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52年后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本书《听冯友兰讲中国哲学》是作者单正齐、甘会兵将哲学通俗化的一种尝试,试图跟着冯友兰先生的思路,以中国哲学问题为核心,来讲哲学。
单正齐、甘会兵编写的这本《听冯友兰讲中国哲学》系统地讲解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和演变,介绍了我国古代哲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而且,《听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对冯友兰有争议的思想,也试图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改造,并补充了一些新颖的内容,使《听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增加了更多的哲学容量。
冯友兰认为,中西哲学的不同首先表现为,它们在寻找和确立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上的超越精神不同。照冯友兰说来,哲学是一种人生智慧,也就是人对于宇宙与人生的反思,是对人的生存状态深切的理性关怀。西方哲学的人生智慧体现了虔诚而深沉的宗教情怀,中国哲学的人生智慧则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的理性意识。
冯友兰把宗教说成是一种哲学加上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西方的基督教就是一种典型的宗教,它主导着西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在基督教看来,人生而有罪(所谓“原罪”),正是由于人辜负了上帝造人的善意,自甘堕落,才被赶出了天国乐园。尘世生活等于流放,罪人们必须痛改前非,克制下流的欲望,救贫济苦,行善积德,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上帝,才有希望在末日审判时获得上帝垂怜,回归天堂乐土。人生只应该是灵魂不断趋向上帝、接近上帝的过程,上帝为人类制定了道德法则,人类只有遵命惟谨,才能从上帝那里看到了人生的终极价值和意义。西方人对有神论的上帝的信仰与西方人对天的理解、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焦虑与深深的虚无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站在高山之巅,面对那个苍茫浩渺的宇宙时,我们的心底往往涌现出一种虚无感,蓦然之间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一无所有,总之是感到一片虚无。不仅世界虚无,而且人生虚无、毫无意义。人如何走出虚无,找寻到人生的意义,这是西方文学与哲学所探求的一个永恒的问题。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人若要从虚无的深渊中奋然跃出,那就必须皈依上帝,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人的灵魂,给人以精神上永恒的寄托。如果人不能从虚无中跃出,那就等于陷入万劫不复的沉沦。由此,超越虚无的深渊也就意味着一种宗教行为:皈依上帝。西方人这种深深的虚无意识,注定了在他们内心深处,会生成并扎根下浓厚的宗教意识。如果说人天生具有一种超越意识的话,那么,基督教是将超越的对象归之于外在的人格化的神,从而为自己在现世生活中找寻到超现实的精神家园。
中国哲学的人生智慧则不是宗教的,而是哲学的。所谓哲学的,也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反思宇宙与人生。中国哲学主要包括儒家、道家和佛家,都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识而非宗教精神。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虽然否定了神的存在,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超越现象、超越现世的意识,“超越意识”并非仅限于宗教。与基督教将超越的对象归属于外在人格化的神灵不同,中国儒道佛哲学的超越意识,是将超越的对象归属于内在的心源。所以中国哲学的人生智慧是追求内在的而非外在的超越,并不需要脱离现世的世俗社会。这种人生超越智慧叫“即世的超越”,“既出世又入世”的超越。如果说有彼岸天国的话,那么彼岸就是此岸,天国就在人间,就在人心。这就是冯友兰所说的“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
冯友兰把中国哲学所追求的超越境界称作“天地境界”,“天地”即“宇宙”,“天地境界”也就是‘知天、同天、事天、乐天”,与“宇宙”合一的境界。
儒家与“宇宙”合一(或者叫“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侧重于道德层面的含义,但不同于普通的人伦道德,它是一种“超道德”的境界。现世的人伦道德还要不要呢?当然要,不仅要,而且履行得更好。普通人恪守道德,总觉得像穿了一件紧身衣,虽能赢得旁人的几声喝彩,自己未必会感到十分舒坦。到了天地境界的人,心灵与大化流行的规律很相契,也很自然地与人间的事件相互感应,自然地作出是非善恶的判断,这时他就像穿了一件“皇帝的新衣”,若有若无,洒脱自在得很,这叫“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说,伦理规范在他已没了外部强加的色彩,他的内心开放、自由洒脱,这使他能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即从宇宙的(也就是天地的)高度来看待日常人伦和社会行为,从而使得人世问的伦理道德行为具有宇宙的永恒的意义。这就是冯友兰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它体现了儒家的即世间而出世间的精神。 在道家哲学中,“天地境界”也就是“道通为一”的境界,它侧重于美学层面的含义,而非道德的含义。道家哲学认为,天地之“道”,是宇宙的生命本体。肉眼凡胎只见分隔开事事物物,但若悉心观照,就能发现宇宙问自有一道贯之,无处不在而又流动不居。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静观其道,获得“道通为一”的天地境界。庄子曾借老子之口表达了对于这种“至美至乐”境界的向往:“老聃日:‘吾游心于物之初。’……‘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所谓“游心于物之初”,就是游心于“道”,也就是对“道”的观照。此心能够体“道”,就可住于“至美至乐”之境。虽然获得至美至乐的天地境界,要“道通为一”,要游心于物之初。但庄子还说过“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可见,道家的超越精神也是即世的超越,与儒家一样体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即世间而出世间的超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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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先生作为20世纪名声最大、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哲学家,在其去世多年以后的今天,依然不时地出现在学术界所关注的中心和边缘,这意味着他的学术成就拥有巨大持久的力量。
冯友兰先生早年曾留学于哥伦比亚,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约翰·杜威,专攻西方哲学。清华大学建校后,冯友兰先生出任哲学系教授,虽然他归国后一直希望以传播介绍西方哲学为己任,但是一个偶然的机缘却使他转向对中国哲学的研究。1927年,燕京大学聘请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从那时起,他开始一边研究,一边着手写两卷本的大书:《中国哲学史》。该书一经问世,获得诸多好评。
冯友兰先生最为人所熟知的理论就是“新理学体系”。新理学是冯友兰先生从1937年到1946年用近十年之功建构的哲学体系,具体阐述在他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之中,通过这六部书,冯友兰先生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从而完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化,继承发展了中国哲学中“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优秀传统,建立了至今最好的人生境界论。冯友兰先生还对中西文化争论中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哲学上解决了诸如文化的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文化的体与用、文化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等重大问题,为中国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走向自由之路。
虽然这六部书涉及到的问题较为广泛,但其核心内容共有两部分——本体论和人生观,前者基本体现在理、气、大全和道体四个概念之中,主要在《新理学》一书中阐述;后者基本体现在人生境界说中,主要在《新原人》一书中阐述。新理学本体论引进了一些新的语言表述和逻辑工具。在语言表述上,冯友兰先生将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进行了对比,形成了一些新的概念。虽然表面上还是中国哲学概念,但内涵已经有了变化,理、气、道体、性、心、无极、太极等便都是这样的概念。在逻辑工具上,冯友兰先生有意识地引进了一些西方的逻辑知识。可以说,折中中西古今或说半中半西、有古有今是新理学本体论的鲜明哲学创作方向。这也是冯友兰先生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哲学增加的崭新的质素。
对于普通人来讲,哲学往往让人联想起某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高高在上地摆出一副冷冰冰的教训人的方式,谈论着一些与生活不相干的、莫名其妙却又自以为高深的问题。而哲学语言又往往过于枯燥和烦琐,经常把简单的问题说得过于复杂。但是,冯友兰先生的哲学著作,语言深入浅出,非常通俗易懂,能把最深的哲学问题用大众化的语言恰当地表达出来,其轻松地驾驭哲学语言的工夫真是达至化境,这不能不说是冯友兰先生的著作吸引人的另一大原因。
冯友兰先生勤于笔耕,自比春蚕,一生著述六百余万言。冯友兰先生在哲学方面的另一力作就是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学时创作的《中国哲学简史》。该书的思想、语言风格及文化、哲学涵蕴别具风采,深受外国读者欢迎,先后有法、意、南、捷、日、韩等十二种语言的译本出版,可谓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奇观。在冯友兰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又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把哲学的历史与历史的哲学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进行论述,不仅成就了一部中国哲学的历史,而且还成就了一部中国的历史哲学。冯友兰先生在哲学教育和创造领域辛勤耕耘了六十余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并在清华大学教育独立和哲学学派形成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艾恺先生曾经问梁漱溟先生:“除了您自己以外,在现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儒家人物是谁?”梁漱溟回答:“我说不上来,说不上来我还要说几句话。有一个人叫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是我班上的学生,他是留美,在美国。他留美的时候还常常从美国写信给我。从美国回来就做大学教授,很出名。”梁先生还说:“他知道的东西多,他还留美、精通英语,其中有些著作还是用英文写的,而且著作等身、很出名,”梁先生还肯定他写的三本书,“特别是他有一部《中国哲学史》”。虽然梁漱溟先生在这段话中没有直接说冯友兰先生是位“学问家”,但是我们却不难推测出,在梁先生的眼中,冯友兰就是一位不错的“学问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