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年后，一个旅居美国的异乡人，开始打量这座城市……像一部作者精心构造的小说，小说家彼得·凯瑞引领我们一起经历了悉尼疯狂而精彩的发现之旅，读这本书就是会有这种真切的体验，就像南方小子在悉尼岸边冲浪的那种令人兴奋的感觉。

在纽约居住十年后，小说家彼得·凯瑞带着“寻找悉尼最璀璨之处”的愿望，回到老家。“在纽约，我不会通过朋友们来了解各种关于土地、空气以及沙土的问题，来了解曼哈顿，”他写道，“但当我刚回悉尼，走在机场的时候，那可的确是我所想的。”像一部作者精心构造的小说，凯瑞引领我们一起经历了一个疯狂而精彩的发现之旅，读这本书就是会有这种真切的体验，就像南方小子在悉尼岸边冲浪的那种令人兴奋的感觉。暴露在凯瑞及其朋友那极具穿透力的目光中的邦迪海滩、悉尼歌剧院、港湾大桥都呈现出一种奇特而强烈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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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不高兴，我还是打算叫他凯尔文内特，不过作为回报，我会让他再多些头发。他应该感激我才是。我把他变成了一个穿着皱西装的中年人，其实。我是有权把他弄成秃顶的。

凯尔文内特？他还在嘟囔着，这个我们以后再谈。

这么说着，他一把抓起我的箱子，走向停车场。

等等，我要换些钱。

算了吧。你不想有麻烦，可你已经惹麻烦了。

我没麻烦。

不，你有麻烦。谢里登在这儿。他在找你。

我怎么能猜得到是谢里登最终把我那个简单的写作计划捣腾得很大，还要求我把他也写进去。

在人群里搜寻着那张满是胡须的邋遢面孔时，我很无辜地说，我可很喜欢谢里登。

不能那样，老兄!凯尔文说着就紧紧抓起我的胳膊。把我推出了外币兑换处，一直推到悉尼那明媚晴朗的室外。老兄，不行，谢里登老儿喝醉了，他可没法和你愉快地聊天儿。

现在是七点钟。

对啊，我告诉他你昨天到了，我还说你正待在瑞景，但他还是在到达厅瞎转悠。

我们可不能把他撇在这儿。

老兄，放轻松。他大儿子和他在一起，而且，感谢上帝，他清醒不少了。你也不想一下飞机就应付这个。谢里登和克莱拉分手了，现在一直住在山上的一个洞里。

唉哟。真不幸。

那对于克莱拉未尝不是好事。谢里登迷上了土著人的火棍农业，除此以外他不会说别的。他原来有一大堆笔记要给你，可他自己又给扔了，他儿子拣了回来。都是一成不变的那几件事。

我还真想读读有关火棍农业的事。

听谢里登说，整件事压根儿就是采矿公司的阴谋。

有什么目的？

鬼才知道呢。我怎么找不到我的车了。

我跟着他找来找去，到处都是闪闪发亮的车，新的，八成新的，一排接一排。可能是那个出发时肯尼迪国际机场太过丑陋和混乱，或是因为这儿空气中桉树的味道，即便是在一个机场的停车场里，悉尼都显得特别的放松和有魅力。那是早上七点钟，一切显得很干净，一点也不拥挤。东北风轻抚着，开花的小灌木随处可见，还有钟鹊那水晶般清澈的呜叫。

前面一排有辆车灯一闪，喇叭又响了一声。哈，凯尔文喊了一声，在那儿，她响了，

天哪，凯尔文，一辆美洲豹。

就是小了点，嘿嘿，他笑着说。

一点也不小，最可笑的是，凯尔文竟然能有美洲豹，不管是什么型号的。当年我认识他时，他已经领了三年的救济了，老是在南巴卡岬角玩冲浪。之前他还在印度为特雷莎嬷嬷工作过。他还画过一套连环画，叫做《当当兄弟》，朋友们都爱看。但那时他住在我房子里，都付不起房租。然而，二十五年后，他竟成了十五家郊区报纸和五家分类杂志的发行人，还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执行总裁，同时也是在原始公共股份方面有重大投资的财团成员。他身价有两千四百万或者三千万，当然，没人说得准。

第一次遇见凯尔文时，我刚从蜗牛湾的一边搬到另一边，搬到了路易莎路，到了出租车司机嘴里。路易莎路就成了“路易刹”路，因为它很窄。路易莎路属于悉尼港的码头区，租金很低。住那儿没什么不好，只是西风很大，而且有时锈迹斑斑的破船会停在我们附近船坞的底部，一停就是好几个星期，它们的发电机总是彻夜响个不停。

街道人口的一角，是一家妓院，下面停车位倒是很多。街道另一端，紧靠轮渡码头有幢房子，我的一个邻居把它租给了一个非法的摩托车帮。街中央有一个造船厂，周围住了很多人，有船厂工人，有一大堆在鹦鹉岛海军修船厂工作的技工，有出租车司机，有搞艺术的，有水管工人，有一两个作家，一个吸毒的无业游民，有一些吉卜赛人，当然还有我和凯尔文，他看见我的红色杰森轿车，老是问个没完没了。

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凯尔文开始接受我是个作家。

你在搞广告吗？搬来的第一天晚上凯尔文就这样问我。除了他胳膊下夹的一个吕宋纸大信封，他和以前的那个冲浪迷没什么差别。他说，老兄，我一直想问问，不知道你有没有闲空。

吕宋纸信封里装着一份周报的清样，他所需要的，就是一些广告了。

那时可真是不一样，他首先做的并不是预测发行量。这个，他边说边把清样从信封里拽出来，将会把行业结构炸开一大块。

2000年4月，我滑进那辆美洲豹的真皮世界。股市怎么样？我问道。

他咧咧嘴，跌了百分之三。

那就出手嘛，我建议说。你总归还有得赚。

不，可不能那样，老兄。好多人指望我呢。谁指望？哼哼，那傻乎乎的谢里登就是一个。

他买了原始公共股份？你不是都不让我买吗？

我也叫他不要买，但他觉得我当时太胆小了，就买了很多。

有多少？

每一毛都投进去了，有八千。

现在值多少？

帮帮忙一一不要再谈这个了。

我们从机场开出来，沉默不语。我想起了谢里登，那是个热情似火的大块头。总是充满活力和激情。如果他精神出问题，那真是太糟糕了。我悄悄地决定，当天就跟他联系。

享受一下重回故里的感觉，凯尔文说。你的时差够大的，这正是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的时候。

高速路有变化了。

是奥运会，什么都起了变化。

但看看这些开花的树。它们还是这么漂亮。你看，我都忘了，但我们的确有最令人称奇的植物。

有时差。

这些植物很奇怪，是史前的，那是一种哈克木属的植物。对吧？我都忘了它的名字了。那是一株红千层，那是一株银桦。又能想起植物的名字了，感觉真好。我一直在读弗兰纳里写的这本书，我会借给你看的。

没空读书，老兄。

好吧，这是一个火的风景。这些都是爱火的植物。火是众多东西之一，是它们使这儿与众不同。

对，给我讲讲。我还惦记泰勒斯湾的那栋房子呢。我再也甭想看到那样的火喽。

也许你可以说说那场火，就算为了写书。

什么？然后被称为“凯尔文内特”？不，省省吧，伙计。车子飞驰而过，他指了指一处红千层属灌木花，说道。你有兴趣的话，那就是一株红千层。

对，那就是一株银桦。

茶树。  有点儿古怪，我们都用它们的拉丁名字，我说。这时他一踩油门，V12引擎带着我们在夹道的黄褐色灌木和连绵不绝的花丛之间飞驰，时速一百二十公里，快飞起来了。我们有这么多的植物，我说，这么多种类，名字却没什么普通的。我们倒像些没知识的。净说拉丁语。我倒想知道它们的真名。

凯尔文在车流里穿行，尽管没看我，我知道他在生闷气。你什么意思，什么叫“真名”？

原来的名字，1788年之前的名字。

这个国家在1788年之前就更真实吗？

不要这么快就喋喋不休，争个没完。我是说，伊拉族人是怎么称呼这些植物的？

我们正接近第一处交通灯，这时密集的植物秀变得稀稀疏疏，摩尔公园大道在车前延伸开去。现在，他放慢车速，侧身看了看我，翻了翻眼。

听我说，他说，我是完全支持土著人的土地权的。

很好。

而且我也希望哪个总理能多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可以向土著人道歉。为他们遭受的那些烂事道歉，但这也是我的国家。我知道银桦这个东西，但我才不管它之前叫什么。伙计，我也没兴趣知道。这可是一个大城市，我们有四百来万人口。我们有更多的烂事要打理。

我猜想伊拉部落人也没什么大兴趣。

有过一次战争，我对谢里登讲过。打过一场战争，老兄。我们这边赢了。历史上为了领土的战争哪儿少过啊，但我认为那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大错误，从来不承认有过战争。假装是我们发现这块空地，一块碰巧以前没人用的空地。我们都在谎言中长大，当得知了真相后当然很吃惊。我可不是指土著澳洲人，他们都知道这些。

此后我们都静静地开着车，一路来到摩尔公园大道，路边是绿化带，很奢侈地一直延伸到视野的尽头。

你说这条路的真名叫什么？他冲我咧咧嘴。

闭嘴，凯尔文。

不，以前这儿肯定有条路，老兄，或至少有条小路。

你怎么知道有那么个东西？

事实上，我早上等你那班飞机时才弄明白这事。

谢里登？

他说，几万年前，有个悬崖在摩尔公园大道或是澳新军团阅兵场下面，他也没把握到底是哪个。总之科瑞斯有条小路，沿着悬崖边，从悉尼湾通到植物湾。然后沙土随风从东边吹过来，那块地慢慢平了，但人们还是习惯成自然，还是走悬崖边的那条路。这条路一直走了几万年，到谢里登祖父的祖父因为伪造合同被抓起来时，它已经成了一条马车大道了。现在就成了摩尔公园大道了。

你信这个？

谢里登这家伙很糟糕，但这话倒可能是真的。

很快我们从摩尔公园大道拐出来，穿过大陆公园，进入胡拉勒，汽车行驶在巨大的大叶榕湾的无花果树下，穿过一条条维多利亚时期铸铁建造的街道，我猜可能是由于时差的缘故，我竟觉得自己一生中从未到过如此美丽的城市。

你是故意选了这个路线？

但凯尔文甚至都没明白我的问题，他现在急得很。他和财团其他成员还有个会，他们对正在下跌的股市很紧张。

今天你有什么打算？说着他终于把车停到巷子边上，又从行李箱里把我的箱子猛地拎了出来。P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