必须承认他们是运用语言的能工巧匠。能把一句普通的话，说得叫你乐不可支。同样的意思，更换一个语汇，换一个说法，哪怕多了或少了一点停顿，便可以听来索然无味。不知怎的，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拔牙》的那个老节目。说的是一个牙疾患者寻到一位庸医为他拔牙。那拔法(手术)是用一个爆竹强行装在患者的病牙上，并用绳索将患者的手足捆绑结实，于是，点燃爆竹，轰然一响，庸医自诩手到病除，病人却狼狈逃去。这个节目，果然情节如我所述，也可以给它一个批判愚昧、提倡科学的主题。但我当时全然不懂这些，看了只是笑，演员的表演可以叫我笑得直不起腰来。那位逗哏的人，时而是牙疾患者，时而又是庸医，都演得绝好，但是同时他始终未丢掉他的讽刺者身份；学着、说着、逗着，还评论着。那种浑然一体的味道，比起我们的有些寓言和小说的朗诵，就生动得多了。所以，我往往认为多听点相声或许比练习朗诵强。看杂耍儿，我还爱听评书，今天也觉得于演戏有益。另外，当时我爱看摔跤。那的确是一种很漂亮的运动，但我过去未学，今后也不想学了。我遗憾我不曾成为一个影迷。不知怎的，电影总像是与我无缘。小时候第一次看电影，是石挥叫我们一家人去看的。是一部外国的默片。我相信我们那一家人没有哪个能够看懂。只是放映休息时，见石挥从银幕的背面走出来，我们才感到亲切。他的出来，是报告观众现在休息，并告知众人卖瓜子、糖、豆的地方。然后他就下台去了，我跟了他去，才发现卖瓜子、糖、豆的也是他。他顺手给了我点糖、豆。休息结束，他又登台转到了银幕的背面，我也跟着他钻了进去，原来开演以后，他要在背面放留声机。我吃着糖、豆，看着他一面一面地放唱片，觉得比看前边的电影有意思多了。另一次看电影的遭际也不甚好。是我家姑姑领我去的。姑姑那天还换了新衣，领着我一直从南长街步行到东安市场，要看的片子不是《马路天使》便是《十字街头》。好容易走到了，买票时竟因为差两三个铜板，硬是不叫进。姑姑不甘心，又领我走到灯市口的飞仙电影院，又买票，差的还是两三个铜板，一样的不叫进去。于是只得又回家去。我想姑姑那天，不知是做了新衣才要去看电影，还是为了看电影而换了新衣，总之她的心里一定很不好过。在我倒无所谓，只是两条腿走得累了点。从1982年到现在(指1985年——引者注)，我不知不觉地竞拍了六七部影片，但我对于电影这门专业却始终没有研究过。这倒不是由于小时候看电影外国片没看懂，中国片没能看，由此对电影结下了仇怨的缘故。我想是因为我所参加拍过的影片，大都是自己在舞台上演过的戏，不管电影剧本改编程度的大小，我所演熟了的那个性格并没有什么改变，因此也就觉得拍就是了。现
在我倒是觉得应当结合着未来的实践研究研究它了。至少我首
先应当成为一个爱看电影的人。 显然，于是之是由于家境窘迫得连母子两个的吃饭都顾不上，所以才成了一个看戏很少的“京戏迷”，也才遗憾地没有成了一个“电影迷”，其中真真正正成了的是一个“杂耍儿迷”。就这，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从小受到的民族的、“土”的、京都的艺术的熏陶。而这种艺术熏陶，一直伴随了他的演戏生活的一辈子，成了他表演艺术创作的不可动摇的基石。
曹禺题词——
初望殿堂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
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往复追寻渐悟妙境。
思虑通审志气和平，风规自远才见天心。
求艺无垠可胜言哉。
这是1987年，曹禺先生为于是之六十岁诞辰时写下的贺词。这是古代一位著名书法家的至理名言，其中不乏有对于是之的肯定，鼓励，以及关怀和期待，更深刻地道出了艺术事业发展的不可改变的规律。
于是之最后的一纸书联一
留得清白在人间
这是于是之应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要求所写，大约也可看作是他晚年的心声，并且曾经一度挂在书房里，自己还与之合了影，书如其人，似乎能令欣赏者浮想联翩，百感交集，唏嘘不已。
舒乙无限感慨地说：“我在后台见过这样的场面，化好了妆，是之坐在一个角落，极庄重，几乎就是正襟危坐，双目微闭，绝不再说闲话，渐渐进入角色，单等铃响上台。这是一个画面，画的是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对待艺术一丝不苟的大艺术家。”
那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初期，笔者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准备组织制作一部关于话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的专题片。在录制阶段，我们邀请了许多于是之的老同行、老同事、老朋友来参加座谈。其中，有一位就是李保田。据我所知，李保田平常是很少参加这类活动的，一般都会被他婉言谢绝。怎么办呢？于是，我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他打了电话。没有想到的是，我的话还没说完，李保田就已经连声答应下来，而且只问清了时间和地点，表示保证按时到场。开座谈会的那天，李保田一见到我便兴奋地说道：“早在来北京以前，我在徐州演戏的时候，就一直暗恋着于是之老师！”
那天录像的时候，李保田提到了一件令他终生难以忘怀的事情。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李保田请教说：“于是之老师，您说一个演员最后要拼的是什么呢？”于是之几乎不加考虑地回答道：“最后要拼的就是休养。”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是修养，不是技巧！技巧有几年就可以掌握，但是修养的积累是要靠一生一世来完成的！”李保田听了以后觉得茅塞顿开，认为这是可以也应该受用一辈子的金玉良言。
关于于是之的修养如何，通过他时年23岁写的《程疯子自传》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程疯子自传》全长有6000个字，从程疯子的父母、家庭、出生写起，一直写到剧本故事发生以前，几十年的坎坷经历，曲曲折折，大起大落，其思想性格、感情表达方式、人与人关系等的形成和发展，都作了详尽而又扼要的叙述。甚至连程疯子性格里的“隐忍”，是从母亲那里遗传下来的基因都提到了。显然，这里于是之是下了很大工夫的，不但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而且也是带着浓烈的感情，结合自己的出身经历、情绪记忆和间接得来的材料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可以说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这也证明他从表演艺术的起步时，就以身作则，极力反对“以一两手小聪明而自得”的艺匠式的表演。而且，从此以后近半个世纪以来，不管是大角色、小角色，不管是成功的角色、不够成功的角色，他都是以自己的修养为坚固基石，如此认真对待，真正做到了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二十多个春夏秋冬过去了，于是之一席真诚的话语，润物细无声地，在李保田的耳边响起来，也在更多的演员耳边响起采，并且一点一滴地浸入他们的灵魂深处，渐渐化作他们的艺术实践，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开花结果，屡立战功，成绩斐然。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不应当说上一句“星光依然灿烂”吗？
我看，这确乎是一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梁秉茔
2012年5月11日
《舞台后面的好东西(我所知道的北京人艺四巨头)》由梁秉堃著：
1952年夏季中普通的一天。走进东城区史家胡同56号院内，迎面是一棵枝繁叶茂的核桃树，再向左拐便是一个东跨院，这里有三间向阳的正北房，房子里有一大两小的三张沙发，此刻上边坐着四个人，一位矮个儿，三位高个儿。
他们是谁呢？他们正在满腔热情地说着什么，又在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什么呢？
《舞台后面的好东西(我所知道的北京人艺四巨头)》适合舞台艺术爱好者阅读。
《舞台后面的好东西(我所知道的北京人艺四巨头)》由梁秉堃著：按照自然法则的发展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天空中许多灿烂一时的星光会逐渐暗淡下来了。这个历史事实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改变。我们对此似乎只有遗憾、痛心和无奈。然而，事物还有着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星光依然灿烂着，永远灿烂着，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同样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