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命大会代表团成员》；《共产国际给代表团、代表团成员的指示》；《中共五大进入实质性筹备阶段》；《确定大会召开日期》；《陈独秀抵达武汉，提出推延会期》；《大会议程的调整》；《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互派代表的酝酿》；《共产国际代表与蒋介石》；《上海特别委员会的应急措施》；《汪精卫回国抵达武汉》……《中共五大轶事》(作者李蓉)作者长期致力于“党代会”研究，在书中运用翔实的史料，全景式地展示了五大的来龙去脉及一些当事人(如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等)的所思、所想、所为；其中亦不乏鲜活的党史细节，很多尚属首次披露，比如，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的争论、蒋介石与汪精卫对革命的态度、筹建中央党校、首次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开始关注”财政经济政策等等。

近年来，中共五大在人们视野中渐被淡化。但实际上，作为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一次大会，“中共五大的一些创举影响至今”。《中共五大轶事》作者长期致力于“党代会”研究，在书中运用翔实的史料，《中共五大轶事》(作者李蓉)全景式地展示了五大的来龙去脉及一些当事人(如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等)的所思、所想、所为；其中亦不乏鲜活的党史细节，很多尚属首次披露，比如，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的争论、蒋介石与汪精卫对革命的态度、筹建中央党校、首次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开始关注”财政经济政策等等。一串串鲜为人知的党史片段，编织成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读来饶有兴味。

引子

风云际会，武汉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

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

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至武汉

谁最早提出召开中共五大？

酝酿中共五大召开的几个时间点

《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任命大会代表团成员

共产国际给代表团、代表团成员的指示

中共五大进入实质性筹备阶段

为何要召开中共五大？

确定大会召开日期

陈独秀抵达武汉，提出推延会期

大会议程的调整

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互派代表的酝酿

共产国际代表与蒋介石

上海特别委员会的应急措施

汪精卫回国抵达武汉

共产国际代表团同鲍罗廷的分歧

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国民党土地委员会的讨论

三份解决农民问题的决议案

黄鹤楼前的情思

大会代表的产生

从上海到武汉

有多少代表出席中共五大？

与会代表并非天天出席大会

出席中共五大的是否只有正式代表？

各代表团的形成

11个地区代表团

出席中共五大的外国人

国民党代表团出席开幕式

大会开幕式在武昌第一小学举行

开幕式的空前盛况

大会开幕是哪一天？

第一次设立了大会主席团

会场的选择和场地的布置

有关大会的新闻报道

见证历史的两张照片

陈独秀作四大以来的工作报告

四大以来党的策略

五卅运动时期党的政策

怎样看待北伐和继续北伐？

如何认识资产阶级的作用？

对土地问题怎么看？

陈独秀对领导权问题的分析

如何评估全国的军事力量？

如何认识中国国民党？

陈独秀论革命民主政权

关于财政经济政策

陈独秀报告党的组织状况

高度重视宣传工作

筹建中央党校——大会的一个亮点

群众运动的开展

代表们对大会报告的态度

瞿秋白散发反“孟雪维克”的小册子

大会上最活跃的罗易

罗易强调要继续北伐

如何在党内合作框架中开展工作？

大会的发言和讨论

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悼念李大钊

独一无二的两份文告

字迹潦草的会议记录

应对大会代表的批评

同“右倾危险”作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独立问题

汪精卫的演说

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是什么？

关于“国民革命纲领”

一个热门话题

大会接近尾声

最为重要的一份决议案

中共第一个土地问题决议

《职工运动决议案》文字最多

党的组织建设从何着手？¨

指明青年运动的方向

大会的宣言

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

陈独秀再次当选总书记

共产国际代表对新中央的态度

罗易：中共五大解决了若干疑问

口号：大会精神的集中体现

大会闭幕：新的工作开始

新的中央机构

后续工作：党章的修订

重新设计党的组织系统

调整地方组织机构

首次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在群众团体中设置党团的制度

党和团组织关系的明确规定

对共青团四大的期望

两个劳动大会的召开

大会结束后的地方工作

应对夏斗寅叛变

处理长沙马日事变

两名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的争论

五月紧急指示

应对郑州会议和宁汉合流

武昌会议

中央领导层的更迭

蔡和森：20世纪20年代的记忆之一

瞿秋白：20世纪20年代的记忆之二

李立三：20世纪30年代的记忆之一

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的记忆之二

张国焘：20世纪60年代的记忆

李维汉：20世纪80年代的记忆

结束语：故事其实还没有结束

后记

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在广州东校场举行誓师典礼，出师北伐。北伐军兵分三路，节节胜利，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第一路，经湖南9月攻克汉口和汉阳，10月攻克武昌；第二路向江西进军，先后攻克南昌和九江；第三路于12月占领福建、浙江。

11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重要人员及重要文件也分批出发，前往武汉。广州国民政府在12月7日的《国民日报》上发表北迁通电，说明因政府迁移，暂时停止办公，所有各机关以后致国民政府文电，均请交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转寄，或径寄武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存转。

第一批北迁武汉的人员有，国民政府委员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司法部部长徐谦、交通部部长孙科、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等。此外，还有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他的随员六十余人，其中包括翻译、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张太雷，“军事顾问库马宁，财政顾问施泰恩，莫斯科中山大学代表、《真理报》特派记者达林，约尔克，塔尔汉诺夫和一位苏联领事馆人员”。他们于11月16日上午在广州黄沙车站坐专列离开广州，当晚抵达韶关。

就在鲍罗廷从广州动身前往武汉的途中，1926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鲍罗廷同志领导。”鲍罗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为什么会具有这样重要的地位呢？

鲍罗廷，有着极为丰富的阅历。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05年底，列宁已把鲍罗廷视为里加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年青一代的布尔什维克”。有人评论他：“先后在十多个国家从事过革命活动，是共产国际最活跃、最能干的职业革命家之一。”1923年9月，他受苏联政府派遣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10月抵达广州后，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月底又被聘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1924年1月，协助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及其他会议文件。1927年4月指导中共五大。同年6月被武汉国民党中央解除顾问职务，10月返回莫斯科。1951年5月29日逝世。

鲍罗廷介入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有的学者认为：他“永远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指责是不可避免的。但他毕竟为中国人民的美好未来忘我的奋斗了整整四年，并终因欢呼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被投入监狱。他支持斯特朗在苏联发表中国解放区见闻，责问苏联有关当局对斯特朗书稿的刁难：‘中国人不是在节节胜利吗？因此他们的理论不可能有错！’这是我们所能了解的鲍罗廷留给后人的最后一句话。”

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命题中，有好些与鲍罗廷有联系。如，“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思想，是鲍罗廷1926年10月提出来的；如，“以主义建军治军”思想、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的军队建设思想、“党指挥枪”的思想；又如，三次革命高潮的中国近代历史框架——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1926年11月17日下午l点，鲍罗廷一行离开韶关。有的坐轿子，有的骑马，有的步行，向江西进发。19日到达始兴县。20日到南雄。21日翻越粤赣交界的梅岭，到达江西的大余。他们一路艰辛，翻山越岭，十分劳顿。这和当时的交通条件有关：当时从广州到武汉，不通火车。粤汉铁路1898年就开始兴建，但直到1936年才建成通车。

11月24日，鲍罗廷一行抵达江西南部重镇赣州，受到万余民众的热烈欢迎。25日，赣州民众约两万人举行欢迎大会，会场上旗帜招展，贴满标语。鲍罗廷在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讲，张太雷担任翻译。鲍罗廷说：我们赞助国民党北伐，已经胜利，可以表示工作的成功了，务望各民众，各同志照我们俄国的经验，民众组织起来，不特军阀不能抵抗我们，即外国帝国主义者亦不能抵抗。

下午，鲍罗廷一行又坐船离开赣州，沿赣江北上。11月29日，他们经过万安、泰和等地，下午抵达江西吉安，受到盛大欢迎。12月1日前往位于赣江流入长江处的江西省会南昌。

12月2日到达南昌，中午进入南昌城，受到南昌市民的隆重欢迎。“南浔铁路过渡处门首，亦早已布置完备，门墙上高悬青天白日旗，河干则扎有彩布牌楼，中嵌‘南昌市民欢迎中央委员及鲍罗廷顾问大会’匾额……蒋介石于八时许亲乘小轮一艘，赴上游迎接。至十二时许，各委员及孙夫人，鲍罗廷等，始分乘小轮四艘抵省，同时邓演达亦由武昌乘飞机赶到，一时各界欢迎之声与军乐声、爆竹声同时并作。”

当年的报纸记载了这天的情景：“鲍罗廷在会上发表演说，略谓国民革命军的胜利，是由与民众合作得来的，现在国民革命军正在进行的路上，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军民团结，造成大同平等世界。鲍罗廷祝国民革命军万岁！江西民众万岁！”

12月3日下午，鲍罗廷等参加南昌民众欢迎大会并发表演讲，同往常一样，仍然是张太雷作翻译，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担任笔记。

瞿景白，1925年秋入上海大学读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1927年3月随瞿秋白到汉口工作，负责中共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的会议记录。1928年4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6月，参加中共六大任大会秘书处记录科主任。后死于莫斯科。P6-8

有学者说得好，中国共产党的每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都要总结和审查过去特定阶段内的工作，研究和分析当前的形势，解决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或重大任务，制定今后一段时期赖以遵循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同时，还要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每次党代会，都反映着这个时期党的认识水平、价值取向和基本意志，也反映着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抉择。因此，党代会是党在一定时期内政治状况、政治意志的集中体现，其历史构成党的整个历史的主干脉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党代会的历史，党的历史也必然成为一部没有骨架、没有灵魂的历史。

本书的撰写，力图为中共历史的大骨架还原一段真实。但真正的现实却是，有关中共五大的资料并不完整，许多历史细节并非完全清晰。所以，正可以用这句话来表现此时的状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比起中共七大、六大轶事的写作，这本书的完成是一次极为艰苦的创作。

衷心感谢湖北省研究中共五大的专家方城、陈芳国、陈鹏、万琳、赵晓琳；感谢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颖，军事博物馆刘中刚，国防大学教授董志铭，一直热心、关心和帮助党史研究的张延忠，以及长期支持和从事党史研究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们。正是有了他们深刻的思想、多年的探索、丰富的积累，才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精神动力和坚实的学识基础。还要感谢人民出版社鲁静同志对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历史研究和宣传的热情鼓励和有力支持。还期待着读者们的支持、指正。

李蓉

2012年10月于北京知不足斋

2013年6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