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旧墨记”书系的第三本。作者方继孝先生以他对前贤的熟悉，娓娓讲述了许多文化名人精彩纷呈的人生经历——陈三立和易氏兄弟诗、朱家骅“从政”的贡献、张一库的才华与操守、顾实与《穆天子传》、张继风雅惧内的奇特人生……

展读此书仿佛与这些名人对坐，纸墨如旧，神彩烂然。

本书是“旧墨记”书系的第三本。作者以他对前贤的熟悉，娓娓讲述了许多文化名人精彩纷呈的人生经历，并且穿插着学界文坛众多的掌故逸闻，文简义丰，晓畅可读。书中配合叙述，仿真影印了作者所购藏的清末民初数十位著名学者的墨迹近百件，展读此书仿佛与这些名人对坐，纸墨如旧，神彩烂然。

序

陈三立和易氏兄弟诗

朱铭磐的军幕生涯与纪事诗

郑文焯之通才博学

章■的书艺与著述

周树模与《满洲里界约》

张一库的才华与操守

萧方骏的医术与诗文

张丹斧其人奇事占

金天翮与历史小说《孽海花》

顾实与《穆天子传》

汪怡与《国音普通话词典》

黄葆戊的艺术造诣与“养生术”

叶恭绰的生前与身后

张继风雅惧内的奇特人生

丁绪贤与《化学史通考》

王兆荣与四川大学

周建人在“文革”中

陈中凡的“三不”与“三书”

杨卫玉与中国职业教育

陈柱尊的豪饮与诗

汪东词四首

王冷斋与“宛平事变”

邵元：中与《默君诗草》

朱家骅“从政”的贡献

容庚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

瞿宣颖奉答卷叟诗

冯友兰“贞元之际”的诗文与著述

钱穆著书逸事

周太玄的辉煌人生

章伯钧与张申府的友谊

平襟亚的一篇考据文章

傅斯年“亦学亦官”的一生

何思源与近代山东教育

朱东润的“做人、做学问”说

何思敬与中国现代法学教育

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

段锡朋的儒家风范

吴康与“新潮社”

杨秀峰与解放区的教育

容肇祖与“临大”教授“嵌名诗”

马宗霍的朴学、书法与诗

潘菽与中国现代心理学

刘国钧与《图书编目法范例》

罗隆基的性情与遭遇

周谷城热衷于学术

蒋复璁和中国图书馆事业

孙楷第的学术成就和民族气节

徐中舒与“晋砖号码涂改案”

王力谈推广普通话

向达早年翻译与敦煌学研究

潘伯鹰的“五项全能”

林汉达的事业与收藏

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研究

龙榆生的词曲创作和研究

李公朴与《申报》流通图书馆

姜亮夫与《屈原赋校注》

陈雪屏的学术成就

顾廷龙：严谨的学者和书法家

吴其昌的刻苦力学精神

姚名达教授抗日殉国第一人

卢前的词曲研究与传奇旧事

朱士嘉与武汉大学图馆

储安平与《观察》社

徐铸成的《登高》诗

潘景郑与宝山楼藏书

吴晗谈熊廷弼

邓拓与《明实录》

后记

感和易仲实《凌霄阁·雪望》之作

千峰明灭挂云齐，一雪真成万古迷。

仙侣独寻飞阁上，乡愁初接大江西。

龙蛇岩壑衔杯近，雁鹜郊原拂袂低。

攀取寒梅天地外，尸居吾欲叩重黎。

得易六巴县书御寄

阿兄来去如凫鹭，汝更辕驹滞瘴乡。

巫峡藤萝悬魍魉，江楼冰雪隔衣裳。

逢迎已解啼饥苦，游钓谁能每饭忘。

金玉微言寻柱下，家人好与噬归藏。(君方治殷易解老)

这是著名近代诗人陈j立的两首诗。前一首是和易仲实《凌霄阁·雪望》之作。“仲实”乃近代著名诗人易顺鼎的字，他又字实甫、中硕等。第二首是得“易六”巴县书后所作。“易六”乃实甫胞弟，名顺豫，字由甫，兄弟中排行第六。实甫诗才奇绝，与时贤多有唱和之作。由甫，曾与其兄实甫及程颂万等结湘社于长沙蜕园。诗入《湘社集》并有《琴思楼词》问世。巴县位于四川省南部，环绕重庆东南西三面。1994年巴县撤销，改设重庆市巴南区。陈三立生于1853年，是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长子，是近代同光体(晚清诗坛的一个流派。属于这一派的诗人，不宗盛唐，而以仿宋为主)诗派重要代表人物。易氏兄弟与陈三立虽年龄相差几岁，但算得上是同龄人。陈、易两家是世交，陈i立之父陈宝箴庚申(咸丰十年，1860)会试下第，即留在北方，和易氏兄弟之父易佩绅同为曾国藩所器重。

陈三立为诗，初学韩愈，后师山谷，好用僻字拗句，流于艰涩，自成“生奥衍”一派，为“同光体”重要代表。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评日：“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现代大学者汪辟疆则在其《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陈三立比作“天魁星及时雨宋江”，坐第一把交椅。吴宓论陈家乃为“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的“文化之贵族”(《读散原精舍诗笔记》)。1923年至1925年，陈三立住在杭州。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欢迎，接着来到风光旖旎的杭州，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泰戈尔特地拜晤了陈三立。两位不同国籍的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翻译，各道仰慕之情，互赠诗作。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份，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份，回赠他一部诗集。陈三立接受书赠后，表示谢意，谦逊地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而我呢，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后两人比肩合影，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据郑逸梅《艺林散记》记载，1936年，英国伦敦举行国际笔会，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当时派了两位代表：一是胡适之，代表新文学，一是陈三立，代表旧文学。但当时陈三立已经84岁高龄，最终没有成行。

前文主要谈的是陈三立于诗方面的主要成就，现在谈谈陈三立的另外一面——政治见解和民族气节。谈陈三立的另一面，就要先谈谈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陈宝箴，字右铭，生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戊戌变法时任湖南巡抚，奏荐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辅佐新政，是著名的维新人士。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全军覆灭，陈宝箴痛哭：“无以为国矣。”屡次上疏，痛陈利害得失。陈宝箴先后任河北道、浙江按察使、湖北布政使等职，但一直没有真正一展宏图的机会。

受到父亲的影响，年轻时的陈三立就对西方列强入侵、清政府内忧外患有着清醒的认识。年少博才的陈三立才识通敏，“倜傥有大志”，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光绪八年(1882)，陈三立参加三年一届的乡试，因深恶“八股文”，应试时，不按考场规定文体，而以自己平素擅长的散文体答卷。其卷在初选时曾遭摒弃，后被主考官陈宝琛发现，大加赞赏，从落第卷中抽出选拔为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陈三立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吏部主事。但当时吏部弄权，积重难返，已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陈三立虽有经世大志，但难以施展。1898年，李鸿章赴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陈三立闻讯，激愤异常，致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以谢天下”。当然，深谙官场之道的张之洞并没有理会陈三立的吁请。

光绪二十一年(1895)，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终于等来了独当一面、施展抱负的机会，被诏命为湖南巡抚。当时的清政府积贫积弱，甲午之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更是一落千丈。陈宝箴打算以湖南一隅为天下先，创立富强根基，使国家有所凭恃。为了帮助父亲实现抱负，年富力强的陈三立放弃了吏部主事之职，随侍父亲到湖南上任。陈氏父子联手，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在湖南办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罗致了包括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在内的维新志士，一时湖南风气为之一变，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有人把这时的湖南比作日本幕府时期的萨摩和长门。这其中，陈三立起到重要作用，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并称“维新四公子”，名噪一时。

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陈宝箴因保荐“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和刘光第而被革职，“永不叙用”。陈三立也被加上“招引奸邪”的罪名，与父亲一起被清廷革职。父子在湖南的改革措施一一被废。至此，陈三立的所有政治抱负尽付流水。

陈三立与父亲被革职后，罢归江西南昌，并在南昌西山筑室而居。父子二人虽自放山水间，但仍然不能掩饰心中的难言之痛，“往往深灯孤影，父子相语，仰屋欷欺而已”。光绪二十六年(1900)，陈宝箴在西山家中被慈禧秘密赐死，怀着巨大家国隐痛的陈三立从此以诗歌自娱，开始了诗人生涯。辛亥革命后，避居上海、杭州等地，晚年在庐山，倡修《庐山志》，主持癸酉诗会。最后定居北平，虽然，他以遗老自居，常与遗老文人以诗文相会，却拒不参加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他对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投机政客，以及后来混战不休的各派军阀，均极为不满，拒不参加当时政界的任何活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阅读，见时局艰危，忧形于色。一夕，梦中惊呼：“杀日本人！”同年，国民党政府邀他参加“国难会议”，他不去。1933年，其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愤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1934年，三立离开庐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处遭八国联军破坏，连叹“国耻”11937年，卢沟桥事变，他表示：“我决不逃难！”同年，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罗致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侦探日伺其门，三立怒，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享年85岁。为纪念陈三立，1945年江西省政府1713次省务会议决定：将设在修水境内的赣西北临时中学改为省立散原中学，1948年迁葬杭州牌坊山。

陈三立诸子大多为近现代学界名流，陈衡恪以画艺画论而闻世，陈寅恪为史学大师。陈氏一门对当时乃至后世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学艺术都有较大影响，有三人进入《辞海》条目，而学术界将陈氏三代之学称为“义宁之学”。家乡修水县为纪念陈氏三代杰出人物，建有五杰广场，塑有头像。P1-4

台静农先生晚年谈论别人的史学著述时，看重的是史德和方法论的东西。他自己回忆历史的沿革，却注重细节。细节的真伪生动与否，乃治学的大事。顾炎武就注重细节，对不经意的小事能打量再三，且道出妙意。这大概也传染了台先生，他的写作就远离空言。从明清一直到民国，文人关顾旧岁的遗迹，大凡有出息者，是不放过细节的。以小见大，靠史料说话，那几代文人的心得是值得咀嚼再三的。

方继孝的《旧墨三记》出版之际，还让我絮叨几句，因为是老友，不敢违抗，于是想起台静农《辽东行》一文。这是一篇借着造像拓本而大发感慨的好文章。由藏品出发，参之唐代文献对读历史，将百姓之音和皇权之调加以对比，有悲悯的浩叹呼出，真是荡人心魄。台氏的妙处，是从拓片的文字窥见世道人心，乱世之忧和权贵之恶历历在目。如果不是经历了水火之苦，不会那么道出玄机。学问家的高明就是会唱出奇音，将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昭示出来。《旧墨三记》在许多地方像《辽东行》，靠的是文物说话，以细节诱人。这是本让人慢慢细读的书，有些资料给我的体会，超出了那些宏大的史学理论。作者从前人的智慧里，确是学到了什么。

收藏家的价值，就是提供了历史的边边角角，一些碎片，却连接着一个整体的世界。方氏藏品里多有鲜为人知的遗存。陈三立、叶恭绰、容庚、钱穆、章伯钧、孙楷第、李公朴等人的文献令人眼花缭乱。我翻阅那些文人的墨迹，有几个突出印象。一是觉出那代人的状态与今人迥异，在一个大一统的年代，是难以了解山河破碎时期的文化的起落的，非有磨砖的毅力，鲜能深入其中。二是感慨乱世的文化依然不减风采，人的心态未都因苦难而乱了方寸，新学识与旧情调里闪着人性的光泽，学识，眼光，境界，后人难能及之。^二是表达情感的方式婉转多致，墨迹之美是有汉文明的特异处的。在读字的同时，又有读史的快慰。无数闪烁的精神碎片组成了一个历史的图案。你不会在乎那些图案的残破，信息的隐显。在零乱的信札里，依稀流着思想者的歌。起落的笔触和章法里，听得见无数远去的灵魂的歌哭。悲欣交集之间，诗与哲的流音让人心动。我在当代读书人的笔下，已难以听到如此丰富的音律了。

不知道方继孝如何搜集到如此众多的墨宝。我们这些不懂收藏的人只能暗自羡慕。我所感慨的是，作者对这些遗物的珍视，像对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又没有文人的那些酸腐气，故作惊人的雅态是看不见的。全书的特点是单刀直入，切中要义，将问题原委如实写出。我在这里读出作者描述细节的耐心。一切抒情的笔致和卖弄的口吻统统没有存在的空间。前辈学者中，胡适是这样特点的人，下笔时很少滥情，平和地说，平和地写，无关紧要的东西都被淘汰了。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是老实人的做派。《胡适文存》有意味的东西，就是这些。那时他的一些熟人看不起他的枯涩，似乎缺少文采。其实历史的考据和资料的打捞，仅会一点抒情是不行的。材料乃论点的基石。方继孝就是一个基石的建设者。但要建设好它，也非那么容易。这就要有历史的眼光。胡适在《中国书的收集法》里说：“我们收集图书，必须有这种历史的眼光。个人的眼光有限，所有的意见，也许是错误的。人家看为无价值的，我以为有价值，这种事情很多。我们收书，不能不顾到。所以，(一)要认定我们个人的眼光和意见的有限的，有错误的；(二)要知道今看为平常易得的东西，明天就没有，后天也许成了古董。假如我们能存这个观念，拿历史的眼光来收书，就是要每天看后的报纸，也都觉得可贵的。”看方继孝的文章，深觉他对旧有的遗存的喜爱。情感的背后是有历史的视界在起作用的。对于年轻一代读者而言，方氏提供的空间，足以久久地饱览，在时问的演进里，我们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旧的遗存是会证明些的。

历史的真，有时不在理论的叙述里。一个文物，一件藏品，就可推翻先前的阔论。方继孝是历史遗物的打捞者。那些被遗忘的、散失的思想粒子，被一点点拾起来。他遇到过垃圾，也发现了金子。家有珍品，不私而密之，却供世人享用，对我而言，开了眼界。对众人来说，也是精神的宴席。我们只能抱拳谢谢了。

《旧墨三记》是我在2006年9月初，完成了《陈独秀先生遗稿》一书的编校工作以后，开始写的。这是我的“旧墨系列”的第三本书。无论在写法上，还是在书的开本、装帧方面，这一“记”都沿袭了前二“记”的“旧制”，入选的文化名人亦为68位，仍以出生年排序。

不过，本“记”和前二“记”略有不同处。那就是，书中所记更多的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如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而从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的学界名流陈三立；抗战时期，随校南迁，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仍著书不辍的名满宇内、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钱穆；1938年，以孱弱的病体，随其任教的武汉大学因抗战西迁至四川乐山，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仍不忘呼吁拯救“即将绝种灭影之书”的爱国学者吴其昌；1942年，浙赣战事发生，奋起组织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并率团开赴抗日前线，牺牲于沙场的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奠基人姚名达；五四运动中以学生领袖而崭露头角，开始踏入学术领域和政治舞台的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中，被划为右派，至今没有获得改正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文化大革命”中，率先遭到全国性有组织的公开批判，含冤而死的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吴晗、邓拓。我在写他们的时候，时时因他们的功绩或遭遇而受到强烈的震撼，有愤懑，更多的是感动。

如果说，这一“记”与前二“记”还有不同。我想读者已经注意到了：本“记”中出现了钢笔书札。他们的作者是陈中凡、钱穆(其中一通)、林汉达、姚名达、储安平、吴晗等几位先生。收藏名人手迹初始，我是非毛笔不收的。不仅非毛笔的不收，用毛笔在洋纸上书写的也是不收的。所谓钢笔和洋纸的书札不收，是从保存和修复的角度考虑的。以毛笔和绢或宣纸作为书写工具和材料的书札(包括书画、手稿等)，不但寿命很长，能长期保存；即使由于保管不善，受潮发霉，朽烂叠粘，虫蛀鼠咬，或者撕断、割裂，都可以重新修复装裱。而用钢笔做工具，洋纸做材料的书札则不具备这些优势。

关于“钢笔等硬笔书写的书札收不收？”谢其章先生在他的《搜书记》中，曾就此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方继孝先生的名人书札收集，属于私人性质的专题收藏，走的是田家英的路子。我问过他，碰到钢笔等硬笔书写的书札收不收？开始他是不收的，有自定的原则：非毛笔的不收。现在有点松动了，毕竟三、四十年代的著名文人学者纷纷“换笔”或“软硬兼施”，倘若你碰到一通茅盾用钢笔写的信价钱又不贵，不收，只能说明自己迂腐、笨蛋。

我既不迂腐，也不是笨蛋。在其章兄的《搜书记》出版的几年前，我就开始收藏钢笔等硬笔书札(包括手稿等)了。收藏的第一通钢笔书札，就是本“记”中的吴晗先生写给胡昭静的信。当时，那个书贾的摊位上有二通吴晗致胡昭静的信，一通一页的是毛笔，内容很简单，没有文献价值，我放弃了，而买了这通二页的钢笔书札。那一年，是1996年。

上述之外，尚需说明的是，本“记”在即将完稿时，我又接受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交给的《旧墨四记·文学家卷》和《旧墨五记·艺术家卷》的写作任务。因此，原本已选入本“记”的，并已经写好的胡适、刘半农、林语堂、郭沫若、茅盾、田汉、巴金、欧阳予倩、老舍、徐志摩、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钱钟书等诸先生的手迹和记述他们的文字，读者们只能在“四记”或“五记”中看到了。

时光荏苒，自《旧墨记》问世至今，已有三个年头了。此时，我感慨万分，感谢之意油然而生。

首先要感谢的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对我的信任和对“旧墨系列”的关爱。这里要特别感谢出版社的社长郭又陵先生，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恐怕就不会有“旧墨系列”的问世。王世襄先生在一篇叫《喜读<楚秦汉漆器艺术·湖北>》的文章中有一段话说：

我有切身经验，写成一本书，距离出版还很遥远。要想印成和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更是难上加难。目光短浅的出版社，怕担风险，即使把有价值的著作送上门，也不会同意出版，更不要说主动地去选题，主动地去组稿了。只有下决心为弘扬祖国文化作贡献的出版社，哪怕蚀本也要出版好书。

毋庸置疑，我和我的“旧墨系列”是幸运的。

还要特别感谢的是，三年来，为我的三本旧墨“记”作序的著名学者、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我知道他是很忙的，可每当我带着写完的书稿，请他作序的时候，他总是答应了我的请求，并很快写出涵盖全书主旨的“序”来，真的应该好好谢谢他。

前二“记”出版后，有的读者对于书中那些以行草落墨的诗文、信札的释文、标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和批评，本“记”释文肯定仍有难以识认或错讹之字，尚需识者给予指正。本“记”中引用、借鉴前辈与时贤的研究成果甚多，且大多未及加注表明，在此深表谢忱。

三年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王燕来先生是“旧墨系列”的主要策划者。如果没有他的建议、勉励、催促、匡正……很可能不会形成今天的“旧墨系列”，从这一点来说，燕来先生是功不可没的。

“三记”最后的校订工作，是我在病床上完成的。我在生病期间，我的同事和亲朋好友不时来医院探望，藉此表示衷心的感荷。

方继孝

2007年4月6日初稿于北京天坛医院

2007年5月8日修改于北京南城双序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