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湘西剿匪纪实，再现那段战火硝烟血色苍茫的峥嵘岁月，《集结号》作者杨金远诚意推荐。

倪进、朱新开编著的《血色苍茫(湘西1949)》讲述了湘西，一个神秘而又美丽的地方。它既孕育了贺龙、沈从文、汪曾祺、黄永玉、宋祖英这些各界名人，也孕育了一个专有名词——“湘西匪患”。湘西自古民风剽悍……

《血色苍茫(湘西1949)》由倪进、朱新开编著。

《血色苍茫(湘西1949)》内容简介：1949年，趁47军主力部队赴川黔参战之际国共两军在长江以南形成焦灼态势，素有“中国盲肠”之称的大湘西地区亦是战事吃紧。台湾派遣特务吴刚（化名张冕）、杨文华欲联络湘西地方武装、国民党潜伏特务、恶霸豪绅，煽动不明真相群众发动暴乱。柯山临危受命，带领苗族战士小石，辗转在湘西中心地区——沅陵、所里（现吉首）、永绥（现花垣）、古丈、辰溪、凤凰等地，展开秘密侦查缉捕行动。

第一章 投敌阴谋

第二章 机智讯问

第三章 险遭暗算

第四章 疑似敌特

第五章 受困伏击

第六章 潜入匪区

第七章 明争暗斗

第八章 奉命撤离

第九章 收枪禁闭

第十章 女军医探视

第十一章 再受密令

第十二章 诱捕劣绅

第十三章 夜行擒敌特

第十四章 奔袭追逃

第十五章  日籍炮兵

第十六章 战地医院

第十七章 苗族妹子

第十八章 秘密粮库

第十九章 身份遭疑

第二十章 、勇探赶尸路

第二十一章 反被敌擒

第二十二章 短刀连毙命

第二十三章 智斗女匪

第二十四章 友军伏杀

第二十五章 秘密情报员

第二十六章 女匪逃逸

第二十七章 违命另行

第二十八章 力伏水匪

第二十九章 外籍间谍

第三十章 朝鲜籍战友

第三十一章 临危再出击

第三十二章 试劝顽匪

第三十三章 解救女兵

第三十四章 战地情仇

第三十五章 短兵相接

第三十六章 月夜袭敌穴

第三十七章 对峙悍匪

第三十八章 搏命反攻

第三十九章 生死追击

第四十章 尾声

后记1

后记2

第一章 投敌阴谋

1949年对蒋匪帮来说，是他们在大陆上灭亡的一年。4月，我人民解放军以破竹之势，突破了国民党在长江天堑以南的大量集中的军事部署，把盘踞在两湖的白崇禧、宋希濂匪部打得粉碎。剩下的敌人，狼狈地沿着川湘公路逃往四川，又重整匪部妄图以重庆为防御堡垒，踞天险做最后挣扎。我第四野战军绥远部9月初入湖南，18日就解放了湘西重镇——沅陵。为了配合第二野战军兄弟部队全歼白匪，部队没有歇气地派遣了两个师沿川湘公路进入四川，仅留一个师的兵力镇守湘西三个专区——沅陵、永顺、会同。

一天。柯山正参加研究永绥县(今花垣县)反革命分子烧毁三孔桥的会议．通讯员走来说胡部长找他。于是离开会议室向后院走去。

房门开着，从门外望去，十几张椅子散乱地放在那里，纸烟的烟气在棚顸下爬动着，好像刚散会。司令部侦察科聂科长也在那里，正和胡部长谈着什么。柯山喊了声“报告”就走进去了。

原本就不苟言笑的胡部长，此时的脸色似乎更加凝重，他拉了把椅子让柯山坐下，在侧面审视了一会儿，问道：“杨清熙是你们南工团的学员吧？”，

经过数次战斗，特别是数月预审工作的历练，已经让柯山沉稳许多，他用余光扫视一下胡部长，“是。”

“他叛变投敌了。”胡部长转到桌子正面坐下，直视着他。

柯山犹豫了一下，缓缓从枪匣中抽出驳壳枪，掉转枪口朝向自己，放到桌上推向胡部长，“在南工团，我们被编在一个中队。武汉分配工作后，他到了永顺军分区军管会。因为工作原因，我们曾经有过几次配合。最后一次见面是20天前。”

胡部长缓缓将手放在驳壳枪上，又推向了柯山，随后说道：“杨清熙已经被抓获。除了他，还有和平军官训练班邓德乾等13人。”

柯山将枪收回枪匣，暗暗松了一口气。

作为军保卫部预审科预审员，柯山参与了和平军官训练班部分人员策划潜逃的前期侦破工作。这个训练班专为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投诚、被俘人员开设，有600余人。那天，一名警卫战士发现有部分人员频繁出入厕所，待天黑后，在墙缝中发现一张策划潜逃的字条。经过鉴定，系邓德乾的笔迹……

柯山猜测，自己后来被抽调去参与永绥县三孔桥被烧毁案的侦破工作，应该与邓德乾案牵扯到了杨清熙有关。

“杨清熙的大哥杨清明、邓德乾和匪首周兴三人，曾是‘湘西王’陈渠珍开办的南华山军官培训处的同学。周兴现为国民党永绥县自卫团团长，你参与侦破的三孔桥被烧毁案与他有着直接关系。杨清熙便是在为他和邓德乾进行联络。”胡部长说着，从公文包中抽出一份文件。

柯山接过来，原来是一份《国民党湘西防戍部队编制名录》。

“这套湘西防戍部署是白崇禧的杰作。”胡部长说。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作为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率部以衡阳、邵阳为中心进行防御，企图依托湘江之水，背靠桂滇黔，构成一条东起粤北之乐昌，西至湘西之芷江的半弦形湘粤联合防线。

柯山仔细看着这份名单，上面的一些人，他曾在和平军官训练班和湘西行署公安处劳改队中打过交道。

胡部长探身用手指划过“暂ll师”，定在了“师长张平”处，说道：“我139师、141师奉命配合二野入川作战后，被打散的湘西土匪武装乘我军仅有140师驻守之机，正在加紧联络，意图相互策应进行反攻，一方面以永绥县为中心切断我后方补给线——湘川公路，以周兴最为猖獗；一方面攻取我军部所在地——沅陵，以张平最为嚣张。”胡部长直起身，目光严峻地说道，“另据悉，台湾方面派来一个特务小组，已经和匪首张平、周兴取得了联系。你的任务——”

柯山立即起身立正，接受命令。

“扩大情报线索，摸清周兴、张平匪部的情况，以适机予以歼灭，确保湘川公路的畅通。”胡部长摆摆手让柯山坐下，口气缓和下来，“前一段时间，抽调你去参与三孔桥被烧毁案的侦破工作，我想你现在已经很明白了，一是杨清熙参与了组织叛变投敌活动，需要你回避：，另外，也是在考察你在缉捕周兴过程中的表现。希望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柯山心中的忐忑这才一扫而光。这毕竟不是正规部队间的正面拼杀，特殊时期的特殊战场，造就了敌我间明争暗斗的特殊态势，这对任何人都是一次恼人的考验。此时，他反而有了一股被充分信任后的轻松感。，

“知道为什么选择你吗？”胡部长的脸上此时才露出一丝笑容。

柯山心中也有些奇怪，因为按照工作分工，他所在的保卫部主要负责我军内部人员违纪涉案的侦破工作，以及国民党投诚、被俘军官的审查管理工作，而直接部署执行剿匪工作的应该是司令部侦察科。

“你在预审科的工作中，已经对敌人的整体情况有所了解，特别是最近直接参与了对永绥县周兴匪部的调查，这是选择你的主要原因。同时，敌方人员对你还不熟悉，也便于开展工作。另外，”胡部长迟疑了一下，“通过前一阶段的审干工作，组织上了解到你曾经有过探案的经历。”

柯山的心又随之一沉。他的父亲是一名前清秀才，曾出任黑龙江省依兰县县府师爷。他除了受过父亲严格的初级国学教育，对缉盗断案自然也是耳濡目染。后来考入日伪统治时期的哈尔滨大陆学院，东北战乱又令其辍学回家。几经辗转，1948年参加了国民党长春市的警察招考，并做过半年的派出所副所长。解放前夕，又因战乱自动脱职，投奔妻子在北平的娘家。当从报纸上得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正在招生后，便在第一时间报名。

“组织上相信你能够经受住考验并圆满完成任务。具体工作由聂科长布置，我先走一步。”胡部长站起身，将大手在柯山的肩上拍了一下。

“保证完成任务！”柯山立正答道，然后转向聂科长，笑了。

“你先看看这份报告，咱们再详细谈。”聂科长向柯山招招手说。

柯山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份侦察简报：

——1949年10月，台湾派来一个特务小组，即湘西凤凰特区特派组，专员组长张冕、组员杨文华(是否代名不详)，携手提式电台一部，潜入我永绥县围城乡一带，行动不定。他们勾结永绥县围城乡葛藤寨乡绅吴显贵，以解放前的“八乡联合剿共委员会”为基础，秘密组织“苗族自卫反共友联社”，吴显责任社长，下设委员38人。

——活动特点：(1)吴显贵以下38名委员，自称“苗族领袖”、“开明人士”，以我民族政策为挡箭牌，耍弄两面派手腕，表面上分别在各乡成立并主持“支前委员会”、“归劝委员会”为我工作，其实质系以此公开身份为苗联社活动。(2)以永绥县自卫团团长周兴为首，聚集匪徒千余人四处窜扰，并作为苗联社的基本武装。(3)借以往民族隔阂，挑拨民族关系。以自卫为名，强迫苗族群众购买枪支，组织地下武装，妄图在本年12月27日发动暴乱。(4)派遣人员打入我政府部门，搜集我军政情报。

柯山看到“12月27日”。暗暗心算还有20天时间，然后将简报交还给聂科长。P1-3

写这部长篇小说的起因是一次酒桌上的闲聊。我的一个朋友说起他父亲在湘西剿匪的经历，还说起他父亲遗留下一部小说底稿……

遗稿《野菊》，作者仰山。遗稿是一叠泛黄起皱的信笺纸，从大量的勾画修改可以看出作者所倾注的心血，从已经褪了色的蓝色钢笔字迹可以看出年代的久远。“1956年”，是作者为这部小说底稿标注的时间。距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

仰山，是我的朋友倪浩的父亲倪进的笔名。倪进，曾任第四野战军第47军保卫部预审科预审员。47军，曾在1949年南下进驻湘西地区时肩负剿匪重任；湘西，曾历经数百年匪患。

夜已深，灯火阑珊的北京的夜，却久久不能静，就如同我的心。我的思绪，在试图透过这叠泛黄起皱的手稿，回到那个似乎已然久远的年代。

下班铃响了。通讯员老赵今天特意把铃摇得又快又响又长，每逢过节会餐，他都是这样拼命地摇。总务室发戏票的窗口围满了人，左边小黑板写着“今晚电影《马兰花开》；京剧《唐明皇游月宫》；文化馆八时举办化装舞会，希望同志们各显其能积极参加”。

街上比往常热闹，合作社的露天摊子五光十色，保靖洋东梨、广东香蕉、东北苹果应有尽有；吉首农具厂为农民赶制的新式农具，一车车穿过马路，沿着川湘公路连夜开往各县。大街上，到处都是挤着买货的人群。头上缠着青色帕子的苗族农民们，选足了自己需要的肥鸭后，匆忙赶路回家，一个个脸上发出了芙蓉般的笑容。

这是《野菊))的开篇。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桌上留下一个字条，写着“等你好久也不回来，我和孩子上街去，一会儿就回来。饭菜都在烤炉里。吻你。筠”。我心里不免暗暗发笑，老了老了还一个劲地吻你吻你。可也别说，将近四十岁的人怎么能说老呀！

我从孩子手上接过包袱、篮子。筠把买来的物品一样样拿出来指给我，说：“这是广东月饼，每人两块；这是上海的凤尾鱼。我想你一定要喝点酒，这是青岛的白兰地。”她把酒瓶摆在我面前，满意地望我笑笑。”

桌子上的食物快吃尽了，小尧爬上椅子，扑到我怀里，一股劲亲我，好像有什么请求似的。我是善于了解孩子们的心情的，忙说：“我的小鸽子，你是让我……”没等我说完，她们已会意到了，异口同声地说：“是的，对的，请您讲故事。”从她们那愉快的声调里，可以听出那小心眼儿该有多急。我不能冲淡孩子们的高兴，答应了她们。可是那些“常娥奔月”、“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类的童话早已讲过了的，自己也觉得厌烦。说实在的，肚子里早就被她们挖空了，编一套又没有那样的才能，一时有点窘。看了看筠，向她求救，那是白费，她也正等着听故事。正在无能为力的时候，一眼看到桌上的野菊花，给我提示了线索，好像得了救命星。

我溜了孩子们一眼，说：“就讲这野菊的故事吧。”

但是，这题目并没有打动她们的小心眼。小庆说：“得啦！野菊有什么故事，谁还不知道它能发芽，老师早就给我们讲过了。”

“不呵，这不是故事，这是6年前的真人真事。那是——”

之所以有这么一大段的摘录，是想通过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试图考量这部手稿体裁的性质以及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

遗稿开篇中提到的《马兰花开》，正是1956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秦怡主演的电影；文中有妻子“筠”和女儿“小庆”“小尧”等3个人物，也正符合倪进当时的家庭状况，而他的妻子原名就叫刘淑筠(参加革命工作后改名刘喆)……这部遗稿还附有《给yien的一封信》。

“yien”是谁？无从考证，但从信的内容来看，他(她)应该是一位编辑。信中有一段作者的自我介绍：我承认读过二年大学，但是那等于吃白饭了。……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正是鬼子统治东北。日本话是‘国语’，而真正的国语每星期只有一节，语文是最次要的课程了。……爱好文学还是(19)55年才开始的。由此有理由相信，作为一名“文学新人”的倪进，在这部小说中必然会选用更多的写实性内容。也就是说，倪进在《野菊》的开篇中，应该是给读者描绘出了一幅真实的市井民生图——1956年的湘西重镇吉首。

那么，“这不是故事，这是6年前的真人真事”的纪实性呢？

《野菊》共五万余字，其主体是描述保卫部柯干事与苗族战士小石的一次剿匪历程。倪进在《给yien的一封信》中提到：书中的主人公小石、柯干事实在并无其人，不过他们都是从很多的模特儿身上提炼出来的。而在我的相关采访中，了解到其中一些情节确实曾经发生在倪进本人身上，不过是做了文学加工。

除了对这部手稿纪实性的考量，一些相关信息也引发了我的兴趣。比如底稿开篇写到的那张字条的落款一“吻你。筠”，以及《给yien的一封信》中的“我承认读过二年大学……”显然，倪进并非一名普通工农出身的军队干部，随后的采访和相关史料的查阅，也印证了这一猜测。

南工团倪进，一名解放前夕从东北流亡关内的知识青年，在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1949年8月南下后，编入第47军，进驻湘西参加剿匪。1951年：47军入朝参战，倪进转入地方，先后在湘西行署公安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处工作。湘西地区的剿匪工作至1959年才全面结束。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这个渐为模糊的称谓，却隐含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追溯历史，1840年以来，中国知识青年大规模直接参与推进社会进程的事件堪有几例：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次举世公认惠及当代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解放和新文化运动；抗战时期，千万热血青年弃笔投身救亡运动，其中大批青年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文革时期，单纯盲动的红卫兵组织堪称中坚力量，随后的上山下乡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大洗礼。相比之下，在1949年前后，无数知识青年呈建制地武装参与新中国的建立、建设的史实，却鲜有人知。事实上，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亦堪称史无前例，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团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后称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简称“南工团”。这是一个以青年学生为骨干的半军事化团队，其创建源于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的局势。

1948年，在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指出，夺取全国政权后将有4万名干部缺口，并找到“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等人，要求及时开展工作。194，8年7月，华北野战军成立了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叶剑英；1948年8月，华北大学(现人民大学)成立，校长吴玉章，副校长成仿吾；1949年2月，华北局成立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刘澜涛。随着全国的解放，各地也先后成立了旨在招收知识青年以培养新政权干部的大学，如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江西“八一”革命大学、湖南人民革命大学、湖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原大学，以及各地的军政大学、干部培训学校等。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2月15日，东北野战军致电中央，报请在平津两地招收一万名知识青年参加军队工作，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其中“七千学生，条件是初中以上，年龄18岁，男女均收；另三千人拟招收技术工人与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由两市委负责动员，待遇从优”。2月26日，登报考试招生，至6月初结束，先后组建3个分团，其中一、三分团驻地北平，二分团驻地天津。谭政任总团长，陶铸任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铸主持”。

南工团除了公开招生外，还将东北野战军政治教导团、东北军政大学冀察热辽分校等作为骨干班底，并从正定抽调了1000余名华北大学、华北革命大学的学生补充进来。

南工团学员与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学生的最大不同，是后者身着灰色粗布干部服，前者身着四野的绿色人字呢军服，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字样的胸标，因此在青年学生中颇具吸引力。报名者中除了在校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大学教授外，还有因战乱留滞平津地区的知识青年以及部分职员和技术人才，甚至有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的学生自发“转学”加入。

国学大师、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时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他在《解放期中之清华》中曾有这样的记述：本学期于(1949年)三月三日起上课，学生中因参加南下工作团及区政府工作而休学者，达二三百人，现在在校上课的学生共一千八百余人。不过，最早被南工团录取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编为第一分团第一大队第一中队。

南工团成立后，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先后两次赠言：“忠诚团结，革命到底；今日加紧学习，将来努力工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力口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明、李立三等先后为学员们上过大课。

7月18日，北平市各界人士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欢送南下工作团大会，倪进的爱人刘淑筠作为军属代表坐在了主席台上。如今80余岁的刘淑筠记忆力还非常清晰，从那慈祥的外表完全想象不出她曾有过一段决不平凡的经历。

刘淑筠，高小毕业，这对于当时的女子来讲，已经是高学历。1950年4月，刘淑筠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由于丈夫倪进随47军驻守湘西，经组织安排，是年12月逆赴朝大军车流，只带了单程路费携两名幼女前往湘西，并参加革命工作，任职47军保卫部秘书科。

刘淑筠的四叔是第二野战军的干部，姑爷爷是地下党(对外的身份是天津的一个大资本家)。她的父辈多是铁路司机(当年张作霖被炸皇姑屯时的火车司机便是她家的邻居)。这一红色背景，曾经令她在为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土匪“仗义执言”后免遭处分。当时湘西匪患猖獗，她却拒绝配枪，其个性可见一斑。

1949年4月，四野70万大军分3’路南下；4月21日，二野发起渡江战役；7月29日一8月3日，南工团近万名学员递次出发，先后在河南开封、鸡公山等地驻训，少数学员被陆续抽调走，其中便有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大部至湖北武汉，随后分别派往四野各作战部队以及到华中局参加地方工作。分配到四野的南工团学员每军有二三百人，倪进继此成为47军保卫部的一名干事。9月28日，南下工作团结束历史使命。

与南工团一样，先后南下的还有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生。倪进的妻妹刘淑敏及其未来的爱人杨维勤，便是与1500名华北大学同学一起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5大队”南下的。据刘淑敏、杨维勤回忆，105大队沿途还陆续编入了中原人民革命大学、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及当地干校的学生。刘、杨至湘西地区参加了组建地方政权的工作。

对于南工团学员及无数像他们一样的热血青年的历史评价，恐怕借用叶剑英在“欢送南下工作团大会”上的讲话最为公正，“南下工作团是你们参加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开端。你们比前辈动身较迟，但你们面前的路更长。将来你们可以骄傲地告诉儿女，你们曾英勇地南下，参加过解放全中国的伟业。”

湘西在南工团学员中，有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青年，比如新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沈力，比如著名剧作家汪曾祺……

汪曾祺的恩师，便是我国文坛巨匠沈从文。沈从文的原籍，便是湘西重镇凤凰县。遗憾的是，当年汪曾祺随团南下至武汉，被留下参与接管文教单位的工作，因而与恩师的故乡失之交臂。否则，除了《芦荡火种》(后改编成样板戏《沙家浜》)，我们也许还会看到他的关于湘西剿匪的力作。不过，沈从文先生给我们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勉城》，散文((湘西》、姗行散记》。

在沈从文的笔下，读者总会随时领略到湘西那纯朴粗犷野性的乡情民风，以及那秀丽清新幽美的山水风光——中秋月下对歌，端午龙舟竞渡，新春舞龙耍狮子放烟火；迎亲的花轿，办丧事的饶棺，泅水捉鸭子的水手……那水、竹、塘、码头、碾坊、吊脚楼、茶垌的街道，碧溪苴的白塔以及青山间的雾霜风雪……一经作者的浓描或淡写，则成为一幅幅意境邈远的水墨风景画。这一切，通过同样出自凤凰县的著名画家黄永玉的笔表现出来，又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领悟。

即便是匪，在沈从文的笔下，也是那样_的蛮悍之中不失豪气，却并无匪气——游侠者，是沈从文给出的一个称谓。在《凤凰》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游侠者行径在当地也另成一种风格，与国内近代化的青红帮稍稍不同。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重读书人，敬事同乡长老。换言之。就是还能保存一点古风。有些人虽能在川黔湘鄂边境数省号召数千人集会，在本乡却谦虚纯良，犹如一乡巴佬。

沈从文在15岁小学毕业后，便“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湘、川、鄂、黔四省边区生活”。他曾在“湘西王”陈渠珍部任书记、司书等职，有5年时间。对于湘西，对于湘西人，沈从文因此有着毋庸置疑的发言权。然而，故乡的情结及文人的情怀是否令其忽略了某些东西？总之，也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另一个湘西。

在中国的鸡形版图上，那片横亘于鸡腹地带的山地便是大湘西，所含的地域有慈利、张家界(原大庸)、桑植，龙山、永顺、保靖、古丈、花垣(原永绥)、吉首(原所里)、泸溪、凤凰、新晃(原晃县)、麻阳、怀化、芷江、辰溪、溆浦等二十多个县、市，共居住着土家族、苗族、回族、瑶族、侗族、白族等43个少数民族。

湘西毗邻川、鄂、黔、桂，系由湘入川黔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显著，但由于这一地域山高林密沟深洞多，交通闭塞，政令鞭长莫及，历代被视为荒蛮之地，并有诸如“匪风甚炽，安居不遑”“成群劫掠，啸聚为患”之类的记述。自明末始至清末民初，匪势愈演愈烈，甚至曾被孙中山先生称之为中国的“盲肠”。新中国成立前夕，湘西匪众已达10万有余。民间流传歌谣谓之：湘西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如此一来，“湘西匪患’似乎成了一个专用名词。

对于湘西的“匪”，由于站在不同的立场角度，势必会有不同的表述。客观的说，这里有反抗官府压迫揭竿而起的志士豪杰，有割据一方恃强凌弱的地方武装，也有迫于生计剪径林莽水泽的山寇蛮贼。

贺龙，新中国开国元勋，出生在大湘西地区的桑植县，“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11月，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贺龙率红二、六军团进军湘西，对阵“湘西王”陈渠珍，并在大庸(今张家界)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贺龙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正是任弼时，在1948年提出大量吸收知识青年以充实干部队伍的主张)。当时不仅沉重打击了地方武装，并且改编了部分游杂武装，随后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不仅如此。辛亥革命，湘西子弟曾行进在讨袁护国军的队列中(贺龙曾任桑植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抗日战争，湘西子弟曾组建队伍冲杀在战场最前沿；抗美援朝，万余名湘西子弟又随志愿军赴朝保家卫国，其中两人成为全国战斗英雄，100多人立功受奖。麻阳籍战士陈启尧荣获金日成颁发的“二级战斗英雄”勋章，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本书中的“匪”，当然指的是我47军奉命抄剿的那些武装人员。

当年，湘西匪势也极为复杂，盘桓于此的有被打散的国民党正规军，潜伏的特务组织，或坚决反共或摇摆不定的地方武装，还有青红帮、袍哥会等黑恶势力等。人员有国民党地方官员、国大代表、议员，地主恶霸，散兵游勇，山寇蛮贼，其中不乏黄埔军校、国内名牌大学乃至有留洋背景的武装人员，当然还有被裹挟的当地农民。再者，湘西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历史原因又造成他们对“外来者”的敌视……

这些武装人员参与对抗的动机各有不同，将如何区别对待？他们之间既欲相互依托，又因“世仇”而暗生猜忌，将如何分化瓦解？招安反水曾是他们获得利益的常态手段，将如何防备其在背后施放冷枪？’再加上民匪不分的地域特点，我军的剿匪任务之艰巨也可想而知。事实上，部队的人员伤亡很大，军长曹里怀曾痛惜地回忆道：在湘西留下了3000人，平津战役也没牺牲这么多。

47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其前身是1947年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第10纵队，首任司令员梁兴初。(梁兴初在1949年出任‘38军军长，当年打响解放湘西第一枪的正是38军，在抗美援朝时期曾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万岁军”)

47军所属各师的前身在编入10纵建制之前，各有不同的战斗经历。

第139师的前身，是1930年在湘赣根据地成立的红军独立第1师，历经改编，以红六军团第17师建制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抗日战争时期，编为八路军120师359旅，著名演唱家郭兰英那曲传唱大江南北的《南泥湾》，歌颂的便是该旅的事迹。1947年9月，编为10纵第28师。

第140师的前身，是1945年8月由冀鲁豫军区、359旅先遣队和太行区的部分干部为骨干扩编成立的长春公安总队。总队成立后，先后参加了北满、西满剿匪及解放长春等战役战斗。后编为10纵第29师。

第141师的前身，是1947年在吉林省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东满独立第1师。后编为10纵第30师。

10纵肩负过东北剿匪任务(包括《林海雪原》的“坐山雕”原型谢文东)，更有过与国民党精锐部队的正面交锋。对此，东北野战军在东北三年解放作战总结中，对10纵给予了高度评价：我第10纵队(军)奉命以黑山、大虎山构筑阵地坚守，阻拦了敌人的先头。他们在修了两天的阵地上孤军奋战，抗击了五倍于我的敌军精锐部队，使敌人三天的进攻未获寸进，争取了时间，打乱了东北敌“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作战计划，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其西进企图。为我军造成了辽沈平原上集中主力聚歼敌人的先决条件。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0纵改称东北野战军第47军。

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47军编入四野第13兵团建制。

同年4月，四野70万大军分3路南下；9月中旬，作为主力前锋的38军挺进湘西，先后解放了十余座县城；随后，47军、46军136师等部奉命进入湘西剿匪。

10月底，47军139师、141师奉命配合二野第3兵团入川作战，湘西地区仅留建制并不齐全的140师驻守，匪患继而泛起猖獗。倪进的《野菊》便主要以这一阶段的剿匪过程为背景。

1950年1月，47军入川主力奉命返回湘西，执行剿匪建政任务。至1951年2月赴朝参战为止，共歼匪9万余人。

在我采访和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还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

作为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的47军，当时编有日本籍和朝鲜籍(族)军人。日籍军人多为炮兵和卫生兵，朝籍(族)军人在3个师中均有在编。  1949年初，金日成派遣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华，请求军事支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有3个朝鲜师：164师、166师、156师。前两师分别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后者随四野的主力部队南下作战。同年7月20日，164师、166师分别改称朝鲜人民军第5师、第6师，入朝；1950年4月18日，156师加上包括47军在内的朝鲜籍战士改称朝鲜人民军第7师，北上入朝；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据时任47军政治部干事、原南工团学员刘杰老人回忆，当时47军抽调了约两个营的朝鲜籍指战员，均配备了最好的武器装备，在沅陵集中后北上。而该军在1951年2月入朝参战时，又补充进了湘西子弟，其中便有部分罪行轻并有悔过表现的“土匪”，他们或直接补入部队，或编入担架队和运输队。

补记据杨维勤老人回忆，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参观过47军的一次军史展，其中并没有湘西剿匪的内容，甚至在场的现役军人也并不了解这段军史。“作为正规部队，历来以正面战场的恶仗硬仗为荣。”杨维勤老人说。可见，是现代人审视历史的角度及阅读心理的转变，成就了《湘西剿匪记》和《乌龙山剿匪记》。反之，文学作品又为人们重现了那几乎被遗忘了的历史片断。然而，历史片断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正是本书前言如此大篇幅交待历史大背景的目的。

在此需要补记的还有，南工团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团队，其学员的组成必然有一定的复杂性，面对历史的考验也必然会有不同的抉择。在学员中，有因身体或视力不佳难以适应行军任务而被劝返的，也有中途开小差临阵脱逃的，王倬便是其中之一。1960年，王倬因伪造周恩来总理签名骗取20万元人民币而被执行枪决。据时任47军保卫部干事、原南工团学员孟文野、张华老人回忆，在湘西剿匪时期，曾有两名南工团学员组织叛变投敌，事发后被抓获。本书便是以此为引子展开全文。之所以记述这段历史，除了欲还原当时历史背景的复杂性，最主要的也是为了映衬绝大多数热血知识青年，面对残酷现实进行抉择的坚定性。

孟文野、张华老人还回忆到，在行军至洞庭湖乘船赴常德途中，女学员郭家敏夜间不慎落水，最终连尸体也未找到，她，应该是南工团牺牲的第一人；女学员阎静珍在湘西下乡发动群众时，被土匪枪杀。另据杨维勤、刘淑敏老人回忆，学员邹立汉与区委书记王芝(倪进遗稿中有一个区委书记形象—王纯)下乡时被数百土匪围困，邹持冲锋枪抗击，不幸被俘，残忍的匪兵将其碎尸三段，又放入磨盘碾磨；湘西当地学生王光旭，也是在下乡工作途中被土匪截杀……事实上，这些热血知识青年在不惜流血牺牲，亲手打碎一个旧世界的同时，也在用行动改造一个旧的自我。这，也是本书将要重点描述的内容之一。

正是随着有关史料不断被搜集挖掘，尤其是无数热血知识青年投笔从戎，踊跃走到解放全中国最前线的史实的再现，我不禁升出一股创作冲动。而“知识青年握笔的手拿起了枪，对阵的却是国内最为蛮劣的匪”，如此强烈且极具戏剧性的对阵，也只有历史之手可以如此地神来一笔，这让我不禁将视线锁在了湘西。当然，．大前提还是倪进等前辈的经历和遗稿，才促成了这一跨越半个世纪、超越时空的联手写作，也就有了这部以《野菊》为蓝本的长篇小说的出炉。

由于个人能力所限，书中涉及的史实部分必然会有瑕疵，在此希望读者朋友予以及时指正！另外，本书为长篇小说，必然有文学虚构描写，切勿对号入座。

注：本书正文楷体部分为前辈倪进的遗稿原文。

父亲的手稿定格在——1956年，到2009年正式出版，已过半个世纪。

53、年，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湘西1949}来说，这53年，却涵盖着太多的不容易。在此，我首先代表母亲刘喆和兄弟姐妹，向出版方“北京新华先锋”以及给予此书帮助的人们致以衷心的感谢，特别是向作者之一的朱新开先生表示感谢，，是你们的努力完成了我们全家的心愿，并呈现给读者一本跨越时空的联手之作。

父亲是在2001年过世的，他生前没有过多提起这本还叫《野菊》的手稿，作为子女甚至一直没有见过，因为搬家整理遗物时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也为日后进一步修改留下太多遗憾，很多情节无从考证，我只能在星星点点的记忆中寻觅。在父亲生前，我几乎没有直接听他讲起过在湘西剿匪的经历，这应该是那已经沁入骨子里的保密纪律使然。后来，朱新开为本书采访我母亲时，一开始也遇到了这样的难题。1978年父亲平反后，家里经常有湘西的老战友来看望他，在叙旧时会谈起当时的经历，那时我还很小，现在已经很模糊了，只知道父亲时任47军保卫处干事，后来做过预审科科长。据他的战友说，父亲当时很有名，多次立功受奖，湘西有名号被捕获的土匪，他基本上都参与审理过，包括暂编第一军军长陈子贤。据母亲回忆，枪决陈子贤前，父亲还和他长谈一晚。

2007年，我和朱新开为了重新撰写本书，特意前往湘西采风，先后走访了花垣(原永绥)、沅陵、辰溪、麻阳(原麻西口)、凤凰、吉首(原所里)、张家界(原大庸)等地，令我感受颇多。特别是在沅陵，我们拜访了47军军部旧址(现湘西剿匪纪念馆)，这里是我父母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我的两个姐姐也在这里度过了她们的童年时光，虽然整个环境已有很大变化，但还是能够找到母亲描述过的历史痕迹。我们又通过沅陵市公安局郝世武同志的帮助，前往目前已改做看守所的原沅陵监狱，当我走进还摆放着当年老家具的审讯室时，时光仿佛回到了1949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仿佛看到父亲在审讯桌后向对手射去的威慑目光……

父亲的“家庭出身”不好(他的南工团战友基本都是大学生，在那个年代，这也预示着他们家庭的曾经相对富裕)，一生坎坷却刚直不阿。母亲经常对我们说，父亲一生没过几天好日子，到1978年平反，大大小小的运动就从没落下过他。然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即使在他身心遭受摧残的年代里，却依然对生活充满着向往，他的一举一动都感染着家里的每个人。姐姐曾这样回忆道：那时，父亲在北京远郊区劳动到天黑后才能回家，只要孩子们还没睡，他就会拢在一起聊聊天、谈谈学习情况；每到节假日，还会和孩子们一起猜谜语、讲故事，至于小提琴、二胡、唱歌、滑冰、游泳等，都是父亲的拿手好戏。而作为具有绝对红色家庭背景的母亲，能够对父亲始终保持不离不弃，除了对爱情的忠贞外，应该还来自父亲对生活的那份热爱所随时随处表现出来的个性魅力。

父亲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且善于钻研，1959年从湘西下放回京后，曾在顺义县(当时隶属河北省)杨镇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当年就被评为“优秀教师”称号，家里至今还保存着那张已经褪色的奖状。文革期间，剥夺了他教书的权利，被下放到河北省邢台市郊区强制劳动，成为一名普通工人，在十多年的劳动中，他凭着聪明才智和钻研精神，从门外汉成为了一名优秀工程师，并多次获得单位嘉奖。

父亲的毅力给我留下最深的记忆，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一直倍受疾病煎熬。1996年，他被查出一种肺癌(医学叫间皮瘤，当时患者存活记录是一年半)，医生预测还有三四个月时间，可是父亲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对生活的热爱，最终坚持了6年时间，连主治医生都感叹这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在父亲临终前的几个月里，病魔已经把他摧残得痛苦万分，人瘦得几近皮包骨，几乎一时一刻都离不开氧气袋，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守军人本色，每次坚持上餐桌吃饭，临终前一小时还坚持自己上厕所……  父亲临终前，我和姐姐守护在他身边，他的头脑仍很清醒且反应敏捷，当时需要给他做抽血化验，因为血管已经太细只好从大腿动脉采血，护士的动作有些不够熟练，他马上用力抬起头微笑着对护士说：“你能不能快点儿？我怕来不急了。”一分钟以后，父亲“走了”，告别了这个让他一生遭受磨练又让他热爱留恋的世界。

写到这里，我更加怀念我的父亲，这里有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更有对那个燃烧着激情的理想年代的感悟。

在父亲的遗愿即将完成之际，我再次向为这本书而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原南工团员、47军老战-2孟文野前辈、刘杰前辈、张华前辈等，同是南下队员、原湘西地方政府干部的我小姨刘淑敏、小姨夫杨维勤，以及在湘西采风时，给予我们大力帮助的湘西《团结日报》张谨、湘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杨文洁、凤凰县覃介武、张家界市龚城、吉首市易建民等朋友，再一次向各位表示真诚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