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个wonderwomen很难,你必须像绅士一样思考,像贵妇一样优雅,像少女一样姣好,像良驹一样在职场奔驰。
性革命让女人们有能力控制欢愉和生育。但是,她们仍然踩着红毯走来,在纯洁的婚纱下脸红,以一度难以想象的方式得到孩子。
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多样风格塑造的世界:女人自由地去过自己的生活;有能力去爱男人、孩子和工作,但不会让自己迷失其中;有机会去拥抱选择,而不仅仅是拥有选择。
戴博拉的文字安抚了现代完美女人的焦虑,为她们开启了一盏走向全新未来的明灯。
《奇妙女人(性领导力和完美观念的重建)》是戴博拉·斯帕尔的故事,也是女性文化的故事;它是最棒的文化历史,也是未来的路线地图。
女性经常被教导,要勇敢争取机会,不要让性别的刻板印象限制自己。但为何在工作、家庭、爱情兼备的奋斗中,女性很难有男性的优雅与从容?在这本颇具开创性的戴博拉·斯帕尔所著的《奇妙女人(性领导力和完美观念的重建)》中,斯帕尔按照生命顺序,从小女孩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年,再延展到衰老时期,基于自身经历,回顾了生命中涉及婚姻、家庭与事业的各种选择。
在我成长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所有的有线电视台都在播放一则查莉香水的广告。它清晰生动地存在于我以及与我同时代的女性的记忆里。在广告里,一个美丽的金发女郎优雅地在都市的街道上昂首前行。她留着一头长长的卷发、身穿贴身蓝色西装、脚踏一双完美的细高跟鞋。她一只手挂着公文包,另一只手牵着一个小小的、同样漂亮的小孩,孩子崇拜地盯着妈妈,两人蹦蹦跳跳地走着。当然,这则广告没有清晰地告诉人们,在上班的路上,妈妈该把孩子放在哪里,又或者,这么大清早的,两人是怎样做到如此光鲜照人的。相反,它就像大多数广告一样,只是极富诱惑地轻声低吟着,向人们承诺着“有些新鲜,有些如是,有些新奇,有些大开眼界”的东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香水本身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但广告却非常赞。
另一则不太出名的香水品牌安乔莉的广告也如出一辙。这一部广告片里的女主角更大胆,她穿着紧身短裙,满面春风地回到家,显然度过了相当成功的一天。然后,她直接走进厨房。她仿佛正处于准备晚餐的喜悦心情中,唱起了一首有些挑逗的主题曲。我发现,大多数我这个年龄的女性。都对这首歌记忆犹新。她温柔地唱着:“我可以把培根带回家,在平底锅中煎熟它,我从不会让你忘记,你是一个男人,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安乔莉。”那香水怎么样无所谓,这种生活方式让人心醉神迷。
两则广告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播放的,时间与“水门事件”和伍德斯托克“自由恋爱”运动差不多。两则广告都只播了很短一段时间,卖出去的产品最终消失在大众的视线中。但它们却存留到大众的意识层面里,或者至少停留在像我一样的女学生的脑海里,让我们简单地以为成人世界的生活必定像查莉香水广告里描述的那样。我们会有让人雀跃的工作、可爱的孩子,当我们跳着华尔兹走进大门时,会有男人等待着,朝我们喷洒香水。金钱和漂亮的鞋子会让一切变得更加甜蜜美好。
这一切当然不是我们母亲那代人能过上的生活。在1970年,只有43%的女性在外工作。在像我家一样的中上层白人家庭中,这个数据的比例稍高一些,1974年大约46%。这群在外工作的女性大多在“传统”领域,例如教师或护士,她们几乎不会穿着细高跟鞋去上班。尽管如此,那个时代长大的女孩相信——或者说认为、推测、知道——她们是有所不同的,不会重复地过着母亲那种城郊田园诗般的、“家长会”和三层夹心果冻式的生活。她们——我们——将会像查莉那样过:享受孩子的陪伴,享受生活,享受丈夫和我们自己的金钱。贯穿始终的是,我们会微笑歌唱,优雅地体验生活带来的所有乐趣。1968年,62%的年轻女性都期待自己在35岁之前成为家庭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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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确定地记得那个时刻。在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已经掌控全场。那是1992年的12月,地点是拉瓜迪亚机场的女卫生间。我只有一小时的转机时间。所以,我径直冲进卫生间的隔间,把包包抵在门上,开始脱上衣。然后,我坐到那个其实我并不是很想坐的马桶上,拿出那个能让人“优雅地吸奶”的美德乐小吸奶器,发疯似的吸起来。
我听到隔间传来一声惊叫和匆忙冲水的声音。“得了吧,”我在心里咒骂着,“这可是纽约。女人在卫生间里用吸奶器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在长达几分钟的哧哧响声、揉搓按摩、手忙脚乱和嘀嘀咕咕之后,我才收集到可怜的3盎司奶水。我收拾好吸奶器,也收拾好自己,再把我的全部东西胡乱地拖到洗手池边。
在那里,当着两个满脸狐疑的亚洲游客和一个Cinnabon店员小妹的面,我倒掉来之不易的奶,再次试图把产后五周的大肚子塞进已经有些辨认不出的所谓“西装”里。就在那个时刻,我意识到——.非常讽刺却又无比清醒地意识到——我真的已经掌控局面。……
20年过去了,我们仍有联系。我的大多数预言都成真了。苏,我这么叫她,已经和一个可爱又聪明的男人结婚,并且不久就有了两个孩子。当她的第一个孩子还在蹒跚学步时,她完成了研究生学业,一路走得很稳。她精明能干地经营着几家创业公司,但后来,当她的丈夫在一个遥远的城市找到一份好工作时,她离开了这些公司,追随他到了那个城市。当她丈夫又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时,她继续追随。每次搬家,她都带上孩子、猫、家当,还有她自己的职业规划。直到有一天,在她40岁生日那周,她发现了一张去米兰的昂贵机票,机票被夹在她丈夫放在桌上的一摞纸张中。他已经在米兰了,这张机票是给他的年轻研究生买的。
在我的密友中,苏是第三个有着这样几乎相同经历的人,第三个在数年时间里试图掌控一切却在某个时间点因为失去一切而绝望的人。她就是第三个——或者第三百万个这样的女人:突然意识到男人理所当然可以得到“一切”——伴侣、工作、孩子,但对千千万万的女人来讲,这些东西或者得不到,或者来得痛苦得多。
所以,我们就做女人该做的事。我们为孩子准备晚餐,准许他们再玩一次“吉他英雄”,然后偷偷溜出去喝一杯霞多丽酒。我非常了解苏,所以我知道她会挺过去,或许还会从这团乱麻中活出更坚强的自我。但当太阳渐渐落下,耳边的假吉他声嚎叫着的时候,我却无法抑制地想: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真正到达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