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祖国的神圣领土；藏族，中华民族的一员，汉族的血亲。藏族和汉族都是由上古时的四方部族经过血缘的交融、文化的整合，最终锻造而成。而这两个民族又拥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即氐羌，所以我们说汉藏是血亲。唐代以来，两大民族开始了密切交往。13世纪，西藏被正式纳入了由中华民族的另一成员蒙古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元朝的版图。此后，不管是汉族建立的明朝，还是满族建立的清朝，西藏始终在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下，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英印的侵略以及清王朝的腐朽政治，西藏与内地出现不正常的关系。本书以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清末民国时期西藏与四川之间的关系演变。其内容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川总督鹿传霖提议将瞻对重新划归四川为缘起，详细论述了巴塘事件、赵尔丰的川边改革、清末入藏川军始末、民元四川军政府的“援藏“、1917年和1930年的两次川藏战争、1942年国民政府未实现的”征藏“计划等。本书史料丰富翔实，文笔流畅，对历史问题的评价中肯，是一本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著作。

第一章 走向大一统进程中的川藏关系

第一节 上古至唐宋的川藏关系

第二节 西藏纳入中央王朝版图后的川藏关系

第三节 古代川藏关系分析

第二章 清末川藏关系

第一节 清王朝治藏政策的变迁

第二节 瞻对问题一清朝西藏政策的晴雨表

第三节 巴塘事变与凤全之死

第四节 川边改革风云和西康省的筹建

第五节 川边向西越界经营

第六节 西藏的改革：从张荫棠到联豫

第七节 川军乱藏

第三章 北洋政府时期西藏地方东扩的努力

第一节 民国元年四川军政府的“援藏”和英国的干涉

第二节 西姆拉会议在川藏划界上的争执

第三节 民初川省的内争与藏军的第一次东扩

第四章 国民政府时期的川藏关系——从激战到缓和

第一节 从大白纠纷到康藏冲突

第二节 四川、西藏形势的各自变化——川藏走向缓和

第三节 刘文辉对蒋介石“征藏”要求的应对

参考书目

第一章 走向大一统进程中的川藏关系

第一节 上古至唐宋的川藏关系

西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文化特色极其鲜明的一元，就如同她那高远壮丽的皑皑雪山、万里羌塘与内地风景殊异一样，西藏以藏传佛教为主体的文化，在中华大家庭里也有着独特的外貌与个性。然而暂且不论文化的微观比较，我们先鸟瞰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宏大叙事，我们就会发现藏与汉同步经历了童年、辉煌、沉沦，直至在20世纪中叶携手走进一个全新而自强的时代。这一切或许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汉藏这一对姐妹，在共同历经的千年风雨中，他们的命运早已结合在一起而难以分离。

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现，现在已基本可以认定，距今约1万一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西藏就已经有人群活动，他们是西藏最早的土著居民。而根据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昌都卡若遗址的发掘，新石器时代的西藏文化在继承旧石器时代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已受到黄河上游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的强烈影响。其出土的石器、陶器以及人工栽培的粮食作物粟，都有明显的黄河上游文化的特点，由此证明，现代藏族的来源之一——氐羌集团这时已部分进入西藏，并与当地土著人群发生交流。从战国到东汉这一段时期，我们已经可以从文献史料中发现羌人向青藏流移的记载。《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云：“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騵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赐支河曲，即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一带。东汉时期，西北羌人和东汉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在其被挫败以后，一支不满千人的羌人部落在首领迷唐的率领下，“远腧赐支河首，依发羌居”。《后汉书，西羌传》总结道：“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基于这一段历史，《新唐书，吐蕃传》提出“吐蕃本西羌属”的民族源流追溯，今天我们可以肯定这种说法是不精确的——羌人进入的青藏不可能是无人区，从旧石器时代开始，这里就有土著居民生活。但是，羌人的确是以后形成的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决定了藏民族与汉民族先天的某种亲缘关系。

6世纪前后，位于藏南雅隆河谷的雅隆悉补野部落迅速崛起和强大，西藏高原出现了统一的曙光。600年，雅隆赞普郎日松赞率兵攻灭藏北的苏毗政权；641年，其子松赞干布攻灭西藏西部的象雄政权。至此，西藏高原在松赞干布手中得到统一。松赞干布定都逻些，强大的吐蕃王朝以高屋建瓴之势雄踞亚洲之巅，与东面的唐朝共同书写了中国历史上鼎盛的一页。

吐蕃王朝初建之时，其领域没有超出今天西藏的范围，在其后的约200年中，吐蕃向其四方展开扩张。648年，唐朝遣王玄策使五天竺，使团遭到中天竺的攻劫，玄策走至吐蕃，发吐蕃精锐一千二百人，并泥婆罗国七千佘骑，进至中天竺国城，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据《贤者喜宴》记载，赤松德赞在位期间，吐蕃再次进攻天竺，吐蕃军队涉过恒河，宣称恒河以内为吐蕃地界，并于恒河岸边立石碑、铁柱各一。在北面，吐蕃长期力图夺取唐朝控制下的西域。安史之乱后，吐蕃夺取河西走廊，隔断唐朝本部与其驻安西、北庭军政机构的交通。8世纪末，吐蕃夺取西域。

然而，作为长期生活在极高海拔的藏民族来说，其文明的扩张受到地理气候条件的制约，印度湿热的气候使吐蕃的力量无法适应和停留，急风骤雨地南下，旋即又退回高原。在北面的安西，吐蕃势力也最终因回鹘的排挤而退出。真正对藏民族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是吐蕃政权的向东扩张。

在当时吐蕃王朝的东面，即今川西高原和青海北部，分布着大量羌人部族。在青海北部，有羌人国家吐谷浑；在川西，根据《隋书》记载，蜀郡西北二千余里有附国，考其地望大致在今金沙江两岸的川西藏东一带。除附国外，《隋书》还列举了与附国相交错的20个羌人部族名。这些羌人部族“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大业中，来朝贡。缘西南边置诸道总管，以遥管之。唐朝建立后，党项、白兰等羌部纷纷内附，唐朝在这些羌部中设立了大量羁縻州，以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为都督府。

634年(贞观八年)松赞干布求婚于唐而遭拒绝。松赞干布乃进攻唐之属国吐谷浑，又攻破党项、白兰诸羌，进扰松州。唐高宗显庆以后，吐蕃“岁人边，尽破有诸羌羁縻十二州”。663年(龙朔三年)，吐蕃取吐谷浑地。这样，吐蕃全面夺取了唐蕃之间的中间地带。川西高原和青海北部在地理学意义上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吐蕃文明在这里表现出完全的适应性。9世纪以后，吐蕃王朝分崩离析，但川西高原和青海北部并没有因此脱离西藏文化圈，相反，该地区羌人与吐蕃人文化上趋同，共同形成了今天意义上的藏族。西藏文明的东向扩张消弭了其与中原汉族文明的中间地带和空间距离，汉藏两大民族开始了直接的毗邻和交流，西藏与四川开始面对面地相交。

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先后迎娶唐朝的文成公主和尼泊尔的尺尊公主。两位公主都信佛，佛教随之第一次传人吐蕃。此期间，拉萨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翻译了部分佛经。后来尺带珠丹赞普第二次与唐联姻，金城公主人藏；加之吐蕃占领河西，当地的一批汉族僧人被送到拉萨，汉传佛教在藏影响有所扩大。8世纪中叶，汉传佛教势力与在藏印度僧人发生对立，印度僧人一度被排挤。752年，印度密教大师莲华生受赤松德赞赞普的邀请来到吐蕃。在赤松德赞的主持下，莲华生作为印度佛教的代表与汉传佛教的代表大乘和尚进行了长达7年的佛法大辩论。双方在理论上的分歧主要是成佛的途径是渐是顿，以后的西藏佛教史籍称印僧一派为“渐门巴”，汉僧一派为“顿门巴”。辩论结果，大乘和尚失败并被迫离开吐蕃，赤松德赞下令禁止引入汉地佛教经典，汉传佛教从此在藏影响趋于式微。其实，佛法理论之争是次要的，赤松德赞的直接介入才是这场辩论胜负的主要原因。考虑到当时唐蕃军事对抗的背景，吐蕃上层当然需要一种遥远的，对吐蕃没有现实影响的意识形态，而非来自唐朝的，这才是辩论胜负的关键所在。据藏传史籍说，大乘和尚返回内地之前多次企图谋害莲华生，至今藏传佛教寺庙中还有一种降伏顿门巴的仪式，其中的大乘和尚一副狰狞面目，失败者被妖魇化。

然而佛教在吐蕃始终受到西藏传统宗教——本教的极力顽强抵抗。本教是西藏本土最古老的宗教，具有萨满教的信奉万物有灵的一般特征，本教巫师在吐蕃国家政权中有很高地位。841年，支持本教的贵族发动政变，杀死崇佛的赞普热巴巾，随之开始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此后100年间，佛教在吐蕃几近绝迹。藏传佛教的前弘期结束。lO世纪下半叶，卫地从青海，阿里地区从尼泊尔和克什米尔重新引回佛法，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开始。西藏高原自9世纪吐蕃王朝覆亡，政治上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后弘期的各地宗教势力同各地世俗领主相互需要，合作依存，这种地方性的结合使得藏传佛教演化出许多教派。

同藏族的缘起相似，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也和氐羌系统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华夏始祖黄帝一族最早生活在祖国西北的陕北陇东一带，过着“迁徙往来无常处”的生活；炎帝一族最早生活在西北的渭水流域，他们应为氐羌的一支。黄帝族的一支后南下进入四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日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即岷江。明以前，以岷江为长江正源)；其二日昌意，降居若水(今雅砻江)。昌意娶蜀山氏女。”上古时代的“四川人”为氐羌已为考古所证实，据1964年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理县和汶川县的考古发现，出土的彩陶、纹饰、石斧、石凿与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相似，证明川西北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和黄河中上游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

进入商代，生活在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这部分氐羌被商人称为“蜀”。蜀作为周的同盟参加了讨伐商纣的战争，证明其已具备一定实力，并与中原各部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大约在西周至春秋中期，蜀王杜宇建都郫邑(今郫县)，“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蜀成为与中夏诸国并立的一员。到了战国前期，开明氏统治下的蜀国迁都成都。此时，中国开始露出统一的曙光，蜀国北面的秦国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后，国力蒸蒸日上，有扫清六合，一统诸夏之势。蜀邻秦而国弱，秦人认为“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兵足以富民缮兵”，选择蜀作为秦统一大业的第一步。公元前316年，秦军灭蜀，并趁势东向灭巴。四川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从地理上来看，四川是个多山的省份，平原仅占全省面积(包括今重庆直辖市)的2.54％，丘陵占18.64％，其余全部为山地和高原”。然而以成都平原为主体的仅21.18％的平原和丘陵地区是中国古代最为膏腴的地区之一。早在西周时期，成都平原就有了广泛的农业，《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开明氏统治时期，蜀人对成都平原最重要的河流——岷江进行了初步的整治。然而，真正对四川历史有着深远历史影响的水利工程是在秦国时期完成的。战国晚期，秦蜀郡郡守李冰主持修建了大型的综合水利工程都江堰，变岷江泛滥之害为灌溉之利，“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此后历代对都江堰多有修葺。由于从很早就拥有了优越的水利条件，四川形成了发达的农业。农业的繁荣又促进了其冶铁、盐井、织锦等手工业的发展，汉朝人总结道：“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而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银铜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富饶进一步使四川生齿繁盛，整个封建时代，虽然其曾经历数次生灵涂炭的严重战祸，到清末，仍然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P1-5

西藏，祖国的神圣领土；藏族，中华民族的一员，汉族的血亲。如同中华民族的多元汇聚，藏族和汉族的形成也是多源的，这两个民族都是由上古时的四方部族经过血缘的交融、文化的整合，最终锻造而成。而这两个民族又拥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即氐羌，所以我们说汉藏是血亲。唐代以来，两大民族开始了密切交往。13世纪，西藏被正式纳入了由中华民族的另一成员蒙古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元朝的版图。此后，不管是汉族建立的明朝，还是满族建立的清朝，西藏始终在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下，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

近代以来，英印政府为保障印度地缘上的战略安全，为拓展商业市场，两次武装侵略西藏，并在军事打压之后转用政治拉拢，挑唆西藏地方政府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加之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西藏问题上屡有失当措置，致使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政府之间出现隔阂，藏情日趋复杂。民国以后，英印加紧了对我国西藏的分割，但历届中国政府均严正坚持西藏为中国之一部分，中国对藏拥有主权的原则底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与英国为同一条反法西斯战壕中的盟国，英国在西藏问题上虽仍不时作祟，但毕竟在原则问题上有所忌惮，可惜此时中国遭受大规模外敌入侵，国难当头，地方上又有军阀割据，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西藏问题。

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以反帝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西藏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遗留问题，在西藏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表现了一定要维护祖国统一的鲜明立场，西藏得以和平解放。

随着英国从印度的撤退，以及整个国内外形势的巨变，西藏问题的根结也随之发生转变，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分裂祖国的藏独势力在西方仍有一定市场。西方各国政府以国际法为依据来决定自己的基本立场和政策，一般客观地承认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而在西方的民众中，出于对西藏，这个遥远的世界角落的无知，对历史上的西藏的认识停留在“香格里拉”式的文学幻想之中，这为藏独在海外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西方政要的倾向，反分裂的任务对于中国人民还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民族问题、政治问题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应是对是否符合人民长远利益的作考量，而不是基于什么抽象而片面的政治学说，更不是基于对历史的刻意歪曲。西藏凝结在祖国大家庭中，这是千百年中的历史形成的，今天藏族人民的命运和利益更是早已和中国其他55个兄弟民族紧密结合在一起，人为的分割只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在前南斯拉夫的仇杀中，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对峙的战壕中，在车臣纷飞的战火中，殷鉴并不遥远。

人类经过5000年文明史，走到今日之2l世纪，文明和理念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欧洲联盟的诞生是其标志之一。英法曾有百年战争，德国曾经要在整个欧洲插上纳粹的旗帜，但这丝毫不影响一个捐弃一切前嫌，基于理性和根本利益而结合的新的共同体诞生。历史上从来都是分疆裂土的欧洲尚在力图走向统一，我们大一统中华民族更没有理由在2l世纪的今天去开历史的倒车。

清末到民国的历史，一方面是全国各族人民为拯救危亡而共同携手，奔走呼号，流血牺牲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中国各族人民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结。另一方面，这段历史是中华民族遭受外来侵略最深重的历史，国内民族关系同时也出现了逆流。这段历史中的川藏关系也不免有逆流涌动，但这仍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历史，我想其意义有如下所在：

1. 探清兄弟阋墙的根本原因。唐、宋、元、明历代汉藏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因缘关系不断加深。到了清代，清朝数次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出兵西藏戡乱、驱逐外敌，赢得了西藏政教集团的尊重和拥护，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良好无猜；而西藏问题的复杂化源于英印的入侵，这应是中央、西藏关系的转折点所在。只有认清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国内民族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才能正确看待历史上的国内民族关系，才能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2. 除了帝国主义入侵的根本原因外，腐朽的清王朝以及川藏各自地方当局的错误行为也有一定责任，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对我们今天有着参考和警醒作用。

3. 正因为在那段非常的历史时期中民族关系出现了逆流，导致川藏间数次兵戎相见，才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总结那段历史，才能使我们深刻理解民族统一和团结是各族人民和平幸福生活的必要前提；民族分裂与各族人民利益必然相悖。

所幸的是，那段苦难的历史已成为过去，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勿忘历史，更须着眼明天，如何使中华民族有一个更加民主、文明、繁荣、和谐的明天，我想是需要今天我们56个民族共同面对、携手实践的伟大课题。