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喧哗：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以独特的横截面视角考察欧洲社会19至20世纪文化生活方面的骚动和变迁，作者雅克·杜加斯特试图将考察范围扩展至欧洲，内容涉及新娱乐方式的出现带来的文化同质现象、地理及历史演变对欧洲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摄影和电影等新艺术表现形式的出现带来的文化交流革命。

全景式扫描19、20世纪之交欧洲文化生活！

展现多种艺术形式构成的“昨日世界”！

诊断现代社会文化病态中的悲哀与惶恐！

分析酒馆文化、街头表演等新的娱乐方式！

雅克·杜加斯特编著的《存在与喧哗：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以比较文化的视野，在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回顾与阐释中，再现已经沉寂的欧洲社会腥风血雨，重塑早已化为尘埃的历史人物，其作品风格旖丽，语言幽默平实。

第一章 1900年欧洲的文化地理

 “场地条件”

 文化圣地

 新的文化生活中心

 北欧各国的文化生活

 南欧半岛

 1890—1910年之间欧洲各文化生活中心的文学形象

第二章 国际文化交往

 法国与日耳曼世界之间的交往

 英国和欧洲

 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

 俄国和欧洲

 中欧的文化交往及各民族形象

 维也纳，“文化共同体”（奥斯卡·柯柯什卡）

 巴黎在欧洲的声誉

 杂志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

第三章 新的文化行为

 新的娱乐方式

 当体育成为表演时

 旅行

 一种新的文化传播形式：大型展览会

 风靡一时的轻歌剧

 时尚的艺术

 印刷品的出版和传播

第四章 追求统一性

 走向文化共同体

 边界的消失

 艺术家的村落

 各类艺术表现形式之界限的消失

 次要艺术地位的上升

 欧洲的音乐文化：一种跨国的统一语言

第五章 文化病态

 文化教育问题

 语言问题

 悲哀和惶恐

 艺术表现的危机

 神秘主义

 政府主义思潮

 反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

 鄙视妇女和女权主义

第六章 新的语言，新的视野

 摄影

 电影

 欧洲和世界其他文化

译后记

第三章 新的文化行为

新的娱乐方式

在欧洲各大城市，城市化的发展和工业化催生的新生活条件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休闲观念的逐步转变。从此，随着工资劳动环境下有了休息时间，对于日渐增多的工人和来自农村的雇工来说，经常性的、有计划的娱乐活动开始取代宗教活动在星期日所占据的地位。在不多年的时间内，一些新生的娱乐形式有了潜在的公众群体，而这些娱乐形式很快就成为现代文化生活的标志。

咖啡馆文化

20世纪原文似有误，当为19世纪。——译者注最后20年间，我们所称的“咖啡馆文化”在欧洲大部分大城市的发展可以被看作文化生活演变的一个典型而惊人的事实，看作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内的断裂和变迁的外在标志。

作为典型的现代交际、娱乐空间，在欧洲各个首都和其他大都市，大型中心咖啡馆数年之内就成为城市新生活方式的标志，同时它也表现出与社会关系和私人生活之变迁相关的各种危机的症状。在当时，咖啡馆日益明显地取代上流社会或市民阶层的沙龙，后者从17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文化和艺术聚会的主要场所。沙龙是与某位个人（贵妇、政界或文坛的重要人物）或家族联系在一起的空间，基本是私人性的，这种性质表现在其特殊形态上，即它的运作须遵循必须的礼仪。即使是能够进入沙龙的人也有被排除的危险，而且被排除的原因有时是微不足道的：在我们关注的这一时期，小说家马赛尔？普鲁斯特曾对“沙龙文化”的持久性作了相当广泛的说明，疑他也提供了有关沙龙机制的最精确的分析。

1880—1900年，以巴黎的咖啡馆为模式的文学艺术咖啡馆在欧洲各地大量涌现，前者的原型看来是18世纪初设立的普罗柯普咖啡馆；这些咖啡馆一开始就是作为沙龙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们是公共场所，从性质上说向所有人开放，不涉及任何入门条件、任何特别的社会身份，不需要公开声称归属于某个等级或圈子。如果说人们很早就发现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某些咖啡馆有专门化的趋向，那通常是由于某种偶然的结合而造成的，而且大部分是短暂的现象，它从来不导致公开的排他性。某个人或某群人之所以经常光顾某个咖啡馆，这首先与某种纯属自愿自由的选择有关。由于没有了作为沙龙之特征的强制性先决条件（如服饰穿着方面的严格要求）和特别的行为规范（引见中的礼仪、对等级的尊重、谈话的规则、进餐的方式……），咖啡馆很快就成为有利于各个最不相同的阶层的聚会场所，成为文化同质化的特殊空间。

当时各大文学艺术咖啡馆与报刊业的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这在中欧的一些咖啡馆的例子中也许体现得最明显。在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很快就确立了让读者去挑选通常数量很大的日报（或周报）的习惯，人们不仅可以选择地方性的日报和国家大报，而且经常可以挑选真正的、典型的欧洲国际性报刊。这一习惯至今仍保留在维也纳市中心的某些咖啡馆里，即使在今天，格伦施泰尔、赫伦霍夫和中央咖啡馆的顾客也肯定不见得比它们19世纪90年代的顾客能期待更多。很多文学作品让人联想起这些咖啡馆，还有读书室——这是交流批评意见的地方，但也是很多作家喜爱的写作场所，有时他可以在那里坐上整整一个白天或晚上，拘束地观察、倾听、记录，殷勤的服务生、女收银员和老板只是以善意的目光注视着他，并不要求他有特别的财力，一点简单的消费就可以让他不限时地使用这个地方。

在20世纪初的柏林，人们也仿照维也纳的模式，在威廉纪念教堂区设立了文学咖啡馆。19世纪80年代，“小黑猪”咖啡馆就已经成为艺术家和作家们喜爱的聚会场所之一。1889年，人们就是在这里认识蒙克和斯特林堡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些年中，作家和艺术家最常去的柏林咖啡馆是“罗马咖啡馆”和“西方咖啡馆”，后者被人谑称为“大幻想家”，因为那里面的人埋头于没完没了的哲学和艺术辩论。

P93-95

我们准备在这本书中考察一个历史时期内欧洲文化的各个方面，在今天，这个历史时期通常被称作“世纪之交”。这个说法，像“世纪末”一样，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为很多欧洲艺术家采用，但在人们可能给它指定的年代界限方面，它显然缺少精确性。另一方面，它可能迎合某种天真的历史数字命理说，不过1900年和2000年本身并不构成一件大事，更不是一个人类生活的历程猝然转变和重新定向的轴心。

如果人们要弄清楚这样一个年代的起止界限（terminus a quo，terminus ad quem），这就必然要再度面临历史学家们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而形成的不同选择。如果主要以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为核心观点，有人可以把这一转折时代的跨度定为43年或44年，即从1870年的普法战争（或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诞生）到1914年7月法国和德国宣战。如果不那么强调军事史领域，则可以从社会事实，或更准确地说，从文化事实出发，确定另一些年代标记。比如，1886年3月《费加罗报》发表象征派宣言，1888年纳比派的第一次画展，1889年巴黎的万国博览会，1890年格伦施泰尔咖啡馆的“维也纳青年”聚会，1896年在慕尼黑创办的《青年》杂志、同年在匈牙利举行的千年庆典——无疑还有很多其他事件——也可以看成某种“转折”的征象。

作为一个断裂的标记，1914年明显更具合理性，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振荡对欧洲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造成了反响。不过在今天，人们倾向于认为，许多被我们视为典型的“两次大战之间”（1918—1939年）的思想和美学运动，其实在1914年之前就已经成型：某种意义上说，1910—1915年之间的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是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先声。现代人对于教育、妇女地位、大众文化等问题的疑惑，“新艺术”的美学创新，抽象艺术和立体主义的诞生，这些都见证了1890—1900年间反抗战争暴力的新趋向。另一方面，人们普遍以现代性这一观念来强调连续效应，而目前的后现代概念又加强了对于1880—1945年间艺术方面具有历史同质性的看法。

因此，试图去论证“世纪之交”严格的年代界限似乎是徒劳的。在这里，这一说法将只是作为某种方便的语言隐喻加以运用。对于我们即将涉及的欧洲历史上的这一时代，还有其他同样模糊的叫法：“美好时代”、“1900年的一代”（若涉及西班牙则为1898年的一代？）。我们知道，对这些说法也应持保留意见：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这个时代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美好，当时文化生活的某些基本特征到1900年时就已经消失了……

“昨日的世界”，这是生于1881年的斯特凡·茨威格给他的回忆录和个人感想所起的名称，这些感想是他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到二次大战前夕各个社会的回忆所引发的思考。这部著作并不拘泥于年代界限，而是强调文化和文明的变迁，它在卷首题记中引述了莎士比亚的一段话，这段引言以“人类状况”之转折的根本特征为依据：

让我们面对这个时代，

既然它已来临并在转变。

（莎士比亚，《辛白林》）

确实，任何时代都是过渡性的，不管有没有世纪的交替；这些过渡则因时机不同而或快或慢，由此带来的痛苦程度也不尽一致。各个时代的人，有的想推动转变，别人则是被动地忍受转变。

这里的“文化生活”一说是从其最宽泛的词义上加以运用的。我们不打算局限于文化概念通常所指的作品和约定俗成的制度上。根据当代人类学的研究，本书认为，作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特征的文化实践，远远超出了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文学领域。后一领域的产品有时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它们也依赖于——其依赖性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多——经济条件、技术的发展和组织社会生活的思想体系所创设的交往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将要考察的时代特别具有代表性，因为它在一个十分短促的时期内汇聚了一些决定性的变迁。生产形式、闲暇时间的分配、指导教育和个人修养的原则几乎到处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诱发了新的文化行为。

我们首先试图通过追述欧洲文化生活中各个呈现强烈反差的方面来确定“场地条件”。欧洲大陆各地区之间的差异——这既与文化传统相联系、又与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相关——新的文化中心的出现、19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运动，这些都导致了欧洲大陆文化地理的重大重组。

其次，我们将考察世纪之交欧洲各国艺术家之间文化交往的方方面面，考察构成公共舆论中、艺术文学创作领域中各民族的相互表象的意象和模型。

随后我们将对新的文化实践进行论述，部分来说，这些实践为当时的人阐明了作为他们时代之特征的“现代性”的意义，我们还将论述新娱乐方式的出现，这些方式与城市的发展有联系，并迅速为众多欧洲人接受。

在第四章中，我们将探讨从这些新的娱乐方式中产生的文化同质性的原则和对于一致性的梦想。此前的隔阂状态一方面使得文化生活富有组织性，另一方面，它又支配了艺术创作；我们认为，从同质性和一致性的角度来看，这些隔阂的消除是属于同一范畴的事实。当时有的想象性创造出现在那些人们不经常接触的文化领域，在这些创作中也能看出这个时代的某种整体一致性。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安的情绪，甚或病态的意识，它们同样是当时思想和艺术生活的特征，对于那些在今天看来是“文化危机”的最显著的现象，我们应给予关注。这将是我们第五章的课题。

在最后一章，我们将探讨当时已获得“艺术尊严”的新表现手法：摄影和电影，探讨欧洲对其他文化的开放，这种开放可以为世纪之交的某些文化创新提供解释。在欧洲人自己看来，这个“转折时代”无疑也是一个处在历史转折的时刻，欧洲大陆的文化最终不再被视为唯一的参照模式。新的文化疆域的确认、被忽视或被遗忘的文化疆域的发现，导致了一些富有成果的交流，但有时也引起痛苦的质疑。

本书作者雅克·杜加斯特系法国雷恩第二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主要从事文化史和文学批评方面的研究。除了本书之外，还著有《1945年之后法国的文化状况》，另有关于夏多布里昂和施尼茨勒等人的专门研究。

本书论述的内容涉及19、20世纪欧洲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范围很广，因而书中的人名和其他专有名词很多，译者尝试着做了一些注释，但较为知名的和过于生僻的人物则没有作注，一来是因为这样做可能不胜其烦，二则是个人能力所限；当然这其中的标准完全是依据译者个人的判断，肯定有很多不妥之处，而且注释内容也未必准确，敬请读者谅解指正。

赵挹彬女士认真校对了译稿，指出了不少错误和疏漏之处；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张旭鹏博士对本书的翻译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译者在此谨表示衷心的谢意。

黄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