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立意新颖，为鲁迅参与的历次论争提供完备而新颖的史料，也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提供了生动丰富的史料。翻开书页，我们便可以闻到当年文坛浓郁的硝烟味，可以看到以鲁迅为旗手的文化新军跟形形色色、明明暗暗的敌人进行较量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为鲁迅参与的历次论争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史料，也为研究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论争内容涵盖20世纪早期鲁迅和复古派、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左联内部的几次论争等等，论争人物涉及吴宓、章士钊、陈源、梁实秋、田汉、郭沫若、徐懋庸、顾颉刚、高长虹等。而论战起因，既有不同革命营垒的分歧，又有由误会引发的私仇等。

壹 与复古派的论争

1 估“学衡”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鲁迅与复古派的论争

 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

 估“学衡”

 《学衡》杂志简章

 《学衡》弁言

 中国文学改良论

 评提倡新文化者

 《吴宓自编年谱》（节录）

2 批“甲寅”

 鲁迅与章士钊的一场诉讼

 答KS君

 十四年的“读经”

 从胡须说到牙齿（节录）

 学界的三魂

 “碰壁”之余

 再来一次

 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

 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二件

贰 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

 新文化营垒的分化：与现代评论派之辩

 关于陈西滢

 我的“籍”和“系”

 并非闲话

 并非闲话（二）

 并非闲话（三）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有趣的消息

 不是信

 我还不能“带住”

 无花的蔷薇之三（节录）

 粉刷毛厕

 参战

 剽窃与抄袭

 “管闲事”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

 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

 陈源致周作人

 徐志摩致周作人

 徐志摩致周作人

 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

叁 左联时期参加的三次论争

1 “嘘”梁实秋

 鲁迅参加“左联”的第一仗

 我也来谈梁实秋

 卢梭和胃口

 文学和出汗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卢梭论女子教育

 论批评的态度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

 “资本家的走狗”

2 撕开“民族主义文学”的假面

 撕开民族主义文学的假面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不通两种

 对战争的祈祷——读书心得

 止哭文学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

 以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运动

附录：反共文人的攻讦

 二心集·序言（节录）

 “以夷制夷”

 伪自由书·后记（节录）

 准风月谈·后记（节录）

 文坛上的贰臣传《国民日报》

 解放中国文坛管理

 如何突破现在普罗文艺嚣张的危机

 鲁迅加盟左翼之动机

 鲁迅卖狗皮膏药

 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勾当

 鲁迅愿作汉奸

 内山完造底秘密

 鲁迅与托派

3 戳穿“第三种人”

 戳穿“第三种人”

 关于杜衡先生的一篇回忆

 论“第三种人”

 又论“第三种人”

 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

 论“第三种人”

 “第三种人”的出路——论作家的不自由并答复易嘉先生

 法国通信——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运动藏塑舒

肆 左翼文坛内部之争

1 “革命文学"论争

 “革命文学”之辩

 “醉眼”中的朦胧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上海文艺之一瞥——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

 《三闲集》序言

 艺术与社会生活（节录）

 死去了的阿Q时代

 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弱水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

 “除掉”鲁迅的“除掉”！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阿Q与鲁迅

 “眼中钉”

 周伯超致鲁迅

2 鲁迅与田汉之争

 鲁迅与田汉

 答《戏》周刊编者信（节录）

 调和——读《社会月报》八月号

 田汉致鲁迅

 田汉致《戏》周刊编者信

3 鲁迅与廖沫沙之争

 廖沫沙误伤鲁迅

 花边文学·序言（节录）

 倒提

 论“花边文学”

4 “两个口号”论争

 人事纠葛下的一场论事

 “敌乎，友乎？余惟自问”——徐懋庸临终前后琐忆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徐懋庸致鲁迅

 一封真的想请发表的私信

 还答鲁迅先生

 我所受于鲁迅的影响

附录：《社会日报》上攻击鲁迅的一组材料

 鲁迅将转变谷非张光人近况如何

 《文学》起内哄

 鲁迅茅盾暗斗

 鲁老头子笔尖儿横扫五千人

 读鲁迅先生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应为徐懋庸先生辩白的几句话

 鲁迅笔下的二位西装大汉

 梅雨以大义责鲁迅

 曹聚仁致鲁迅

伍 有关中西文化的论争

 中西文化之辩

 咬文嚼字

 咬嚼之余

 咬嚼未始“乏味”

 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熊以谦致孙伏园

 我希望鲁迅先生“行”

 可叹致柯柏森、熊以谦

 为中国书打抱不平

 真是偏见的经验

 柯柏森致鲁迅

 笨伯致孙伏园

 瞎咀（郝广盛）致孙伏园郝广盛

 重三感旧——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

 “感旧”以后（上）

 “感旧”以后（下）

 扑空

 答“兼示”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陆 与高长虹、顾颉刚等人的短兵相接

1 鲁迅与高长虹

 高长虹和他的“月亮诗”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走到出版界》的“战略”

 新的世故

 新时代的放债法

 《两地书》原稿中的高长虹

 鲁迅致友人信中的高长虹

 给鲁迅先生

 一九二六，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给

 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

 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

2 鲁迅与顾颉刚

 鲁迅为何与顾颉刚势不两立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

 《两地书》（原稿）中的顾颉刚

 鲁迅致友人信中的顾颉刚

3 鲁迅与杨邨人

 杨邨人和鲁迅的一场论战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青年与老子

 伪自由书·后记（节录）

 准风月谈·后记（节录）

4 鲁迅与史济行

 史济行和鲁迅的一场论战

 史济行致鲁迅

 续记

“碰壁”之余

女师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竞颇算一个问题，号称“大报”如所渭《现代评论》者，居然也“评论”了好几次。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的一封信，无名小卒，不在语下。此后是两个作者的“评论”了：陈西滢先生在《闲话》之问评为“臭毛厕”，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师大观剧的经验》里则比作戏场。我很吃惊于同是人，而眼光竞有这么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见也不无符合之点：都不将学校看作学校。这一点，也可以包括杨荫榆女士的“学校犹家庭”和段祺瑞执政的“先父兄之教”。

陈西滢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的《闲话》作家，那大名我在报纸的广告上早经看熟了，然而大概还是一位高人，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气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虫也委实太多。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师风潮纪事》上才识大名．是八月一日拥杨荫榆女士攻入学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现在，却又知道他还是一位达人了，庸人以为学潮的，到他眼睛里就等于“观剧”：这是何等逍遥自在。

据文章上说，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杨女士“不过见面两次”，但却被用电话邀去看“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脚踏车，否则，还要用汽车来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现在，寿命已不可谓不长，而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大认识的女士来邀“观剧”；对于女师大的事说了几句话，尚且因为不过是教一两点功课的讲师，“碰壁之后”，还很恭听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报》上所发表的伟论。真的，世界上实在又有各式各样的运气，各式各样的嘴，各式各样的眼睛。

接着又是西滢先生的《闲话》：“现在一部分报纸的篇幅，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现在大部分爱国运动的青年的时间，也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女师风潮实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实在有了不得的大意义。”临末还有颇为俏皮的结论道：“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正如人们有各式各样的眼睛一样，也有各式各样的心思，手段。便是外国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倘使好讲冷话的人说起来，也许以为意在于一个女性。然而侮蔑若干女性的事，有时也就可以说意在于一个女性。偏执的弗罗特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只要并非自以为还钻在外套里的不显本相的脚色。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中国人是“圣之时者也”教徒，况且活在二十世纪了，有华道理，有洋道理，轻重当然是都随意而无不合于道的：重男轻女也行，重女轻男也行，为了一个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轻若干女性也行，为了一个男人而轻若干女性或男性也行……。所可惜的是自从西滢先生看出底细之后，除了哑吧或半阴阳，就都坠入弗罗特先生所掘的陷坑里去了。

自己坠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还要带累超然似的局外人，例如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风潮，从有些眼睛看来，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为竟占去了许多可贵的东西，如“报纸的篇幅”“青年的时间”之类，所以，连《现代评论》的“篇幅”和西滢先生的时间也被拖累着占去一点了，而尤其罪大恶极的是触犯了什么“重男轻女”重女轻男这些大秘密。倘不是西滢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是要被含胡过去了的。

我看，奥国的学者实在有些偏激，弗罗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让谁站在超人间的上帝的地位上。还有那短命的Otto Weininger，他的痛骂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长，学生，同乡，亲戚，爱人，自己的太太，太太的同乡，简直连自己的妈都骂在内。这实在和弗罗特说一样，都使人难于利用。不知道咱们的教授或学者们，可有方法补救没有？但是，我要先报告一个好消息：weininger早用手枪自杀了。这已经有刘百昭率领打手痛打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的“毛丫头”一般“痛快”，他的话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罢。

还有一个好消息。“毛丫头”打出之后，张崧年先生引“罗素之所信”道，“因世人之愚？许多问题或终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决也！”(《京副》二五。号)又据杨荫榆女士，章士钊总长者流之所说，则捣乱的“毛丫头”是极少数，可见中国的聪明人还多着哩，这是大可以乐观的。

忽而想谈谈我自己的事了。

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学者”，而发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张中国的青年应当多看外国书，少看，或者竞不看中国书的时候，便有论客以为素称学者的鲁迅不该如此，而现在竞至如此，则不但决非学者，而且还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这回佥事免职之后，我在《莽原》上发表了答KS君信，论及章士钊的脚色和文章的时候，又有论客以为因失了“区区佥事”而反对章士钊，确是气量狭小，没有“学者的态度”；而且，岂但没有“学者的态度”而已哉，还有“人格卑污”的嫌疑云。

其实，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学者。至于阿时封赠，何时考定，却连我自己也一点不知道。待到他们在报上说出我是学者，我自己也借此知道了原来我是学者的时候，则已经同时发表了我的罪状，接着就将这本面名称革掉了，虽然总该还要恢复，以便第三次的借口。

据我想来，佥事——文士诗人往往误作签事，今据官书正定——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只要看我免职之后，就颇有些人在那里钻谋补缺，便是一个老大的证据。至于又有些人以为无足重轻者，大约自己现在还不过做几句“说不出”的诗文，所以不知不觉地就来“慷他人之慨”了罢，因为人的将来是想不到的。然而，惭愧我还不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尽如人意”，已经在平政院对章士钊提起诉讼了。

提起诉讼之后，我只在答Ks君信里论及一回章士钊，但听说已经要“人格卑污”了。然而别一论客却道是并不大骂，听以鲁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经验的事委实有点希奇，每有“碰壁”一类的事故，平时回护我的大抵愿我设法应付，甚至于暂图苟全。平时憎恶我的却总希望我做一个完人，即使敌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阴谋，也应该正襟危坐，毫无愤怨，默默地吃苦；或则戟指嚼舌，喷血而亡。为什么呢？自然是专为顾全我的人格起见喽。

够了，我其实又何尝“碰壁”，至多也不过遇见了“鬼打墙”罢了。

九月十五日

P39-41

《一个都不宽恕》1996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初版。因当时跻身于畅销书排行榜前列，随即遭到盗版(起码有两种盗版本)；又因为盗版书错字超标，遭到了某读书周报的酷评，使我精神物质两败俱伤。不料14年之后，本书又有幸得到修订再版的机缘，作为编者，自然会倍感欣慰。

“一个都不宽恕”这六个字出自鲁迅遗嘱式的杂文《死》。鲁迅在留下七条遗嘱之后接着写道：“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入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显然，鲁迅素来不认同这种“勿念旧恶”的“恕道”，主张“拳来拳对，刀来刀挡”的“直道”。他认为人被压迫，且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的时候，反抗和斗争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同样在杂文《死》中，鲁迅谆谆告诫他的读者——“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这也就是说，宽容的对象中，不应该包括那种一方面贻害于人一方面又骗以“宽恕”美名的伪善者。鲁迅的上述主张，一方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吴越地域文化的明显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启示。宋代理学家朱熹在《中庸》第十三章的注文中提出过“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入之身”的见解，被鲁迅引用到《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著名的战斗檄文当中。明末浙江籍佥事王思任所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这句话也使鲁迅十分欣赏，并因身为越入而引以为荣。促使鲁迅反对对敌宽容的主要是中国历史上无数血的教训。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鲁迅说：“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呢。最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集外集拾遗补编》)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他设专章论述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例证是：辛亥革命之后，绍兴都督王金发不念旧恶，宽容为怀，释放了杀害秋瑾烈士的谋主章介眉，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而主谋就是被他宽恕过的章介眉。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鲁迅说得更明确：“我常想：治中国应该有两种方法，对新的用新法，对旧的用旧法。例如，‘遗老’有罪，即该用清朝法律：打屁股。因为这是他所佩服的。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都不‘文明’了：杀。假使那时(元年)的新党不‘文明’，则许多东西早已灭亡，那里会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两地书·三五》)“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这就是鲁迅从许多血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的一个朴素真理。面对压迫要反抗，对敌宽容是纵恶，这是鲁迅留给我们的十分宝贵的遗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个都不宽恕”，既是鲁迅对自己战斗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对后继者的一种昭示。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鲁迅著作中，“一个都不宽恕”的对象仅限于“怨敌”，即指那些坚持错误立场并心怀怨恨的人，而不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改正了错误的论争对手。所谓“不宽恕”，就是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不以背弃真理为代价进行个人的情感交易。作家王任叔指出，高尔基的爱是伟大的爱，他的憎也是伟大的憎。鲁迅对此深表赞同。他认为作家应该有热烈的爱憎，分明的是非。真正的“爱”，就包含了对“恶”的深恶痛绝。所以，这本书以“一个都不宽恕”作为书名，只是为了突出鲁迅在论争中坚如磐石的原．则立场，决不能理解为鲁迅对于跟他进行过笔战的人一律咬住不放。鲁迅自己就说过，他跟郭沫若虽然曾以笔墨相讥，但因为大目标相同，并不日夜记着个人之间的恩怨。“一个都不宽恕”，更不意味着鲁迅以一贯正确者自居。鲁迅无情面地解剖别人，更加无情面地解剖自己。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加速了世界观转变，就是他勇于正视自己弱点和局限的一个明证。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为鲁迅参与的历次论争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史料，也为研究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翻开书页，我们可以闻到80年前文坛浓郁的硝烟味，可以看到以鲁迅为旗帜的文化新军跟形形色色、明明暗暗的论敌进行较量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鲁迅光辉一生就是在文征笔伐中度过的。中国新文学走过的历史道路也是前驱者用战斗来开拓的。

如何看待论争？如何看待鲁迅参与的历次论争？重温这段历史有何现实意义？对于上述问题，笔者想借这篇前言略抒己见。

我以为，论争是人类古已有之的传统，能展示人类自身的智慧和风采。在论争过程中，双方的学术视野、知识水平、思维能力和论辩技巧进行着激烈的抗衡，从而使文化、学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传播和推广。在古希腊，学者之间的论争蔚然成风，出现过著名的雄辩家伊萨乌斯(Isaeus)和著名的诡辩家莱什阿斯(Lyslas)、伊索克拉特(Lsocrates)。他们能说会道，口若悬河。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也一度呈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孟子对他的弟子公都子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当时论争的主要对象是杨朱和墨翟——他认为这两位思想家的言论属于“邪说淫辞”，批驳他们是为了使夏禹、周公、孔子的学说得到承传和发扬。儒家学说有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即“和而不同”。“和”是对和谐有序的重视，“不同”是对人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不懈追求。《尚书·舜典》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八音”指的是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这八类乐器。不同音色的乐器有序地演奏，才能奏响感天动地、人神共享的乐章；如果只鸣响一种音色，那宇宙之间会损失多少绚丽斑斓呵！所以，从总体上说，论争是为了互补，而不是让一种观点、一种主张独统天下。

的确，论争可以为学术文艺的发展注入活力，提供动力。论争犹如铁锤敲打燧石，在撞击的过程中时时进发出真理的火花。比如，著名的英国诗人雪莱正是在跟他的友人托马斯·皮科克论争的过程中撰写了长篇论文《诗之辩护》，形成了他的最完整的浪漫主义诗歌理论。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曾发生过左翼文坛跟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的辩论。苏汶当时指责“左联”只顾目前需要，不论什么真理不真理。周扬当即反驳说：“只有实践才能辨别真理，只有实践才是真理的决定的规准”(《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载《现代》第1卷第3期)显而易见，周扬的上述观点不仅十分正确，而且非常超前。不过，论争不一定每次都能得出泾渭分明的是非结论。常见的情况是：论争的一方能指出对方实质性的错误，而另一方也能指出对方的某些偏颇和欠缺，最终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的合力，推动着学术的车轮在健康的轨道上不断前行。比如五四时期国故派主张“保存国粹”，而钱玄同干脆主张“废止汉字”，有了这种激进的观点和守旧的观点对抗，白话文则乘机得以流行，终于成为了文学的正宗。

在鲁迅生活的时代，文艺战线论争频频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文学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单元的文化背景之下，呈现出一幅老态龙钟、我行我素的固执形象。直到五四时期，随着外来文化的八面来风，中国文化才真正打破了文化背景的单元性质。多元并存的外来影响，使中国文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群芳竞艳的喜人景象。仅当时引进的批评方法，就有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批评、表现论的浪漫主义批评、印象式的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古典主义批评，以及后来成为批评界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各具不同倾向、不同规模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范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中，开列的社团条目就多达1035条，流派条目有47条。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文学论争的产生就成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情。比如同样留学美国，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所开采的思想资源是欧美启蒙运动和科学主义思潮，手段是理智，目标是个性解放和思想文化上的反叛传统。而梅光迪等“学衡派”骨干则师承新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敌视科学理性主义和艺术中的浪漫主义，片面维护古典主义传统，因而走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又比如同样留学日本，鲁迅接受了明治时代盛行的写实主义、功利主义影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创作关注人生问题，尤强调揭示灵魂的奥秘，而创造社的批评家成仿吾却接受了大正时代尊个性、崇天才、赞创造、重自我的现代意识，以及重表现(即“创造”)轻再现(即写实)的批评观。因此，在成仿吾看来，鲁迅小说集《呐喊》中的现实主义作品如《孔乙己》、《药》、《阿0正传》都是“浅薄”、“庸俗”之作，惟独“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不周山》“最出色”，有资格进入“纯文艺的宫廷”。可见，鲁迅与成仿吾文艺观的冲突，在特定意义上反映了日本明治时代文化观与大正时代文化观的冲突。

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学流派的作家之间固然容易进行论争，就是处于同一思潮流派、同一思想体系之中的作家往往也会展开论争。因为任何人都是带着与他人的差异性跨入生命长河的，必然具有不尽相同的生命体验、思维方法以及判断文学价值的准则。不同人即使在某些方面存在共识或大同，仍然会在另一方面出现分歧或小异。像法国古典主义内部出现了以布瓦洛为代表的贵族派和以圣·厄佛烈蒙为代表的民主派。在西方浪漫主义内部，出现了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的对立。在湖畔诗人群中，柯勒律治对华兹华斯的诗论进行了批判。在自然主义阵营，泰纳与左拉各走一途。在五四时期的新青年阵营中，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发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坛内部，因为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解不同导致了“两个口号”之争。即使同一作家身上，前后主张发生矛盾的情况也经常出现。所以，我们应该把论争视为文学的灵魂，而不应该谈论争色变。

至于对论争中是非得失的判断，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人有不同的价值准则，同一人不同时期价值准则也可能有调整或变化，所以这成为了说不尽的话题。编者在本书的导言和附录中表达的观点，绝非定论，而只是作为一孔之见，坦陈于众，就教于大方之家，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最后想谈的一点是：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当下，在“和”字已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当下，重版《一个都不宽恕》这本论争集还有何现实意义？

葛优在《非诚勿扰》中说：“21世纪什么最可贵？和谐。”但如果睁眼看现实，当今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的黄金期，同时也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是一种和谐追求和怨怼情绪并存的社会。民主原则和法治理念中的“平等”期待和分配格局中“不平等”的现状，导致了怨怼心理的滋生；而怨敌情绪的弥漫，又引发了“直接利益冲突”和“无直接利益”冲突，成为了社会凝聚机制的一种离心力和破坏力。因此，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恐怕需要更多提倡的是一种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只有用宽容的清泉浇灭怨敌的火种，才能变冲突为祥和，化干戈为玉帛。在宽恕的对象中，自然应该包括伤害过自己的人。如果心胸褊狭，睚眦必报，不给对方留余地，也不给自己留余地，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人际关系的祥和。无怪乎有人援引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的名言：“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不过，我们编辑出版这本论争集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抖露个人恩怨的“猛料”，而是着眼于总结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繁荣今天的文艺提供历史的借鉴。论争双方的不同观念所反映的往往是不同的信仰和追求，所以在论争文字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各不相同的心灵轨迹。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一部论争史也就是一部心灵史，其意义也就超越了文艺的领域。

鲁迅是一个有坚定信仰、执着追求和热烈好恶的作家。他好比是在茫茫人海中夜航的舵手，凭借着理想的星辰为自己引路。“悚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正是他战斗英姿的生动写照。所以，编者特别希望读者从鲁迅的论辩文字中，不仅能够感受到他缜密的思考，严谨的逻辑，鲜活的形象，辛辣的讽刺，睿智的幽默，成功的典型，凝练的词语……而且能进一步感受到他那种上下求索，永远进取的精神，那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精神，那种挺直脊梁、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我们这个饱经忧患、遍体鳞伤的民族能够支撑五千年之久，并在改革开放的新长征中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奇迹。在当今这个物质相对丰腴而理想信仰特别匮乏的时代，重新呼唤这种精神，正是激动真的猛士奋然前行的强大动力。所以，编辑出版这样一部读物，实在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是为序。

陈漱瀹

2010年3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