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丫数落：“我在家属厂上班也不正常，说停就停，你这又让人家开除了，这日子以后还咋过啊……”
张晓华沉默不语。
“为了奔城，结果要吃不上饭了……现在人家农村富了！老熊家的大龙当时追我我还不干，人家现在大汽车收粮，还包了挺多地，趁老钱了！”李三丫后悔地磨叨着。
张晓华下了炕，黯然神伤地自言自语：“李海下去了，印花机本来就够呛，调浆尤继涛又是二百五……不行，我得去！”说着向外走。
李三丫惊诧：“你……有病啊？”
张晓华固执地走了。
上中班的工人陆续进入车间。韦君喊住了李丹和甘平，告诉说：“厂团委通知，让你们俩六点去招待所参加舞会。”
俩人高兴地叫起来，李丹说：“又解放了！”
舞会实际上就是陪领导们跳舞。李丹和甘平不但舞跳得好，而且出众地漂亮新潮，是厂在“编”的舞星，厂部一有招待活动，便指名要她们。李丹她们也很乐意去，感到荣幸和愉快……工作时间可以名正言顺地放弃枯燥、劳累的工作，走出充满染化料气味的车间，冠冕堂皇地进入一个如梦如幻的美妙境界，无论其中意义如何，对她们都如出笼的小鸟飞上蓝天；除了愉悦，她们还能得到一两瓶不花钱的汽水，或许还有一个班的代休……这些就足以使她们兴高采烈心驰神往了。
李丹和甘平用不着换工作服了，连到印花机看都没去看一眼，便待在更衣箱处磨蹭了一会，闲扯了一阵，然后精心化起妆来……更衣箱开着门，门的里面都挂着一个镜子，脸对着镜子涂涂抹抹，又不时地变换着化妆用品，像手术医生不停地变换着医疗器械一样，投入认真。
原来换衣服都在更衣室里，有专人看管，可是老丢东西，领导没办法，就索性把更衣箱统一搬到了车间里，四周顺墙摆放，公开透明，解决了被盗问题。这样虽然男女有些别扭，但也并不避讳。丙班就有一个人，上夜班可能着急，又迷迷怔怔，换衣服时被女工发现裤衩穿在了衬裤的外面，被传为佳话……后来大家进一步分析断定：肯定是脱时一起翻脱下来的，穿时着急又迷糊着，就反着一次性套上了。
甘平化着妆漫不经心地问：“李丹，听说老六进去了？”
李丹样子轻松：“我也听说了。这次进去，恐怕出不来了。”
“这你就放心了。”
“早就放心了，自从陶武跟他打了一仗真没找过我。”
“其实跟了老六，他也会对你好。”
李丹不屑：“地痞流氓，我怎么能和他们同流合污？”
“都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那些坏小子找的对象真就都是有模有样的好小姑娘。”
李丹不齿：“啥好小姑娘，都是绣花枕头，外面好看，里面糠。”
印花机挡车工马昌厚急急火火地赶来找人：“你们还想不想干了？”
李丹不温不火地气他：“不想干了！”
“让去跳舞……”甘平告诉他。
马昌厚幽怨地走了，又回头说：“你们走了活没法干！去陪那帮老头子跳舞有什么意思……”
“总比在车间干活好吧？玩着，喝着不花钱的汽水，还给‘代休’……”李丹故意说，然后两个人开心地笑起来。
马昌厚悻悻地走了。他正好碰上了团书记韦君，便向韦君爆发吼叫：“是生产重要还是跳舞重要？！”以前没见过他发脾气，可能当了挡车工后有责任有压力了。
“现在是跳舞重要！”韦君毫不示弱地说，“你生产一个班能创造多大价值？跳一场舞的公关效果可能要超过你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马昌厚瞠目结舌，气愤地走了。
韦君来到正化妆的李丹甘平身旁：“小姐们！走吧，快到点了！”
李丹不放心地说：“你告诉工长了吗？别不给我们画出勤！”
“你们孟工长不在。出勤不用担心，谁敢不画？”韦君催促说，“走吧，走吧……”
三人出了车间门口，迎面碰到了书记夏胡。他东倒西歪地走来，见了韦君后握住韦君的手，醉眼迷离地说：“我喝多了，在市里北方大厦喝的，四百块钱一桌的……”
“夏书记！回家休息吧！”韦君劝说。
夏胡摆摆手：“今晚我值班。”
韦君让李丹和甘平先走了，他扶夏书记返回车间。
夏胡一边走一边说着酒活：“是助剂厂请的，那个姓吴的推销员真大方……我们用他的助剂，他感谢我们……”
韦君很体贴地搀着夏书记，夏胡生出几分感动：“现在上头强调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听说咱厂有几个省干部进修学院的指标，学企业管理的，我想办法给你搞到一个。那可是大专文凭啊！有了它，今后前途无量啊……”
韦君激动，连连说：“夏书记，我永远忘不了您对我的栽培！终生不忘……”
两人走进车间，夏胡见门口的丝光机停着，大为不悦，招来挡车工，问：“怎么不开啊？为什么停了？”他喜欢喝五吆六装腔作势的气派，更何况是在酒后。 挡车工一脸诚恳地说：“前边机台坏了，我们没有布。”
夏胡发作，喊：“你糊弄洋鬼子啊！”他指着车间各处过道边上排放的布车：“到处都是布，怎么能说没有布呢？！我不管你怎么回事，机台必须给我转起来！像个生产的样子……”机台不转，没有生产景象，夏胡就感到心虚恐慌……所以他希望看到机台都转起来的情景，那样心里才踏实。
挡车工目瞪口呆，转而恼怒地走了，拉来一车布接上，把机台开了起来……
印花机也停着。韦君对夏胡说：“李丹她们去参加活动了，回头我让工长给印花机派人……夏书记您到楼上休息吧！”
夏胡头重脚轻两眼迷离地由韦君照顾着去车间楼上。
P144－146
《王破烂》出版时我没有写后记，就像酒桌上的那句话：“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呢……”到《厂魂》这就按捺不住，想说的话太多了……
《厂魂》早在工厂的时候就开始写了，曾用名“曲折”“工厂故事”，至今断断续续有二十年了。
厂里后期已经是干活的时候少闲着的时候多，于是就开始构思，并用纸片记下所思所想，回到家里再正式誊抄在纸上……最终工厂还是黄了，树倒猢狲散，大家都回家了。原来是国家的“主人”，现在似乎突然成了没娘的孩子，都感到心里失落，无所适从。我倒觉得暂时还能吃上饭，何不借机实践自己的文学梦想呢？下岗失业也许不是件坏事，于是踌躇满志，开始废寝忘食地在家埋头写作。过去一支圆珠笔芯似乎总也用不完，当时不长时间就写空一支；拿笔的手指也磨出了茧子；一次还竟然低血糖晕倒了……人要吃饭，女儿在上艺校，妻子在车间留守值班每月60元的唯一工资指望不久也结束了，到最后家里真的要揭不开锅了。
吃饭问题严峻地摆在面前，作为家里的男人，不得不冥思苦想着“干什么呢……”其迷茫无望仿佛民族危机关头“中国向何处去？”——当时遍地都是下岗工人，没有工资收入了，还没有社会保障这一说，蹬三轮车的、在路口等活打零工的、出床子摆地摊的、卖水果蔬菜当流动商贩的，充满了大街小巷……在有限的市场空间里，干什么都已是人满为患、僧多粥少。
城市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萧条落寞民不聊生的情景，且看不到希望。于是上访告状、坐马路、堵火车等不稳定因素也此起彼伏，当地解决不了问题，进京又围追堵截。那年秋天我因事去了趟北京，回来时遇京石高速大雾封路，车从良乡一路绕道急赶到北京站还是晚了一小时。返回佳木斯的火车肯定发走了，无奈当晚住在了北京站附近。殊不知，当天佳木斯直达北京的列车也晚点了，而且晚了九个小时！是被我们厂的工人堵了……
在生活无着的背景下我选择了去收破烂。佳木斯有个汾酒厂，瓶子用量大，很多人以收酒瓶往酒厂卖为业，我在别人的启发和帮助下也入了这一行。开始什么也不懂，以我的瘦弱之躯，凭着顽强的生活信念和不自量力的天真，跑到百里外的土龙山镇立点收瓶子，还写了四个字“逃出城市”贴在租屋的墙上，以表明破釜沉舟之心。我曾从佳木斯骑自行车到土龙再到西边的庆发乡，然后折回来再到土龙东面的大木岗村落脚，跑一百五六十里地，中午连饭都不吃。城里人骑着自行车跑到乡下要收瓶子，这让农村亲戚家的孩子都觉得没面子；还有人说，你真给佳木斯人丢脸……可为了生活，为了供女儿上学，逼上梁山，我没有退路。
背井离乡，有太多的不舍和牵挂，甚至跟家里通一次电话都不是轻松的事，上学的孩子在电话那头哭，老父亲在旁边也忍不住潸然泪下。我收瓶子时身无分文，家里还因住房改革欠债三千，是朋友借给我八千元钱做本钱扶我上路。实际干起来才知道现实很严酷，希望很遥远。雨天，望着窗外低洼的院子里我收来的酒瓶子被污水浸泡着，困苦悲愁笼罩着我，我郁闷地在租屋里一遍一遍地吼唱《国际歌》，悲壮抒情……路过的人听到了，还疑惑这个收破烂的是不是精神不好。收破烂最困难的时候我借过14家钱。冬天租住的小偏厦子里脸盆的水一宿冻成冰坨。数九寒天，农民都在家里猫冬打麻将了，我和妻子却穿戴包裹得像大熊猫在冰天雪地里摆弄瓶子。忙到年底，收来的瓶子堆成山，盼着酒厂有个好价钱，结果却是：市里的酒厂不要了，换了新瓶型……回家过年还能借到钱吗？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当时真是觉得年关过不去了……
……
“怎么拍”可以市场化，“拍什么”不应市场化。经济还要宏观调控，作为意识形态的电视剧不能只要不触及底线就放任不管，不能缺失题材的宏观规划及导向的战略管控，否则，面对现实“弘扬主旋律”就只是一句形式主义的口号。现在反映当下社会生活的正剧不兴，工人阶级被边缘化了，这是主旋律的悲哀！
尽管“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理论客观上已不现实，但工业、工厂、工人是永远存在的，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脊梁毋庸置疑。工业题材我们没有理由亵渎它，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我们没有理由不发扬光大。国企改革是和我们紧密相联的当代现实生活，城里人对它有切身感受，是他们的经历和身边的故事……观众对真实好看的工厂戏是渴望的，这个市场需求难以估量。五六十年代的一批工业题材曾鼓舞了一代人！
经济快速发展了，但我们也面临着道德滑坡、精神失落的社会现实，弘扬主旋律显得尤其重要。影视剧的道德教化和精神引领责无旁贷。曾经奋斗在国企改革困境中的工人阶级像战场上满身硝烟的将士可歌可泣，不应被我们遗忘！红色经典固然重要，但唱响时代主旋律，更有意义，更有现实性，更是对传统精神的连接和传承。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精神力作和深入人心的典型形象不应缺失。以主旋律为主、以现实为主，理应是掌握着国家资源的公共影视机构的创作方向，而不应在市场化中沉沦。
这段投稿的经历写进了《王破烂》里。
我决定把《厂魂》写成长篇小说。离别多年后的一个黄昏，我心情复杂地走近我的工厂，看到厂门处有台大型机械正在施工，厂大门口已被拆得七零八落，办公楼前的那段类似于“长安街”的堂皇大道长满蒿草，凹凸不平难以行走……曾经名噪一时的企业现已面目全非，似乎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我多么希望“松花江”在我的《厂魂》中流淌啊！甚至对原稿中的一句“暮色红霞沁染了松花江”不忍删改，可我遍寻了它的整个流域，没有找到纺织印染厂国企改制的理想企业，为了真实，我不得不割爱了“松花江”。黄昏里，伫立在亡故的工厂前，我想起刘禹锡的诗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心里默念着，为我的工厂献上最后的挽歌。
感谢中国作家协会和黑龙江省作家协会把《厂魂》确定为“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感谢作家出版社和责编懿翎老师使这本书得以出版，感谢评论家贺绍俊老师为本书作序。还要感谢我的老母亲，我在家里分工刷碗，她从东北来，包揽了我的这项工作，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安心写作。
我还要继续写下去，故事真实好看、有思想、正能量是我的追求。
2014年2月26日于北京东直门
工人阶级的雄壮乐章
贺绍俊
如果我说这是一部战争小说，大家一定会感到吃惊，这分明写的是当下和平年代里一个工厂的故事，怎么会说是一部战争小说呢？的确，故事与战争毫无关系，但是这个故事的激烈程度和对抗性，就像是在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一个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故事。国企改革，是中国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桩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大事，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的下岗工人，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国企改革的严峻性，但当我读到这部小说，才真正被震撼了。
小说中的松江纺织印染厂在国企改革的大潮中和其它企业一样，风雨飘摇，濒临倒闭。面对固有体制的窠臼和腐败官僚的操纵，企业只有破产的死路一条；以王毅光为代表的工人们，为挽救自己的工厂，进行着不懈的挣扎奋斗，不屈不挠……老厂长李智儒为破解工厂的滞销困境疲于奔命，回厂后他面临的却是“厂长”易人……他为了救厂临终前把眼角膜捐给了王毅光；为了筹够救厂的集资款，王毅光不得已去卖血；肖丽意外获得父母遗产，她和王毅光毫不犹豫地将巨资投入工厂；市里为了稳定拿启动生产的集资款给退休工人开了支，老工人们得知后毅然将工资退回，拯救工厂；“老报告”得了绝症，可面对危亡的工厂，他几乎拒绝治疗，把工厂拿给他的看病钱让家人又交到了工厂的手里；李丹后悔堕落，轻生前为帮工厂贷款去求郭行长，而不惜一切代价……这一切又伴随交织着政治斗争、权力倾轧、圈套、谋害……可最终工厂在破产中死而复生——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工人阶级一如战场上满身硝烟的将士，可歌可泣！他们是社会的脊梁，作品始终洋溢着“咱们工人有力量”的主题，歌颂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
《厂魂》通过一个工厂的经历反映了国企改革的艰难和曲折，令人欣慰的是，结局是一个凯歌式的结局，松江纺织印染厂最终完成了改制，破茧成蝶。尽管现实生活远比小说要严峻得多，我们看到了无数国有企业的倒闭和破产，但正如书中的市委李书记所言：“国企改革是一个完整的体制机制转换过程，是结构性的战略调整。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很多企业因体制弊端和资源结构问题面临破产重组。有些企业破产退出了市场，更多的企业通过转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成为适应市场经济的主体，这正是改革的必然和成功。”小说不但为我们描写了以王毅光为首的工人阶级的悲壮，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图景，当然，这个图景不是作者的想象，它是整个国企改革的一个缩影。
作者本人是一名下岗工人，下岗后还曾收过破烂，可他对工厂的情感依然那么炽烈，他对现实的忧患依然那么沉重，他写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以小说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情感和愿望。从上个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应该都记得一首歌：《咱们工人有力量》，那铿锵昂扬的旋律传达出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特征。但中国社会近二十年来急于发展经济，造成了社会文化思想的畸形生态，当下社会，仿佛唯有财富才有话语权，工人自然而然地被边缘化了，谁还相信“工人有力量”呢？但是，王延才作为一名曾经的工人，他执着地要发出工人的声音，为工人阶级树碑立传，难能可贵！
王延才的这部小说还给当代文学带来了新的希望。
随着现代化和都市化的不断扩展，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都市文学逐渐成为了文学舞台上的主角。但尽管都市文学越来越兴盛，却缺乏有思想力量的作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都市文学还没有建立自己的传统。从思想资源上看，写都市文学的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多半还是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参照的。当然，西方的都市化和现代化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他们的思想资源值得我们借鉴，但真正要建立起自己的传统，还必须依赖自己的经验和精神遗产。因此我们更需要关注在都市化进程中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工业仍是我们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工业经验和工人文化应该是建立我们自己的都市文学传统的重要因素。
不久前，我还参加了一个以“老工业基地与都市文学创作”为题的研讨会，因为我从2004年起去了沈阳的一所大学，有了与沈阳这座老工业城市亲密接触的机会，所以对这个题目感受颇深。我去沈阳的八九年间，正是国有企业面临改革重组的时期，在沈阳铁西区这个有名的工业区，一座座厂房都被拆掉了。但我发现沈阳人的“不一样”跟老工业基地有着密切关系，包括伦理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城市的性格，都打着老工业基地的烙印。我得出一个结论，老工业基地上的厂房能够拆掉，但老工业基地上的产业工人精神并没有拆掉，而且也许永远也拆不掉。老工业基地上的马达虽然不再运转了，但仍然在工人们的心中运转，仍然在释放出能量。我于是在研讨会上呼吁大家重视老工业基地所凝聚的精神资源，老工业基地应该成为培育都市文学新传统的重要基地之一。我还就都市文学如何处理工业文化资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认为在处理工业文化资源时首先应该坚持工人的立场。为什么要坚持工人立场？因为对于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在工业文化中工人是绝对的主体，所谓工人立场，也就是要把工人作为观察城市的主体视角。尽管过去我们曾经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为口号，曾经极力提倡工业题材，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学会怎么以工人立场去把握工业文化。在我参加了这次研讨会的几天后，我就读到了王延才的小说《厂魂》，这部小说简直就像是专门来呼应我的观点似的，小说写的就是老工业基地的故事，资源就是老工业基地的资源。更让我感动的是，作者具有鲜明的工人立场，因此小说自始至终都跳荡着工人的灵魂。我们很少有这样的直接、正面书写工厂和工人生活的小说了！都市文学的空间几乎就局限在高级写字楼或豪华别墅群里，《厂魂》顿时敞开了都市文学的空间，在这个广阔的空间里，是能够让当代文学的希望生长得更加茁壮的。我也希望读者朋友喜欢这个广阔的空间，我们何不跟随着这部《厂魂》，从憋屈的写字楼里走出来，去轰鸣的厂房里体会一下雄壮的社会和人生乐章呢？
王延才编写的《厂魂》是一部奋不顾身的战争小说。
故事与战争毫无关系，而是讲述和平年代一间国营工厂的改革往事。但故事的激烈程度和对抗性，就像是在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亦是一次在国企改革的大潮中，以壮士断腕的勇气、风凰涅磐的决心冲向彼岸的自新之旅。固有体制的窠臼，腐败官僚的权弄交织成巨大的风暴漩涡，使得每一次的抵达都堪称悲壮和不朽。
这是一封写给工人阶级的情书。
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国企改革作为一段改变了千百万工人的历史，汇聚成一股血与肉、泪与汗的命运洪流。在这个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更难的时代，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仿佛圣徒：从厂长到工人，他们为救厂捐钱、卖血、卖身，甚至放弃最后的疗治……身为一名曾经的下岗工人，作者为现实忧患、为工人歌哭，字里行间燃烧着又魂深处的炽热。
这是一首工业美学的咏叹调。
小说中时刻出现连绵的厂房、高耸的烟囱、苍茫的天际，悠长的镜头不徐不疾地横栩出一个巨大而延宕的全景。那画面仿佛默片时代的一个回溯，灰色、寂寥、凝滞，却于无声处流淌着凛然和优美。这是穿透记忆、连结现实的一次审美想象，更是献给公有制荣光下工业文明的深情挽歌。
王延才编写的《厂魂》首先是一部接地气的现实题材力作。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东北某市松江纺织厂一波三折的改革转制入手，集中展现了这一复杂过程中，从厂长到工人、从官员到外商、从庶民到黑社会等多方的利益角逐和博弈。市场经济打破了自给自足的大锅饭体制，鲶鱼效应让国企只能用求变寻找生存的突破口。这样的主题充满了冲突与对抗、混沌与彷徨，更是历史改革进程中永不磨灭的国家记忆；同时，为我们文学宝库里不多的工业化题材创作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本书献给曾奋斗在国企改革困境中的工人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