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脚步沉重而拖沓，而且，陷入了一个怪圈：从王朝初建的清明，到末期的腐朽，随后被不堪重压的农民起义推翻，而新的王朝又重复这样的轮回。我们的帝国，犹如意气风发的少年，在这样的轮回中逐日变为垂垂老者，巨大的身躯轰然倾倒于烟尘之中……

从历史看文明的积累，从文明看历史的价值。本书为“历史之镜”丛书之一，对清朝时期的重要人物以及事件作了介绍：功德无量的孝庄文皇后，清代的宫闱斗争，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清代的巨贪宰相和珅……

中华帝国的脚步沉重而拖沓，而且，陷入了一个怪圈：从王朝初建的清明，到末期的腐朽，随后被不堪重压的农民起义推翻，而新的王朝又重复这样的轮回。我们的帝国，犹如意气风发的少年，在这样的轮回中逐日变为垂垂老者，巨大的身躯轰然倾倒于烟尘之中。

在帝国的历史中，我们看到惊人的相似：制度的承袭、人物的脸谱化……每个中国人，在借此套丛书回望来时路之时，都将为我们的历史而欢呼、惊讶、愤怒，甚至于椎心泣血。

功德无量的文皇后——孝庄

　历事三朝文皇后

　劳苦功高　世人景仰

　孝庄文皇后下嫁之谜

清代的宫闱斗争——选储风波

　议政王大臣会议　确定王位继承人

　康熙废太子　储位之争纷起

　雍正帝开秘密立储之先河

　那拉氏执掌太子废立　垂帘听政

权力天平上的博弈——皇帝和权臣

　擅权震主遭清算

　狡兔死　走狗烹

　左右逢源真“本事”

舞弊和惩处——科场黑幕

　丁酉科场案

　江南辛卯科场案

　戊午科场案

明修长城清修庙——民族怀柔之策

　努尔哈赤开任用汉人之先河

　“满汉一体”为我所用

　尊孔崇儒　通过科举笼络汉族知识阶层

　满汉之间畛域分明

满汉不能婚　旗民不结亲——满族的婚姻习俗

　满汉不通婚

　旗民不结亲

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西方殖民者的东来

　开辟荆榛逐何夷

　复台壮举炳千秋

落日的辉煌——“康乾盛世”

　“盛世”辉煌

　“盛世”成因

　残阳夕照

清代的巨贪宰相——和珅

　攀龙附凤　谋得升迁

　纳贿私饱　贪得无厌

　结党纳权　排除异已

　巨贪当诛　启及后人

两次跪拜礼冲突的背后——两种文明的碰撞

 马戛尔尼访华 未敲开中国的大门

 阿美士德使团来华 无功而返

 两种文明的碰撞

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洋务新政

 内外交困 促进了洋务新政的萌发

 洋务新政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伟大航程

 洋务新政流弊丛生 不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

从垂帘到垂暮——“无冕女皇”那拉氏

 懿贵妃得宠 才能初显

 排除异己 大权独揽

 破解疑团迷雾的关键人物

 空前出卖国家利权 祸国殃民

 “无冕皇后”功过是非后人评

窃国奸雄——袁世凯

 投机钻营 平步青云

 戊戌告密 血染乌纱

 洹水垂钓 东山再起

 一箭双雕 登上总统宝座

 洪宪称帝 自取畋亡

孝庄文皇后下嫁的故事，民间流传甚广，而且不乏文字记载。由于对此说法不一，故难以下定论，成为一个未解之谜。

据称，孝庄文皇后嫁给多尔衮，当时人即有记载，明朝遗臣张煌言作《建夷宫词》，涉及此事：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掖庭又说册于氏，妙选孀闺足母仪。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此诗作于清顺治七年，诗中的“太后”和“孀闺足母仪”，显然指的是福临之母孝庄文皇后，“合卺”和“太后婚”指当时多尔衮与孝庄文皇后的正式结合，因此才有“错将虾子作龙儿”丑诋福临为他们先生之子之句。在民间，这个说法流传甚广。

持肯定说的依据是清朝灭亡后，民国教育部清理礼部档案，发现存档的历科殿试策文中有“皇父摄政王”字样，与“皇上”同格抬写；后来清理大库红本(皇帝御批之件)档案，发现顺治四年之后内外奏疏亦多称“皇父”，与蒋良骐《东华录》顺治五年诏封皇叔父为皇父摄政王、顺治八年追论多尔衮罪状诏中“自称皇父摄政王”相照应，当是多尔衮称皇父及太后下嫁的有力证据。孝庄文皇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以婚姻手段巩固幼子帝位交欢多尔衮，可说是顺理成章。多尔衮之称“皇父”，同孝庄文皇后下嫁多尔衮，两者之间有着内在必然联系。

以清初满族旧俗来看，当时满族婚俗确与汉族有很大不同。如孝端与孝庄姑侄同时嫁给皇太极，这在汉族看来已属悖伦。而实际上，当时汉人认为悖伦的婚姻，在满族中却毫不奇怪，比比皆是。努尔哈赤曾娶乌拉部布占泰侄女，而布占泰又娶努尔哈赤第四女。阿敏以亲女嫁给蒙古贵族塞特尔，自己又娶塞特尔之女，二人互为翁婿，多尔衮与豪格是叔侄，却同娶蒙古桑阿尔寨之女，为姐妹二人。豪格死后，多尔衮又纳其妻为王妃，恬不为怪。顺治帝的第一位皇后与后来的孝惠皇后，也是姑侄。当时满族观念中，母族、妻族的辈分，是根本没有的。此外，子妻庶母，兄娶弟媳，嫂嫁小叔这类婚姻在当时也很平常。正因为平常，多尔衮纳侄媳时才令大肆操办。以这种情况来说，孝庄太后以嫂嫁叔完全是可能的。何况，孝庄母子受多尔衮之拥戴而至极尊之位，入关后多尔衮又掌握一切大权。

史籍也记载多尔衮摄政期间“亲到皇宫内院”。福临在亲政后对礼部表彰其乳母李氏“当朕诞毓之年，人宫抚哺，尽心奉侍”时，提到“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太后萦怀弥切”。可见，太后与福临分宫而居仅是在睿王摄政时，当然是太后下嫁了多尔衮，因此才“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上，从日常生活起居上印证了太后下嫁多尔衮的事。

多尔衮性耽淫乐，当不亚于多铎，只是在太宗健在时十分谨慎。顺治七年(1650)正月，他在害死豪格后正式娶纳了豪格之妻博尔济吉锦氏；顺治七年(1650)五月，多尔衮在连山亲迎朝鲜国王族女为福晋。这两件事，多尔衮应当都是背着孝庄文皇后干的，不然其死后就不必作为罪状提出来进行声讨。由于多尔衮军务、政务繁多，加之纵欲过度，使素有风疾的身体迅速垮下去，于顺治七年十二月戊子突然死在喀喇城。清政权在其死后宣布“中外丧仪，合依帝礼”，追尊为“成宗义皇帝”，说明多尔衮在生前虽然没有皇帝的名号却有皇帝的实权，死后得名正言顺地成为皇帝。  有的研究者就从孝庄没有与皇太极合葬出发，推论孝庄是无颜于黄泉下见到皇太极，得出了“下嫁多尔衮”的结论。

由于以上的种种理由，许多人认为太后下嫁一事大致可作定论。

然而，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却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太后下嫁一事根本不存在，并依据大量资料对上述所谓证据予以驳斥。他认为张煌言是清廷的政敌，对清廷怀有成见，诗中不乏发泄私愤的成分，其诗不能作为史实根据。如真有其事，当时私人著述里应该有所反映，清末民初有大量的前清私家著述印行问世，除了张煌言的诗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印证“太后”下嫁摄政王的史料，因而下嫁云云，是“敌国”(指南明政权)之传闻而已；关于多尔衮称“皇父”一事，乃是上古尊称“尚父”、“仲父”遗意，是上古一种尊称，并不是所谓下嫁的证据；帝后分葬在清代不乏其例。孝庄死后不与皇太极合葬，是由于皇太极墓葬中早有孝端文皇后合葬，故不再合葬，此事不足为下嫁之凭证。孟森认为：所谓“太后下嫁”之事传述不已，是由于多尔衮当年曾续娶豪格之妻，而豪格以辈分算为多尔衮之侄，且婚礼距豪格之死不足一月，明代遗民认为是“乱伦”行为，而豪格妻姓博尔济吉锦氏，与太后姓近，于是附会为太后下嫁。

孟森先生论述，可谓周详。另有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先生，专文论证多尔衮称“皇父”的缘由：清初“皇父”、“叔父”、“叔”、“兄”等称呼，不是一般亲属称谓，而是亲贵们的一种爵秩。建国初期，一些皇族宗亲，爵位已达顶峰，不能再加，就将亲属称谓加于爵位之前；皇太极时，代善称兄义王，顺治时多铎封叔王，位高于亲王。“皇父”也是如此，多尔衮摄政已久，爵位已到顶，属下阿谀奉承，以“摄政”尊于国，“皇父”尊于家，因而才有这种称呼。其二，当时君威隆肃，而多尔衮用臣仪似嫌亏’略，于是以皇帝所尊者称之。其三，多尔衮虽然拥戴顺治，自为摄政王，但心中却未消除自为皇帝之心，将福临视为自己扶植的“皇储”，于是左右揣其意，加以“皇父”之称。其四，以清初满文题本来看，满族本来即有称尊者为父的旧例。满文中“皇叔父摄政王”原文，直译实为“汗的叔父父王”，早已用“阿玛”，即父亲的称呼了。所以，可以断定，其间绝无不可告人的障讳原因，后来的记载中之所以删除这一记载，是由于汉化日深，渐渐觉得事属非礼之故。

又有学者附议孟森，考证了《建夷宫词》不准确。张煌言曾有一首诗，说清初某帝娶了一个怀有遗腹子的孀妇，显系凭空捏造。而《建夷宫词》这一首，写于顺治七年，“慈宁宫里烂盈门”一句，是说太后下嫁时，慈宁宫内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而事实上，顺治十年修葺慈宁宫以后，孝庄才迁入，而多尔衮已于顺治七年十二月病死。可见，太后下嫁之说不可信。据“实录”载，多尔衮纳其侄媳——豪格遗孀为妃正是在顺治七年正月，当时曾大肆铺张操办，《建夷宫词》即以此为由，虚构了太后下嫁之说。

以孟森先生为代表的这种意见，可谓言之凿凿，孟氏的考证得到了许多学者赞同，数十年来，不断有附议，使之日渐完整。然而，也有很多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孟氏考证也有不确或未尽之处。对这个著名的历史遗案不能释疑。

其实，孝庄文皇后是否下嫁，已不再具有更多的历史价值，只能作为一个需要考证的史实而已。适当的存疑，更能引发后人对这段历史的继续求解。

P12-15

陕西人民出版社重视历史读物，有意为普及历史知识、提高读者的人文素养多做些事情。

不久前，编辑部邀请了几位年轻学人，经过讨论，决定编写一部比较通俗的丛书，名《历史之镜》。韦禾毅同志邀我写序，我没有参加他们的讨论，亦未见全稿，只是读了其中的部分稿件，在这种情况下写序是有些困难的；但或多或少有一些印象，也曾想过一些相关问题，就写一点儿感想以供参考吧。

书名《历史之镜》已经点出了丛书的主题。据《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记载，贞观十七年(643)魏徵病故，唐太宗恸哭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已过。今魏徵殂世，遂亡一镜矣。”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典故。以史为镜，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可以使人变得聪明睿智，这是显示史学重要功能的生动比喻。其实，远在西周时期，周公早就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的名言。古代的镜子又称为“监”，周公要求当政者以“民”为镜，时常对照检查，反省为政的得失，颇有深意。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初衷是想通过编写《历史之镜》，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使人们获得历史中兴亡得失的经验教训，以及立己行事必须遵守的若干准则，这对于人们了解现实、展望未来，促进社会发展和提高个人素养都是大有裨益的。

为更好地做到这些，我以为，在关于稿件内容的讨论，以及编辑加工过程中，有两点最好能加以注意。一是要着眼于全局，选出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人物和主要典章制度来写。二是要注意揭示中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在内容的选择和阐述上，不宜只是局限于政治与军事方面，过分渲染帝王和皇族生活，或是流于对名胜古迹作过多的引申，也不能迁就世俗所谓“戏说”和猎奇的心理。对于影响历史全局的经济史、制度史、文化史、民族关系吏、科技史和环境史等大事，似应有所体现，这样更便于人们从多方面去审视历史演变和文明创造的成果。

扼要一点说，要做到：从历史看文明的积累，从文明看历史的价值，这才是历史之镜的焦点，以此将历史的不同侧面联系成一个整体，向读者展示，中国史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创造的文明史，这也许就是丛书的主题吧。

据出版社介绍，该丛书的阅读对象主要是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也就是说它是为具备一定的历史基础知识和文化素养的读者群服务的。这说明丛书既不能过分专业化，又不能失去一定的深度，要写得深入浅出。从我已读过的部分稿件看，觉得做得比较协调，相信丛书可以达到预期目标。我想，决定作品成功的因素虽然很多，但主要看内容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创新性，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写史要求“真”，“真”是历史自身所有，而不是史家硬加上去的；求真不仅仅是描述历史现象，使之不走样，而且要力求触到历史的内在脉搏。要达到科学与创新的统一，不仅取决于准确地阅读和叙述历史，还要使写出来的作品具有较深的思想性和启发性，而不至于停留于故事情节，也不至于满足于描述一些静态的知识或者历史影像而已。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下工夫。唐代史家刘知畿说，史家要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又提出一条，即史德。梁启超概括为“史家的四长”。这些优良史学传统，我们应当继承，并加以发扬。

同时，还应向我国古代史学名著学习。《史记》被人们称为史家绝唱，千百年来人们读之不厌，总觉得有耐人寻味之处，原因在哪里?因为这部伟大的史书有很强的思想性，集中体现于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哲学表述之中。我们读史书往往有这样的体会：历史是过去的事，历史事件转瞬即逝，但是深藏在历史过程中的“道理”(即思想性内涵)却是永久的，应力求如实地发掘出来。

在编写历史读物时，要有思想性，这个要求有点高，但不能没有。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努力，只是描述历史现象，叙一叙历史故事，那就很难起到“镜”的作用。所以，简言之，“历史之镜”应该成为“思想之镜”，就是说它要借助历史，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加强人们的历史感和历史想像力，扩大人们的历史视野，提高人们的历史思维能力和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水平。如果作者们能自觉地注意这个问题，将思想性渗透进所写的内容中，就必然能真正地感染读者。《历史之镜》的编著者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有理由期望，他们会给读者一个满意的答案。

总之，我希望丛书的编著者们，既能继承我国历史编纂和史学优良传统，又能放眼世界，关注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使《历史之镜》在社会上能够真正起到“镜子”的作用。

最后，我衷心希望，《历史之镜》出版后能够获得广大读者的好评。

200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