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20年来辛勤研究、不倦探索的结晶。作者以翔实生动的材料、朴实流畅的文笔，叙述和评论了早期共产党人沈泽民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展现了这位从思想文化战线到政治军事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领导干部的战斗业绩、思想性格、风骨情操。阅读这部传记，是对五四运动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史的一次学习，是对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一次体验，同时也是自我心灵的一次净化。

沈泽民不仅是五四运动的热忱战士，不仅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有一定影响的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活动家。他在安徽芜湖、浙江桐乡、上虞等地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活动；他与陈独秀、李达、邵力子、沈雁冰、张太雷等捐资创办平民女校，与侯绍裘等到上海大学义务讲课，与邓中夏、瞿秋白等在沪西举办工人夜校，与项英一起在沪西建立工人俱乐部；他为创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做出了努力并成为其最初的主要领导干部，他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同瞿秋白一起创办《热血日报》。所有这些重要的活动，突出的贡献，在这部《沈泽民传》中一一得到切实的记载。

沈泽民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战斗经历和杰出贡献，也是鲜为人知的。这部传记浓墨重彩，进行了全面、具体的记叙，客观、公允的评论，把沈泽民在反“围剿”战争中为巩固和保卫革命根据地所作的贡献，把他那英勇无畏、艰苦卓绝、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风貌，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特别是沈泽民在咳血不止、重病垂危之际，面对敌人的残酷进剿，依然指挥若定，团结和鼓舞战友去争取胜利的情景，读来令人扼腕，催人泪下。沈泽民在鄂豫皖的土地上洒下一腔热血，献出了他34年的生命。他的忠诚，他的无私，他的智慧，他的浩然正气，他的英雄气概，从作者的笔端奔泻出来，涌现在读者的面前。

序 程中原

第一章 诞生在世纪交汇的小镇上

他是水乡古镇20世纪的骄傲

他是中国先进、优秀群体中的一分子

水乡、学校、家庭及民族的磨难铸就了他坚强好学、进步的个性

三岁重病、死里逃生

他在中国革命舞台上的声音先从水乡乌镇观前街老屋响起

诞生在世纪交汇点上，注定与革命有缘

第二章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寄寓了一个热血青年的全部智慧

弃名利，求解放，真革命者的本色在金陵舞台上初显身手

昆仲俩加入中共，政治、文学交错，全靠一种信仰支撑

大上海亦是大舞台，奋斗在黄浦江畔

第三章 在革命与文学之间穿行(上)

奔波于沪、宁之间，传播革命火种

徜徉于秀色山村，白马湖畔留印象

都市里的惨景点燃内心明灯

志同道合，喜结良缘

第四章 在革命与文学之间穿行(下)

写新诗，清新、自然、质朴

办报纸，热血沸腾，披露事件真相

为妇女解放鼓与呼——革命家的本色

上海新文学阵营中的一员骁将

与毛泽东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怒斥右派行径

苏联：20年代革命者心中的圣地

第五章 复杂的莫斯科岁月

五年风雨，五年斗争

漫漫寻求真理路，以健康为代价

学习的佼佼者，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的高材生

一腔热血，理论归理论

为革命，女儿送进异国孤儿院

第六章 “以错纠错”——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

远涉重洋，只因“十月来信”

书生意气，为心术不正者所利用

以错纠错，跻身中共中央委员

困难重重，依然充满革命激情

第七章 血洒鄂豫皖(上)

与瞿秋白相约：革命胜利后在上海相会

革命伉俪同赴苏区

书生本色，苏俄模式情结

赤诚一片，却步履艰难

倒背如流的革命理论，在崇山峻岭中应者寥寥

第八章 血洒鄂豫皖(下)

一片忠心，至死不渝，真正共产党人的骨气

生死两茫茫，夫妻永诀，呕心沥血

尝试用苏俄模式治理中国苏区，得少失多

同甘共苦，“大大的好同志”

“生死存亡只有在一个问题上来决断，即是对群众的关系”

一代忠烈，一代俊才，长眠鄂豫皖

千秋功过，青山大地作证

附录  沈泽民生平及著译系年／张立国钟桂松

后记

阿文和他的姊姊

阿文是农夫陈大的儿子，年方五岁。陈大夫妻俩年已半百仅止一个儿子，所以爱的比公子一样。陈大还有个女儿，阿文的姊姊，名爱珍，年纪八岁。可是伊却不得爹妈的宠爱，因为伊是个女孩子。伊的爹娘说：

“女孩子养大了终是赔钱货！”

可阿文却不和他爹妈一样——不知道讨厌他姊姊——和伊十分亲爱。他们常常在田埂上玩耍：捉蚱蜢，捕知了，冬天堆雪人，夏天游水浴，终和他姊姊在一起。当那晴明的天气，那一对孩子并坐在草地上；红的面颊衬着柔软的黑发，口里咿咿哑哑的唱那天籁的歌曲。妈妈立在门前对着他们微微的笑，爹爹从田里回来看了说：

“可惜一个是女的。”

阿文和他姊姊是分离不开的，一个不在前面，那个便没有兴趣；唱也不唱了，跑也不跑了，种种的玩耍也不要了，直到寻到那伴侣方才快活：携着手，唱着歌，向田野里去玩耍。可是妈妈每每趁阿文不见把爱珍喊开，说：

“女孩子家要斯文些的，不要学武了将来没人要！”

光阴过得很快，阿文八岁了。爱珍是十一岁。爹妈怜惜儿子，不肯叫他做生活，可是对于女儿却没有什么顾恋：爱珍是早已落田的了。所以爱珍天天在田里工作，拔草、拾野柴、拉枯叶、扎羊草，一天到晚在田野里弯着腰做。剩了阿文独自一个闲散。他离得伊的么？自然只好跟着伊陪伊作工。依旧一块歌唱玩耍。

有一天，他们出去了，妈妈在家里织布，忽然来了个女人。他们俩见了就谈起来。

“陈家嫂嫂你好啊？多时不见了。”

“哦！顾大嫂，什么风吹你到此地？我以为没人睬，你竟忘了我呢。”

接着两个人便坐下来，密谈起来了。两个互有争执，结果那陈家嫂嫂说：

“烦你告诉他家，我们是没饭吃才肯骨肉相离，身价五十是不能少的。”

“放心凭我一张嘴去说，有什么不成！”

客人去了，妈妈依旧织布。面上时时露着笑容，不住的在那里做“一百”“五十”时的梦。

天晚了，爱珍和伊弟弟一同回来。伊便狠狠的把伊看了一回，可是他们并没有觉得，他们仍旧携着手玩耍，唱歌。

过了几天，那女客人又来了，拿一卷洋钱给爹爹一一看过，收了。这天爹妈都不放阿文出去，却单叫那客人陪着爱珍出去。那客人告诉伊外边有变把戏的，很好看，就带着伊去了。阿文也要去，爹爹不许，他只好坐在家里等他姊姊回来，告诉他把戏的滋味。他姊姊到夜没有回来，他很觉得没趣味，孤零零的一个呆坐着。下一天他很早的起来等他姊姊，从早晨等到黄昏，姊姊不来。

“姊姊大概永远不来了吧！”

骨肉分离的根源是贫穷，贫穷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公平，这种无形的社会黑暗用小说这种曲折而又痛快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得读者感受到沈泽民敏锐的无产阶级意识。同时期沈泽民还创作同类型的小说《幻呢，真》，写一个老妇人林夫人惨苦的人生，她的两个儿子死在兵荒马乱之中，女儿又死于兵匪，使林夫人处在孤灯残影孤独无援的境地，“一阵冷风吹进来惊觉了林夫人，林夫人立起来关了门，身体像秋末的败叶一般抖战。”“天已全黑了，四周没有一些声息。林夫人起来拈了桌上的针线垂头做活。灯火微微的摇，照见她的脸色惨白。”将底层人民的悲苦生活充分地揭露出来，让人们感到社会的黑暗和愤怒。

幻呢。真？  气候是三月梢了，春光将去，黄昏时候的淡阳斜挂在林夫人家的墙上。鹁鸪在墙外的树上哀叫：“苦也！哥哥！”鹁鸪也许是叫住春光，不要让万花残尽；但春光去了！惨淡的斜阳吻着林家的屋脊。

林夫人点亮了灯，移在客堂的方桌上。她洗了洗手，拈了三根香，插在堂前长台上的香炉里，向着朝外的佛像礼拜，面儿忽的暗淡了。

“苦也哥哥！”鹁鸪飞在墙上叫。

林夫人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抬头望着佛像，各种声音忽然都寂了，唯闻林夫人祷告的声音。她第一祷告的是大儿子的阴魂。大儿子生来不到二十五岁，因为热心爱国，民国开元时当了革命军，不幸在前敌受了枪弹死了。尸身弄回来的时候费尽了千般气力，现在葬在三里外的蒋村桥。驰驱的身子现在安卧了，忠勇的英魂永久在暗中保佑他挚爱的母亲和热爱的国家。林夫人低低的祷告“愿他的灵魂在阴间安慰快乐，从枉死城渡到仙人桥。”

第二祷告是为他的第二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大到二十岁，从外面回来省亲——那是民国的第三年。刚巧插在南北战争的网里，死在国家官兵之手。林夫人从心里滚出一点酸泪，带着咽声祷告：“二儿！愿佛爷渡你枉死的苦难，早点投生一个快乐的人家。”

第三祷告的是为她独一无二的女儿。女儿伴了她十九年。大哥的死是她安慰母亲；二哥的死也是她安慰母亲；历年家景衰落所惹起的忧愁也是她安慰母亲；民国七年的时候，也轮到她自己死了。她死的情景，她的母亲不敢回想。林夫人的老眼中闪起了一道火光：她厉声的祷告，说：“佛爷！愿你大发慈悲毁灭了这罪恶的世界。”

但是记忆不管她的愿不愿了。带血的女儿立在她的眼前，婉转尖锐的呼号声刺着她的耳鼓。可怕的记忆全到她的心上来了。她见她的二儿披发带血，心窝里刺着明晃晃的尖刀。她又见黄衣服的凶神又突进了前门。她又见自己的屋顶上发了火光。

最后，她见她的大儿浴血走到她的面前，拖着污秽的军衣，面上带着非常的悔恨色。后面跟着一个披发的女儿也带着血污追着数责他。这正是她的女儿！她飞也似的走过来扑在林夫人的怀里。林夫人摇摇地立起身子拼命的抱住了她。“女儿！你死得好苦啊！”万种的悲苦在她的胸中烈火也似的焚烧。

忽地里一声哀叫：“苦也！哥哥！”

一阵冷风吹进来惊觉了林夫人，林夫人立起来关了门，身体像秋末的败叶一般抖战。

天已全黑了，四周没有一些声息。林夫人起来拈了桌上的针线垂头做活。灯火微微的摇，照见她的脸色惨白。

沈泽民的小说创作数量并不多，但放在中国新文学史里来考察，其特点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在时间上，是属于五四运动之后反映迅捷的白话文艺作品之一，假如与其胞兄茅盾相比，沈泽民的小说创作比茅盾早了八年，只不过由于沈泽民创作的数量太少，没有引起世人关注而已。其次是关注底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在他有限的几篇小说中，主题却非常集中，目光的关注全部是民生的疾苦，这是非常可贵的，尤其像沈泽民这样大学生知识分子能够目光关注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并用自己的笔展示他们的生活情状，在当时乃至后来也不多见的。《呆子》、《阿文和他姊姊》等，都是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主题。其三是文体新颖，五四前后有一批白话文小说应运而生，但沈泽民的白话小说能够如此晓畅明白，文字流畅，语言平民化个性化，从而在短短的一二千字的小说里能够塑造形象刻划性格，这对念文言文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十分难得十分不容易的。用白话文体来写作小说，在五四时初成风气，但能否驾驭这种文体，却并不是每个新文学作家所能做到的，而且即使做到，也是有一个水平程度问题。沈泽民能熟练地驾驭这种新文体进行小说创作，而且是那么沉重的题材，能驾驭得那么好，确是难能可贵。其四是思想内涵深刻。反映底层穷苦人民生活的主题并非自沈泽民开始，但在五四之后立刻反映并且如此敏锐地反映，却十分难得。沈泽民在中国新文学作家里面是跑在前面与时俱进的人。这几个短篇小说的思想内涵是深刻的，它揭示了人民贫困的现实，蕴含着推翻或改变这种现实的革命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昭示着作者的革命轨向前发展。总之，沈泽民的小说创作数量不多，但很有个性和点，是值得关注的五四时期作家之一。

P34-39

程中原

钟桂松同志的力作《沈泽民传》是他20年来辛勤研究、不倦探索的结晶。作者以翔实生动的材料、鞭辟入理的分析、朴实流畅的文笔，叙述和评论了早期共产党人沈泽民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展现了这位从思想文化战线到政治军事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领导干部的战斗业绩、思想性格、风骨情操。传主的形象挺拔丰满而又亲切感人。我感到，阅读这部传记，是对五四运动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史的一次学习，是对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一次体认，同时也是自我心灵的一次净化。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开始研究张闻天的早期活动，就知道沈泽民了。他叫沈德济，是茅盾(沈德鸿)的弟弟。张闻天与沈泽民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同学。虽然泽民比闻天高一届，但由于志趣相投，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们一起参加五四运动，一起成为《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主要撰稿人，宣传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以至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又一起自动离开即将毕业的学校，到上海实验工读生活。他们都是进步青年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在上海，他们一起从事《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两个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不久，他们又一起东渡日本，企望掌握日文以便学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后来，他们又一起从东京返回上海。他们都对新文学创作怀有很大的热情，同时又大力翻译介绍国外新进的文学与思潮。沈泽民是首先倡导“革命文学”的一人，张闻天则以他的长篇小说和多幕话剧作为响应。在五卅运动中，张闻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就是沈泽民——而沈泽民，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1925年冬，他们又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完成学业以后，又一起被选送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在苏联曲折动荡的政治生活中，他们观点一致，又都受到共产国际的器重，被培养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1931年初，张闻天回到上海，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的前任就是先他回国的沈泽民。这时，沈泽民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加强领导。1933年深秋，身患重病的沈泽民在反“围剿”战争的前线殉职。党中央为了纪念他，决定用沈泽民的名字来命名中国红色政权新建的第一所大学。而在1934年4月1日沈泽民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主题演讲的，正是青年时代的挚友、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张闻天。

读了钟桂松同志的《沈泽民传》，我感到我原来对觉泽民的这些了解和认识，实在是太单薄、太肤浅了。 沈泽民不仅是五四运动的热情战士，不仅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有一定影响的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活动家。他在安徽芜湖、浙江桐乡、上虞等地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活动，我们知之不多；他与陈独秀、李达、邵力子、沈雁冰、张太雷等捐资创办平民女校，与侯绍裘等到上海大学义务讲课，与邓中夏、瞿秋白等在沪西举办工人夜校，与项英一起在沪西建立工人俱乐部，与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这些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为培养干部、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与巩固国共合作的重要举措，更不甚了了；至于他为创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做出的努力并成为其最初的主要领导干部，他参与创建南京共产党组织的贡献，他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同瞿秋白一起创办《热血日报》的劳绩，几乎前所无闻。所有这些重要的活动，突出的贡献，在这部《沈泽民传》中一一得到切实的记载，沈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业绩，终于彪炳史册。

沈泽民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战斗经历和杰出贡献，也是先鲜为人知的。这部传记以四分之一的篇幅，浓墨重彩，进行了全面、具体的记叙，客观、公允的评论，把沈胡子在反“围剿”战争中为巩固和保卫革命根据地所作的贡献，把他那英勇无畏、艰苦卓绝、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风貌，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特别是沈泽民在咳血不止、重病垂危之际，面对敌人的残酷进剿，依然指挥若定，团结和鼓舞战友去争取胜利的情景，读来令人扼腕，催人泪下。沈泽民在鄂豫皖的土地上洒下一腔热血，结束了他34年的生命。他的忠诚，他的无私，他的智慧，他的浩然正气，他的英雄气概，从传记作者的笔端奔泻出来，涌现在读者的面前。这部传记为沈泽民树立了一座丰碑。他的业绩与品格将永远存于革命的青史，他的音容笑貌将长驻在人们的心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刚刚创建，还处在幼年学步的阶段。沈泽民作为一名活跃在中国革命舞台上的忠诚战士，与党共同着呼吸和命运，在前进途程中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会有挫折，会走弯路。传记作者没有讳言沈泽民是王明教条宗派中的一员，如实地叙述了这个教条宗派形成的过程和他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批评了他所犯错误的内容和影响，同时也客观地分析了他犯“左”倾错误的原因，说明忠诚给沈泽民带来的幼稚盲从，跟王明那种野心家的狂热的根本不同。这是作者运用历史唯主义的观点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取得的成功。

同样的成功，更突出地表现在同张国焘关系的叙述和评论上面。沈泽民同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共事。张国焘是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沈泽民是鄂豫皖中央分局副书记，后来又任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张国焘这一段又有合作而又有斗争的历史，无疑是这部传记写作的一个难点。传记作者没有讳言他们执行“左”倾错误的若干一致的方面，同时又写出他们的纠葛、分歧、矛盾和斗争，写出沈泽民从血和火的战斗中认识错误、有所觉悟的过程，对他们做出区分，并从这一个重要侧面历史具体地反映出鄂豫皖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不平坦的历程。传记详尽地叙述了张国焘向西转移、撇下根据地之后，沈泽民领导鄂豫皖军民重建红25军，为保卫鄂豫皖英勇斗争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在沈泽民忠于职守、鞠躬尽瘁伟大精神的对比之下，张国焘的不足为训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对于对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散播的迷雾，以及泼在沈泽民身上的脏水，传记作者运用事实加以廓清，加以擦试。沈泽民的历史恢复了原有的光辉，而张国焘的卑鄙下劣，愈加暴露无遗。

钟桂松同志写成这部《沈泽民传》并取得这样显著的成绩，不是偶然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我在苏北的一所高校工作，他同我就开始了文字之交。他写的《茅盾回忆录早期史实考辨》在我们学校的刊物上发表，显示了学术上扎实的功力。以后，因为他对沈泽民生平、事业的关注，我们的交往逐渐多起来。那时，他在浙江桐乡县委宣传部工作，后来担任了这个县的文化局长和宣传部长。茅盾兄弟是桐乡的乡贤，茅盾又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名人。在他看来，弘扬茅盾兄弟的业绩和精神，是当地文化官员不容推卸的责任。他利用业余时间，对茅盾兄弟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同东北师范大学张立国教授合作，经过将近十年的努力，在1993年5月，编成一部、35万字的《沈泽民文集》，后经陈云同志题签、陈学昭女士作序，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于1997年8月出版。1995年秋天，又写成了一部颇具特色的《茅盾传》，第二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这时，他已经调到省里，担任浙江电视台领导职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继续着原来的事业。又经过八个春秋的潜心研究，辛勤笔耕，终于在20世纪之初，向读者奉献出了这一部感人肺腑的传记。他的这种高度自觉而又无比执着的敬业精神，令我感动不已，敬佩不已。这是他走上成功之路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实事求是，严谨所实，也是钟桂松同志长期努力的要求，不倦追求的目标。在这部《沈泽民传》中，这种学风和文风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对于文章，历来讲究义理、考据、辞章。我觉得，这部传记在这三个方面，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准，而在考据方面所下的功夫和取得的成绩尤为突出。围绕着传主的活动，作者尽可能详尽地占有材料，并下了一番分析研究的功夫，有根有据地、具体深入地写清楚了许多重要的事件和细节，不仅沈泽民的思想言行真实可信，而且还连带解决了若干长期存留在党史上的疑难问题。考据支持义理，材料的确凿、丰富、全面，有力地揭示历史的原貌，说明历史的逻辑，使作者对人物和事件的评论，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具有无庸置疑的说服力。《沈泽民传》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十分宝贵的。

2002年10月·北京

写完最后的一行字，放下笔，我的思绪仍在这部书稿里，不能忘却沈泽民这位革命先烈，也无限怀念远方的师友。

沈泽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党员之一，是五四运动影响下涌现出来的新文化战士。他将自己短暂而闪光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文学事业，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00年6月23日(农历五月二十七日)沈泽民出生在桐乡乌镇一个姓沈的家庭里，名德济，字泽民，笔名明心、罗美等。沈家以经营纸店为生，泽民的父亲以行医为生，母亲是个知书达礼、贤慧而又富有远见的女性。在泽民的幼年，她常常教导他要做个有志气的人，勉励儿子奋发图强，6岁那年，父亲患骨癌逝世后，泽民在他母亲的严格管教下，与胞兄沈雁冰(即茅盾)互相砥砺、学文习字。

1907年春，沈泽民进自己家东邻的由立志书院改办的国民初等男学读书，接受正规的启蒙教育，后又进本镇的植材小学。小学时代，泽民在一批年轻而富有朝气的老师的影响下，志向高远，勤奋刻苦，各门功课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显示了他非凡的敏慧。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泽民毕业于植材完全小学，并考入其胞兄沈雁冰读过的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在湖州)。由于他的聪颖、勤奋，成绩仍像小学时一样，遥遥领先。对此，茅盾曾经回忆说： “泽民的数学、物理、化学，在全校算是最好的。”1916年夏，泽民遵照父亲学实业的遗嘱，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他是省立三中报考的许多学生中惟一被录取的一个。

在南京读书期间，恰逢十月革命和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视野的扩大，使泽民的思想发生深刻的变化。他渐渐疏于水利专业而倾心于政治和文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开始了对革命和文学的实际追求。

1919年暑假，泽民在家乡乌镇与其胞兄雁冰、表哥卢奉璋，以及曹辛汉等青年组织桐乡青年社，出版《新乡人》杂志，宣传新文学，倡导白话文，创作和介绍了《呆子》、《阿文和他的姊姊》、《发动机》等白话文小说和一些科学小品。其中小说《阿文和他的姊姊》以一千余字的篇幅，向人们叙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八岁的阿文和姊姊爱珍之间天真的血脉情深。姊姊爱珍“天天在田里工作，拔草、拾野柴、拉枯叶、扎羊草，一天到晚在田野里弯着腰做。”阿文也“陪伊作工，依旧一块歌唱玩耍”。有一天，无法生活下去的父母将姊姊爱珍卖掉了，只剩下孤单单的阿文，他只好坐在家里等他姊姊回来，……从早晨等到黄昏，姊姊不来”。故事并不复杂，但写出旧社会的黑暗而骨肉分离的主旨，认人感到阿文那种撕心裂肺的惨痛。而小说《呆子》则讲述一个地主老财不顾佃户死活派儿子去收租，不料叛逆的儿子不仅不收租，了解了佃户的辛酸后，反而将田契撕毁并离家出走的故事。内容简单，但作者爱憎分明。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泽民青年时代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文学才能，更重要的是，泽民的这些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开拓的意义和价值，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泽民最早的文学作品。

1919年11月1日，泽民在南京与杨贤江、左学训、黄仲苏等11人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自觉投身于社会变革的伟大事业。在学习之余，泽民还一度担任该会《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的编务工作，同时，与同窗好友张闻天一起担任《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编辑科科员(即撰稿人)，揭露社会黑暗，，热情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五四运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五四时期我国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很少，而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却很多。泽民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寻求真理，毅然辍学离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和好友张闻天一起，于1920年7月14日东渡日本，客居于东京小石川区大冢洼町二十四番地松叶馆，学习日文。在此前后，泽民以锐利的笔调和战斗的姿态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妇女评论》、《学生杂志》等刊物发表一系列有关社会革命和妇女解放的文章。

1921年初，泽民与张闻天从日本返回上海，住在南成都路新乐里177号，从事革命和文学活动。不久，他由其兄雁冰介绍，与李启汉、邵力子等一起加入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我党正式成立前的第一批党员。泽民的这些政治活动得到了他母亲的支持。当时他母亲就对泽民昆仲说“你们走的路是对的，如果你们父亲不死，说不定他也会走这条路的”，给泽民从事革命工作以极大鼓励。

五四时期，泽民不仅切实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用白话文揭示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还与其兄雁冰一起，翻译大量外国社会科学论文与文学作品。“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鲁迅语)。如五四前夕，泽民就与雁冰一起，为《学生杂志》翻译了美国的《两月之中建筑谭》和《理工学生在校记》两篇科学小说，开我国译介外国科学小说之先河。嗣后，他又大量译介了苏俄的文艺作品，比如《俄国的批评文学》、《俄国的农民歌》等，在译介生涯中，泽民还十分注意弱小民族国家的文艺。比如他翻译的《近代的丹麦文学》、《塞尔维亚文学概况》等，都是译介中较有特色的篇章。此外，他还译了不少这些弱小民族的文艺作品，作为发展中国新文学的借鉴。

泽民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文坛正遇上复古势力的反扑，于是他一面从事党的工作，一面从事文艺活动。撰写了不少反击复古势力的文章，以尖锐凌厉的文势、透彻明白的道理，予复古势力以沉重打击。如在《文言白话之争底根本问题及其美丑》一文中，他以深刻而简明的道理阐明了白话的兴起自有它时代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他说：“因为文字是传达国民思想感情的工具，所以必须包具几个要点：一，是与日常生活最密切的；因而二，是容易普遍，容易为全体国民所了解的；因而三，是最适宜表达现代的思想和感情的。就这三点看来，文学就有采用日常语之必要，所以我们主张废止文言改用白话。”这体现了泽民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1921年，他加入文学研究会。

不久，泽民经蒋光慈介绍赴安徽芜湖五中任算学教员。在五中短短几个月中，泽民与该校的进步师生组织“芜湖学社”，创办《芜湖》半月刊。1923前后，为推动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他同早期杰出的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等发起革命文学运动，撰写了《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文学与革命的文学》等有深远影响的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主张，极力倡导“能痛切地描写现代中国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且暗示他们的背景与前途”的革命文学。他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一文中，对“革命文学”作了阐述。他说：“所谓革命的文学，并非是充满手枪和炸弹这一类名辞，并非如像《小说月刊》所揭为标语的血和泪。”他把革命文学与其他一般的文学口号区别开来。因而他进一步指出：“革命，在文艺中是一个作者底气概的问题和作者底立脚点的问题。”明确提出作者在文艺创作中的立场问题，也就是阶级性的问题。

与此同时，泽民投身于革命的实践之中，担任了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从事工人运动，并在平民女校、上海大学等处担任义务教员，为党培养后备干部做出了贡献。这时，泽民与同乡张琴秋相识。1923年年底，党为了开展南京地区的党团建设，派泽民到南京建邺大学任教。他一边教书一边从事党的工作，与当时正在南京美术学校学习的张琴秋来往密切。后来，泽民与张琴秋举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礼。

1925年下半年，根据组织安排，泽民夫妇先后与俞秀松、张闻天、伍修权、王稼祥、卜世琦等三百余人分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中山大学毕业后，泽民又考上红色教授学院。期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泽民曾以大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党的六大。在苏联学习期间，国内形势逆转，正值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革命力量，反苏反共的白色恐怖时期，革命阵营中也产生了左倾盲动错误。但是，身处异地的沈泽民十分关注中国革命的发展，关心中国文坛的进步，当他在苏联读到茅盾的小说《幻灭》之后，以不可遏制的心情和敏锐的观察力，用“罗美”的笔名，给其兄茅盾写信，倾诉自己的体会，表白自己关注祖国革命和文学的心情，对茅盾的《幻灭》做了精辟的分析和评价。

1930年10月，沈泽民带着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只身绕道法国乘法国邮船回上海。在船上航行的日子里，归来投入实际斗争的热切心情，竟使泽民在船上梦见红军，激动得高呼起口号来了。幸亏同室旅伴尚在酣睡之中，才没有出事。

回国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泽民立即投入革命斗争，参加反对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斗争。他在党内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与反对李立三路线》、《三中全会的错误与国际路线》等文章。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泽民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宣传部长职务。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泽民全副精力投入了政治活动，撰写了《第三时期的中国经济》、《关于“金贵银贱”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对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冲击下脆弱的我国农业和纺织业等凋敝和破产，做了十分深刻而透彻的分析，指出要想使我国薄弱的民族工业和农副业重新振兴，只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无产阶级革命一途。

1931年3月，泽民受党中央的派遣，与夫人张琴秋秘密离沪，经浦口、蚌埠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后任鄂豫皖省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在鄂豫皖工作初期，他因不了解革命根据地实际，曾一度犯有错误，但同张国焘的“左”倾错误有着本质的不同。在1932年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黄柴畈会议上，泽民主张红军留在苏区，分散游击，同张国焘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泽民与徐海东、吴焕先等同志一起，坚持鄂豫皖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他领导根据地军民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毅然结束了张国焘所搞的“肃反”运动，挽救了根据地，保护了一批像徐海东同志那样的红军干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在艰苦转战的过程中，泽民身染疟疾，在当时缺医少药的艰苦环境里，他没能得到及时治疗。他一边承受巨大病痛的折磨，一边坚持在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1933年11月，为了向党中央汇报根据地工作和让战友治病，泽民含泪将患同样疾病的战友成仿吾同志扶上马送走，自己却在同年11月20日病逝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年仅34岁！

沈泽民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对中国新文学事业的贡献和为中国革命立下的功勋，却是不朽的，永远为人民所怀念。当时，为了纪念这位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文学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精力的革命战士，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定，将“苏维埃大学”改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并由泽民生前挚友瞿秋白同志任校长。全国解放后，红安县人民为了缅怀先烈，在红安县烈士陵园修建了沈泽民同志陵墓，董必武副主席亲笔题写了“沈泽民同志之墓”的墓碑。

然而面对这样一位革命先烈，在上个世纪甚至在80年代初的岁月里，作为我们，却了解得太少了，知道的太少了。于是，在1983年3月北京召开的全国首届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我和东北师大张立国先生商定，腾出手来搜集沈泽民同志的资料，合作编辑沈泽民的文论。此举得到沈泽民同志的侄儿、茅盾先生的儿子韦韬同志的支持。在以后的岁月，韦韬先生提供了不少资料。我和张立国先生一南一北搜集沈泽民散落在各个时期报刊上的文章和作品。几年之后，沈泽民有关文论及创作的材料，已收集了不少。于是，我们将创作文论和译文(文学部分)合编一部《沈泽民文集》，交给浙江文艺出版社。虽然此时已可告一个段落等待文集的出版，但我们搜集资料的工作仍没有停止，依然在点点滴滴地积累着，寻觅着沈泽民学习、生活、战斗过的足迹。但是，在出版业既繁荣又艰难的日子里，我们合编的《沈泽民文集》在出版社友人的有力支持下，终于在1998年出版。

但不幸的是，张立国先生此时却得了不治之症。看到《沈泽民文集》样书时，已经口不能言了，眼泪潸然而下。朋友们都为此心痛不已。因为80年代编妥《沈泽民文集》后，我们又一起商定写一部《沈泽民传论》，我们南来北往地书信往来，共同商讨这本书的提纲。到1993年初商定了一个目录。根据目录，我们又分头寻找资料，力求资料齐全后就动手。1995年秋天，张立国先生带了研究生到杭州访学，顺便去南京搜集沈泽民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史料。回长春后，很快寄来几页有关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复印件。不久，张立国先生就病倒了。1998年酷暑里，他带着遗憾离开了他深爱着的家人，深爱着的学生和朋友，与世长逝。尔后，一种充满友情的使命感驱使着我，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依然在寻觅有关沈泽民的点滴史迹，并着手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写作。终于，这部20多万字的《沈泽民传》在沈泽民牺牲70周年前夕脱稿。

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东北师大的孙中田先生、鲁秀琴老师等十分关注和支持，给予指导的同时也给予了许多方便。韦韬先生不仅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和照片，还亲自审阅初稿。程中原先生是张闻天研究专家，也是现当代史专家。他在百忙中仔细审阅初稿并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意见的同时，也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使这部纪念革命先烈的传记增色不少。还有湖北省档案馆、河南人民出版社、沈泽民故里桐乡市以及乌镇茅盾纪念馆的朋友都给这部传记的写作提供了方便，给予无私的支持。这里，我向二十余年来给予这部传记资料搜集、写作过程支持帮助的老师、朋友表示真诚的感谢。

世界早已换了人间，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当年沈泽民为之奋斗的理想也早已实现。因此，《沈泽民传》作为一种纪录，一种叙述，一种纪念，作为作者期待大家的指正。

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