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定居北京
万历二十九年（1601），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二次进京，向明神宗朱翊钧献自鸣钟、八音琴、三棱镜、天主像、圣母像、《万国图志》等贡物。万历皇帝接见了他，并允许他长驻北京传教，在朝廷任职，赐他俸禄。利玛窦感到无尚荣幸，自此定居北京。10年后去世。神宗下诏以陪臣礼葬于北京阜成门外。
利玛窦（1550～1610），字西泰，出生于意大利安可纳洲马切拉塔城。1571年他2l岁时，加入耶稣会。1577年从意大利航海东行来到澳门学习中国汉语文字。万历九年（1581）开始在中国传教，在内地建立第一个传教会所。同时也开始了他向中国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生涯。
为了在中国顺利传教，他苦学汉语，改随中国习俗，被称为“四儒”。后来，为便于同明朝官员和士绅交往，改穿儒服，蓄须留发，起中国名字为利玛窦。在他之后的传教士，也仿效他，来中国后起中国名字，形成一种固定的习惯。
他先后在广东肇庆、韶州、梅岭及南昌等地传教。其间，他绘制《山海舆地图》（后以《坤舆万国全图》等名多次刊行），仿制地球仪、日晷等，为时人所重。在学习“四书章句”后，自行意译成拉丁文，并加注解，成为《四书》最早的外文译本，在译本的序文中他称颂儒家的伦理观念，把“四书”与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名著相提并论。他完成了第一部中文宗教论著《天学实义》（后易名《天主实义》）初稿。
1597年，他被命为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次年，筹措贡物，以协助修正历法为由，随进京复职的礼部尚书王忠铭北上进京。后未被获准在京居留，遂即南返。至第二次进京前，居于南京，结识李贽、徐光启等，声名益盛。
定居北京后，他结交了许多官员贵族、学者名流，如李之藻、冯应京、沈一贯、杨廷筑、叶向高、曹予汴等，向他们介绍西方的地理、数学、天文等科学知识，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翻译出版了数学著作《几何原本》前6卷、《测量法义》等；李之藻从利玛窦问学，撰《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同文算指》等。
他在《天学实义》中援引儒家经典来论证基督教教义，称“我太费心思，从那儒教先师孔子身上觅取我们的见解；我援引书中有意义不明的章句，作有利于我们意见的解释”；“如果我们毅然对（儒、道、佛）三教同时进攻，那么我们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他容忍尊孔祭祖等中国的社会习俗，费尽心思对华传教，却遭到西方和在华传教士的许多争议。但他却在传教过程中，钻研中国典籍，研究中国的政治、宗教、风俗，既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传到中国来，又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欧洲，成为明代中西文化的沟通者，并逐渐引起“西学东渐”之潮。
利玛窦融汇二教
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为使天主教迅速在华传播，以一种职业宗教家的敏感，迅速找到了为取得民众好感而乐于接受的汉民族在儒家“敬鬼神而远之”宗教观的熏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宗教心理。他看到，中国人更喜欢为一般民众应用的宗教，把中国古时的几位哲学家言及道德与良好政治的训言当教义。由于中国儒学的地位根深蒂固，利玛窦就采取“排佛补儒”的战略来取悦于儒生，研习儒家经典，把儒家经典同天主教义的相似之处归纳在一起，写出《天主实义》等著作，有选择地介绍天主教的知识，调合儒学与天主教的教义，把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的《诗》、《书》、《礼》、《易》等典籍中某些语焉不详的字句，通过阐释为天主教所用，极力用儒家经典中的文字来阐发基督教教义，抹煞两者差异。如儒家最重孝道，利玛窦则附会宣扬孝道要尽三方面义务，即向至高无上的天父——上帝尽孝；向一国之父——君主尽孝；及向生身之父尽孝。把儒家的“仁”同天主教的“爱”等同，把儒家的“重义轻利”同天主教蔑弃现世物质利益，追求永恒天国等同。他又对儒家及其他宗法性传统宗教中祭天、祭祖等活动采取宽容态度，允许信天主教的中国人在家保留祖宗牌位，在官场参加祭孔等。
利玛窦在传教中把儒学同天主教融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国士大夫的心理，迎合了下层人民群众的心理，因此受到普遍欢迎，为他大规模传教铺平了道路。
西方地图法传人
万历二十九年（1601），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第二次来到北京，向皇帝呈献礼物，其中有《万国图志》一册，引起万历皇帝的极大兴趣，从而使西方地图法传人中国。
利玛窦在中国居留共28年，所编绘的地图有《山海舆地全图》、《世界图记》、《山海舆地图》、《舆地山海全图》、《舆地全图》、《万国图志》、《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等多种。
自从利玛窦的各种世界地图编绘问世以后，引起朝野人士的重视。利玛窦带来了一系列有关地图和地学的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包括采用有等积投影和方位等距地投影的地图投影方法，它第一次打破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传统旧观念，使中国学者认识到中国只是地球的一小部分。另外，在利玛窦的地图上已经以北极圈、昼长圈（即北回归线）、昼短圈（即南回归线）、南极圈等为界，划分为热、温、寒五带；再有就是图上的海陆分布，已大体反映了其基本轮廓；世界地图上附有的日、月蚀图，看北极法（即测定地理纬度法）、太阳每日赤纬表、中气图以及地球的概念等等，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都是十分新鲜、闻所未闻的事物，大大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从而使中国一二千年流传下来的地图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并随之开始改革。
当然，中国当时的地图学知识也给了利玛窦很大帮助，在他当初带到中国来的世界地图上中国的轮廓是极含混不清的，不可能有中国详细的行政区划和山川形势。后来利玛窦在中国编绘世界地图时，由于参考了许多中国地图，从而使世界地图的内容得以充实和改进。徐光启等人跟从利玛窦学习并积极介绍近代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客观上对中国的思想启蒙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包括地理学和地图学的发展。
努尔哈赤建八旗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势力不断扩大，每“牛录”由创设之初的10人扩大为300人，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开始创设八旗制度。P3-6
《话说中华文明》是一部全景式图文并茂记录中国文明历史的大书。出版者穷数年之力，会集各方力量——专家、学者、编辑、学术顾问们，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资料、著作中，探珍问宝，追寻中华文明在悠悠历史长河中的灿烂之光。此书的出版，凝聚了编撰者的心血，学术顾问们的智慧。尤其是李学勤先生，亲自动笔写下了序言，更增加了本书沉甸甸的份量。
中华文明的历史充满了辉煌与苦难，成就和挫折。它的历史无处不在，决定着我们中国人今天的思想和感情。当今的中国和中国人是中华文明的历史造就的，是中华文明的历史的延伸，也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文明的历史之河奔流到现在。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构成。中华文明丰富、深刻、辉煌、博大，在人类文明中的骨干作用和领导作用人所共知。在人类文明的发源时期，中华文明就是四大古国之一，是地球上文化的策源地之一。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中华文明成为文明在东方的支柱，公元前后200年间，人类的汉帝国与罗马帝国这两只铁手攫住了地球。在欧洲进入中世纪的时候，中华文明更成为人类文明最主要的领导，它的文明统治东亚，传遍世界。进入近代，中华文明处于自身的重压和西方的欺凌下，但中国人民的斗争史和奋起精神是人类文明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页。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人类贡献出了从思想家孔子到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从唐诗宋词到长城运河的伟大创造，贡献出了从诸子百家到宋明理学，从商周铜器到明清文学的深刻内涵，也贡献出了从五霸七强到三国纷争、从文景之治到十大武功的辉煌历史。中华文明的历史绚烂多彩，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永放光芒。
中华文明也是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文明，没有哪一个文明像中华文明这样持久，这样统一一致。世界上其它文明不但互相交错，其创造者也都与高加索体质的人种有关，它们是姐妹文明。在人类历史中，只有中华文明才是独特的，它的创造者是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民，与其它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没有关系，它的文化是统一一致的文化，可以不依赖于其它任何文明而生存，但中华文明也绝不是封闭的，它接受他人的文化，也承担自己对于人类的责任。
人类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人们对于世界未来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估计无不以东亚和太平洋为中心，而尤以中国为重点。
经济起飞只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方面，中国的精神文明的建设尤为刻不容缓。如果中国要自觉地发展中华文明，要有意识地使中国的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就必须发展强有力的精神文化，这样才能使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才能形成中国和中华文明钓全面现代化。
而中国的精神文化的发展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之中。进入近代之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产生大量的情绪化和激烈冲突的论调。“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具有冲破封建束缚的时代意义，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不容否认的正面意义，与文化虚无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文化虚无主义者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旗帜下主张全盘西化；而复古主义则沉迷于中国文化的古董，走进反进步、反科学的泥潭。
历史的发展则超越了所有这些论点，产生这些论调的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已经结束。历史要求中国发展，要求中国走在全世界发展的前列。西化论和复古论都已过时，历史已经要求世界超越西方，中国可以承担起世界的命运，而中国的现实和世界的历史都说明，中国的使命在于它的发展前进，而非倒退。
中华文明走出迷惘的时代，我们这一代处在一个伟大而具有挑战的历史阶段。
总结历史、展望未来，这就是《话说中华文明》的意义和使命。我们创作《话说中华文明》，力求总结和回顾中华文明的全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在内容结构上，既具有一定的深度，又具有相当的广博性，既有严谨、准确的学术价值，又有活泼、流畅的可读性。我们在两千页的范围内容纳了中华文明的各个方面，使它综合了大规模学术著作的系统性、严密性，和普及读物的全面性、简易性，它既可作为大型工具书检索中华文明的各个成分，又可作为通俗的读物进行浏览。
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就开始思考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并逐渐形成了编著《话说中华文明》的设想。在开展这项庞大的文化工程之始，我们就聘请了国内权威学者李学勤、罗哲文、俞伟超、曾宪通、彭卿云诸先生担任学术顾问，他们对计划作了充分讨论，并审阅了大量初稿。我们聘请了广州、香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学者、大学教师、研究生以及我社编辑人员几十人担任稿件的撰写工作。
通过创作这部书，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也感受到了它的内在缺陷。中华文明具有辉煌的时期，也有苦难的年代，有它灿烂的成就，也有其不足的方面。中华文明在自身中能够吸取充分的经验和教训，就能够使自身健康壮大，成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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